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煒：新中國文化教育機關對傳統中國文史的重構

　　我先交代這個問題的來源和背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主流的論述認為，1949年以來，新中國割斷了歷史傳統，是很強硬的反傳統，甚至把反傳統推向了高潮，而且“五四”就是一個很激烈的反傳統主導的潮流。我部分地同意這樣的論述，但是，我認為，這樣的論述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意思。譬如，如果現在說“五四”反傳統，新中國反傳統，就不能令人信服。現在中國復古的潮流很旺盛，傳統似乎活著。那這一百年到底是完成了反傳統的任務，還是反傳統不夠，或者反傳統到底表現在哪里？這很難回答。所以，我希望調整觀察角度。為什么傳統還存在而且很有活力？實際上，“五四”以及新中國對傳統激烈反叛的同時，也在繼承和重新構造。現在對于中國文化傳統乃至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化傳統的研究，完全被一些主流論述牽著走，使得原來的問題喪失掉了。比如，我們一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以魯迅、矛盾、巴金為中心的文學研究傳統，但近十年，已經悄然改變，可能變成以張愛玲為中心的研究傳統了。那么原來建構的傳統有什么涵義？我們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問題。中國文史傳統的研究里面存在同樣的問題。現在學術界對古典歷史、文學、哲學的研究，主要忙于應對海外漢學提出的很多問題，那么原來的問題到底是什么？原來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的問題到底是什么？特別是“五四”和1949年以來，原來延續的問題在哪里？我認為，需要重新回顧和檢討。

　　一、繼承：“五四”傳統的高揚和再出發

　　第一，對“五四”的三種解釋

　　事實上，新中國很多文化、政策、歷史觀念和文化觀念是對“五四”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對“五四”目前存在三種解釋模式。（1）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關于“五四”啟蒙的闡述，認為“五四”反叛舊文化，提出新的價值，主要是啟蒙，強調科學與民主。（2）文藝復興論。首先由胡適提出的，“五四”并不是簡單的啟蒙，還包含文藝復興，包含很強的人文主義因素。余英時特別強調三四十年代的很多文史工作，恰恰認為文藝復興會內含著啟蒙，是更包容性的解釋。（3）上世紀三十年代左翼學術開始構建的“五四”的解釋即反帝反封建的起點。當然，我覺得余英時的一個潛在意圖是要反對這個傳統。現在需要重新闡釋第三個解釋傳統。它跟前兩個解釋傳統并不是敵對關系，恰恰能包含前面兩個解釋。反帝包含民族獨立和自覺的要求，反封建強調人們打碎舊統治階級，也是民主的理念。我強調從第三個解釋傳統重新看待“五四”以及新中國對中國傳統的看法。

　　第二，新中國的文化取向

　　列文森寫《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對比了新中國和蘇聯建立之后兩者取向的不同。蘇維埃建國之后，蘇聯的歷史寫作是要把蘇聯的歷史納入整個西歐的歷史發展傳統中，而中國在革命成功之后的歷史寫作，并不是要把自己納入強大的世界進程中，而是強調中國的革命傳統本來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列文森的觀察非常敏銳，特別強調中國革命在中國歷史中的定位。

　　第三，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量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規模古籍整理計劃

　　中國革命在中國歷史中的定位，在1949年之后的很多文化制度建構上都有反映。在此，例舉文化建設的一些基本的措施。比如，中國科學院第一個成立的所是中國近代史所，研究1840年以來的問題，往后又成立了中國歷史所、文學所。從1952年開始，影印了很多書。第一本影印的是《楚辭》。真正標點整理，大面積發行的是四大名著（其中《水滸傳》最早整理出版，1952年）、《資治通鑒》（1956年）、《史記》（1958年）。1954年鄭振鐸開始主持《古本戲曲叢刊》的編輯。那時候，基本上都選擇民眾的傳統，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建立以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屈原》、《淮南子》、《論語》等等，初步統計，1951年到1966年出版了1500種。可以看出，重構的過程就是選擇傳統。尤值一提的是1957年。1949年以后，新中國一方面學蘇聯，另一方面是面臨中國化的問題，就在1957年跟蘇聯關系破裂之后，更明顯地提出中國道路的問題。1957年12月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批準了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關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報告。1958年2月上旬齊燕銘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強調以下六個方面，第一是整理和出版中國古代名著基本讀物，第二是出版重要古籍的集解，第三是整理和出版總集和叢書，第四是出版古籍的精義本，第五是重印和影印古籍，第六是整理出版閱讀和研究古籍的工具書。古籍出版規劃小組隨即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草案），并于1959年委托北京大學創建古典文獻專業，以解決古籍整理人才的培養問題。小組人員有百余人，分為文、史、哲三個組。這個計劃到1966年有些中止，1971年開始恢復。從1978年開始重新規劃，1981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1981年12月國務院又發布了《關于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通知》，古籍整理擴展到少數民族的古籍。在某種程度上，這比1919年到1949年這三十年的工作更為深入、全面，而且更有規劃。

　　二、重構：階級的歷史和人民群眾的傳統

　　1949年到1979年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傳統的討論一直很活躍，你可以說它高度的政治化，但這恰恰表明我們的傳統有很強的活力。它強調階級的歷史和人民群眾的傳統，在當時對于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開掘了一個新的傳統。人們很容易把中國古典傳統想象成一個帝王將相的精英士大夫的傳統，反而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強調傳統的時候，做了大量階級性、民主性、人民性的分析，大家都是覺得非常重要的問題。最早是關于《水滸》的討論，它到底是關于農民革命還是一幫流氓無賴的書？它的人民性究竟表現在宋江身上還是李逵身上？1919年以前，《水滸》只是一般的大眾文學，而我們現在當然地把它看作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實際上要歸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對它的討論。不可否認，關于四大名著的討論確實激發了大家對古代文學的興趣。它還包括更多的討論，如《西廂記》，《琵琶記》，樂府詩歌，李白、杜甫、屈原的詩。所以我認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古典文學研究開創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傳統。也許很多人會認為這完全是政治化的討論，但更多的學術研究者并不否認這是很好的傳統。比如余英時在回顧《紅樓夢》的研究歷史上，他特別強調以前的《紅樓夢》要么是索引派，要么是曹雪芹研究，只有從五十年代開始的階級斗爭理論構成了《紅樓夢》重要的研究傳統。關于歷史分期和社會經濟史，實際上都繼承了其中很多研究傳統，特別是對明清的經濟史研究和社會史研究。進一步看孔子評價問題和由此引發的其他問題。比如說，原來的中國思想傳統比較單調，孔孟到朱熹，道統的建立很簡單幾個人，那么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討論中，增加了柳宗元、劉禹錫、荀子等等很多人物，豐富了中國思想傳統，而且強調很多非正統的部分。再比如，藝術史、考古、建筑、版畫領域都發掘了新的人民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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