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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交爭利國必危矣

劉長明 · 2009-01-19 ·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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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社會基礎(chǔ),就有什么樣的義利觀。和諧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必有和諧的義利觀。

上下5000年,中華先民沒有停止過探索義利關(guān)系的腳步。《周易》將天地萬物的屬性跟人類自身的情感、意志以及道德準則聯(lián)系起來,把天地之道做為人道成立的依據(jù)和根源。天地之道蘊涵的人道原則,是極有價值的,對后世特別是管理和諧倫理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如《文言》在解釋《乾》卦的“元、亨、利、貞”時說:“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義就是萬物各得其分,不相妨害,利益達到各方面的中和之美;利,就是各方利益得到充分照顧,也就是達到義的中和之美。《坤》卦的《文言》說:“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都將天地之德與人的道德聯(lián)系起來,用天地之德來比附人道。

義是中國和諧文化一個重要的道德規(guī)范之一。義的基本內(nèi)涵是“善或美”。《說文解字》釋之曰:“義,己之威儀,從我從羊。”這是從字形上給它下的定義。段玉裁注:“從我從羊者,與善美同意。”晉代王弼注《老子》中的“絕仁棄義,民復(fù)孝慈”時說:“仁義,人之善也。”由此可見,義和仁是不能分割的,是仁德的一種表現(xiàn)。由于人具有仁德和善行,這個人就具有內(nèi)在的美。義的其他含義均是從善這個內(nèi)涵中引伸出來的。

義的對立面就是利。中國和諧文化既講義,亦談利。合于義的利就是善,人追求合于義的利彰顯了和諧之美。在義利關(guān)系問題上,關(guān)于孟子“何必曰利”的言論,長期受到人們的誤解。這句話是針對特定的環(huán)境而言的,主要是在反對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互相攻伐,企圖侵占別國的土地,擄掠別國的人民,掄奪別國的財富的局面而說的,旨在說明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應(yīng)該實行仁義的外交路線。因此,這句話不是一般地講“義利”的關(guān)系,也就不能用來作為孟子反對利的證據(jù)。事實上,孟子并不反對利,他所反對的只是統(tǒng)治階級的橫征暴斂、魚肉人民以求其富的私利,反對不合于道的利——不當之利。先秦時代也曾有過意氣激揚、鮮明銳利的個人主義,它的開山始祖——楊朱就非常坦然地陳說過自己的治國理想:“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楊朱》)這種不義之利向來為國人所不齒。

古圣先賢們從來只為經(jīng)天緯地找出路。義在利先,鑄就高尚的品行,是一切事業(yè)的起點。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生命而要義。在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孟子·告子上》)。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種子,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種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心”。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人都應(yīng)該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關(guān)頭,人也能經(jīng)受住考驗;而如果喪失了“本心”,人就會做出有損于人格的事來。

《墨子·經(jīng)上》云:“義,利也。”可見,墨子所言的興天下之利,就是要興天下之正義或公義。為此,仁人君子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zé)任感與社會正義感。這也是君子為人的根本原則之所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可謂這一含義的延伸。面對當時社會上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許之謀愚、貴之敖賤(《墨子·兼愛下》)的弱肉強食的丑惡現(xiàn)象,墨子提出: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愛中》)。意思是,用所有的人都相互愛護同時相互給予利益的方法來改變丑惡的時弊。墨子認為做有利他人之事,并不意味著只利于他人,其實利益是相互的,因而決不可做犧牲他人的事情。犧牲他人利益的同時亦將損害自己。只有人們各不相害,彼此相利,把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并把兩者糅和在一起,才能實現(xiàn)富國安民之愿望。墨子將個人利益建立在整體利益之中這一思想是非常卓越的,因為離開了整體的利益,個人利益是根本無法實現(xiàn)的。整體利益至上,也就是國家利益至上,社會利益至上。“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其意即兼相愛交相利如何做呢?那就是,看待別人的國家就好像看待自己的國家,看別人的家族就像看自己的家族,看別人的身體就像看自己的身體一樣。墨子在此提出了人際交往中的一個重要原則——換位原則,視人若己,就是多從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可以避免誤解、消除沖突。實現(xiàn)兼相愛交相利,才能諸侯相愛則下野戰(zhàn),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diào)。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zhí)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就是說,諸侯因相愛不再惡戰(zhàn)了,家主因為相愛不再相篡奪,人人相愛不再相殘害,君臣因相愛而仁惠忠誠,父子因相愛而慈愛孝順,兄弟因相愛而和諧協(xié)調(diào)。天下人都相愛,強者就不會控制弱者,人眾就不會掠奪人少的,富裕的就不會欺侮貧窮的,尊貴的就不會傲視低賤的,狡詐的就不會欺騙愚昧的。天下所有的禍害、篡奪、埋怨、憤恨等可以使其不再產(chǎn)生的原因,是因為相愛出現(xiàn)了,因此仁人之士贊譽它。墨子引用了《詩經(jīng)》中的一段話:“無言而不用,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并評論說:“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墨子·兼愛下》)  

《尚書·大禹謨》記載舜告訴大禹的治國基本經(jīng)驗,其核心仍然是調(diào)節(jié)義與利的關(guān)系,講的是從領(lǐng)導(dǎo)的角度如何把握義與利的度量界限。他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意思是說,從個人私利出發(fā)去考慮問題這是人心,從社會公義角度去考慮問題這是道心,人心不同而皆同,私欲多,公心少,故危淺多變,道心幽昧而難明,不見頭,難見尾,故前進緩慢,你要精心體察,一心護正,祛除雜念,使大家私心漸平息,公義漸昭著,社會穩(wěn)步發(fā)展。舜帝既肯定人的私欲,又提出必須加以規(guī)范。

比較全面地闡述義利關(guān)系的要算是《大學(xué)》了,《大學(xué)》不談義而談德(德包括仁義),它說德與利的關(guān)系是:“有德此(則)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就是說,德是本,財是末,財是德義的派生物。作為統(tǒng)治階級要重德不要重財,“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財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就如同“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一樣。《大學(xué)》甚至不惜極端地批評統(tǒng)治階級聚斂財富對國家人民造成的危害,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因為盜臣只是個別的、局部的危害,而聚斂之臣打著為國家聚財?shù)钠焯枺瑢嵸|(zhì)上是在危害國家社稷,并且這種危害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大學(xué)》明確提出“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即滿足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國之大利,這就是“義”。

和諧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確立基本的義利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義利互補,是和諧管理之道應(yīng)有的義利觀。在和諧價值觀中,義是指精神價值,是正義、道義,是有利于社會國家、有利于人民的最高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而所謂的利是指物質(zhì)價值,是指個人的名利、財富、地位等。歷代各思想學(xué)派在解決義與利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時,其共同的努力方向是二者的平衡發(fā)展,從而保證國家的穩(wěn)定。這種“義利合一”觀體現(xiàn)在管理活動中,就是各家所主張的“義以生利”、“以義制利”、“以利制義”。合理利潤的獲得,不僅是商人經(jīng)營的目的,也是社會繁榮的基石、人民福祉的保證和社會和諧的基礎(chǔ)。既要追求利潤,又要有正當?shù)氖侄危嫌诘赖拢龅搅x與利的統(tǒng)一,即要“見財思義”、“見利思義”,任何組織系統(tǒng)和個人都不要見利忘義。

改革開放以來,傳統(tǒng)優(yōu)秀的道德觀、價值觀在解放思想的名義下遭到了全盤否定,西方極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長驅(qū)直入,因而,在我國社會中,個人主義乃至極端個人主義泛濫,使一些人道德墮落,喪失了理智和良心。許多人異化為“跟著感覺走”的行尸走肉,于是社會上的欺騙、搶劫、殺人、盜竊、強奸、嫖娼、賣淫以至官場的貪污、行賄、受賄,各種腐敗等等邪惡現(xiàn)象比比皆是。日常生活中,各種假冒偽劣產(chǎn)品,各色坑蒙拐騙偷,層出不窮,屢禁不止,國幾欲不國。這是因為利欲的驅(qū)使,使人的貪婪的利己之心無限膨脹,使人喪失了作為人的本性,使人性發(fā)生了異化。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如果沒有美德,人就成了動物中最邪惡、最殘暴、色欲和食欲也是最大的動物。”任何社會不能離開道德,人一旦背離了社會的行為規(guī)范,就會變成禽獸。人的利己心,不受到節(jié)制,不受道德的約束,就會干出許多邪惡的行為出來。這是一個充滿機會、誘惑和奇跡的功利時代,也是一個充斥焦慮狂躁和冒進的浮躁時代。人們相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味求大求快。“破釜沉舟”、“臥薪嘗膽”、“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隱含在這些成語中的血腥與決然構(gòu)成了財富英雄共同的生命基因。這是時代的悲哀,也是渴求極速發(fā)展的經(jīng)濟組織的集體悲哀。天使在想象中,魔鬼在現(xiàn)實里。財富英雄常常期望以速度擊垮對手,然后,自己也被速度擊垮。管理是一場總是被量化的智力游戲,然而,管理還是一場與自己的欲望進行搏斗的精神游戲,但歸根到底,管理是一場有節(jié)制的游戲。節(jié)制,當然首先要從心開始。所有的天意和宿命,其實都是管理者管理理念的投射。在一個遍地都是機會、漫山都是神話、整街都是英雄的時代,和諧管理之道承擔(dān)起如何規(guī)避阿喀琉斯之踵的重任,使組織系統(tǒng)穩(wěn)健地運行在和諧的軌道上,將速度定在管理者可操控的目標內(nèi),把視野設(shè)在管理者可以遙測的范圍內(nèi)。從這個意義上說,和諧管理既是組織系統(tǒng)的強大動力系統(tǒng),又是組織系統(tǒng)的有效剎車系統(tǒng),還是組織系統(tǒng)的舒緩減震系統(tǒng)。在一個信馬由韁的年代,相比之下,和諧管理之道更加注重對加速度的有力控制。舒馬赫是地球上開汽車最快的人。這位“速度的寵兒”告誡世人,他只是世界上剎車用得最優(yōu)秀的人。沒有足夠的平衡智慧,沒有對加速度強有力的控制,組織系統(tǒng)將變得十分危險。

通常,將任何以人為中心的學(xué)說稱為人本主義。所謂人本管理,就是通過確立人在管理過程中的主導(dǎo)地位,繼而圍繞調(diào)動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去展開的一切活動。實際上,墨子已經(jīng)有相對完善的人本管理思想。正因為墨子要求管理者愛護部下,為其著想,所以能充分調(diào)動部下的積極性與創(chuàng)造性。墨子從修身到愛他人、利他人、為他人,旨在從管理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體現(xiàn)人本管理思想。而在西方,直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梅奧等人的霍桑實驗后,才開始注重人的感情,尊重的需要,重視人的價值等。這已經(jīng)比墨子晚了2000多年。

為什么忠誠的員工成了一個遙遠的神話?為什么無私奉獻精神成了陌生的詞匯?原因無非是對利的過度追求。這里,我們不禁想起了孟子見梁惠王時“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的警告。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 后其 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進見梁惠王。惠王說:“老先生,您不以千里為遠到來,將有利于我國嗎?”孟子答道:“大王,何必說利呢?僅有仁義就夠了。大王關(guān)心‘如何使我國有利’,大夫關(guān)注‘如何使我家有利’,士人平民則看重‘如何使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相互爭利,國家就危險了。萬乘之國,弒其 國 君的,必定是有千乘車的大夫;千乘之國,弒其 國 君的,必定是有百乘車的大夫。萬乘之國大夫就據(jù)有千乘車,千乘之國大夫就據(jù)有百乘車這樣的事,不算不多呀!如果把義置后而爭利在先,不爭利是不滿足的。沒有講仁而棄其親的,沒有講義以君為后的。大王僅講仁義就行了,何必談利呢?以利為利,即以利為目標,那么上下交爭利,國危矣!以義為利,即以義為目標,方為長治久安之道。

縱官欺民、縱民逐利的改革設(shè)計者眼里只有利,私利遮蔽了雙眼,于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時代的信條,成了解放思想的最強音,也為一個時代的齷齪提供了絕好的注腳。

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為了增進人類福利,而不是擴大經(jīng)濟總量。哲學(xué)家康德說:“一個有價值的東西能被其他東西所替代,這是等價;與此相反,超越于一切價值之上,沒有等價物可替代,才是尊嚴。”人民群眾的尊嚴,就在于他們不僅是自然界的真正主人,也是社會和自身的真正主人。在無休止的解放思想名義下,在技術(shù)崇拜、物欲崇拜、金錢崇拜、權(quán)力崇拜甚至神靈崇拜的滾滾浪潮下,強調(diào)和諧正義,回歸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責(zé)任感尤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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