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孔孟的“仁義”是“使民”、“奪民”、“殺民”、“食民”的“善術”　　

                     探索者　　

（接上）　　

二、     孔孟的“仁義”是反動統治階級的軟刀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1·2》）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12·1》）　　

孟子曰：“仁者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13·14》）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盡心上·13·12》）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3·3》）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4·2》）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4·3》）　　

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4·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9·29》）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論語·衛靈公·15·35》）　　

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17·6》）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離婁上·7·3》）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鹯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茍為不畜，終身不得。茍不志于仁，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孟子·離婁上·7·9》）　　

有子說“孝”、“弟”是“仁之本”。“孝”就是“親親”，“弟”就是“敬上”，亦就是“貴貴”。“孝”、“弟”所產生的巨大的社會效果是“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孔子認為“仁”，則天下太平。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不仁”不知“禮”、不知“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茍志于仁矣，無惡也。”“仁者不憂”，“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孟子則認為“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政”、“善教”，也即“仁政”、“仁教”的目的和作用，就是既要可“得民財”，又要可得“民心”；“使民”既要“民親之”，“殺民”又要“民”“不怨殺者”。讓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甘心情愿地服從剝削壓迫階級的剝削、壓迫和屠殺。稱“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孔孟把“仁”說得很重要。是的，“仁”，無論對于統治階級，或是對于被統治階級都很重要。不過對于統治階級，“仁”就是其“天下”，對于被統治階級，“仁”卻是“軟刀子”、洪水猛獸，并非日用所需之“水火”。“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這純屬孟子強奸民意的胡說八道。既然如此，焉有其“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焉有孔子的“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論語·里仁·4·6》）？！　　

然而，“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卻是一個錯誤的結論。“孝弟”并沒有如此大的作用。被孔子稱“至孝”的武王、周公就不但是兩個“好犯上者”，也是兩個“好作亂者”，紂王就是被其所殺，商的天下就是被其所奪。孔子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論語·公冶長·5·7》）的那個子路，就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于衛東門之上”（《莊子·盜跖》）！而孔子本身就是一個“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邪行，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知人不忠，趣之為亂”（《墨子·非儒下》）、“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論語·陽貨·17·5》）、“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論語·陽貨·17·7》）等嗜謀反“好作亂者”！孟子則到處鼓吹“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1·5》），鼓動、唆使諸侯學“文武之道”，取代周王朝。　　

三代，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克己復禮為仁。”據此，若“仁”，就不會有“三代”。夏是啟奪益之天下，商是湯奪桀之天下，周是文武奪紂之天下。“奪”“不仁”也！　　

孔子給“仁”及其“利”開出的清單是：“仁”具體包括“恭、寬、信、敏、惠”五者。恭，對上裝出一副恭順的奴才樣；寬，對下擺出一副寬厚的老爺架；信，對上裝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樣子，實心另有打算；敏，對上投其所好，報喜不報憂；惠，對下施舍小恩小惠，籠絡人心。其利分別是“不侮”、“得眾”、“人任”、“有功”、“使人”，總之不僅主子的利益得到維護，自己亦可以獲得主子的重用，仗勢欺壓掠奪民眾，贏得富貴名利，豈不悠哉！　　

孟子給“仁”及其“利”開出的清單是：“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的“仁”，與“保四海”之“利”掛起鉤來；“諸侯”的“仁”，與“保社稷”之“利”掛起鉤來；“卿大夫”的“仁”，與“保宗廟”之“利”掛起鉤來；“士庶人”的“仁”，與“保四體”之“利”掛起鉤來。　　

你看：在“仁”的名義下，“天子”、“諸侯”、“卿大夫”和孔孟等“君子”都分別使自己與其“利”掛上了鉤，諸如“保四海”、“保社稷”、“保宗廟”和“不侮”、“得眾”、“人任”、“有功”、“使人”，獲得了實際的利益；“天子”是“天下”，“諸侯”是“社稷”，“大夫”是“宗廟”，然而，“士庶民”勞作終生，到頭來卻除了“四體”之外，一無所有！《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是宇宙的一部分，它是一物理的自然存在，并非具有人類般的好惡之情、仁虐之心。天地對待萬物就猶如人們視用草扎成用作祭祀的“芻狗”一樣,棄之如敝屣。圣人（老子理想中的圣人，并非儒術的“圣人”）對百姓也是這樣，他效法“天地之道”，對百姓也不施什么所謂的“仁愛”之心，而是像對待“芻狗”那樣，讓其自生自息。天地對萬物不仁，萬物卻衍生并作，欣欣向榮；圣人對百姓不仁,百姓卻“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現君王對百姓施以“仁政”（也就是孔孟所鼓吹的“仁政”）的恩惠，而使百姓“饑”、“爭”、“盜”、“心亂”、“輕死”。由此可見，君王的“仁”政究竟是什么貨色了！　　

同時，既然王權神授，那么若上帝把天下授予一個不“仁者”，不是上帝的失職嗎？社會實際卻是“彼竊鉤者誅，竊國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胠篋》）“仁”與“不仁”皆人事，非“天命”也。既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那么也就否定了“天下神授”的胡說。“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此皆人事也，與上天無關。因此天下神授之說，純屬胡說八道。“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惡醉而強酒。”此乃因“有國有家者”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7·4》）、“反身而誠”（《孟子·盡心上·13·4》）的功夫太差的緣故。“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人”，好好人，親近好人；“惡人”，惡惡人，厭棄惡人。所謂的“好人”、“惡人”。恩格斯說：“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反杜林論》）孔子的所謂“仁”者“愛人”（《論語·顏淵·12·22》），并非是“愛一切人”，而是“仁者”的愛憎更加分明，更有鮮明的階級性。“仁者”所愛的是統治階級和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人”，所憎的是那些不滿于被其統治和對其統治有所反抗的“人”。奴隸主貴族是有明確的善惡標準的：“仁”，克制自己服從其統治壓迫者為“善”，否則為“惡”，故“仁”者無“惡”。　　

“仁者愛人”，千萬不要照字面上理解為“仁者愛一切人”。“仁者僅愛人中的親者上者”。否則孟子為何大罵“墨氏兼愛，是無父也。……是禽獸也。”孟子既然把墨子的“兼愛”咒罵為是“無父也……是禽獸也”，也就說明孔孟的“愛人”，絕非“兼愛”，當然也非“博愛”，而是與“兼愛”、“博愛”極端對立者。當然也不是“楊氏”的疏者下者的“為我”，愛自己，“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是禽獸也！”而“君”又大于、重于“父”，故“仁”就是“親”、“愛”、“忠”、“順”于“長上”，“親”、“愛”、“忠”、“順”于“君”；所謂“仁政”也就是“親”、“愛”、“忠”、“順”于“長上”，“親”、“愛”、“忠”、“順”于“君”的政治。在當時，“人”，指統治階級，社會地位高者——奴隸主貴族。被統治階級，社會地位低者謂“民”。《論語·泰伯·8·9》：“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愛人”，就是愛奴隸主貴族。熱愛奴隸主就是“仁”。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7·1》）。孔子的“愛人”，是讓統治階級奴隸主貴族內部之間互相親愛，使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熱愛及貧窮卑賤者對富有高貴者熱愛。這是孔孟“仁”說和“仁政”的本質！當然，在此所指，是孔孟之“仁”和“仁政”，并非指一般意義上的“仁”和“仁政”。這是該書需要特別強調的。所謂“仁教”也就是“親”、“愛”、“忠”、“順”于長上的教育。孔孟的“仁義”，實際上就是“下者”對“上者”“以順為正者”（《孟子·滕文公下·6·2》）的“妾婦之道”，讓“下者”，被統治階級皆成為“上者”，統治階級的“妾婦”！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仁”屬思想意識形態范疇，當然也不能例外。例如，墨子的“仁”之含義與孔孟之“仁”的含義絕然不同。墨子認為“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愛下》）。提出“兼相愛，交相利”（同上）的原則。主張互助互利互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尚賢下》）。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斥責世卿世祿的親親制度，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同上》）。他的“仁”指的卻是“愛”“天下的一切人”。對于被統治階級，還要特別指出的是：孔孟的“仁”“愛親者”，并不是指“愛”自己和“愛”自己的親人，而是愛統治階級。否則孟子為何大罵“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是禽獸也！”楊朱又稱陽子居，大概出生在墨子之后，是孟子的前輩，其事跡已少有可考，其思想言論散見于《莊子》、《荀子》、《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及《淮南子》等中。主張“貴生”、“重己”（《呂氏春秋》）、“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論訓》），被孟子污蔑為“為我”，即為自己。他喚起人民的覺醒，要為自己的利益去奮斗，而不要為統治階級的利益去充當炮灰！因此，孟子對其恨之入骨。然而，統治階級不僅他們為自己，而且還為自己的私利，甚至于自己的一時好惡，讓千萬百姓為其送死。對此，滿口仁義道德的孟子卻連個屁也不放！可見其仁義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和殘酷性！這純屬孟子對楊墨的誹謗，天子是不惜天下之民，以養其自身的私欲！！這要比楊朱的以“我”為宗旨，不知要惡到哪里去了！楊朱的為“我”宗旨，只不過是要告訴人們個人的重要，不要去為天子等的私欲送命，要覺悟、覺醒，要求自身的解放！！孟子既然把墨子楊子的“兼愛”、“為我”咒罵成是“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也說明孔孟的“愛人”，絕非“兼愛”、“為我”，而是與“兼愛”、“為我”極端對立者，則其所謂“仁”究竟是什么貨色也就可想而知了。何以“為我”，就“是無君也”？何以“兼愛”，就“是無父也”？何以“無君無父”，就“是禽獸也”？毫無道理可言，只是霸道而已。孔孟口頭上主張“王道”，其實行為“霸道”得很！墨子卻很大度。《墨子·公孟》：“程子曰：‘非儒，何故稱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也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于孔子乎？’”魯迅說：“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后是說革黨，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君”是社會的統治者，“父”是家庭的統治者。孟子把自己的政治和學術上的對手“楊”、“墨”推到統治者的對立面，也就是借助于統治者的勢力來扼殺他們。借刀殺人，其用心是非常險惡的。孔孟把異己之說皆誣之為“邪說”、“淫辭”，借助于當權者的勢力搞學術思想專制。《呂氏春秋·不二》：“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pián）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呂氏春秋·用眾》：“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承認諸子都是天下出類拔萃的人物，各有所長。主張對諸子進行綜合思考。撰寫該書者是秦宰相呂不韋。由此看來，儒者所稱的秦之文化專制要遠遠遜色于儒者的文化獨裁。“廚房里有肥肉，廄棚中有駿馬，卻讓百姓臉有饑色，郊野中有餓殍。此乃率野獸而食人也。”是誰“廚房里有肥肉，廄棚中有駿馬，卻讓百姓臉有饑色，郊野中有餓殍”？是誰“率野獸食人”是楊墨嗎？非也！是天子率諸侯、大夫和諸如孔孟等“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5·4》）者“食人”也。野獸是誰？是諸侯、大夫和孔孟等“食于人”者。“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楊墨之道不息”，楊墨學說的深得人心，說明楊墨學說的人民性和時代性；孔子之道不著，孔子學說的不得人心，說明孔子學說的反人民性和反時代性。孔孟與楊墨的敵對，說明孔孟，即仁義之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時代的！其與人民、時代之道水火不相容！孔孟之道是反人民的！反時代的！同時它也從反面告戒人們：孔孟之道不息，就沒有民主科學之道。　　

《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老子認為“仁義”是“大道”湮沒的產物。《莊子·徐無鬼》：“嚙（niè）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后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乎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piē）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嚙缺在路上遇到許由，問：“您到哪里去？”許由答：“躲避堯的糾纏。”嚙缺奇怪地問：“為什么？”許由答：“堯,畜畜然憐憫百姓，力行‘仁義’，我恐其為天下所笑。他這樣做，會讓后世變得人人相食的。讓百姓聚集在您周圍是不困難的。愛護他們，他們就親近您；利益他們，他們就依附您；稱譽他們，他們就勤勉其業。但要把他們所厭惡的東西加給他們，傷害他們，那么他們就會離開您而散去。愛和利出于‘仁義’，然而獻身于‘仁義’者稀少，而想從‘仁義’中得到好處的人卻眾多。在那些高喊‘仁義’者當中，真正行‘仁義’者雖可能有，但其大多數對之卻并無誠心實意。‘仁義’會變成陰險、貪婪如禽獸之人，愚弄人心、巧取豪奪所借用的工具、武器、外衣、偽飾和大旗。因此，要想依靠幾個大善人的專制獨裁來造福于天下，猶如不問何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刀切下去，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險的、可怕的。天下賢人少，而不肖人多；真‘仁義’行善者少，而假‘仁義’為惡者多。堯只知‘仁義’對天下之利益，而不知‘仁義’對天下之禍害！這個道理，只有站在賢人之外者，才看得清楚。”［魏晉］嵇康說：“及至人不存，大道凌遲，乃始作文墨，……造立仁義。……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涂，奔鶩不覺。”（《難自然好學論》）認為社會上所以有虛偽和欺詐都是造立“仁義”的結果。魯迅說：“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世界現在常為受機關槍擁護的仁義所治理，……”（《<塵影>題辭》）　　

還是以孔孟自己的言論，來評說“仁義”究竟是何物吧！既然“殺人以梃與刃”，“無以異也”，那么“殺人”以“善政”、“善教”“與刃”，亦“無以異也。”孔孟乃教統治者以“仁義”“使民”、“奪民”、“殺民”也！孔孟乃以“仁義”教君王“率獸而食人”也！孔孟的“仁義”，是教君王“率獸而食人”，又“遠庖廚”（《孟子·梁惠王上·1·7》）的一種“仁術”——善術也。孔孟的“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8·28》），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待續）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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