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孟的“仁義”是“使民”、“奪民”、“殺民”、“食民”的“善術”　　

                    探索者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論語·子路·13·12》）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論語·子路·13·11》）　　

“王者”與“霸者”相對，“王者”是指以“仁義”，堯舜文武之道平治天下者。“霸者”是以武力平治天下者。《中庸·18》：“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孟子·梁惠王下·2·3》：“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茍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之天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其實，文武就是以“武力”而不是以“仁義”推翻了商紂取得天下的，所以孔孟的“王”、“霸”相通，其“王道”是一堆胡說。世，古代以三十年為一世。孔子說若“王者”統治國家得“三十年”才能實現“仁政”；而“善人”統治國家，得需要“一百年”才“可以勝殘去殺”。這就等于說：“王者”統治國家首先得對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屠殺三十年，然后才能談得上“仁政”；“善人”統治國家對被壓迫被剝削階級至少得屠殺一百年才能談得上“去殺”。這充分暴露了孔子這個“巧偽人”的猙獰面目。老子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老子·第十九章》）莊子曰：“重圣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竊之。何以知其然也？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圣知邪？故逐于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過也。”（《莊子·胠（qū）篋（qiè）》）“圣人”是“反動”統治者的幫兇，“仁義”是為反動統治者謀取暴利的武器。　　

一、     孔孟“仁義”的虛偽性和荒謬性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服禮為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12·1》）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12·22》）　　

根據孔子的定義：“克己服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愛”奴隸主貴族就是“仁”；其人就是“仁”者。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也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孟子·滕文公下·6·3》）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孟子·離婁上·7·2》）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孟子·盡心上·13·46》）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根據孟子對“智者”、“仁者”的定義，不僅使我們知道了何謂“智者”、“仁者”，而且亦使我們看清了孟子所謂的“知者”、“仁者”的堯舜究竟是些什么人物以及“知”、“仁”是些什么東西。堯舜的“大知”就在于其“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知”“近”者也；堯舜的“大仁”就在于“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可知“仁者”并“不遍愛人”、“泛愛眾”（《論語·學而·1·6》）（并非“兼愛”、“博愛”），而“急親賢也”，否則那就“是之謂不知務”！只有在其“近”者、“親”者都“知”好了，“愛”夠了，有閑暇、余力之時，才能顧及到對其“遠”者、“疏”者的“知”和“愛”；然而，對其“近”者、“親”者的“知”和“愛”永遠是無足無夠的，那么對遠者、疏者的“知”、“愛”也就是一句空話了。孟子的“知者無不知也”，“仁者無不愛也”，貶值成“急親賢”而已，也就是說孟子的“知”者、“仁者”，就是“急親賢”者而已。那么什么是大舜的“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孟子在《孟子》中給了我們許多典型事例，因為文章篇幅所限，在此僅舉兩例以饗讀者：《孟子·盡心上·13·35》：“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萬章上·9·3》：“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gǔn）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1·4》）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盡心上·13·12》）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13·14》）　　

盡管“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然而“殺人以梃與刃”，“無以異也”；“以刃與政”，“無以異也”，那么，孟子教統治者以“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與統治者“奪民以梃與刃”，“無以異也”；孟子教統治者“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與統治者“使民以梃與刃”，“殺人以梃與刃”，“無以異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然孔孟對于“君子”的“食于人”、“殺民”卻并不“惡之”，非但不“惡之”，而且是心安理得，而“好之”，贊之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滕文公上·5·3》），“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5·4》），“民”“雖死不怨殺者”。“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孟子說孔子認為是先有用俑殉葬，然后才招引得用活人殉葬，所以詛咒“始作俑者”。對此，孟子是在裝糊涂！故意美化孔子和為奴隸主階級“隱”其罪惡！要知道孔子的職業就是“相禮”，為奴隸主貴族辦理喪事，并自稱對古代的禮儀非常熟悉。《論語·八佾·3·9》：“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墨子·節葬下》曰：“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在春秋時代也還有殺殉之事。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史記·秦本紀》）“三年春二月辛卯，邾（zhū）子……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左傳·定公三年》）等等。春秋中葉以來，許多具有進步思想的人物對此在不同程度上提出反對。諸如：“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zhēn）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左傳·文公六年》）這些事實難道孔子不知道嗎？！是知道的。如果說孔子真正是極力反對用活人殉葬，為何他不詛咒用活人殉葬的天子、諸侯、達官、貴人讓其斷子絕孫呢？而要詛咒為替代活人殉葬而發明做俑者呢？詛咒那些以活人殉葬的天子、諸侯、達官、貴人，讓其斷子絕孫，才是斷絕用活人殉葬殘酷現實的一種真感實情的宣泄。如果要說孔子詛咒“始作俑者，其無后乎”，那么其真正的原因，實際上是“始作俑者”破壞了周“禮”。要知道“殺殉”，以活人殉葬是周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否則墨子為何說“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當時所用“殺殉”者的數目，是決定于所殉葬者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財富的多寡。“始作俑者，其無后乎!”這是孔子“克己復禮為仁”在喪葬這個特定問題上的感情宣泄！孔子所以詛咒“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絕非是因為出于什么“愛人”，“愛”那些被殺殉者，出于對他們的憐憫！而是對破壞“周禮”的“始作俑者”的憤怒！憤恨！讓“始作俑者”，斷子絕孫！《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仁”乃“術”也！“仁”是奴隸主貴族統治者“使民”、“奪民”、“殺民”、“食民”之善術也！孔孟的“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與“君子遠庖廚也”同意，異曲同工。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愿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師樂罷而悅于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罷而悅于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告子下·12·4》）　　

“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悅罷而悅于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既然如此，這正是孟子行“仁義”的用武之地、之機，孟子為何不去秦楚，說服二王罷兵而行“仁義”呢？“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8·13》），一張牛皮匠、投機商的賣膏藥者的嘴臉昭然若揭。此處“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與“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1·1》）同意。孟子說當時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7·14》），“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11·18》）的時代，“爭地”為何？為“利”也！“爭城”為何？“爭利”也！既然“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那么孟子教宋牼不應以“不利”說秦楚罷兵，而應以“仁義”說其罷兵，猶明知不能而教人為之，乃愚弄人也。在《四書》中，我們看到了：孟子在“仁義”的名義下，有向君王鼓吹“直好世俗之樂耳”（《孟子·梁惠王下·2·1》）、“好勇（戰）”（《孟子·梁惠王下·2·3》）、“好貨”、“好色”（《孟子·梁惠王下·2·5》）、好“辟土地（侵略）”（《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梁惠王下·2·10》）者，有反對以“不利”向君王反對戰爭鼓吹和平者，但卻沒在“仁義”的名義下，向君王鼓吹和平者。孔孟“仁義”之虛偽和荒謬，由此可見一斑。孟子教君王把“仁義”作為“好樂”、“好色”、“好貨”、“好戰”、“辟土地”的旗幟——遮羞布！　　

子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13·10》）　　

[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下·4·13》）　　

兩位“儒術”“圣人”簡直是自我吹破了天。然而，“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孟子給滕文公出的救國之策，在還無戰事，只是“事齊乎？事楚乎”之時，是要滕文公“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學個烏龜（《孟子·梁惠王下·2·13》）；在“齊人將筑薛”，怕齊來攻之時，是要滕文公學個兔子，“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可為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孟子·梁惠王下·2·14》）若成功，也是“天命”非“仁義”也。結果，滕不待后世，很快就被滅亡。孟子的偶像“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軍事家”孔子，那就更絕了。其人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8·13》）。《論語·衛靈公·15·1》：“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問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然而，被孟子咒罵為“禽獸”、“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率獸而食人”（《孟子·滕文公下·6·9》）的墨子，當聽到公輸般幫助楚國制造了云梯，要進攻宋國的消息時，卻急忙從魯國出發日夜兼程十天十夜，克服了種種常人難以忍受的艱難困苦，趕到楚國的京城郢，以自己博學的文攻武略說服了公輸般和楚王，終于勸阻了一場楚國對宋國的侵略戰爭。《呂氏春秋·愛類》：“公輸般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于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無論在人格上，或學問上，墨子都要比孔孟之流高得多。如果說墨子是翱翔于藍天的雄鷹，那么孔孟之流只是啄食于糞堆上的兩只雞子。孔孟與墨子不可比擬，是兩類人。前者，乃人中鬼蜮；后者，乃人中俊杰。（待續）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