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孟的“仁義”與“利益”之辯及其實質　　

                 探索者　　

孔孟惟“義”，就是惟“利”，惟統治者的巨“利”。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小人哉！”（《論語·子路·13·20》）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18·8》）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4·10》）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8·12》）　　

孔子明確地把“言必信，行必果”，作為“小人”的行為特征，不言而喻是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作為“君子”的美德。把“無可無不可”、“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作為最高信條。孟子則說得更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義”，“宜”矣，怎么對自己適“宜”就怎么辦，也就是說怎么對自己有“利”就怎么辦。在孔孟，也就是“大人”那里，“信”是假貨，其說也是假貨，“言”是“言”，“行”是“行”，“言不必”有“信”，“行不必”有“果”，只要對自己有利益即可！我們必須以此來看待孔子、孟子的所“言”所“行”。“仁義”中包含著統治者的最大私利。既然孔孟是把“仁義”當作統治者私利的代名詞、統治者的最大私利的所在，那么孔孟的“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惟義所在”就是“惟利所在”，就是惟利是圖，就是“惟利”！孔子之所以為歷代反動統治者捧為“圣人”，孟子之所以為歷代反動統治者捧為“亞圣”，其原因也就在于此，他們的說教代表著反動統治階級最大的私利，并且對被統治階級有很大的欺騙性。至于孔子所說的什么“主忠信”、“敬事而信”、“謹而信”、“言而有信”（《論語·學而·1·7》）等，那只是因為言“信則人任焉”（《論語·陽貨·17·6》），可向權勢者推銷自己，以獲得任用，取得富貴，也就是“利”；“信而后勞其民”（《論語·子張·19·10》），民可被容易役使、剝削、掠奪，也是“利”。孔子說：“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12·7》）。孔子既要讓統治者取“信”于民，又要讓統治者不要以“信”自縛，那就只有欺騙。《論語·公冶長·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由孔子的自稱，也可知其并非是一個“忠信”者。然而墨子認為“言信行果”應是為人處世的基本信條。《墨子·兼愛下》：“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　　

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6·9》）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楊、墨學說在當時被人們所接受程度和其巨大的影響。《淮南子·要略》：“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繁憂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后，墨子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有著作《墨子》一書傳世。守其“道”的子思令“魯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下·12·6》），而反其“道”的墨子卻另立新說，創造了一個新學派！猶信：“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莊子·秋水》）！孔子講“仁”而“罕言利”，墨子認為“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提出“兼相愛，交相利”（同上）的原則。主張互助互利互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等。斥責世卿世祿的親親制度，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墨子·尚同上》）。“愛有差等”，就不可能有“選賢任能”，更不會有社會的公平、公正、正義之類。反對孔子的天命論，針對孔子所說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稱頌“知命”者是“仁者”，認為“命者暴王所作”（《墨子·非命下》），“故執有命者不仁”（同上）。強調通過人們的主觀努力可以改變自己的處境，“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同上）。貧富、貴賤、榮辱等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的。反對孔子的“述而不作”思想，主張“作而且述”，認為歷史上任何事物必先有所“作”（創造），然后才會有所“述”（繼承）。“吾以為古之人善者則述，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反對儒家“厚葬久喪”，“繁飾禮樂以淫人”，“君子必古服古言”等主張。反對儒家“生而知之”，“正名”等的觀點，主張“取實予名”和“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墨子·兼愛中》），以及以“三表”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等等。《墨子·非命上》：“子墨子言曰：［言］立必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莊子·天下》稱：“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孟子·盡心上·13·26》：“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因“墨子兼愛”，就被孟子咒罵為“禽獸”，正說明孟子是禽獸，其鼓吹的“仁義道德”，實乃禽獸道德。　　

楊朱，又稱陽子居，大概出生在墨子之后，是孟子的前輩，由于封建統治者的封殺，其事跡已少有可考，其思想言論散見于《莊子》、《荀子》、《孟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及《淮南子》等中。主張“貴生”、“重己”（《呂氏春秋》）、“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fán）論訓》），被孟子污蔑是“為我”，即為自己。他喚起人民的覺醒，要為自己的利益去奮斗，而不要為統治階級的利益去充當炮灰！因此，孟子對其恨之入骨，咒罵“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是禽獸也！”天子不惜天下之民，以養其自身的私欲！統治階級不僅他們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且甚至于為自己的一時好惡，也會讓千萬民眾為其送死。對此，滿口仁義道德的孟子不僅連個屁也不放，還讓“民親其上，死其長”（《孟子·梁惠王下·2·12》），詛咒“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孟子·梁惠王上·1·4》）可見其仁義道德的虛偽性、欺騙性和兇惡性！楊朱的為“我”，只不過是要告訴人們個人的重要，不要去為天子、諸侯、將相等的私欲送命，要覺悟、覺醒，要求自身的解放！！　　

孟子既然把墨子的“兼愛”說成是“無父也……是禽獸也”，也說明孔孟的“愛人”，絕非“兼愛”，當然也非“博愛”，而是與“兼愛”、“博愛”的極端對立者。孟子既然把楊子的“為我”說成是“無君也……是禽獸也”，也說明孔孟的“愛人”，絕非“為我”，并非“愛”自己。則其所謂“仁”，既不是“愛”一切人，又不是“愛”自己，那么其究竟是什么貨色也就可想而知了！“仁”就是“愛”長上，首先就是“忠君”、“孝父”。何以“為我”，就“是無君也”？何以“兼愛”，就“是無父也”？何以“無君無父”，就“是禽獸也”？毫無理論可言只是霸道。孔孟口頭上主張“王道”，其實行為“霸道”得很！然而墨子卻很大度。《墨子·公孟》：“程子曰：‘非儒，何故稱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也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于孔子乎？’”魯迅說：“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公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后是說革黨，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君”是社會的統治者，“父”是家庭的統治者。孟子把自己的政治和學術上的對手“楊”、“墨”推到統治者的對立面，也就是想借助于統治者的勢力來扼殺他們。孟子借刀殺人，其用心是非常險惡的。“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自稱以反人民、反進步為己任，真乃螳臂擋車，可笑不自量。孔孟把異己之說皆誣之為“邪說”、“淫辭”，借助于當權者的勢力搞學術思想專制。《呂氏春秋·不二》：“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pián）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毫士也。”《呂氏春秋·用眾》：“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承認諸子都是天下出類拔萃的人物，各有所長。主張對諸子進行綜合思考。組織撰寫該書者是秦宰相呂不韋。由此看來，儒者所謂的秦之文化專制要遠遠遜色于儒者的文化獨裁。“廚房里有肥肉，廄棚中有駿馬，卻讓百姓臉有饑色，郊野中有餓殍。此乃率野獸而食人也。”這是孟子的“賊喊捉賊”的伎倆。是誰“廚房里有肥肉，廄棚中有駿馬，卻讓百姓臉有饑色，郊野中有餓殍”？是誰“率野獸食人”？是楊墨嗎？非也！由人稱孟子“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孟子·滕文公下·6·4》）來看，可以肯定孟子就是一個“率野獸而食人”者。是天子率諸侯、大夫和諸如孔孟等“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5·4》）者“食人”也。野獸是誰？是諸侯、大夫和孔孟等“食于人”者也，正是孔孟及其一伙。然而，這位“亞圣人”卻讓人莫名其妙地把它加到與其相反者的楊墨頭上，行嗎！真是一個人面獸心的家伙。詛咒“始作俑者，其無后乎”者，乃真“禽獸”、“野獸”也。由孟子賊喊捉賊，對楊墨無中生有、顛倒黑白的強加罪名，也可知孔子對少正卯所加罪名的不實。“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楊墨之道不息”，楊墨學說的深得人心，說明楊墨學說的人民性和時代性；孔子之道不著，孔子學說的不得人心，說明孔子學說的反人民性和反時代性。孔孟與楊墨的敵對，說明孔孟，即仁義之根本不是什么人民的！時代的！其與人民、時代之道水火不相容！孔孟之道是反人民的！反時代的！孔孟所鼓吹的“善”、“惡”，與人民所要求的“善”、“惡”極端的對立。“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反人民、反時代，是孔子未竟之志。孟子愿意繼承其志，決心與人民、時代對抗到底。“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這從反面告戒我們，孔孟之道不息，民主科學之道就不著。孔孟之道蠱惑人心，就堵塞著民主科學之道的暢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同義也。”這就是“率野獸而食人”之道。“野獸”就是天下諸如天子、諸侯、大夫以及孔孟之流。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ｚｈí）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盡心上·13·25》)　　

跖，春秋末年的人民起義領袖柳下跖，被統治階級誣為“大盜”，而稱“盜跖”。《荀子·不茍》稱他“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毛澤東則稱：“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蹻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毛澤東詩詞·賀新郎·讀史》）。實際情況是，“舜之徒”，要靠“跖之徒”養活，因此雖“孳孳為善”，然而是以求既要“得民財”，又要“得民心”也，還要“得民命”也；“跖之徒”，雖然“孽孽為利”也，卻是既要求生路，也要覓自由，還要養活“舜之徒”也！何謂“善”？何謂“利”？有“利”則為“善”。因此，“善”乃“利”之別名。在此，孟子是以“善”代表“仁義”，也就是以“仁義”為“利”。“善”、“利”有著鮮明的階級內涵。實際上“舜之徒”不僅“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跖之徒”不僅“雞鳴而起，孳孳為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與跖”，一致也，相通也。至于“舜與跖之分”，不是“利與善之間也”，而是與誰之“利與善之間也”！　　

“求善賈而沽諸”，“待賈者也”的孔子；“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的孟子，就是“孳孳為善者”，也是“孳孳為利者”！　　

孔孟惟“義仁”，實乃惟“利”；惟“義”，乃惟“利”，所以“孳孳為善”，實乃“孳孳為利”也。　　

“仁義”既不是孔孟的發明創造，也不是孔孟的專利，說是者，那是貪天之功。　　

孔孟與柳下跖之分不是“利”與“仁義”之間也，而是與誰之“‘利’與‘仁義’之間也”。　　

孔孟為自己和奴隸主的統治，柳下跖為自己和奴隸的解放。　　

孔孟惟“義”，就是惟“利”，惟統治者的巨“利”，惟被統治者的巨“害”！　　

 （請進入《研讀四書 評說孔孟》，其網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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