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十九章是老子教育周宣王以后之繼任諸天子系列理論中的一環，它應當寫成于西周末期。不讀懂它就讀不懂《老子》全書，當然也就不知前后各章之聯系。要讀十九章則至少要知道一點西周史實，可惜的是，文獻資料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都變了味，對不上號。本人涉足一個陌生的領域，硬著頭皮往前闖，卻領略了老子記實之真意。至少我們可以把眾多出土的金文為依據當成一斑，可深究以窺其周王朝之全豹。
關鍵詞：絕學無憂，絕禮棄智，絕仁棄義。
短短四十九個字的《老子》十九章是《老子》一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十八章和二十章的一個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不認真理解、讀懂十九章，則不僅對十八章和二十章的內容說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會根本不知道《老子》一書的宗旨是什么。
說到十九章，也就牽涉到十九章最后的四個字“絕學無憂”的問題。自從大家看到王弼本（也包括河上公本）的“絕學無憂”屬二十章后，不少的人，便紛紛效仿和默認（只有少數幾人提出異議，但不成氣候）。在1973年長沙馬王堆帛書出土后，由于甲種抄本，壞損嚴重，乙種抄本又無“分章記號”，故又因襲承之而把“絕學無憂”歸于二十章。雖不少人努力，力想糾偏，但終因習慣勢力太大，無濟于事。關鍵還在于，諸路“神仙”，方家，不知“絕學無憂”乃是何意，這樣只按己意之拼湊，任意曲解《老子》是于事無補的。
一、 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的關鍵在于“學”字，那么“學”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為什么老子說“絕學無憂”并且以“絕學無憂”為前三言［絕禮（此字各版本均為圣，錯了二千多年）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綱。換句話說，就是“絕學無憂”是由上三言組成的。于是必須弄清楚“學”字究竟是什么時候的“學”字，它究竟是什么意思。要弄清楚“學”字就要聯系到《老子》成書的時間以及當時人們對“學”字的認識。同時還要和《老子》一書中所另外三見的“學”字統一起來，絕不能，此是彼非，或彼是此非。
《老子》一書中的另外三見是：
四十八章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六十四章的“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而復眾人之所過。”（河上公本、王弼本均無“而”字，這是據帛書甲本補正的。）
對于《老子》文中這四見的“學”字，各種解釋隨意性很大，“學”字成了不少方家的玩物。文獻中，簡直是一筆糊涂賬。
那么，在《老子》書中這四個“學”字是什么意思呢？這的確是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不小。不少人一無所知，當然這里也包括不少讀《老子》和注解《老子》的人。雖然本人孤陋寡聞，但在瀏覽了諸多有關《老子》的解讀的專著、文章后，仍沒有見到有一個人能近于《老子》文內“學”字的真實意義。所見到的，無非是這些人的想當然或望文生義的不實解釋，離《老子》本義甚遠。
要弄清楚“學”字的意思，必須弄清楚《老子》一書是什么時候寫成的，在當時的“學”字是什么意思，這才能夠切入問題的實質。否則泛泛之言，不著邊際，于研究《老子》無益。
查我國古老的文字有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乃商時所用，周初也有，但已相當簡單（只是簡單到每片上只有一個字或幾個字，最多也僅三十幾個字）。商末和周初出現的共同使用的有金文（也就是青銅器上的銘文），“學”字在青銅器銘文之中出現得很早。在離今3000年前的公元前998年（此年代，暫以“夏商周斷代工程”公布的《西周列王世系表》為據）周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銘文中就有“余唯即朕小學”。此“學”乃“曉、覺 、明白”的意思。故而離此千年之后的東漢許慎之時，在他的《說文解字》內，還沒有把“學”字列為專條，而只是在不顯眼的地方說“學是覺的省字”。
上述是西周早期的一見，嗣后西周中期的四見：
《令鼎》中的一見為“小 [子]乃學。”此“學”字多數釋家以為是“效”的意思。
《靜簋》中的三見：
“王令靜司射學宮。”與“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學射。”此兩“學”字，人們也解釋為“效”。
“靜學無目丑”，此學有人釋為“教”。
西周晚期在《師 簋器銘》上為“在昔先王小學”，和《蓋銘》“在先王小學。”此兩“學”
字，分別出于“王”口，引證先王小“覺”也（先王當指康王和自已尊從的前王）。
對上述七見，史學界的人們的認識不外乎“效、教、覺”之三意。姑且不管是否為此三意，奇怪的是，從此以后直至整個春秋時期未見一例“學”字出土，是什么原因呢？然而這卻與文獻的記載完全是兩回事了，至少大家知道，所謂春秋末時的孔老夫子的名言，“學而時習之”，此“學”“字”不獨與我們所見的金文中的“學”字而抵牾不合，就連東漢時期的許慎不也是置此“學”字于不顧嗎？事實究竟怎樣，卻成了歷史之謎。（姑且放下此謎而不索。）
但是，《老子》卻清楚無誤地告誡我們“絕學無憂”。聯系到春秋時期“學”字的消失，由此可知，西周末期社會上就有定論，《老子》正是此時期的產物，只不過是把這種社會定論重述了一遍而已！
究《老子》全文是對“圣人”——統治者、人君一人的教育、教導、訓導、訓誡，這才是《老子》唯一的宗旨。然而，在西周時，“學”字是什么意思呢？不論是從“效、教、覺”之任何角度出發，都只能僅會使統治者（圣人、人君）較為有所“悟”、有所知、有所曉、有所明白。如果僅止于此，則是可以的。但是，要再進一步認為自己已悟、已知、已曉、已明白，從而就會變異為自以為悟了，自以為知道了，自以為曉得了，自以為明白了，于是乎他的行為則必“自以為是”了！而這卻是統治者（圣人、人君）最不應該具有的，也是違背當時君王們的祖宗古公亶父的教導，同時也是違背自商湯以來的“每事問”的品德。在商時留傳下來的大量甲骨文內揭露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那就是事無大小巨細之分，無一例外，一概問卜于人。剔除所謂的愚昧，迷信……等不健康的因素，難道我們會看不見我們的老祖宗們遇事必問于人，也就是每事必問于人的優良品德嗎？
由上可知，統治者（圣人、人君）之大忌，則是“自以為是”，而“自以為是”起源于當時的“學”字，所以在西周上層“理論界”中，就必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所以“絕學無憂”則是西周社會末年時的一種理論思潮的反映。
這種理論反映來源于西周兩百多年的實踐，君王（圣人、統治者）的自以為是給社會帶來的后果（惡果）是嚴峻而殘酷的。所以在西周晚期，人們在意識形態的認識領域內是深惡痛絕“學”字給人們帶來的危害和災難的，如“學”實為“效”——效力、效仿——機械地模仿，導致上行下效，和彼行我效以及我行彼效而泛濫成災；如以“學”為“教”強迫人去模仿、效仿、照搬，不良的行為，即使不用強迫的手段普及也會波瀾壯闊地漫延而展開擴散；如以“學”為“覺”，從自以為知道、明白而上升到自以為是，一個人的自以為是只會危害自己，一個官員（庶官）的自以為是就會危害一方平民百姓，一個諸侯國的首腦自以為是就會禍及該國的上下臣民，一個周天子的自以為是就會禍及天下所有的人！
是否如是，我們來反觀一下《老子》書中的其他“學”字三見，說的是什么？
首先看《老子·四十八章》中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言簡意明，此“學”字自以為是也。這句話是一條定論（和我們現在所謂的“定理”一樣），只要誰堅持自以為是，并且日甚一日，那么他就不會得到“道”（客觀事實之真實），從而使“道”損傷了又損傷（離客觀事物之真實愈來愈遠）。因為事物的發展都是“漸變”的，故此“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顯然，此命題已知，那末由它所推導出來的命題是什么，那就是“為道日益，為學日損。”這才是正常和應該而必知的行為，這不僅應該是每個人的自律的行為，將也必是一個“圣人”、一個“統治者”的起碼行為，這將是知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后自覺得出的座右銘。所以，根據此意才會去讀文中的下一句，“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損之又損”指的是什么，是指的“自以為是”，是指的那個“學”字。故此，《老子》只說了命題“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這個大家所熟知（西周文人，人人皆知）的八個字，從而繼續他所要論述的問題。
其次是六十四章中的兩“學”字：“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而復眾人之所過。”乍一看就知道“欲”與“學”相提并論，就應該知道，它們就有某種淵源；“欲”是主觀的，“學”顯見是客觀的；“欲”是主觀所要求滿足的行為，“學”是客觀行為給主觀施加影響后所產生的主觀行為。所以，老子在這里說的“欲”是特指，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欲望；而“學”呢，是泛指，是指眾人之所過（失）的行為。“欲”和“難得之貨”大家還較為知道；“學”和“眾人之所過（失）”，就沒有一個人去認真解釋過。
“眾人”是《老子》一書中的專用名詞，《老子》全書中共出現過5次，除六十四章以外，八章一見、二十章三見。但是，此五處的“眾人”是一個意思，那就是特指為統治者辦事、服務的人。換句話說，是指統治者的鷹犬、奴才或者是“御用文人”之類的庶官、智者等。而這些人的品德無一例外的是厭下而迎上且向上爬，如八章所說的，水處于“眾人之所惡”，故水才能“幾于道”，（“眾人”則反之），而恰恰這是“眾人”（智者）之通病；又如二十章所言，只有“眾人”才能“熙熙”，才能“享大牢”、才能“如春登臺”；只有“眾人”才能皆“有余”；只有“眾人”才能皆“有以”；所以六十四章中所說的：社會中所造成的過失，全是“眾人”之所為也！所以老子力誡“圣人”——統治者絕不能重復“眾人”的過失！這是多么謹慎而又鏗鏘的金玉良言。遺憾的是，不少的人認為，老子在這里只是說要“圣人”去“補救”（挽救）“眾人”的過錯，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僅就西周而言，上至開國后的周公（這位眾人之首的智者），下至周幽王時的伯陽（下井落石、幸災樂禍的蛀蟲）之流，其過失何其多也，何其猖也，“圣人”——統治者，不去重犯他們“眾人”的過失，就謝天謝地了。誰有什么樣的力量能補救“眾人”的過失，能補救得了嗎？君不見，目前世界范圍內的諸多統治者，不重犯他們的智囊團內人的過失，不也就不錯了嗎。
由上可見“絕學無憂”是遠在二千七、八百年前西周末期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定論，《老子》一書只是忠實地紀錄下來了，并且告知其內容有三個方面：禮智、仁義、巧利。這是十九章的基本內容。下面就禮智、仁義分別求證之。至于大家明白的巧利就省略了。
二、 絕禮棄智
我們所能見到的各種版本，十九章的開頭，都是“絕圣棄智，民利百倍”八個字。（1993年郭店出土的楚簡抄件是例外。）真的是這八個字嗎？通讀《老子》全文，對于“圣”字，除此處外，再沒有單獨出現過，其余均是“圣”與“人”連用為“圣人”。這就有問題了，不論“圣”為何意，既然要絕，當必指明“圣”字的要害，至少要像六十五章中說“以智治國，國之賊”，才可使人明白“棄智”的道理。老子絕不會不負責任至此。細讀文意，倒是老子所指的是“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當與“智”為“國之賊”屬于一式。于是可以肯定老子的原文當是“絕禮棄智，民利百倍”。（并且細讀三十八章可知那個“愚之始”當為“智之始”也！并且三十三章中的“知人者智”當是“知人者哲”之誤――文獻中的成語可證。顯然，這些是人們的篡改！）
在老子的眼中，在當時西周末的現實之中“禮”與“智”才是絕棄之字。為了慎重，還是考察一下我們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因為《老子》是那個時候的意識形態的總結，是西周末年寫的。而我們所能見到的文獻，絕大部分都打上了秦漢以降之后各個時代的烙印，與西周的認識相差甚遠，已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故本文不采用文獻求證。同時也因為文獻上面的假話太多，難以鑒別。另外，也不用春秋和戰國出土的簡帛為證，因為那上面幾乎大部分是人們個人的認識，不能代表當時時代“正統”的觀點。就和現在的“網上瀏覽”或“網上聊天”一樣，不足為證。）
《史記·禮書第一》劈頭就說：“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這就是太史公對“禮”的“實質”的贊美！可惜，《史記》是出于西漢武帝之時，遠離西周有近六百年了，未必是歷史的真實，充其量是司馬遷“效力于漢武帝”的話。然而，他說：“周衰，禮廢樂壞”，這與事實相符合嗎？從出土的西周青銅器的銘文中“禮”字只三見：
“禮百姓豚暨賞……貝”。 西周早期上士卣
“武王禮福自天”。 西周早期何尊
“王乘于舟為大禮”。 西周早期麥方尊
另外，類似“禮品”的“禮”字六見，其中還包括殷末一見；類似于“以酒代禮”的“禮”字八見 ，與“壺”聯用，為“醴壺”；類似于“吃飯進餐”之“享禮”五見。而這些在西周時，基本納入到“俗”的范疇，《老子》八十章中的“樂其俗”就是指的此類禮。
奇怪的是“禮”與“學”具有同樣的命運，在金銘文中除西周中晚期少見外，春秋幾乎絕跡，至戰國才略有泛起，但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禮”字之含義。（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醴壺”三見，春秋醴壺一見，戰國“禮品”的“禮”一見。唯獨中山王（ ）壺中的“禮”二見，關于中山王（ ）壺后面再議）。
顯而易見，西周對“禮”字自有定論，那就是如《老子》三十八章中說的“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既然在理論上有如此鞭笞，誰還去為“禮”而鼓吹。東周是西周的延續，東周春秋時期，雖有管仲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鼓吹，然而要把“禮”寫在金銘文之中，留傳萬世子孫，實乃誰也不敢也。故管仲也只能伴隨齊桓公而享譽一時而已（實為犯上作亂，大逆不道，挾天子以令諸侯，第一個助長齊桓公稱霸的罪魁禍首，僅得逞一時而已）！至于春秋末的孔老夫子所鼓吹的“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四處碰壁，則正是“理”在其中也！
由上可知，“絕禮棄智”不獨是西周，同時也包括東周春秋戰國，前后八百余年間的 “正統”認識，且“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同樣是當時人們所篤信的信條。因此“絕禮”是必然的，這僅是一個方面。
其次就是關于“棄智”的問題。
在西周以前金銘文中“智”僅三見：除其中一見為殷末外，其他二見均在西周晚期，一是逆鐘，一是毛公鼎。
《逆鐘》為“毋有不聞智”。
《毛公鼎》為“無唯正聞。引其唯王智。乃唯是喪我國”。
另外，被人們把“智”釋為“知”的還有兩見，也是在西周晚期：
《毛公鼎》的“引唯乃智余非”。
《宰獸簋》為“外內毋敢無聞智”。
細看這四則之實意，都具有貶義，也說明西周末期對“智”的定義，實為不好也，這才有《老子》六十五章中的“以智治國，國之賊”的定論，故此與“學”、“禮”同屬一種性質。所以“絕禮棄智”當是西周末年的政治固見！
然而，時至春秋基本上無“智”再現，但在春秋末期，突然冒出十一見，實際只是二見：一是人名，出土的智君子弄鑒二塊，每塊上均有銘文“智君子弄鑒”故為二見；二是仲子平鐘九件，每鐘上有銘文：“圣智”，故九見“智”，所以共為十一見（此處的“圣智”的聯用，恰恰證明了《老子》一書，正是早在西周末年出現的，待到春秋末時“圣智”的聯用出現后，才致使戰國期間的關尹、莊周等人的篡改，把“絕禮棄智”改為“絕圣棄智”。當然此論不在本文范圍之內，故留待以后專題再議。）
由上也可見，春秋末時，東周的社會思潮有所波動，故才有上二“智”的問題出現，這實不為怪。嗣后的戰國期間，“智”字八見：
“亡智”。 梁十九年亡智鼎
“下民無（亡）智。” 魚鼎
“亡智鑄。” 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
“亡智鑄為量” 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
“智冶陽。趙。” 二十年承藺相如戈
“寡人幼童未通智。” 中山王（ ）鼎
“事少如長，事愚如智。” 中山王（ ）鼎
“是以寡許之謀慮皆從。克有功。智也。” 中山王（ ）鼎
此八例中，前四例未見其“智”之妙用。“亡智”是人們的共同認識，即若是下民——老百姓，他們就根本不要“智”，不存在“智”的問題，故下民無智，實際也就是下民亡智也。“亡智”實則與“棄智”同義，這是西周理論延續的實證！（關于中山王（ ）鼎內的三“智”的銘文和前面“禮”所涉及的中山王（ ）鼎，以及后文中“仁”和“義”所涉及的中山王問題，一起再議。）很顯然，即若是戰國，也還是周王朝統治時期，周王朝的意識形態還在起作用，故人們的認識（正面的）基本一致。
上述就是周王朝（前后八百余年）內基本上對“禮”和“智”的認識，也就是“絕禮棄智”的調子，早就定好了，當然這也就是“絕學無憂”的首要內容之一。
三、“絕仁棄義”
無論是什么樣的《老子》版本，此“絕仁棄義”均是一致的（當然1993年出土的楚簡之《老子》摘抄是例外）但在認識上，未能一致，各有所識。竟然有人借楚簡而攻訐“絕仁棄義”當屬無知而已！
當然還得回顧一下所謂的文獻留傳下來的東西：近代人多數學者認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且根深蒂固。東漢的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仁”曰：“仁、親也。從人、二”。段玉裁曰：“仁者，人也。”顯然，《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
由是“仁者愛人”泛起，由“仁”的思想轉化為品德與性格，從而成為社會與道德的理想境界！《論語·顏淵》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好不堂堂乎，人人都能克制私欲，踐行禮制，普天之下則就都能達到“仁”的境界。按此所涉及的史實和內容，當始于春秋末至戰國時期，按文獻的記載，“仁”起源更早。遺憾而可惜的是：在金文中，從西周起，經春秋至戰國的晚期，才出現唯一的一例，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中山王（ ）鼎內的“亡不率仁”。除此例外，不獨在西周，就是在東周時期（春秋戰國）對“仁”是有定論的，那就是老子的“絕仁棄義”還在起著巨大的作用，從而在寫進正式、公開且要留傳萬世子孫的金銘文中，誰也不敢談“仁”字，誰也不敢去觸犯意識形態所不允許的東西。
說到這里，不妨簡略地說一下有關中山王（ ）鼎的問題。
公元前323年左右，趙、燕、中山三國開始稱王，齊國借口中山國小，不承認它有稱王資格，想聯合魏趙燕迫使中山廢除王號，但沒有成功。公元前314年，齊宣王向燕進攻，中山趁機也戰勝燕趙兩國，向南打敗趙軍，向北打敗燕軍，中山王（ ）鼎就是在這以后鑄成的鐵足大鼎，其銘文有：“辟啟封疆，方數百里，列城數十，克敵大邦”。記敘了這次勝利，與鼎同時也鑄有中山王（ ）壺。然而十八年后（公元前296年趙武靈王時）被趙所滅。鼎、壺與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楚簡，所在的年代相近，甚至可視為“同時”，而那批楚簡，包括其中任意摘抄的《老子》，都具有濃厚的儒學氣息，顯見當時，儒徒之游說頗盛，影響之大。所以，中山國也不例外，正是儒學在該國得到了重用，（其他各國都還不敢），仁、義、禮、智，才出現在中山王（ ）鼎之中，使中山王的狂妄自大、無理、不守周之“正統”就不足為怪了，并且，唯獨中山王（ ）壺還一再歌頌“賢”字，這也是西周和春秋乃至戰國中沒有的現象。故此在先秦以前，儒學除在中山國外，是沒有地盤的，當儒學在秦囂張時，就被始皇帝鎮壓了，這不是沒有歷史和現實的原因的。
關于“義”，在金文出現較早，也較多：
西周時的“義”為“宜”七見，以“義”為“儀”也是七見，以“義”為“義”十九見：包括：司義夷場一見，鄭義伯二見，鄭義羌父一見，義公一見，義友一見，義妣一見，義丐妣一見，白義一見，義白一見，義仲一見，永命義孫子一見，義母一見，仲義父四見，中義一見，子義爵（殷晚期）一見。然而，如大家所理解的義，一例也沒有。
由此可見，《老子》的“絕仁棄義”當有一定的道理。至于“絕巧棄利”那更是盡人皆知的普遍道理，故不贅述。
四、 為什么《老子》要提出“絕禮棄智”和“絕仁棄義”以及“絕巧棄利”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從“德”字說起，2003年第3期《漢字文化》雜志載《漢字本身包含有現代思維》中說：“‘德’和‘得’在商時兩字同義而不分，商末由古公亶父，具體規定‘德，不得；不得，德。’‘德’字僅是統治者高度自律的對自身的束縛和規范。查已出土的西周金文記載，還沒有看到一個沒有死的統治者。自稱有德，或其下屬對他的恭維而頌其德。只有統治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步，蓋了棺，后人才頌其德。顯然‘德’在西周時是有嚴格規范。如何才能表現出統治者的‘德’呢，那就必須保證‘民得’的真實和有效。這可從周時記載‘盤庚中興’時的一句政治口號中反映出來‘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只不過漢時把‘民得’改為‘民德’）。‘民得’是任何時候任何國家中的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正是我們……的真正傳統！”
從歷史上來看，商初之王都注重自身的“不得”，從不提倡自己“不失得”。從《伊訓》中所謂的古文獻之中，都包含著這一深邃的思想。故而誰要有“德”，統治者也。他有德，才能民得而旺，眾人（智者）才能上服務于統治者的德，下服務于民之得。反之，統治者要得，民則不得，眾人（智者）服務又當如何，則必亂矣！這是根本。
“禮”是為什么服務的，是為上（統治者）的得而服務的，強行等級制度的健全，就是統治者得的保證，且波及到身邊的人，身邊身邊的人，身邊身邊身邊的人，民則在失得的前提下苦苦煎熬。眾人（智者）正是這一大批“身邊的人”，他們除了輔佑上得外，還能干什么！只能變著花樣，日日翻新，絞盡腦汁能干出什么有利于“民得”的事來？（這個“禮”字推崇的帶頭人，正是周公旦也，他所謂的“殷禮陟配于天”的照搬、發揚、光大，給社會帶來無窮的遺害。）
“仁”的危害：有仁才有親疏，有仁才有貴賤，有仁才有利害。此三者就是仁一手造成的。崇仁者以各種花言巧語掩蓋親疏、貴賤、利害的差別，而曰：“仁者，愛人”。有愛就有不愛的人，這就是“仁”的惡果，有親就有疏，有貴則有賤，有利則有害。即若在一個家庭之中，對誰仁，對誰就有不仁，顯然這是違背“孝慈”的禍根。
《老子·五章》對“仁”的剖析是最明白了，可惜，人們并不知其所以。他說“天地不仁，以萬物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何來如此之說？
芻狗是什么，芻狗乃西周之時老百姓祭祀之供物也。當未祭祀之前（準備階段）或在祭祀之中對芻狗的態度當如何待之？必誠惶誠恐敬而誠之，絕無有他心、他想。否則何來芻狗，何來祭。老子正是基于誠惶誠恐敬而誠之之義，而曰天地對待萬物，圣人對待民眾之態度。天地誠惶誠恐敬而誠之對待萬物，萬物則齊茂；圣人誠惶誠恐敬而誠之地對待民眾，民眾則安然。“不仁”是正道，倡仁何用？無非是智者們所玩弄騙人的勾當，終使治者有所得，有所偏愛、有所親疏、有所貴賤、有所利害之分別。
“義”則有更大的迷惑性，但基本上是上強為之，要下從之；下必有忠義，遵守法度，不要不合禮。同時，也有平行的關系，模糊是非原則界線，以絕對忠誠，不分青紅皂白地以義報效之，并且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而自我贊譽。總之“義”是為“仁”服務而效勞的幫兇！
“義”是加大和完成“仁”所造成親疏、貴賤、利害的距離，使其固定化、完善化、且堂而皇之地尾隨之，不自覺而實在地成了“仁”的輔佑。顯然可以看出，“禮”更是要加劇親疏、貴賤、利害之距離且使之固定化、法律化！智者更不甘示弱，變換著歪理來維護這樣秩序（進一步拉開拉大距離）。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不正是掙扎在禮、智、仁、義的束縛之中嗎，正是禮、智、仁、義這四個怪物在西周歷史進程中摻（攪）和著，故此除周成王中后期和周康王時期的“成康之治”（不包括周公行政）才出現“刑錯四十余年不用”之譽。（ 嗣后的二千多年，誰還能作到這樣）后來經昭王、穆王則道衰至缺，穆天子才大興“呂刑”（當然是智者的功勞）。“呂刑”已細微達三千多條，顯見中、下層必須用刑來治也。真能治好嗎？越治越亂。（《老子》五十七章文中的“法律滋彰，盜賊多有”正是說的此時之事）。經穆王后，在理論圈子內逐漸把“得純”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恭王時的《墻盤銘文》就有“得純無諫”的政治口號，直至西周晚期出土的金銘文中就有八見“得純亡民文 ”（民文 乃不聽政令之民，“得純亡民文 ”的意思是，得純了就沒有不聽政令之民了。）“得純”，正是針對“得不純”而提出的。“得”當然這里并不指“民得”（“民得”是可憐得很的），而是那些庶官、智者（眾人）們，一旦嘗到了“得不純”的甜頭，當然有恃無恐而日甚一日。其后果就只有一個，那就是“民得”的損失巨大而慘重，且不聽政令之民、擾亂社會治安之民也就層出不窮。其要害是智者（眾人）之所為也！雖然，西周晚期周宣王時在《毛公鼎》和2003年出土的《逨鼎》的銘文中，都訓導所任命的官員，不得“龔苞”（中飽私囊——得不純），龔苞（中飽）乃侮鰥寡。（這雖僅為認識上的問題，也暴露出難以糾正的膏肓頑癥；但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西周并不是我們印象中的“奴隸社會”。至少它使我們知道當時西周時期，對于社會上的鰥寡弱勢人群，還有固定的社會保障，只因為庶官們的龔苞（中飽）乃至于放縱的不良行為，才破壞或玷污了這些弱勢人群，而難以生存！推而廣之，涉及的問題多多。）
顯然，西周末期，理論上涉及也挺多的，然而，周宣王意識到自己已經無力回天了。老子正是在此時受命于周宣王，在前人古公亶父老祖宗“德”論的基礎上，修訂整理重新完善西周理論的寶典而著述了《老子》一書，以教育嗣后繼任的天子，十九章正是其中重要理論論述的一環！
五、 讀《老子十九章》
通過上面的考、辨、析，現在來讀十九章就容易多了，先看《老子》十九章的原文，必須訂正一個字，這就是將各種版本的“圣”字訂正為“禮”。十九章的全文如次：
絕禮棄知，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未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前面已經作了說明，由是翻譯成現在的語言，就相當簡單了，譯文：
拋掉那個罪魁禍首的禮，丟掉那個偽詐的智，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處；拋掉那個騙人的仁和欺騙大家的義，人民可以恢復孝慈的天性而自然和睦；拋掉丟棄巧詐的貨利，盜賊就自然會消失。拋棄禮智、仁義、巧利這三者，還沒有說到問題的根本，這恐怕還沒有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注意和警覺。故令有所屬，其關鍵在于你這最高統治者、圣人、人君，必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保持素樸的本色而少私寡欲，且還要拋棄自己的自以為是，這樣，只有這樣，也只能是這樣，你才沒有憂慮而治理天下，從而服務于億萬人民。
2003年11月26日
參考資料：
①《史記》 漢司馬遷著
②《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 廣西教育出版社
③《金文引得·春秋戰國卷》 廣西教育出版社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陳光柱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