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孟的“仁義”與“利益”之辯及其實質　　

                 探索者　　

孔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皇皇如也”、“傳食于諸侯”，皆為私“利”也；孔孟為益其“一毛之利”而禍害“天下之民”！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13·26》）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8·13》）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都被孟子視為“賊道也”，就是他“仁義”好，是“中庸之道”。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就是墨子，“摩頂放踵”而“利天下”！《莊子·天下》稱：“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這是孟子對楊子的污蔑。由“楊子取為我”，何以必然得出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何以就說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取為我”，讓世人要愛自己，要覺悟、覺醒，不要去為天子、將相等的私欲送命！這本身就是對天下之大“利”；在那君權至上的時代里，敢于提出“為我”而不“為君”的口號，真是破天荒，振聾發聵、驚天動地！不用說別的，要頂住孟子之流的攻擊和迫害，就非同小可，絕非“拔一毛”的問題。究竟是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是孔孟和帝王將相一伙。他們不僅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而且是寧以天下殉其私利。在中國歷史上有哪一個帝王不是為其一己的私利，把百姓推入水深火熱之中。孔孟之流不是亦一貫奉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公孫丑下·4·7》），“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鄉鄰有斗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孟子·離婁下·8·29》）嗎？“天下有道則見”，“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是為了得“利”；“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無道則隱”、“閉戶”，為何？是為了避害，以免損傷了他們自己的“一毛”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君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君末見？當蔣介石政權已經是土崩瓦解之時了，其好友陳布雷僅因勸其拿出幾萬錢做個樣子，穩定人心，當時蔣介石就火了，把陳布雷罵了個狗血噴頭！《論語·先進·11·9》：“顏回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11·10》：“顏回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論語·先進·11·11》：“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論語·先進·11·8》：“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孔子稱顏回是其最得意的弟子。“顏回死”，“子哭之慟”，稱“噫！天喪予！天喪予！”，然卻不肯“之車以為槨”，先是以“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搪塞，后只好承認“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你看，孔子視“之車以為槨”而“徒行”勝于“天喪予！天喪予”！豈愿“拔一毛而利天下”！《論語·泰伯·8·3》：“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你看，曾子是如何愛惜自己的每“一毛”！試問孔孟誰曾“拔一毛而利天下”過？沒有！他們是一伙滿口仁義而善吃百姓的豺狼。楊子的學說就是讓百姓看清他們一伙面目，愛護和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要去充當統治階級的犧牲或幫兇。“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孟子一副惡霸嘴臉昭然若揭。在孔孟眼里，他自己的，皆是“正道”、“圣道”；異己的，皆是“異端”、“賊道”。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鄉鄰有斗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有“危”、有“亂”的地方，即需要孔孟發揮治國才能，解決問題的地方，孔孟是不去的，因為那里有險而無“利”；無“危”、無“亂”，即無需其發揮治國才能，解決問題的地方，卻要去兜售他們那一套“治國大道”，因為那里無險而有“利”。這不僅說明其怯懦、自私，說明其并無真才實學，也說明其惟利是圖，是專門摘桃子，掠取暴利者。孔孟一副明哲保身、投機鉆營、看風使舵，不知為恥反以為榮的投機商嘴臉昭然若揭。怎能相信像孔子孟子這種人，能有“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以忠事君”（《論語·顏淵·12·14》）“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15·9》）之高舉？！孔孟鼓吹“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其本人卻是“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鄉鄰有斗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蔣介石令其將士“不成功，便成仁”時，其本人卻早為自己營造好了安樂窩！“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孔子三個月無官做，就惶惶不可終日，出國必帶上獻給所去國家君主、大臣的見面禮物。可見孔子是一個官迷，富貴迷，是一個靠鉆營謀求官位，尋求富貴者，是一切君王的泛走狗。他自稱“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7·16》），全是自吹自擂的騙人鬼話。《論語·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雖然鞭之士，吾亦為之。’”“出疆必載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可見中國賣官鬻爵，以錢買官、行賄得官、私門求官，古已成俗，“源遠流長”！既然“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那么“君子”與“小人”有何差別？“士之仕也”，為“俸與祿”，以及“祭祀”和“飲宴”，大“利”也；“猶農夫之耕也”，為養家糊口也，小“利”也。這不是“君子”與“小人”一樣，都是“孳孳為利者”嗎？“君子的”孳孳為善者”，就是“孳孳為利者”；“利與善”無間也！孟子稱“君子”的“孳孳為利者”為“孳孳為善者”，是何等之“辟”啊！沒有“小人”的“孳孳為利者”，哪有“君子”的“孳孳為善者”！沒有“小人”的“孳孳為”小“利者”，哪有“君子”的“孳孳為”大利者？“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這是“君子”得了“小人”的大便宜而賣乖！　　

由“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來看，“無君”，無官，孔子豈能“隱”得住！孔子的“富貴”欲，也就是求“利”之心大得很，是很難“隱”住的，甚至于為“富貴”所驅使，寧愿鋌而走險，做犯上作亂者的幫兇。“篤信好學”，篤信周禮，好學周禮。孔子自稱“篤信”，卻又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篤信”，乃孔子自稱；“無信”，才是孔子的實際。“守死善道”，死守周禮。“死守”，也是孔子的自稱；“毫無節操”，才是孔子的實際。《論語·陽貨·17·5》：“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論語·陽貨·17·7》：“佛肸［畔］，召，子欲往。”　　

《墨子·非儒下》：“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mǐ）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lù）。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邪行，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后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于民，謀慮不可通于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于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kuàng）寡人者眾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由此看來，甚至于本是“有道”、平安、太平之“邦”，經孔子一伙的“入”，也要“亂”、“危”起來，渾水摸魚，從中取利，是孔子的拿手好戲。毛澤東曾戲稱：“對孔子的長處應該說到，孔夫子是革命黨，他到哪里，哪里就造反。”（《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人物精選》）《論語·鄉黨·10·6》：“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論語·鄉黨·10·8》：“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論語·述而·7·14》：“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子“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看來，孔孟并非是“言仁義”，不“言利”，也是“言利”的；其所追求者，也并非是為“仁義”，而是為“利”，“求善賈”，求大“利”也；“謀道”（《論語·衛靈公·15·32》），求大“利”也！所謀之“道”“仁義”就有大“利”。盡管孔孟絕不會“為利天下”而“拔一毛”，但卻為其私利而奔走四方，無論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游說列國的孔子，還是“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的孟子，雖曰行“仁義”，實乃皆是“孳孳為利者”也！　　

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盡心上·13·32》）　　

孔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皇皇如也”、“傳食于諸侯”，皆為私“利”也；孔孟為益其“一毛之利”，既奪民財、民心，又奪民命，禍害“天下之民”！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并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11》）　　

這不僅是孔孟對國家發展經濟的反動，更是對今天我們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反動。兩千多年來，孔孟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是巨大的，難以估量！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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