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袁偉時說百年孔子》所想到的

若火

《南方都市報》2010年2月7日刊載《袁偉時說百年孔子》一文，向《孔子》故事片放映引起的孔子熱評大潑冷水。自由主義者如何看孔子本來沒有什么新路數，無非是西方自由如何如何好，孔子如何如何專制和不行。但《袁偉時說百年孔子》的確能引起人們思考。如果沒有恰當的歷史觀和一定思想理論水平，的確能讓袁先生說得會對中國走過的百年歷史路線糊涂起來；本來看到中國走過的是一條清晰的好起來路線，現在被說成中國從來就沒有好起來過，好讓人沮喪，心頭被堵上了一塊石頭。

有三點可以讓人看透為什么一個歷史學家有這么大的能耐，歷史經他一說，就完全變成另外一種樣子。一旦看透，心頭的石頭也就滾開了。這三點是什么呢？第一點是要明白袁先生看問題用的是西方歷史觀；第二點要明白袁先生的一套是西方自由主義；第三點是在前兩點之上，讀者需要開發一些中西人文傳統的比較視野。有了這三條，就會豁然開朗，就能看懂袁先生觀點的軟肋在哪里。

第一點，袁先生的西方歷史觀是什么呢？這個歷史觀向人們灌輸，歷史是一條線地前進，西方已進入現代社會，中國怎么說也在人家后面。這是西方被稱做命運決定主義的歷史觀。所以什么孔子，孔子再有什么可取之處，也無非是宣揚專制獨裁思想，哪里有資格跟人家的自由民主思想相比？所以近代歷來讓孔子復活的思潮，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力圖打倒孔子，也無非是實行沒有孔子的孔子而已。

第二點，袁先生的一套自由主義是什么呢？這是個政治哲學理論問題。自由是唯一絕對的信條，再加上命運決定主義的歷史觀，這樣就變成兩個二元對立。現代性是宣揚自由的，是唯一絕對好的，前現代、古代是黑暗的、絕對不好的；西方是先進、自由、現代、好的，中國是落后、專制、迂腐的。

第三點，開發一些中西比較文化的視野，進行世界人文傳統結構性比較；一比較，發現了前兩點命運決定主義歷史觀和自由唯一、絕對主義的毛病；歷史果真是一條線前進的嗎？這種歷史觀來源的根據是西方宇宙發生觀（cosmogony），認為宇宙和人類歷史之所以是一條線前進式的是因為有一個超絕的本體（如上帝）創造和決定了歷史，從開始到末日，規定了一條線的目的論發展前進路向。西方這種思想意識盡管具有支配地位，也仍然是一種說法而已，它流于一種假設和信仰，至今仍處于人們的追索、認知過程之中，而不是結論。中國人的歷史觀不是一條直線的，歷史不存在絕對的開始和結尾，也沒有絕對的先進和落后，任何人們的好惡、對歷史加以的價值觀都是相比較而有的。中國的歷史觀，怎么就比一條線的歷史觀不值錢，非要將一條線歷史觀作為唯一尊崇為正確的歷史觀呢？按照中國歷史觀，把過去的說成是必然落后的、后來的說成是必然先進的，本身就是胡說八道。過去的未必是落后的，今天的未必是先進的。過去的人類多把世界萬物看作是互相聯系的，認為人與人是互相幫助的，這樣的意識就比現代把人看成是獨立、分割的，主張追求個人幸福才是唯一的落后？古代殺人是一件大事，現代殺人是用科學大規模殺，現代的就比古代先進？明顯是值得質疑的。

自由主義的毛病是什么呢？就在于它把自由當成唯一、絕對的信條。所謂現代就是把自由當成絕對和唯一信條來追求。這是肯定與現實和歷史過程（“規律”）不符的。因為一切事物的走向是，什么時候走上絕對、唯一的路、走到頭，就要走回頭路了，就要物極必反。把自由當成絕對和唯一來追求，本身就是一條物極必反的路。因為世界上從來沒有抽象、絕對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具體和有條件制約的，都是相比較而存在的。自由主義僅在這點上就是一種糊涂理論，因為它回避具體，只表達心理狀態上的需要。自由主義是西方政治哲學和理論問題，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已。它能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在西方起到支配作用，并非本身是什么造詣深厚、邏輯嚴謹的學術，而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的西方文化的特殊歷史現象。自由主義不僅不是什么絕對真理，而恰恰是由于它在現代不僅是在西方的統治，而且在全球范圍進行意識形態的沖擊，才致使今天出現幾乎所有人類危機，都無不最終可歸結為來自它的原因。

在這個歷史時刻，中國面臨著必須反省所謂西方意識形態對中國傳統思想沖擊這個一百多年的現象。一百多年了，盡管中國人文傳統歷來有自己獨特的話語方式，但在近代，整個傳統都經歷了一場巨大變革，致使甚至包括“哲學”這個用詞在內的從概念、框架到推演方式、理論表述的全方位改變。表面上，中國人文似乎已變得可與西方接軌、具有了學科意義。但這一西化過程究竟是什么性質的變化？究竟應該怎樣看待它對當代中國思想研究及其重構的重大影響？其積極經驗抑或偏頗教訓究竟是什么？是否正是由于這個變化，中國人也看不懂了自己？現在到了中國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認真思考的時候了。這些問題對和平崛起的中國實現文化崛起是不可回避的。它甚至對中國是否能持續發展和關系到她在世界的生存地位問題，都具有深刻的意義。國人不能再被自由主義加命運決定主義的歷史觀忽悠，讓自由主義的歷史觀、思想觀攪亂了視線。中國必須對在這兩個主義的觀點之下對中國近現代歷史進行的敘述給予恰當的客觀、辨證的判斷，開拓中國思想意識的新方向。

下面是在分析自由主義歷史觀、思想觀大框架下，對《袁偉時說百年孔子》一文中觀點所作具體解析。

一、如何看待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的變化

袁偉時教授自由主義加命運決定主義歷史觀立場的文章，一開始就有清晰的脈絡。歷史是命運決定主義的，自由是唯一、絕對的原則，這兩個主義加在一起，康有為可圈可點。康一方面致力于立憲，一方面又立孔為教。干著兩項截然對立的事業，一種怪現象而已。陳獨秀是可欽佩的，因為他提倡民主與科學，主張“打倒孔家店”。但在中國沒有真正的自由傳統，孔子只是政治的玩偶，打到他和吹捧他都成為自由的對立面。中國喊出“打到孔家店”后，卻依然有蔣介石的尊孔。當代有“批林批孔”，也是害得大學問家并非內心情愿而只是被逼拿起批判的筆，屈從政治而已。現在于丹嘴里孔子又變成人生導師，周潤發和一些電影編導把孔子變成耗資巨大場景和真假難辨的電腦動畫；真是上百年之怪現象反復登場。使人聊以欣慰的是，電影院里放《孔子》，畢竟少得可憐，空空蕩蕩。主流媒體報道的票房數額顯然可笑。一場場尊孔戲，繼續了一百多年，導演、扮演、觀賞的，還不是有數的那么一些人？

袁偉時教授與今天儒家復興格格不入的心理狀態，在以上的文字中泄露得淋漓盡致。如果從命運決定主義歷史觀和自由主義思想觀出發，這種對現實表達的不理解甚至抵觸，是很符合邏輯的。這種不理解和抵觸恰恰是因為獨以西方文化所規定的先進與落后和二元對立一條直線的歷史觀加自由之為唯一和絕對標準所導致。難道除此還有另外的真理、另外的標準？這是袁先生無論如何想不通的。歷史的之為宿命的決定主義和自由思想觀這兩者的僅為一家之言的客觀性和歷史性，看來由于兩個主義的障目而可惜地不在其視野之中。難怪它對儒學的復興感覺，完全是桎梏在一種以褻瀆為快而不知解脫為何的心理狀態。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有一解不開的歷史情結，它困擾著不光是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包括對儒學的復興滿懷熱忱的人們，那就是我們究竟怎樣看待近代歷史的尊孔和反孔？怎樣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歷史沒有給我們可以解決這二者必然矛盾性結扣的定論。我們必須有開拓性思維，把這個二元對立的結扣打開，不然就會永遠在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不斷循環的怪圈之中徘徊。這需要哲學思維，一個民族必須要有深厚的哲學思維，否則她總是在歷史的怪圈之中把握不住命運，演出重復的悲劇。

這里的開拓性，是需要一個理論與實踐的觀點和一個不把儒學（或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的觀點。這里需要強調理論和實踐是兩回事情，不能混淆。理論的創新及其能夠達到正確性，本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將正確的理論付諸實踐則是更不容易的事情。必須明白，不能因噎廢食，不能把在理論付諸實踐過程中發生的問題當成理論本身的錯誤而走向拋棄理論。用這種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看待孔子（儒家）思想及其在歷代社會的運用情況，也是同一個道理。也就是說，在儒家思想影響下，一些歷史上具體朝代出現的政治問題和失敗，并不一定是儒家思想體系本身的道理所導致，因為從理論到實踐是極其復雜的過程，所以不能簡單地當作儒家思想的道理問題來對待。一個正確思想，一百個人執行，因為時間、地點、條件各異，所以會出現一百種樣子；成功了，就是這個思想的正確，失敗了，就是這個思想的不正確，問題是不能這么簡單的。錯誤和失敗，在實踐上的機率幾乎是絕對的，微小的操作失誤都有可能導致整體的不成功，這與思想本身的道理正確與否不相干。所以歷代的問題是歷代人自己的問題，不能籠統說是孔子的問題，將其歸咎于孔子思想是不恰當的。這是個符合邏輯也與現實相符的道理。

如果是這樣一個道理，問題就又出來了。因為這樣看，五四運動和現代革命的批判孔子是否本來就是錯誤的，是必須加以否定的了呢？恐怕現在已有不少人是在這樣思索。可是這樣又不對了。因為我們不能因此而怪罪過去的人，而是必須看到，在需要進行革命的范圍之列，有不少東西、甚至完全壞的東西都曾在儒家傳統的旗號下實行。壞政治打著好思想的旗號，是常有的事情。革命是直觀、直截了當、暴烈的行動，搞起來從來不是從容不迫，而是首當其沖地橫掃最表面的東西，所以首先打倒旗號，也是革命之必然、歷史之自然。因為革命不是個人行為，不是哪一個或幾個人的靈機一動，而是社會歷史矛盾的發展達到對抗狀態時的必然性。所以借革命過程存在的一些不適當現象，對革命本身進行否定，同樣是不適當的。

又進一步說，如果說革命與孔子思想之間，在當時呈現的是二元對立是必然的，那么，在整體上永遠將革命與孔子放在二元對立情勢，就又是不對的了。因為革命是操作，是確切、急切行為，必然在思想深度邏輯上不很確切，而要是思想深度邏輯確切了，也就不會有革命了。另一方面，革命和孔子不能在整體上是二元對立，是因為他們本來還是相通的。倘若在思想層次尋找邏輯，革命根本的邏輯又追回到儒家思想。歷代發生農民起義或革命，很多旗號都是“替天行道”，都在儒家和固有的傳統思想中汲取資源。現代革命有點不同，因為有了西方思想傳入，西方馬克思主義獲得了一次替代歷代儒家思想作為革命意識形態的功能機會。現實總是比人們思想的邏輯更復雜，這里不容忽視的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替代儒家思想作為歷代農民起意識的功能，一方面是中國人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尋找理論，發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是出于儒家思想或傳統中國思想角度和方式的。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本身也存在諸多容許人們從中國傳統思想方面對它理解的元素。實際問題就是如此復雜，遠非想象那么簡單。所以我們要想搞清楚問題，就要復雜一點，革命和孔子思想關系如果不是純粹非白即黑的二元對立看待，就符合實際了。我們今天看待近代歷史的尊孔和反孔？看待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不是反孔和尊孔之間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之間存在一條絕對正確和錯誤的界限，凡反孔必然錯誤，凡尊孔必然正確，凡馬克思主義必要反儒學，凡儒學必要清算馬克思主義，這是二元對立式的簡單思維，其結果是重復走極端的悲劇。在這點上，袁偉時對人們有啟發之處，他就不是在反孔和尊孔之間搞對立，而是利用這個對立，為他搞自由主義絕對原則的、更大的二元對立（如西方對中國和自由對獨裁）服務。

自由主義者是偏重在“西方對中國”和“自由對獨裁”的更大二元對立才把“五四”僅僅說成是“科學、民主”精神，而回避它反帝反封的精神和“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精神。“五四”是偉大的中國現代運動，但就其本身的“科學民主”與反帝反封的精神和“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精神來說，是沒有統一邏輯，或者說是自相矛盾的。這個矛盾在于，中國以西洋為師、一心一意要當學生。而老師卻總是打學生。盡管打，中國人依然很誠懇。“韜光養晦”應該說仍然是一種誠心誠意做學生的態度。此外，“五四”運動精神還包括對外部強權的反抗精神、革命精神、求變精神；對內的更新精神。這兩方面又表明五四運動精神文化方面的開放精神。現實的復雜性就在于，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兩方面卻都是人們心理上喜好的，是主觀上傾向相輔相成一面的。現實是兩方面都有，心理上也是兩方面都有，所以問題就出在所謂的理論邏輯，發生在人們的簡單思維和追求絕對。

其實將“五四”精神說到深層和實質處，可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結構在新語言中的重新調整與延續。可以把五四運動的影響作一個比喻。好比是一個盛水的桶，本來是處于自己的一般自然運動狀態。突然來了一場地震。五四運動就是中國思想文化在地震式的列強攻擊下受外力振動而產生內部劇烈涌動。這桶水開始激烈涌動。這個比喻提起人們注意的是，水桶里水的涌動再激烈，也離不開這個水桶結構。也就是說，盡管各種思潮一時間交織、撞擊、風靡，也變不了中國的傳統結構。不管名目上是什么“主義”，都帶有一個明顯的中國傳統思想結構。

人們一般都不懷疑，五四運動的反傳統傾向是主流，是根本特征。但是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這種反傳統，也是傳統，也屬于傳統結構中的現象。作為一種簡潔概括，借五四運動契機涌動著的可說主要有三股潮流：一、新儒家（儒學傳統）；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自由主義；要指出的是，這三股思潮都是中國傳統結構的。原因是這三種思潮的共同點，都追求的是一種對渾然一體天下觀的新闡釋，實行的都是各使用一種不同的新語言。如果現在有人問，能不能將中國思想文化改造成西方的？西方會對中國的東西改造什么？能不能把西方的思想文化改造成中國的，中國會對西方的東西改造什么？根據現在的研究，要改造的就是對方的結構，把對方不同于自己傳統的“一與多”結構改造成自己的。各自是什么“一與多”的結構呢？差別在哪里呢？

這個“一與多”結構，是宇宙觀和思維方式的結構。它構成各自思想文化、語言、價值觀、人和社會行為與實踐的根本結構。兩個文明傳統的千差萬別在深層都可最終基本歸結到這個根本結構上去。西方是什么“一與多”結構呢？西方的“一”，是那個以上帝概念為特征的超絕、超驗、無所不在、至高無上、創造一切、主宰一切的實體（英語叫作“Being”）；而“多”是由它創造、由它安排的一切萬物，它們都是以一個個單獨個體存在的。這些單獨個體在超驗體的安排下發生關系，否則它們之間不存在除此之外的內在聯系。中國傳統結構不是西方結構的這個外在、超驗的“一”。中國的“一”恰恰是指沒有這個外在、超驗實體的萬物之間的內在聯系、不相分割意義之上渾然一體的“一”。是這兩個不同“一與多”結構，成為中國和西方各自不同的宇宙觀與思維方式，進而發展出各自的語言、價值觀，成為各自賦予人和社會行為與實踐的意義。也就是說，中西文明是按照各自認為的不同意義發生和延續的。在這個層面上，應該說五四運動開始在中國涌動的三股思潮，雖然都開始使用西方語言，但都沒有在深層次上理解到結構上的巨大差異，都仍是中國結構上結出的果實。

三股思潮在動蕩的社會條件下激烈涌動，在深層結構意義上說，分別作出的努力是什么呢？差別在哪里呢？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自以為，要努力在中國推行西方的理念和制度，要把“德先生”和“賽先生”擺到了絕對地位。但由于歷史的局限，他們無法意識到其實對自己想推行的，本是存在根本性的誤讀、誤解的，以為西方的一套理念就是表達和實現中國內在聯系性的“一與多”結構，也即唯有“德先生”、“賽先生”才是解決中國問題最好的靈丹妙藥。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則是用西方馬克思主義語言成功嘗試了對傳統內在聯系性“一與多”結構的再闡釋與重建。之所以能夠做到中國傳統結構在現代以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得以重建，其中的重要因素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結構本身與西方傳統結構的決裂；馬克思已經拋棄了西方結構中的上帝，他已形成內在聯系性的運動宇宙觀。這個結構在他的思想被翻譯為漢語之后，獲得與中國結構產生構和的最大可能性。另外，歷史的契機和革命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極為重要。新儒家所做的工作可基本概括為是中國結構的現代重新建構。很多新儒家是將西方結構的思想傳統話語用于闡釋儒家傳統。這種情況存在的問題和自由主義者雷同，也是誤讀、誤解，認為儒學傳統的中國結構用西方結構話語來說明是可以實現的。

三股思潮在動蕩的社會條件下激烈涌動，它們之間的關系恰似三國演義。自由主義很顯然，自始至終是一只手打倒馬克思主義，另一只手打到中國傳統文化。新儒家起初既不贊成自由主義，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認為都是外來的，都不適合中國情況。但后來新儒家的海外生活環境與千絲萬縷聯系，大多接受自由主義，有時與自由主義結成聯盟反對馬克思主義。新儒家對中國傳統的闡釋主要效果在于保留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自由主義包圍情勢下應有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中國化的過程，在政策上對中國傳統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采取更復雜對待方法，既有批判，也有繼承。中國馬克思主義拒絕自由主義，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和辯證法科學。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領導角色的馬克思主義逐步采取對儒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政策，同時對西方自由主義開始采取靈活的實用主義態度。

到這里，我們還沒有開始切實分析袁偉時教授關于孔子的觀點。我們的想法是，找到一種對百多年來現代史比較符合實際的看待方法，有助于更便捷地從整體范疇深入袁先生看待問題的更具體范疇，正象看一棵樹要從它在周圍森林環境說起，找到它與周圍的聯系，將它說清楚。有心的讀者不妨幫助我們判斷一下，看看我們在下面能否達到這個目的。

二、《孔子》電影：一部宣傳片

袁偉時將孔子作為與自由主義對立地位加以排斥的評論，從看《孔子》電影開始。當記者問對電影的大體看法。袁先生講“影片內容爭議不大”。是誰對影片內容爭議不大呢？當然是袁先生自己。這是說，從編導制片方面，袁先生提不出什么。但似乎還是不能放棄，虛構情節在袁先生是“容許”的，但畢竟還是虛構，需要指出：在“美化”孔子方面，編導者是不惜虛構的。這言外之意還是“孔子沒有那么偉大”。 告訴大家：“把孔子用來說理的話變成了一個故事，虛構出了一個逃避殉葬的小奴隸，演化成一個故事”，孔子原本沒有做過這樣的好事。

影片是一種藝術，袁先生說了，他對影片“爭議不大”，是因為沒有人說影片是個“高水平的傳記片”，它充其量不過是“一部對儒家的宣傳影片”。 因為“一部真正的傳記片不會回避傳主的錯誤”，而因為《孔子》是宣傳片，就是它“有意掩蓋了對孔子形象不利的東西”。電影倒無所謂，其實值得爭議的是孔子這個人。不能把他看得有多么高尚，其實“這個人很復雜”，比如，袁先生就在“歷史研究上有很多不同的評價和看法”，孔子絕對“不像電影表現得那么單一、完美無缺”。其實孔子是個很可惡的人。

《史記·孔子世家》就記載：兩國君主會盟，加插一點輕松愉快的樂舞。“你看”，這個時候孔子“就說人家是‘營惑諸侯’，罪該砍頭！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殘忍了！而且，這也就是孔子堅持的禮治。”這里不失為是袁先生的一個用西方現代自由主義思想解構中國兩千多年前歷史的范例。我們要注意了，袁先生是歷史學家，就是用自由主義對中國歷史的解構家。這種解構就是使中國歷史“脫歷史”和“脫環境”化，把它像切出全體的某一部分一樣，切斷它與全體的任何聯系，拿兩千年后的西方自由主義的信條去衡量它。袁先生無非是在揭露，你看，影片就是這樣“有意掩蓋了對孔子形象不利的東西”的，連孔子這么可惡行為都掩蓋，這樣的影片你們還要看？

更有甚者，《史記·孔子世家》還記載孔子列舉五條原因誅殺少正卯。孔子說人家少正卯心“險”、行“辟”，其實“頂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難測度，更說不上是什么罪”。他還說人家“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就是說人家“學問和言論，善于辯論，敢于揭露丑惡，都是大好事，定為該死的罪行，簡直是顛倒黑白。以這樣的標準殺人，太恐怖了”我們似乎看見袁先生兩千年后的今天，突然提著從西方借來的自由主義大棒，跑到兩千年前的魯國給少正卯平反冤假錯案去了。似乎在他眼里，該誅殺的不是少正卯，而是孔子和一切儒家。因為按照他手里的西方自由主義信條，“歷代儒家都用這種誅心的方式迫害他人，完全扼制了思想自由”。他們在“前現代中國”，動輒以““非圣犯上”、“離經叛道”為“罪該萬死的大罪”。其實“無論在歷史上還是今天，這種自詡正統、把思想自由當做罪名的做法，無疑是對中國文化思想發展的犯罪。而這種迫害思想自由的傳統正是儒家培育起來的”。呵呵，整個中國一部幾千年人類史，從古到今，就被袁先生這樣一個掛滿光環的“歷史學家”，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地用自由主義標尺比附一下，統統貼上“迫害思想自由”的標簽，打下十八層地獄了。作歷史學的人可以“嚴謹”到如此地步嗎？可以置中西人文傳統、歷史、文化、結構的偌大差別于不顧，簡單偏見到如此程度嗎？相反，袁先生卻對《孔子》影片虛構了“顏回為打撈簡牘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獻身”大加斥責，說“這是不惜糟蹋歷史，塑造儒家英雄”。我們感到不解了，袁先生用西方自由主義的信條糟蹋中國歷史還沒有編導者虛構一個電影情節糟蹋的歷史更嚴重嗎？袁先生還要跟電影演員在言辭上斗氣。演員說看了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他卻說只“加一個字”： “不哭不是蠢人！” 生動地表現一個西方自由主義立場歷史學家與一個珍惜自己中華文化傳統的影視工作者在態度上是何等鮮明的不同。這也說明，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不是學術不學術，而是態度怎么樣在起作用。

更能貶低孔子形象，讓他失去光澤的辦法，就是從中西哲學家比較角度編派他，讓他跟西方的蘇格拉底相提并論。為了編排更具效果和更具學術權威的光壞，孔子與蘇格拉底的相比被納入袁偉時的“史學角度”，評價“孔子這個人本身”。而且，袁先生也是把這個問題擺到“史學界共識”的高度，似乎這樣得出的結論自然是絕對權威的。得出了什么結論呢？孔子在被空洞地戴上“偉大教育家”桂冠之后，蘇格拉底這位西人被抬出來，說與“孔子訓誡式、‘攻乎異端’培育出來的‘尊圣宗經’的學風迥異”，蘇格拉底的“教學內容、方法和后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籌”。在袁先生眼里，孔子算什么呢？“蘇格拉底，他教人懷疑、探討、批判、論證，開啟了西方自由討論和嚴密論證的學風”；而孔子“主要涉及倫理道德和政治”。“《史記·六家要旨》”都要說孔子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袁先生解釋說，“簡單地說是迂腐，不切實際，講究等級、秩序。”似乎為避免有言辭過分之嫌，他馬上改口說“當然這只是‘要旨’而已，具體說來，則精華與糟粕并陳”。“精華”指的是什么呢？袁先生說，孔子“這些主張對發展緩慢的農業社會鞏固社會秩序很有用，影響了廣大的東亞地區。漢族和漢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優長和弱點都刻下很深的印記”。

拿蘇格拉底和孔子相比是個難度很大的工作，遠不是史學學科能夠說清楚的事情。其實與其以史學角度，不如以比較哲學角度，因為不在蘇格拉底和孔子兩人搞的是什么學問上面去比較，況且不同學問教育方法肯定是不同的，不了解是什么學問，怎么能進行比較？而且實際情況是，中西哲學比較歷史不長，還是一個相當不成熟的學科，仍屬于探討和初步階段，談不到什么共識性的定見，即使有也是很不可靠。它完全需要后人在今后的努力中去開拓。所以在“史學界角度”和“史學界共識”旗號下判定蘇格拉底一定比孔子高出一籌，外行可以接受，而從內行看，沒有充分道理。

為什么？因為史學界拿不出如何在該二人之間評判高低的標準，因為研究二人的思想不是史學界的范疇。袁先生判斷出蘇格拉底比孔子高出一籌的標準，本來不是什么標準，而是他自己對自由的信仰，是從西方借來的自由主義，是“自由/封建”或“西方/中國”的現代二元對立思維。犯的還是上面我說的毛病，就是用兩千年后的一家之言價值標準去衡量兩千年以前的不僅是西方而且還有中國的思想家，這種價值標準和衡量方法已經把很關鍵和絕對應該考慮進去因素排除在外了，怎么會是一種可靠、有價值做法呢。袁先生判斷蘇格拉底比孔子高出一籌，是很簡單和主觀臆斷的說法，就是因為蘇格拉底是西方、講自由的，孔子是中國、不講自由的。這似乎太情緒化了，沒考慮蘇格拉底和孔子分別是西方和中國“自由主義”之根，遠比當今的自由主義還要深厚。拿葉梢比喻自由主義一點不過份。拿葉梢與主干和根源相提并論，不是有點貽笑大方了嗎？

這樣做把什么很關鍵和絕對應該考慮進去的因素排除在外了呢？別的不說，最根本的因素是，西方古希臘的蘇格拉底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思想家？他對西方思想傳統發展起的是什么歷史作用？我們必須清楚，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思想文化傳統的奠基人。奠基了什么？奠基了一神論在西方兩千年的統治地位與探求一神的形而上學傳統。袁先生所謂“蘇格拉底，他教人懷疑、探討、批判、論證，開啟了西方自由討論和嚴密論證的學風”，指的是懷疑什么？探討什么？批判什么？論證什么？開啟什么自由討論和嚴密論證學風？這一切都與直接與建立一神論一脈相承：是懷疑多神、探討一神確定性、批判多神、論證一神確定性，開啟的是自由討論一神的合法性，而且不僅僅是合法性，而且是它的絕對、唯一和支配地位。是在這個目的之上建立起來的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學方法論，即假設前提、概想邏輯、建立概念、構成立論話語。可以說，沒有一神論，就沒有西方這種獨特的“嚴密論證”方法論。

而孔子是研究天道（仁）的，與蘇格拉底完全是在根本不同范疇之內進行的思考，有很不相同的結構。可簡單說，一個在“為什么只能有一個神”，另一個在“人與人之為仁如何是天道”的范疇之中工作的。二個范疇各有自己的教導方法，這是由本身的范疇確定的。西方“為什么只能有一個神”的范疇，必然是二元對立、單線單向邏輯思維；中國“人與人之為仁如何是天道”范疇，必然是通變互系心場模式思維。袁先生信仰現代自由，以現代自由信條為價值標準評判蘇格拉底和孔子，自然是由于蘇格拉底與它同屬西方雷同框架，很容易得出褒獎評價。袁先生所說蘇格拉底“教人懷疑、探討、批判、論證，開啟了西方自由討論和嚴密論證的學風”，正是這種情況。而對于孔子則作的是將西方現代自由主義結構強加上去。由于孔子的范疇、結構完全不同，是不能用自由主義來理解的，也就實際是用自由主義價值對孔子進行解構，將孔子解構得原來的面目皆非、變為形態丑陋的東西。袁先生所說“孔子訓誡式、‘攻乎異端’培育出來的‘尊圣宗經’的學風”，正是以現代自由信條為價值標準對孔子的解構性語言。但實際上，蘇格拉底真的比孔子更有自由思想嗎？否。蘇氏范疇在西方特有思維方式的假設前提下設定，其實具有單線邏輯封閉性。而且，蘇格拉底對多神神話的不容忍程度，是談不到“自由”的。蘇格拉底替自己被判死刑辯護什么？就是辯護一神論的正統性和宣判宣揚多神的荷馬史詩“自由化”思想的“死刑”。蘇格拉底與孔子究竟孰“自由”？不是從自由主義信仰，不是單從史學界角度可以看清楚的。

還值得指出的是，《史記·六家要旨》”說孔子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這是中國思想傳統內部對孔子思想特點所做簡潔介說。這不應該有什么異議。它講踐行儒者之道的不容易。除了“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不變，其他讓人感到抓不到實在之處。中國內部有許多學派，各自分歧諸多，但總在一個架構之中，不足為奇。離奇的是，這幾句介說的話，在袁先生口中就變成自由主義對孔子的解構性語言了，味道就不一樣了。他說，這個簡介“其實‘簡單地說是迂腐，不切實際，講究等級、秩序’”。我們不能粗心，《史記·六家要旨》的話和袁先生“簡單地說”中間有很大結構不同，而且是中西方之間的。那就是：《史記·六家要旨》的“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到袁先生這里變成“講究等級、秩序”。其實這不是袁先生自己的觀點，而是近現代以來西方思想進入中國一直對孔子思想的解讀。這個解讀現在是需要反思的。因為這是西方單線單向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對“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的誤解。它的結構差別在于，是用單線單向二元對立思維結構強加于中國的互系通變多層次多方向思維。什么是“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這是在講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的互系性多層次多方向的適當關系。它是講關系，而不是“講究等級、秩序”。“等級、秩序”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特有的思維方式，是甲和乙之間只存在的單線單向對立。人人都知道，孔子強調“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恰恰講的是非單線單向，非對立性。而到袁先生這里就非變成了單線單向和對立性的等級和秩序（hierarchy/order）。而一經這樣語言的變化，孔子馬上就變成面目可憎的了。這種神奇，就是以自由主義解構中國思想的效果。所以人們須對語言的妙用甚是敏感。

按袁先生說法，唯一在孔子身上堪稱不是糟粕而是精華的東西，是孔子的“主張對發展緩慢的農業社會鞏固社會秩序很有用，影響了廣大的東亞地區。漢族和漢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優長和弱點都刻下很深的印記”。這里也有言外之意，它就是，如果說孔子思想有什么好，也是老早就過時的對“農業社會鞏固社會秩序很有用”。按西方命運決定主義的一條線歷史觀，農業是封建、落后、不講自由的社會。這種不講自由思想還影響了廣大東亞地區，不如說還貽害了廣大東亞地區。西方一條線歷史觀傳到中國形成的對中國歷史文化所做出的解構性解釋定式，已形成普遍的話語，與自由主義同屬一種結構，自然是它認同和利用的。袁先生以此一說來貶低孔子，也就不算奇怪。

三、清末與民國的尊孔

《袁偉時說百年孔子》就是從西方命運決定主義一條線歷史觀和自由主義觀（也是自由是唯一絕對真理）看待從清末一直至今的大大小小尊孔和反孔事件。在別人看上去眼花繚亂的你方唱罷我登場歷史風云變換，袁先生將脈絡梳理清清楚楚。不過，袁先生還是有百思不解之處。為什么呢？他認為歷代王朝尊孔不奇怪。“奇怪的是，在鬧了革命、號稱推翻專制之后的民國時期，儒教的熱潮變本加厲。”一波接著一波。

頭一個讓袁先生弄不明白的是康有為及其大弟子梁啟超。1913年他們組織起孔教會，辦起尊孔報刊，還開了一間孔教大學。康有為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呼喊：“凡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可恨的是“官方也強力支持”。“康有為上書袁世凱：‘尊圣衛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電：‘比者大教凌夷，橫流在目……匪有大哲，孰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這些“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憲”的人物“第一個目標”竟是“定孔教為國教，各級學校恢復讀經”。這對袁先生簡直就是發飆。怎么理解這種現象呢？無可奈何，袁先生索性說“這是一次狹隘文化民族主義大發作”。這是符合袁先生西方歷史觀和自由信仰立場的。似乎在前一階段相當長一段時間，已經成了一種慣例，一旦有人替中國說點好話，國內國外就會有人給準備一頂“保守派”或“民族主義”的帽子。寫了《中國可以說不》那些人就是嚴嚴實實被捂了一頂大得下邊找不見人的“民族主義”大帽子。在西方，人們把擁護政府對外政策的人稱為“愛國主義”，把別國擁護自己政府行為的人稱為“民族主義”。這里還真是難以把袁先生稱國人“民族主義”該歸為哪種邏輯。從中國人立場出發，將康有為歸為“民族主義”，實在不倫不類。我們記得過去我們叫他“保皇黨”，現在反復三思，還是覺得不失妥當。不管怎么說，從西方歷史觀和自由信仰出發，康有為這個人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康有為這個人是個中國人，長著個中國人的腦子，這個腦子是用西方思維的歷史觀和自由信仰格格不入、無法想明白的，甚至是神秘的。沒辦法，袁先生只好說：“康有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物”。

這里要說的是，袁先生是以西方一條線歷史觀和自由信仰為絕對看待康有為的。所以康有為一方面致力于立憲，一方面又立孔為教，干著兩項截然對立的事業。這是“憲政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孔教會的要求是儒術至上，并且寫入憲法，把中國變為儒教國家”。 袁先生自然不理解了，“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憲政或法治國家，文化就應該是多元的，怎么能強行規定獨尊儒家呢？”他的“講究恭順、等級和宗法關系的儒家思想，顯然與現代社會平等、自由的人際關系格格不入”，“不清理當時無所不在的與儒家息息相關的宗法專制關系，公民的自由、平等關系怎么確立”等語，恰是用西方一條線歷史觀和自由信仰解讀康有為所必然導致使用的話語。其中“恭順、等級和宗法關系的儒家思想”和“與儒家息息相關的宗法專制關系”已是解構儒家思想的語言了。問題是袁先生這里反對康有為需要看到的是他從一條線歷史觀和自由信仰產生的立場。他沒有意識到的是在中國產生不出與儒家思想二元對立的思想來，也就是人們不會按照西方一條線歷史觀和自由信仰定義自己的行動。這時候的尊孔和反孔不是袁先生的自由為上二元思維模式，不是反對儒家思想本身。尊孔是對現實社會習慣的維護，反孔是對現實社會政治革命。尊孔和反孔都源自儒家思想一個本身，都是儒家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正因為這樣，袁先生是把儒學在今天的復興與百年反尊孔活動都作為一種事情，一概持反對態度。而今天儒學的復興是在一種新式政治現實下對儒家思想本身的認同傾向，因為作為維護舊政治的尊孔早就于現實失去存在的條件，已經作古。

袁先生情有獨鐘的是新文化運動，因為他看它與尊孔針鋒相對。新文化的可貴在于自由信仰價值，是“言論自由空間”“應運而生”的，“是無權無勇的一群書生發動的自由辯論”；此乃“中國文化進入罕見的黃金時代。學術繁榮，大師輩出，寬容自由，出現了一個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然而，按照與儒家思想的對立態度，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應該是讓他感到痛快的，但卻沒有如此。因為自由主義的陣線是清楚的，“破四舊”畢竟是屬于“馬克思主義”嫌疑的，況且是“暴力的”、“官方”的。這幾個都是關鍵字，所謂“暴力的”，就是革命的，所謂“官方”的，是革命革成功了的“官方”，都是與“五四”運動一脈相承，雖然都屬于反孔，實際反對的是應該革掉的舊政治，本身卻其實都是儒家思想。所以袁先生只喜歡新文化運動。

袁先生從一條線歷史觀和自由主義出發，痛批“各類與孔教會一脈相承的孔門衛道士相繼登場”，什么“杜亞泉”、“梁漱溟”、“張君勱”，為其中“突出代表”，更有“梁啟超”；原因就在他們譜寫、演奏“東方文化救世交響曲”，“以得孔門真傳自居”，“吹噓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國，而且可以救世界”。這種描述使這些人物的表現酷似有些儒家復興人物今天的行為。在自由主義眼里，沒有什么差別。可實際情況比僅從自由主義角度看要復雜。復雜之點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正像本文一開始提到，從“五四”運動到今天，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反孔是在反對舊政治意義上連同孔子思想一起反的。現在需要認識的是：反孔（反傳統）本身也是傳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現代形式。今天不少人頭腦中還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冤家對頭；一方面表現在有些用教條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仍戴著“封建落后文化”有色眼鏡看孔子和儒家思想，在客觀上與自由主義站到一起。另一方面則是有的儒家學者，也用二元對立思維，對馬克思主義歷史上給予的沖擊嫉恨不忘，很以為有不解冤仇。還有不多的一些，則以真傳儒家自居，更言勢不兩立；一邊在反馬克思主義方面與自由主義站到一起（主張議院制度），另一邊在儒學復興方面，走向極端，鼓吹復古。如果雙方都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本具有內在性天然和歷史聯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作了鋪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功，這樣就會變得理性，不去拘泥歷史細節發生過的恩怨與是非，聯起手來。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西方自由主義三者的本質關系，是在歷史局限之中發生認識錯位的。今天是打破局限性，在中西比較文化的視野之中對三者之間關系的重新發現的時候。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內在和歷史聯系，二者共同與自由主義的差別是結構性的，不可逾越的。這種情況，需要挖掘出來，展現在人們的視線之上。相反，如果不理性，那才真是像袁先生所見到一樣，可以說在有些人的儒學復興意義上與民國時期杜亞泉、梁漱溟、張君勱、“梁啟超”的尊孔沒有什么兩樣，只是簡單二元對立主義的又一次歷史循環。中國不能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需要擺脫這個歷史怪圈。

“梁啟超到歐洲走了一趟”，親眼看到歐洲情況，然后“提出東方文化救世論”；“梁漱溟從研究佛學轉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類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來”。其代表作是《東方文化及其哲學》，斷言西方文化滿足意欲，著力解決物質生活問題，必然轉向欲望調和折中的中國文化…”。讀了袁先生這些話，讓人產生的想法是，“東方文化救世論”難道不可與西方文化救世論爭論爭論嗎？難道只是西方文化救世論占著霸權地位？不是多元化嗎？難道“西方文化滿足意欲，著力解決物質生活問題，必然轉向欲望調和折中的中國文化”說得沒有任何道理？這對最初中國的只用“民主”、“科學”標簽看待西方，恰是更從深處看西方，無疑是一種成熟，值得人們認真思考新角度。這樣的仁人志士不止幾個，而是有一大批，包括孫中山先生。但是，到了袁先生這里，都被說成是“信口開河，好玩得很。時至今日，不值得花時間去分析了”。可見持了自由主義觀點的人，有時候更是不允許別人與自己分歧的，使自己陷入不可自拔的心理偏見。

為什么這樣？就是自由、憲政這些信條在袁先生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那里是作為二元對立的絕對原則。非黑即白：憲政、必須與市場經濟配套，與個人獨立、民主、自由、平等、科學并提。凡不屬于西方此種范疇的任何理念和社會生活，即是另類，均為“信口開河，好玩得很。時至今日，不值得花時間去分析”之列。所以，張君勱的“從修身養性的‘內生活’中求出路”不對，“不反對憲政，卻反對市場經濟”不對，“討厭算賬的生活”不對，反對工商贏利不對，反對國家主義不對；反對“科學知識”不對。否則就“不是新憲政”！西方的東西，必須嚴格原方照辦！

這樣的簡單思維，是必然看不到事物本身具有的復雜性和內在聯系性的。所以當問及“這一場尊孔熱潮的來源是什么”，袁先生的回答極其簡單：不過西方出了一點問題而已。什么問題呢？即：第一次世界大戰“互相廝殺的交戰國滿目瘡痍”、“如何調控市場經濟”“沒有足夠經驗”，再度“陷入經濟危機”；中國這方面是“義和團事件后的中國，吸取了教訓，致力改革，從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頂住了世界經濟危機接連襲擊，經濟多年保持快速發展”，所以“東方文化救世論就有存在的基礎了”。細心的讀者，應當能夠領會，說史之中意欲著喻今。西方的不利是暫時的，中國的成功也是暫時的，尊孔熱潮也是一時鼓噪而已。而袁先生忽略和看不到的是，西方為什么或互相廝殺或者欺凌弱小民族？六、七百年的市場經濟為什么還沒有經驗？為什么會發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難道只是一時的不利，與西方文化不存在任何內在聯系？而在中國，“義和團事件”或百年屈辱后，中國到底吸取什么教訓？中國是怎樣改革的？沒有按照袁先生所說的嚴格按西方原方照辦，為什么還能頂住了世界經濟危機接連襲擊，保持經濟多年的快速發展？難道只是一時的僥幸順利，與中國文化不存在任何內在聯系？在這些問題上，袁先生是囫圇吞棗的，說不清楚的。

這些也是袁先生感到“不值得花時間去分析”的。他只關心儒家思想影響和文化到底還能“茍延殘喘”多久。這方面，他表現很“理性”，告誡自己：“不要想當然以為新文化運動以后，儒家思想影響和儒家文化就蕩然無存了。儒學的地位在“五四”以后確實下降了，但沒有被摧毀。”但是袁先生為什么覺得“不值得花時間去分析”一下：為什么儒家思想影響和文化非要走向“蕩然無存”呢？為什么儒學地位非得要“被摧毀”呢？“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提倡儒學，都尊孔。”袁先生“1937年進小學還要拜孔子。小學一年級入學第一天，校長帶領”著他們“給孔子牌位鞠躬”，到今天，儒學又復興了，又尊孔了，袁先生為什么不琢磨琢磨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什么時候有個完呢？

四、蔣介石尊孔不是阻擊“自由”，而是阻擊革命

袁偉時教授將“國民黨掀起的尊孔熱潮是怎么一回事”解釋為是“丈八蛇矛”，為的是“阻擊自由”。這是最沒有邏輯的。似乎想把共產黨、國民黨統統打入沒有什么區別境地，都是打擊“自由”的。袁先生說：“從上世紀20年代的“戴季陶主義”到40年代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孔子都是蔣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但是在這里不能糊涂，蔣介石“打人”打的是誰？打的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工農勞苦大眾；這是歷史清清楚楚下了結論的，怎么又給攪糊涂了呢？蔣介石搞的是政治，是政治上打到什么人，不是搞思想，不是專與自由為對立的。他最青睞西方頭號自由主義思想的輸出大國美國，自己還信仰了洋教，始終獲得美國作為政治的靠山。袁先生搞歷史，不能故意不講這種史實，故意把問題說的不離譜吧。以自由信仰為第一原則的西方大國為什么會支持以尊孔為阻擊自由的丈八蛇矛的蔣介石，總要有說的通的最簡單邏輯。其邏輯都是反共，是政治，不是思想。（美國曾有一些制定政策的人進行過調研，結論是共產黨是自由、民主，但政治上通不過。）袁先生不能不知道，為什么今天如此沒有邏輯？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袁教授引用戴季陶對孫中山先生思想的評價，這其實是個不失妥當的觀點。但是袁先生簡單化了，他把孫中山思想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錯誤地與蔣介石的尊孔聯系在一起。

孫中山思想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與蔣介石的尊孔，這之間存在的本質差別在于政治上，孫中山是革命的，而蔣介石是利用革命、背叛革命的。孫中山的傳統文化元素是自己革命理念的一部分，就像他在檀香山報紙上認為的，自己搞的革命如同討伐夏桀的湯武革命。而蔣介石的尊孔則是利用和背叛孫中山革命的解說詞，也即西方意義的政治意識形態。這是袁先生也說的“當時國民黨內權力爭奪非常激烈”“戴季陶為他的小兄弟蔣介石制造出來的奪權理論”。既然是政治解說詞，就不是真實所為。所以明顯得很，就不像袁先生所說是“左右開弓，既打中國共產黨，也打歐美自由派”；而是“打倒共產黨”是真，“打倒歐美自由派”實際是與帝國主義勾結。并不像袁先生所說，對于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和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變的主題”，而“不變的主題”都是打倒共產黨和抵制革命思想。

為證明蔣介石尊孔是真實的，袁先生引用蔣介石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中國之命運》：“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于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之命運》1943年3月正中書局重慶版第73頁)。還引用他攻擊“自由主義分散國家民族為一盤散沙”(同上第124頁)和強調必須“以民族思想為第一”(同上第177頁)等語。這些話是這樣說的，似乎是無法否認的。但是想到在現實政治中蔣介石一直是在以共產黨為敵手，袁先生一味地通過話語把蔣介石的敵人由共產黨換成自由主義，這樣做錯在或者說意圖在哪里是不說自明的。我們思索一下這個邏輯，是否可以發現，袁先生與蔣介石在思路上可以相提并論？他們兩個都是二元對立，蔣介石以“中國固有文化精神”為絕對，以拒絕西方思想為名消滅共產黨的革命；袁先生以西方自由主義為絕對，以否定蔣介石尊孔影射今天的儒學復興。蔣介石把共產黨放在西方類別中反對，袁先生把今天中國傳統文化復興以至今天的現實政治，與蔣介石尊孔和恢復傳統作為同一類別批評。

還有一個有趣的形式雷同，就是蔣介石話語中是把“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僅說成是“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袁教授話語中是把尊孔與反孔，“孔子無論被捧上天還是打翻在地”都是“玩偶或工具”，即不外中國獨裁文化內部政治的對立。在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對立的同一條邏輯上，蔣介石與袁先生從對立的方向出發，達到了同一個取消革命和否定革命政治的目的。袁先生通過突出蔣介石尊孔和鼓吹“中國固有文化精神”和今天儒學復興運動的語言相似性，向人們暗示著從西方自由主義二元對立視角中看到的屬于同一種“獨裁文化”的相同獨裁政治。

袁先生不厭其煩地向我們重復蔣介石尊孔時曾說過什么。他說：“在蔣介石看來，中國文化就體現在孔子身上。”他告訴我們：“蔣介石手中有兵，孔子是他鞏固和擴大自己權力的武器”；“黃埔組建的所謂黨軍，其實是蔣氏的私家軍”；“孔子在他手上很重要的作用是反對外來的自由思想”。袁先生引用蔣介石所作《中國之命運》的話：“我們中國的民主制度，決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制度為模型”；“三民主義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流傳下來的大道，亦就是中國政治倫理哲學的基礎，就是要以中國固有的精神來革命，來治國平天下。”另外，“‘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是蔣介石國民黨重復千百萬次的口號，說到底無非是…別談什么個人自由。”袁先生在這里向我們提示的蔣介石每一點尊孔行為與他所行的政治，都似乎已經設計好地使人們自然而然地聯想今天尊孔和儒學復興相似的語言和事情。讓人們油生一種心理效應，即強化今天文化和政治與蔣氏時期近似感、漸漸淡漠它們曾具有的鮮明差異感。但應該指出的是，這樣做無論如何多么巧妙，也遮蓋不了袁先生問題出在范疇錯位；蔣介石借用尊孔的丈八蛇矛不是在阻擊自由；袁先生借用自由信仰的丈八蛇矛也不是在攻擊蔣氏尊孔；他們矛頭所向是同一個東西，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管它是屬于西方還是屬于中國傳統！

語言相似，由于同出于一種文化，既是必然也是自然，不然怎么傳承代代相傳同民族的共同世界觀、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但是同一文化決不僅或者只產生壞文化和壞政治或者只產生好文化和好政治；一種文化只產生“民主”和“自由”，與另一種文化只產生“封建”和“獨裁”是同樣不可思議的。西方只生產先進因素，中國只生產落后因素，想一想就知道是毫無邏輯，不是癡人妄說就是故意胡說，因為無論何種文明只生產一種因素，它恐怕一天都無法存在和延續下去。所以通過突出蔣介石尊孔和鼓吹“中國固有文化精神”和今天儒學復興運動的語言相似性，說明中國只存在一種獨裁文化和獨裁政治，是連常識水平也達不到的“術”。

五、20世紀下半葉的“反孔”與“尊孔”

從中西文化比較角度、理論與實踐關系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等問題上看待五四運動而來的反孔和尊孔現象，是可以得到適當的理解的。主要觀點應當包括，從中西比較文化角度看，中國無論反孔還是尊孔，都是自己文化傳統的內部現象。尊孔是中國傳統對西方文化刺激的一種反映；反孔是中國文化傳統內部對政治的歷史調整機制。也可以說，尊孔是對付外來的觀念；反孔是反對腐敗政治。從理論和實踐關系看，反孔不一定就是反對孔子或儒家思想本身，而是反對在儒家傳統旗號下的腐敗政治。尊孔則一方面可是回應西方侵入中國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給中國造成的傷害，另一方面也可是維護腐敗的政治而反對革命。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看，馬克思主義是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且在哲學層面實現中國化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形式，而不是與自由主義一樣的西方思想可同等對待的外來思想。所以在馬克思指導下對孔子或儒家思想的批判主要是對腐敗政治和腐朽社會文化的批判，而不主要對孔子和儒家思想本身的批判，所以它不是西方自由主義那種對中國傳統思想解構和摧毀性質的，而是屬于中國文化內部的轉換機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儒家的肯定和復興則是針對侵入中國的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對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傷害。這是種充滿內在分析角度、符合中國現實具體情況的。而袁偉時教授從自由主義立場反對尊孔、利用反孔，摧毀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思想，必然是將無論什么階段出現的尊孔都不加區分看作是同樣性質的，而把“反孔”現象作為與尊孔傾向實現聯手反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好機會。

提出“20世紀下半葉，孔子反過來成了批判對象了”這種問題，明顯具有敏感性。但為在感覺上削弱所針對政治具有的敏感性，把反孔發生的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時間用“20世紀下半葉”表達，是個好辦法。但是又不能讓人們會對這種表達真的沒有了感覺，袁偉時教授很是恰到好處，特別指出這種反孔是現實政治干的。技巧是，現實政治被點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不提是共產黨干的。先生說，反孔其實“只要政要不插手，讓書生們從容論道，肯定和否定孔子都無關緊要……不幸，他一再被人利用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此處的弦外之音是：要不是政府插手，孔子早就被否定掉了；是政府需要孔子，人民其實對他無所謂。這是大錯，不知袁先生是故意犯還是不知者無罪。否定孔子不是對人民無官緊要，而是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命運息息相關。作為中國人的自由主義者，在信誓旦旦不把孔子當回事情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這種信誓旦旦其實恰恰根植于儒家等中國傳統文化，與孔子無法分開。他是通過中國傳統文化的眼鏡理解西方的自由主義的。西方自由主義跟上帝式信仰是分不開的。袁先生大概還不至于接受了自由信仰，同時也接受了上帝的信仰吧。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袁偉時教授從自由主義出發不贊同尊孔，卻為批林批孔“開脫”說不是真批孔，是“順便把孔子抓來陪綁”而已，其著意之處已不限于反對尊孔或中國傳統文化，而在于集中國文化、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行為一身的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賴以生存、勝利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會“批林批孔”？袁先生自視高明地說：“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澤東在思想上的終極追求。他教條式地應用馬克思的理論，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國。馬克思作為學者、思想家，設想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商品、市場和私有財產的。《共產黨宣言》有個核心思想：“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在袁先生看來，毛澤東思想有“終極追求”（跟基督教一樣），是“教條式地應用馬克思的理論”，是搞烏托邦，“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國”。這種語言也并不讓人耳生，它不是什么在學術上評價一種思想，而是包括國內國外一切曾阻撓中國革命的敵對力量一直使用的語言。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不會有中國今天的繁榮昌盛。難怪我們本來看到的中國走過的是一條清晰的好起來路線，現在被袁偉時教授說成中國壓根兒就沒有好起來過。從自由主義的敵對立場反對馬克思主義，在這里毫無避諱。袁先生著意的筆墨是馬克思主義反對“商品、市場和私有財產”，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私有制觸痛了袁先生的神經，所以下的結論是“要消滅私有制，就要與傳統觀念決裂，就要“破四舊”。批林批孔當中，說得最多的也就是這兩個決裂。這樣的語境下孔子當然在劫難逃了。”

為了消滅私有制才有批林批孔，才批判孔子。這是袁先生花費精力、建立一條邏輯，想告訴人們的。他說：“馬克思特地申明：‘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于是，在“消滅私有制”的同時，必須徹底清理傳統的思想文化。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信念。‘文化革命’一開始，兩個決裂的口號就把全國弄得地動山搖了。”但是，無論怎么說，袁先生也是有意識無意識混淆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階段，不是他對這點起碼知識不清楚，而實在是他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愿望的需要。“文革”和“批林批孔”都只是中國社會生活的具體政治事件，都是出于有其針對性很強的具體對象。而“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的人類歷史發展最終的走向，被說成是文革和批林批孔的直接目的，顯然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即使“文革”或“批林批孔”有“消滅私有制”、“必須徹底清理傳統的思想文化”的話語流行，也不意味著是在說“消滅私有制”就在要搞“文革”或“批林批孔”。而“文革”或“批林批孔”不管正確與錯誤，都是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發生具體狀況基礎上的對應聯系性事件。而不是特別以直接消滅私有制度為目的而設計搞出來的。另外，“文革”或“批林批孔”的意圖本身，反對的還是腐敗政治和腐朽文化，不是反儒家思想本身，因為這種反對與歷史上類似現象一樣，都屬于中國社會文化內部的事情，就像法家、道家、墨家等政治派別的歷史之爭。當然對現代中國政治而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內部之爭。

自由主義是既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怨也以馬克思主義為敵的。合乎的邏輯是，既然中國傳統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斗爭的如此激烈，如此兩敗俱傷，自由主義是應該幸災樂禍的。但是袁先生卻表現十分悲天憫人，也出來因為“與傳統觀念決裂”、“破四舊”、“文化和文化遺產遭遇千年一劫”而感到悲傷了；對楊榮國說著“已癌癥在身”卻是“被利用的工具，不應苛責”的話。這很難讓人相信這些話是由衷而言。不幸，袁先生對待90年代起儒學復興的態度果然讓人們從中獲得到了證實。

袁偉時教授對儒學的復興所持態度是冷嘲熱諷的。“十年間，孔子又熱起來了”； “這一次，孔子穿著‘國學家’的寬袍大袖登場……。”袁先生而且預言：“這一波的成分更加復雜，無論是官方、國學派、新左派，都在談論孔子和傳統文化復興，其中甚至還有一些自由主義學者。”袁先生揮舞的仍然是自由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二元對立的大棒，一邊橫掃國學派、新左派（是反對憲政的），另一邊對一些自由主義者堅持憲政，但要保持中國的傳統感到遺憾。在他看來，以什么東西、什么思想，來整合我們當前這個正在轉型的社會。這是核心問題；整合社會的底線不是民主、法治和自由，不算追求現代化！只有以民主、法治和自由作為整合社會的底線，才是追求中國現代化。

除了鞭撻官方、國學派、新左派和在袁先生眼里不徹底的自由主義者，袁先生對在民間的于丹《論語》熱這支潮流也沒有放過。這支潮流主要是講究個人與社會道德的重建，袁先生批評道：“凡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都會出現道德淪喪的黑暗時期。法國的《人間喜劇》，左拉、雨果筆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都是很可怕的。美國也有扒糞運動。這是新的社會秩序確立過程的現象。如果因為社會道德淪喪，就把儒家當做救命稻草，那就太荒謬了”；“只能用法治來解決社會整合和道德淪喪問題。”

袁先生等于在教給人們這樣一個邏輯：凡是傳統社會向自由主義轉型，都會出現道德淪喪的黑暗時期，也即：自由主義是道德淪喪的催化劑；道德淪喪是新的社會秩序確立的現象，只能用法治來解決。法治應該是自由主義的成分之一，不知道袁先生為何要把它與自由主義分開，給人的邏輯似乎是，社會向自由主義轉型時，自由主義成分的法治是不在的，只等自由主義催化的道德淪喪出現之后再來由法治解決。正常的邏輯是，既然自由主義（包括法治）是導致道德淪喪的，道德淪喪的局面又怎么能由法治解決？要么這是毫無邏輯，要么法治不是自由主義一起的。又是一起的、又是導致道德淪喪的，也是解決道德淪喪的，袁先生不是故意在用繞口令忽悠人嗎？

其實，熟知西方自由主義的人們都明白，西方現代文明是在拋棄傳統道德的基礎上建立的思想邏輯和現代社會。個人獨立、自由、民主、法律都是現代道德，但都是犧牲傳統道德的所謂新“道德”。人們講道德淪喪，是指傳統道德的淪喪，也同時是新“道德”的破壞性。傳統道德與所謂新“道德”完全是兩個范疇、兩種邏輯、兩個話語結構；而袁先生似乎在這里故意玩文字游戲，將傳統道德與所謂“新道德”混為一談。其實有理由懷疑，袁先生自命為自由主義者，可能他自己連什么是自由主義都不明白。如果袁先生說明白，那么我請問您是不是信仰有一個上帝，或者一個與上帝相雷同的超絕體極其相關的絕對原則？您是否認為世界萬物之間除了這個超絕體的作用之外是互不聯系的？您是否認為生來就是惟獨為您自己活著的，除了自己之外，誰也不為？您是否認為這個宇宙世界、人類社會都是以自己為終極意義？您是否認為，沒有那個超絕體，個人就沒有終極意義，您的自由、權利、個人都是超絕體所賦予的？如果您回答是，那么您好自為之，自己為自己去活就是，不必大聲疾呼，為別人的個人自由這么損傷自己的神經。如果您回答不是，那么證明您并不是一個您所自命的“自由主義者”，而是仍然沒有逃脫您自己所詛咒的現象——您也是中國傳統之人，也是中國傳統的“劣根”使您極力扮演“自由主義”的角色；您的自由主義不過是通過中國眼鏡而解讀，源于中國誤解式的“自由主義”。如果是這樣，那么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些什么，這是必然的。看看您下面說的這些話：

“法律就是總結文明的發展水平、道德的水平，將大家接受的公共道德法制化。比如誠信，無論你如何提倡效果都有限，只有用法治才能保障交易的誠信。個人自由是現代道德的核心。要確保個人自由，也要把它變為法律。法治是邊界，也是道德重建的基礎。”

您必是感覺不到的，這些話不是自由主義本身的邏輯。讓西方原汁原味的自由主義聽起來，只是一堆離奇的胡話。

袁先生對民族主義痛心疾首，可您卻不意識，中國暴出“民族主義情緒”，有像您這樣的一些冒牌“自由主義者”巨大的功勞在內，沒有冒牌“自由主義者”把“自由主義”搞得不倫不類，到處招搖，還引不出那么許多怨恨，還哪里有“民族主義”？不是搞國學的人“要和清代權貴一樣”，而是您把自己放到國學的對立面，不管老的新的，只要是國學的，就是“封建的”、“落后的”。不是國學者把中國道德視為世界第一，而是您認為西方所謂“新道德”是世界第一。國學者所認為的，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恰當地位，是要有一席地位，而不是仰人鼻息。

袁先生獨鐘西方自由主義，而且還是個不倫不類的“自由主義”，卻口誅筆伐，胡言亂語地說人們由于熱愛儒家傳統心切而是非不分了，實際是盡一切之能事貶低孔子和儒學傳統。什么孔子“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不能以儒家為唯一代表，各朝代也不是都以儒學為統治思想的，并不是只有孔子可以做代表”；“唯獨尊崇一個孔子，不是在保護或者發揚中國文化，反而是在泯滅中國文化內在的多元性”；“這樣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里與自然經濟相結合形成的宗法專制社會，無法自行轉型為現代社會，也產生不了現代科學。如果認為我們今天還要拜倒在這個、那個圣人面前，那是非常糊涂的”，不一而足。

袁先生這里很有打出一個稻草人，給自己樹立一個射擊的靶子的嫌疑。因為熱愛國學的大多數人都不是袁先生在這里所描述的這樣。少數有不當者也大可不必袁先生如此過慮。袁先生的過于敏感，完全是出于他信仰的西方自由二元對立，讓他站到與中國傳統文化勢不兩立的地位。人們一有點對自己傳統文化的褒獎之言，袁先生就會渾身不舒服。不是國學不想搞多元性，而恰恰是自由主義想搞單元化，想搞霸權話語。現在的問題不在是袁先生所說，承認中國文化有圣人是糊涂，而是不要讓用自由主義解構中國傳統文化話語搞糊涂了，特別是應該提醒一下袁先生不要被自己理解的冒牌自由主義弄糊涂了。

（2010年7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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