反調“大事因緣”與中國　　

         （文化——什么是我們的旗幟之十一）    么 貴 彩　　

《烏有之鄉》網站——“中華文化”欄目——2010年6月24日有篇網文說：四年前，何炳棣先生撰寫了三萬多字的《國史的“大事因緣”解密——從重建秦墨史入手》一文。2010年5月13日，何先生在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黃長風講座上，為300余清華師生講解了這篇論文。此次講座，由楊振寧先生主持，林家翹、李學勤和陳來教授分別提出了相關問題。拜讀此貼后筆者有所感，大致如下。　　

如果把中國古典比做一處遼闊無邊的游覽勝地，我們的許多所謂“國學家”、“儒學家”則多是在搞一些圖示或“導游”、有的則像在搞山水畫。我則否。我苦心孤詣、特立獨行，總想到里面去尋覓和發現些“寶”。我無意那里面的錯誤、負面、是否符合什么“主義”，而總渴望能找些好的東西，尤其那些在今天的城鄉與未來的城鄉仍發著光和還會繼續發光的東西。有時候很像劉夢飛搞“自己版本”的《說文解字》，努力從中“發掘”出起碼同樣是合乎邏輯的新意。既然人類有“共性”、各民族都有其普世性的特長，我們這個民族當然也不會例外，也必其人性的特長。現時代炎黃子孫的責任與任務之一，應該是把這些東西發掘與總結出來，并努力發揚光大到全人類中去。唯我獨尊的狹隘民族主義與背祖忘宗兩種極端的態度都是不正確的。中國的不少全盤西化派或全盤馬化派，總到我們的文化典籍里面去找錯處、找毛病進行批判，甚至不惜對原意進行栽贓與歪曲，誰這樣做得越多越狠就越革命、越正確、越英明、越有學問，這該是我同這樣的人最不同的地方。對自己的祖宗與文化，我也不認為這就是進步與科學。　　

我的中華民族“大事因緣”選點，既不同于陳寅恪先生，也不同于何炳棣先生。因為，在我看來，前者之所謂兩宋程、朱“新儒學”的產生，無非是漢武帝以來董仲舒偽儒政治學的進一步“學術”化；后者之墨者不惜“粉身碎骨”以助秦由弱成強，也只是導至了中國政治史的一個新的曲折——分封制的專制主義為“新水平”的郡縣制專制主義所代替。這些“因緣”點之對于中華文化和中國社會史來說，無疑也都帶有某種進步，也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但卻都不構成中華文化和中國社會，由政治的野蠻可能回歸或轉入政治文明大門的“岔路口”或“關節點”，當然也未能使我們的國家與民族走上“大道之行也”政治文明正確方向。無視或背離著中國政治史的正確發展走向，而去找中國歷史的大事因緣，其結果幾乎是可以預料的。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和中國歷史的這樣的“大事因緣”關節點有兩個：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戊戌變法至今；前者是一次夭折了的“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之古代民主文化復興，后者是民主與科學的革命還在進行中、正難預期。這是智慧而英雄的中國人民為端正中國歷史前進方向之兩次最大規模契機。前者以諸侯混戰、周室衰頹為背景；后者則得益于西學與馬克思主義之東漸刺激。這是中華文化中的人文化內容對中華文化中的狼文化內容所進行的兩次最大規模戰斗，兩次戰斗與中國人文化之對于狼文化兩次反攻的結果，將標志著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在整體上和主流上仍處于人類的政治野蠻還是將進入人類的政治文明。中國有文字記載史的大事件與大事變，莫此為大；秦的統一、唐的繁榮、歷代農民革命與國共兩黨之爭等，都無法與之相比擬。春秋戰國時期東周王室的衰頹與諸侯國之間的長期混戰，給當時的未有或未能陷身于爭權奪利惡斗中的許多知識分子們，提供了一個相當“自由”的空間：使他們“不媚權”也能夠正常生活、不媚權的主張也能有所表達，這在中國至今的專制史上真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離開這個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何時有過這樣的機會？于是，“諸子、百家”們，便熱情地去探討、整理、概括、繼承和發展當時中國的文化積淀，各自敞開心扉表達自己的見解，這就出現了道、儒、墨、法等“諸子百家”與百家之間的大“爭鳴”，就像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那樣。其實，所謂“諸子百家”，實際上就是一家，即中華先秦文化。只不過是各自的側重點、“選題”不同——就像今天大學里的不同專業。他們的互相攻訐性“爭鳴”，有些屬于“瞎子摸象”，只是為了強調本“專業”及自己觀點的重要性與正確性，并不構成今天中國政界意識形態之爭這樣的、“階級斗爭”式你死我活。老子講“天道”為之術、孔墨講“人道”為之治、名家講“循名責實”以刺專制之偽、荀子則亦儒亦法兼而有成等等，彼此間并不構成兇殘的暴力威脅。他們多非專制政治中的既得利益者，多圍繞著堯舜前炎黃“天下為公”文化的傳承與發揚而戰。他們或以當時的語言強調現代語言的“民主”類政治倫理，或大膽夠獨立思考、張揚個性；他們多反對官主民奴的專制狼文化，而只是角度、方式與目標不盡相同。在筆者看來，這既是事實也是必然。在前后各兩千余年的專制禁錮縫隙中，能有這樣一個盡管是“好景不長”的閃光時段，也真算得上是中國文化上的一段“難能可貴”！古今中外，什么時候專制政權之鎮壓與“穩定”政策的狼文化失控，不是人類文化中的人文化大活躍、大繁榮的寶貴時刻呀？人與人之間的忘我奮斗與生死相救精神，多出現在人民革命和獲得了自由的人民中——像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等……　　

孔子以“憲章文武”為假托、“述而不作”為立足，繼承、概括和描繪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社會學原理，同老子的“小國寡民”、墨子的“舉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荀子的群而有份民主政治主張等，均同宗同祖；同馬克思的“原始共產”說、摩爾根的“原始民主”說、古希臘的“民主”、古羅馬的共和等，都遙相印證。這一切都無可辯駁的說明，人類數百萬年的原始社會是一個專制與民主間而有之的社會！而且大有可能，是民主政治多屬主流并占上風！這些東西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傳說與此先文字資料中，應大量存在，否則，孔子之“述而不作”“述”什么呢？可惜的是，“諸子百家”們所面對的仍是“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私）……大人世及以為禮”的“此六君子”式陰魂未散之小康戰亂。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拼命的抗爭，倡揚古來的人文化政治訴求，竟還未來得及找到一條“選賢與能”、“立天子”、“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的民主力量、體制與程序的“新路”，便被自秦始的新專制主義抹殺入更深的污水坑。尤其是秦始皇的一“焚”、一“坑”，竟連人帶文字資料均被葬送。在兩漢時期的秦始皇式專制主義統治下，“體制內”知識分子們真真假假的古、今經文挽救，究竟能留下多少只麟片爪？夫誰能知！但無論如何，那時候“選賢與能”的民主觀念、“交相利”的經濟原則、“仁義道德”的人文精神已經深入民心，勿管什么樣專制主義的全面專政也已根滅不了這真理的“幽魂”。如毛主席所說，這一“民主性精華”在歷次的農民起義與人民革命中都有其強烈的反應。春秋戰國時期的這一百家蜂起及其爭鳴，仍不失為中華文化的一次、在文字較成熟基礎上的大總結、大探討、大辯論、大紛爭、大活躍、大復興，而比歐洲這樣的“文藝復興”早了近二千年。常言道：“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我們文化復興的夭折，正是由于當時思想、理論與文化的先進性。秦的郡縣制中央集權式統一，既是專制制度自身的一種進步——這種進步使中國的“封建專制主義”同歐洲的封建等級制相比不知“完善”和“高明”了多少倍；又是對民主政治的一種更強力背離——結束了春秋戰國的諸侯割據混戰，也結束了中華民族的人文化復興與振興努力。毛主席有句詩說：“百代都行秦政法”，自此，中國民主人士、民主思想、民主文墨，便都被抹殺在萌芽中——再不準露頭與留下任何痕跡了。對秦的“焚坑”實情難知，我們從清代的文字獄與書籍毀禁中可窺一斑，中國專制主義對中國人民的人文化思想的控制，竟是怎樣的“無微不至”而又兇殘呀！豈但僅僅“令人發指”而已？世界上的什么時候、什么地方能與之相比呀？但請之文字獄相比于秦之焚書坑儒有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焚書坑儒才真正是中國文字記載史上中華文化的一場最大自毀性悲劇，它標志著春秋戰國文化是百家爭鳴局面的徹底結束，標志著中國文明政治學的被攔腰斬斷，使中國人文化此次陷進了世界上最漫長的君主專制統治時期。　　

秦的大規模焚書坑儒是一個很好的反證：那就是它無論“焚”這“坑”那但卻決不會“焚坑”擁護與歌頌君主專制統治的人員與書籍，則先秦儒墨顯學亦決非專制主義、也決非專制主義之工具！否則，他們就不是一概“焚坑”之而應該是區別捧用之了。　　

凡專制政權之對人對事，永遠只有一個標準：唯“才”是舉、以用為本。秦時儒學、儒生之被“焚坑”，只能說明當時的儒生非專制之才、儒學亦不能為專制政治所用。直到漢武帝時候的董仲舒，才把儒家的“選賢與能”、“民與之”、民眾“立天子”篡改為“天與之”的“君權天賦”；才將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然政治倫理（相對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無政府與無人倫）篡改為“三鋼”；才將儒家的倡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大同主義篡改成為承認“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私）”的小康專制主義。這就把反專制主義的儒家徹底改換成了維護專制主義的工具。尤其是把孔子對小康的解剖與否定，硬說成是孔子對小康的“不得已”與肯定，則百分之百是一種無恥的移花接木與栽贓。而從董仲舒到程、朱再到今天的許多大陸新儒卻都是這樣干的和還正這樣干著。“打著紅旗反紅旗”——這是中國知識界的一種怎樣無恥與惡性傳統，難怪毛主席寧信工農而不齒“權威”。其實，做為與秦始皇同樣鐵腕、暴虐的專制主義者，董仲舒若不把孔儒篡改和歪曲為偽儒、篡改和歪曲為專制主義的統治工具，漢武帝也不會采納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董仲舒的偽儒面目與本質是明擺著的，在中國的反動知識界只是人人心照不宣而已。人類狼文化中的人面獸心特點，在這里暴露無遺！董仲舒的角色，很像叛變后的汪精衛之“高舉”孫中山三民主義、不搞“共產”而大搞資本主義的共產黨人之“高舉”馬列主義！自董仲舒而至今的“孔圣人”，其塑像與衣冠里面的“真人”，實際上應該是董仲舒。于是，才有了“武帝以降”的孔子被封王謚公、專制官方之大規模祭孔、拜孔與尊孔。孔子在專制主義者面前的尊榮，實際上是董仲舒等偽儒給他老人家“掙”來的。只是，不知道中國的一些“大”知識分子們，什么時候才能有一個切實的“認錯”與“覺醒”：承認一下，中國人民該反對的不是“孔”而是“董”；那孔府大門上的楹聯也該換寫成：“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道政為大，選賢與能”才對。所以，我過去曾專門寫過一篇長文——《為中華文化與文明正名》，現在又正在寫《文化——什么是我們的旗幟》，在中國，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哪來的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之復興與振興呀？做什么夢呀？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目的是害怕人們“道古以非今”影響自己的專制統治，這“古”里不會不含有大量“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類的原始民主與眾生平等訴求；秦始皇的“焚”與“坑”也不會不以維護專制主義的“政治標準”為主，秦什伍制規定：“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贊成專制的儒生與不贊成專制的“竹帛”文字資料又能留下多少呢？再經過至漢武帝時候七、八十年的各種折騰，到董仲舒整理“今文經學”時，還會有多少是先秦儒學中“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立天子”、“原始民主”之類的真東西呢？連僅存的《禮運》大同篇還被吳思等當代偽儒學者疑為孔學“贗品”或認為當歸于《老子》，試想，先秦的反專制思想要在秦以后書籍的字里行間保留一點點，那將是何等的困難呀？今天的我們，一方面是多么該為儒學先進思想的片言只語留存至今而倍感慶幸；另一方面，又是多么需要到僅存的現有資料之字里行間中去更多地發現些鳳毛麟角的東西。如此才是對我們的文化與民族“客觀”一點的態度。有些人因中國古代沒有專講民主的長篇大論，就罵中國古人沒有民主思想、把中國古人和古代文化看得一團漆黑，是一種這樣的不合理苛刻要求！今天人們的智商同戰國秦漢時代人們的智商實際上相差無幾，從成就看是各有短長的。有些人手中把玩個手機，就看自己的古圣先賢不起，不相信人類智慧的千百萬年積累，不是太無知就是智商太低。即使鉆進難辨真偽的《四書五經》里，也能我們今人深感智力所不及。　　

總之，設若沒有秦的統一與焚書坑儒，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之對于華夏文化的總結與發揮得以良性、科學的大發展，炎黃文化中古希臘、古羅馬那樣的人類早期民主與共和思想能夠得以倡揚、且能像歐洲人那樣漸次得以實踐，中國二千多年來的歷史以至于今天，豈會是這個樣子的？置此種“大事因緣”于無顧，中國之史家、思想家、社會學家——都是些干什么的呢？　　

從來的專制主義者及其理論、輿論、幫兇與打手，都是頌今、厚今、薄古甚至非古的。那里的不變邏輯好像永遠是“圣上英明”、“吾皇萬歲”，連他們的“皇考”、“皇祖”也難于幸免被“作古”一番——總是正當政者最美好、最正確。其實，一味的“今非昔比”或“今不如昔”都是不科學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變換不斷地淘汰一些丑也在不斷地泯滅一些美，而并非所有的“古”都當“薄”、都當“非”。這是人類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人文化與狼文化兩方面的矛盾斗爭使然。馬克思主義者不是也沒有“薄”與“非”馬克思的“共產歸宿”論，沒有否定這種理論其實質上是人類社會的“原始共產”性零點“回歸”么？常言道“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應渴望輪回式前進中的人類歷史盡量多的輪回與增進些人文化的美，而不要老是重復和演進那些狼文化的丑。比如，專制政治的加強與戰爭武器的殺傷力大化，即使對于“科技”來說也不是發展而只是邪路，怎么能叫人類的文明進步呢？對于秦的焚書坑儒來說，多數史家們的錯誤，不在于他們歸因為當時的儒生們“鼓噪”恢復湯、武的分封制，而在于他們實質性地隱瞞了儒家的基本政治訴求：比如，儒家的“克己復禮”并非是要簡單的恢復“周禮”的專制統治秩序，而是要“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人人立足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國家與社會逐漸恢復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正規，核心是逐漸恢復天下為公的政治倫理！在筆者看來，僅一個“分封”與“郡縣”制之爭，矛盾的性質與程度構不成秦始皇的“焚”與“坑”，只有孔墨顯學原則下的“克己復禮”之反小康復大同內容，才為秦及其以后的所有專制主義者所不容。因為，對專制主義者來說，這樣的政治倫理與價值觀豈不是最要命的嗎？毛主席說：“孔學名高實秕糠”。意思是，孔、墨、孟、荀反小康專制主義的那一套理論再好，也不會有一個專制主義者照著去做。比如，天下所有的專制主義者：誰會讓百姓們去“選賢與能”？誰會跟百姓們去“兼相愛，交相利”？誰會同百姓們“齊之以刑”、“齊之以禮”？若同老百姓講真實的“仁義道德”、人民群眾當家做主，還去做哪門子的皇帝、專制主義者？顯然，凡專制主義者都不會這樣做，也不會容忍人們去談論、去追求，否則便都給你“焚”了去與“坑”了去。這些，都是諸子百家而尤其是孔墨顯學現存的文字資料中俯拾皆是的理論，與中國向來的專制史中俯拾皆是的事實，只是中國社會的大氣候總不允許人們正視之、談論之而已。　　

筆者贊賞何先生在講座中對漢宣帝和毛主席的稱贊：專制主義者從來也永遠、不會也無法真正尊孔、尊奉真正的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實質上就是反孔。后來的反孔，都是在繼續秦始皇未做完的事情。董仲舒、程、朱等偽儒的出現，是中國的專制主義在文武兩條戰線上對儒墨的兩面夾攻。專制主義者越是視儒學為強敵，越說明儒學的普世性、真理性與生命力！筆者在這里向國內外華人同胞進一言：不要再罵“孔”與“儒”了！“孔”或“儒”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性符號。對于中華文化，秦皇漢武代表不了、董程朱王代表不了、四大發明代表不了、馬列主義更代表不了，唯獨罵孔或儒幾乎等同于罵國學、罵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的“民主性精華”多包涵在孔儒經典中，罵孔儒無疑就是在罵中華文化的“民主性精華”！實質上，罵自己的民族文化也無異于是在罵自己的祖宗，難道那些對中華文化張口就罵的炎黃子孫們不是這樣認為的嗎？歐洲人如果也把自己的祖宗總看得一無是處、總不如別人，哪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我們向兄弟民族學習，為什么只去學習打漁而不去學習結網呢？　　

這就是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之“大事因緣”者一。在諸子百家之中，唯墨者的品格與品質最為可敬、可貴，多一代又一代傳遞在我們民族貧苦民眾的骨頭中和血性里，這在辛亥革命志士、老紅軍、老八路中表現最為突出。只由于其助秦強而被“卸磨殺驢”，則我們不能獨為墨者而更應為所有被秦無辜坑害之知識分子、更應為被“焚”的中華民主性文化經典殤與戚！　　

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大事因緣”之二，當是自戊戌變法而至今。中國經歷著西方民主政治與先進科技經濟的沖擊，中國人開始了對外虛心學習與對自身的深刻反思。于是便有了維新圖強、民主革命與民主探尋；有了康有為的大同構想、孫中山的“天下為公”三民主義、毛主席的“大同，吾人之鵠也”與“大同之域”。中國人民，而尤其是那“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億萬英靈已付出了血與肉的過大代價，但見諸實踐甚微。紀念他們，筆者徒哭而無語。此皆我國民老幼婦孺所共知，毋庸贅言。我在這里唯一想再重復一遍的是：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應改為“打倒董家店”才對。中國人和中華民族非有一個政治上的“選賢與能”人民民主、經濟上的“交相利”社會主義，便不會有在地球上首先最后戰勝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經濟上的資本主義而首先進入全人類人文化的更美好之“緣”！此項“大事因緣”，乃我國家民族當代之最不可忽視、最不可遮掩之最大計議，清則興、昏則衰或亡，如是而已！　　

    何先生在講座中提到郭沫若先生。正是郭沫若先生根據馬克思的史學公式，把中國史漏洞百出地硬性“歸納”成了那五個大階段。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社會史“五段論”，果真“因緣”一下，恐怕還沒有中華文化的“三世說”更帶點科學性。這里暫不談它。中國大事因緣之一為往之已往，本無可悔及；大事因緣之二則為我國人之今之又今——這個“戰略機遇期”我們再不能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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