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誤區  重鑄中華醫魂（一）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醫藥戰略研究課題組

中醫藥學是我國的原創性醫學，是我國應用了幾千年的成熟的理論醫學、臨床醫學，是我國第一大發明。古人云，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換句話說，中醫首重養生、保健，是世界各種醫學所不可比擬的。據《黃帝內經》記載，古醫藥組成分為砭、針、灸、藥、導引按蹺。可見，中醫治病不僅用藥，也用砭、針、灸、按摩、拔罐、刮痧等各種幾乎無需成本的非藥物療法，也是世界各種醫學所少見的。中醫講究天人合一，通過五運六氣預測，準備次年用藥，也是獨樹一幟的。中醫講究整體論，通過望聞問切進行辨證論治，這是中醫兩大精髓，為西醫的還原論和辨病論治所不及。但是，中醫上述特色基本已被“科學主義”拋棄殆盡。

據統計，民國初年，我國有中醫80萬人；1949年50萬；現在27萬人，而據我們對一些地區和縣級中醫院的調研估計，其中只有10％的中醫開湯藥處方，換句話說，真正能用中醫思路看病的不過3萬人，其他中醫尚需進一步學習或溫習四大經典。這期間，我國人口從4億增加到今天的13億，而中醫卻從80萬人減少到3萬人。

中醫發展走入了誤區。

導致中醫進入誤區的原因是，近百年來，我們幾乎全盤接受了西方文化，認為中醫“不科學”。現在，重要的是走出誤區，復興中華文化，重鑄中華醫魂，才能真正解決13億人特別是9億農民的健康，也才能夠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走出誤區、重鑄中華醫魂，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一場復興中華文化、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戰爭。

可喜的是，2005年11月19日，中國中醫研究院正式更名為中國中醫科學院，結束了一百年來中醫是否科學的爭論，從此，中醫在國家政策的層面上有了與西醫平起平坐的名分，不再低人一等。但這決不是說從此中醫就被業內外人士真心認可它是科學的了，要走出百年來對中醫認識的誤區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還任重道遠。

一、百年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失誤

百年來我國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失誤。不僅僅是道德教育的失誤，更是整個中華文化教育的失誤，換句話說，我國教育缺失了自己的文化內容，我們子孫學的很多都是西方文化，使我們的孩子淡忘了中華文化，淡忘了根，日趨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很多人已經不大知道我們的祖宗給我們留下的“和文化”，不大相信代表未來醫學方向的中醫藥，不僅不把中醫藥視為成熟的理論醫學，反倒視為糟粕，視為“偽科學”、“反科學”，直到今天，還主張要中醫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一）鴉片戰爭失敗使不少國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鴉片戰爭我們失敗了，不少國人看到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在稱贊人家之余，感嘆自己窮，武器不如人，連文化也落后。于是，出現了洋務派，出現了西學東漸，出現了徹底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運動”，出現了請進德先生賽先生的強烈要求。

我們何以失敗？真的是因為我們太窮嗎？因為我們武器不如人嗎？我們文化落后嗎？

不！當時我國并不太窮。在1600多年中，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占世界30％以上。唐朝時占到70％，鴉片戰爭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還占到世界近三分之一。鴉片戰爭之失敗，完全在于清政府腐敗。

當時，我們在近代自然科學方面確不如人，武器上也確不如人，但并非失敗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腐敗政府里的投降主義、不抵抗主義作祟。抗日戰爭時，我們武器也不如人，八年抗戰，打走了小日本，我們勝了。

更不能說我們文化落后。中國中原地區歷史上常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不得已修了萬里長城。誰都知道，幾千年前，中原地區就是成熟的農業社會，雖然曾被北方游牧社會所占據滅亡，但并不代表游牧文化先進。事實上，中華文化遠優于游牧文化，因此，游牧民族逐漸被中華文化同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

但是，不少先驅與先賢因鴉片戰爭之失敗而否定我們的文化，否定文言文，否定儒釋道諸子百家。我們不能說我們一切都好，但絕不能自輕自賤，全盤否定自己文化。中國哲學不同于西方哲學，卻也不亞于西方哲學；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不僅不落后，遠優于西醫藥，代表未來醫學發展的方向。二十世紀初葉，西醫藥尚遠遠沒有發展起來，水平低得可憐，然而，不少人根本尚未弄清什么是中醫，就開始否定中醫。不獨有余云岫這樣的人反對中醫，連一些名氣極大的有識之士都認為中醫不科學，該扔到字紙簍里去了。當然，我們并非要否定這些先驅與先賢，對他們不能厚非，更不能后非。他們的思想有當時的背景，我們若生在當時，也難免會贊同他們的想法。

（二）西學東漸使中國教育全盤西化

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民族自信心并沒有完全建立。1914年教育部發文，鼓勵辦西學，唯獨禁止中醫辦學。教育總長汪大燮說，“余決意今后廢除中醫，不用中藥。”于是西學在中國蓬勃發展，遍及全國，殃及我國傳統的私塾教育。及至1949年，私塾幾乎蕩然無存。到2000年，湖南最后一位私塾先生去世后，中國再也沒有私塾了。值得說一句的是，據中央電視臺報道，這位私塾先生教出的學生，無論出去做工還是干什么，從不偷奸耍滑，不少人因為有頭腦，有道德，盡管沒有文憑，也提拔到領導崗位；因此中國傳統的私塾教育對現代社會來講，也有其積極的一面。

我們今天的學校，不僅形式上是西方的，而且從小學到大學所學的內容，除了被改造得不完整的漢字之外，可以說全是西方文化。就連音體美都是西方的：我們的宮商角徵羽五音記譜法與西方的五線譜水平相當，甚至略高一籌，但無人教授，適于養生的古琴古箏也極少有人傳承；我們的養生體育如五禽戲、八段錦、太極拳并未納入正規教學，而大力倡導的則是西方的競技體育、拼體能體育，結果，這些體育健將們一身傷一身病；清明上河圖數米長，人物大小相仿，而學校圖畫課僅教西方透視畫法。

尤其是，學校教育把英語看得太重！眾所周知，日本占領東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強迫中小學生學日語，迄今東北老人都會幾句日本話；德國占領法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強迫法國學生學德語，于是法國小說家都德寫出了聞名世界的愛國主義小說——《最后一課》；今天，帝國主義沒有拿槍逼著我們的孩子學英語，是我們自己逼著孩子學，而且制定出一系列條條框框逼著學，什么四級啦，六級啦，不一而足，連學國畫的博士入學英語也必須達到什么標準，氣得博導辭職不干了。

事實上，學校里的英語學習現在已經遠比漢語學習重要得多。我們還有多少畢業生會古文，能讀懂《黃帝內經》？有多少人會作詩，會吟詩？廣東省2005年高考學生在古文文句翻譯、詩句欣賞等兩方面有25%的試卷得零分。據調查，75%的大學生不知《黃帝內經》為何物。

日本是世界上英語水平最差的國家，卻又是一個科技大國，經濟大國。所以，英語水平不代表一個國家科技水平和經濟水平。沒有必要讓我們的學生都學英語，這里還有一個民族自尊心的問題。我們的周總理在正式場合從不講英語，都是講漢語，由翻譯來翻譯。然而，我們的節目主持人會突然冒出兩句英語以顯示“時尚”，在我國召開的只有三兩個外國人參加的“國際會議”上，卻也要求所有發言用英語以顯示“與國際接軌”。

（三）兩次海歸熱潮使我們生吞活剝、囫圇吞棗地學習西方文化

學習別人的好東西，可以豐富自己，但要消化地吸收，即同化外來文化，而不是異化自己。我國曾有兩次“海歸”熱潮。第一次是清末出國留學生歸國熱潮。絕大多數回國后在祖國建設、科技發展、文化革命、推翻腐敗的清政府等各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如詹天佑、梁思成、魯迅、孫中山等等。但是，個別“海歸”受西方文化影響，有時并沒有很好消化吸收，而是生吞活剝地學，囫圇吞棗地往回拿。回來后對自己祖宗留下的許多東西看不慣。例如，余云岫、魯迅、汪大燮、錢玄同等在日留學，回國后認為中醫落后，乃是受日本廢除漢醫、獨尊西醫思潮以及漢字落后論的影響。余云岫則更提出《廢止舊醫案》，要徹底消滅中醫。由于海歸的影響，出現了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話文。從當時情況看，五四運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其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是不對的，負面作用甚大。今天人們才又重新認識到孔老夫子的價值：上世紀80年代諾貝爾獎獲獎者在巴黎開會，瑞典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爾文博士在會議結束時的新聞發布會上講，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我們一些國人則似“入芝蘭之室”了。

第二次“海歸”熱潮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留學生回歸。這些學成回國的專家學者為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也有個別人忘掉了自己的文化，未經消化地帶回了不一定適合中國國情的西方文化，忘掉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責任。崇洋之風興盛，于是乎，西方的暴露文化上了我們電視，而且越露越多（他們忘了肚臍著涼，若干年后病會找上門），他們過的是平安夜，圣誕節，情人節，愚人節，忘記了自己的重陽節、七夕節、端午節（2004年，竟有20多家電視臺宣傳情人節）。2005年，幾家電視臺大肆宣傳圣誕節；圣誕與中國何干？美國人過春節、過端午節嗎？！更有甚者，極個別人可能會因為曾經留洋而忘記祖國利益，以為洋人服務為榮。被某協會開除后又供職于某外國機構的一個人，竭力鼓吹美國社會制度優越，鼓吹布什打伊拉克有理，鼓吹美國應該出兵中國消滅中國的獨裁政權，儼然一副漢奸嘴臉。

我們不要忘記，美國的研究生獎勵制度不僅是人才收割機，而且是培養世界各國人才擁有美國文化思想的洗腦機，關鍵是看自己能否把持得住。

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在呈報羅斯福總統的《備忘錄》中說：“哪一個國家能成功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便將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識上和商業的影響上獲得最大可能的回報。”

美國國務院呈送國會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執行情況評價報告中說：

“中國學生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開始大量獲得美國研究生學位，隨著這群學生逐漸在中國國內獲取資歷，擁有美國研究生學位的中國高層官員的數量也將會相應增加。就這一強有力的態勢而言，中國科學家群體對中國的政策具有的影響雖然難以估量，但無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國衛生部中有美國教育背景的官員已經對美中雙邊合作及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衛生問題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并且他們對新思想逐漸采取了開放態度。”

我們知道，巴西和印度都曾經拒絕過美國贈與的艾滋病善款，以確保艾滋病的藥物研究權和疾病治療權控制在自己手里。我們國家接受了善款。美國最大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報道：50萬中國農民成了國際西藥廠家進行實驗的白老鼠，每天僅給10元人民幣。雞瘟就是雞瘟（盡管鳥類也患此瘟疫），又按洋人說法改叫禽流感，按洋人辦法活埋無病之雞；《參考消息》報道，美國稱贊中國衛生部在禽流感方面合作愉快。中國人從來不怕流感，兩副中藥即可解決問題，卻要大肆鼓吹永遠趕不上流感病毒變異的疫苗；實際上制造了恐慌，而又勞民傷財，起到了替洋人疫苗公司作廣告的作用。

（四）西化教育導致“科學主義”，只信西醫只發展西醫

西學東漸、西化教育，導致滋生“科學主義”，導致只相信西方的，不相信自己的。于是，產生了“中國沒有哲學，中國沒有科學”、“中醫不科學”、“中醫藥必須與國際接軌”等怪論。總之，外國的月亮就比中國的圓！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衛生部認為中醫是封建醫，應隨著封建社會的打倒一塊打倒。盡管毛主席批評了這種錯誤做法，撤了王斌、賀誠的副部長職務，提出“西醫學習中醫”，但中央衛生部一直只相信西醫，只發展西醫。西醫由1949年的8.7萬人發展到今天的175萬人，而中醫由50萬人下降到今天的27萬人。32所中醫院校學生約三分之一時間學西醫，而西醫院校學生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的時間學中醫。這是何等不對稱！

最近還有同志說：中醫不僅要擺出事實，還要講出道理；不能光擺事實，講不出道理說服不了人，那不行。其實還是要按西醫藥的標準衡量中醫藥，要用西醫術語解釋中醫。實際上，并不是中醫講不清，而是缺少中國文化底蘊、西方文化先入為主的專家聽不懂。只有鉆進去才能弄懂。一些西學中的同志后來醉心于中醫，說明他們弄懂了中醫，而且為中醫的博大精深所折服。

我們的個別院士就是“科學主義”者，最近開始大講中醫不科學，是“偽科學”，是反科學；不過還好，有一位說后過了一段時間說是聽國外什么人說的，另一位說完之后說了句老實話，他不懂中醫。德國波克特博士宣傳中醫48年，他說，因為他懂西醫，且是教西醫的，所以，有自知之明，才敢于批評西醫。而我國的個別院士聲明自己不懂中醫卻敢于否定中醫，說明了什么問題？！

由于科學主義作怪，中醫若沒治好癌癥，就嘲笑中醫；中醫治好了癌癥，他寧肯說自己診斷有誤也不肯承認是中醫治好的。明明針灸可以治療瘧疾，這也為不殺滅病毒治療艾滋病開辟一條新思路，大權威卻武斷地說：針灸治不了瘧疾，那些患者都是自愈的。劉海若是以中醫為主治好的，開始宣傳時只宣傳西醫，最后說是“中西醫結合”的成果。所謂“結合”，就是因為海若無吞咽功能，用鼻飼管灌中藥，鼻飼管是西醫的。

2003年4月26日上午，我們把廣州三位治療SARS的中醫專家請到北京，召開“中醫成功治療非典學術交流會”；應科技部之邀，廣州專家向“非典科技攻關組”匯報中醫是如何成功治療SARS的情況。匯報當中，就有人插話說：“沒有與西醫對比，說明不了問題。”最后，科學院某領導向廣州專家說：“你們要拿出一個規范性的東西，和西醫對比，如果證明中醫確實有效，我們再組織推廣。”為什么要求中醫和西醫對比，為什么不要求西醫與中醫對比？！說來說去，還是不相信中醫是科學。

各界對我們2003年的課題“中醫藥戰略地位研究”成果反映都很好。總報告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中醫藥報等7家報紙發表，也在中國工程科學等4家雜志刊載，全國各地翻印一萬三千份，也作為國務院研究室研究報告印送國務院各部門，中央領導也曾對課題組的報告做過批示，等等。課題驗收時，評委一致建議申報“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005年，我們向北京市申報科技進步一等獎，沒想到答辯時兩位評審專家提出了同一個問題：“你們的意見西醫界同意嗎？”還有一位評審專家提出類似問題，令我們哭笑不得。什么時候規定了西醫是中醫的審判標準？由此可見，西方文化教育導致科學主義在我國泛濫到何種程度，我們不少同志把別人家的“牌位”搬到了自己家廟。有了這樣的成見，怎么可能聽取他人正確意見，怎么可能把中醫放在眼里！

德國波克特教授說，是中國的醫生自己消滅了中醫。

（五）亡國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滅亡

亡國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的滅亡。

埃及是世界聞名古國，然而，今天的埃及人奉行的是阿拉伯文化，早已不是建金字塔的埃及人的文化了。

猶太人的國家早已滅亡2000多年，但其文化傳承至今，所以，又復國，建立以色列。

我們擔心，我們的教育如此下去，有可能全盤西化。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之魂，中醫之振興有賴中華文化的復興；中華文化復興之意義，將遠大于歐洲的文藝復興。今天看來，似乎西方興起的分析還原的方法論占據主導地位，牢不可破，實際已經凸現出其局限性。從本世紀開始，中醫的整體科學研究方法將可能再次異軍突起，指導自然科學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教育必須重視中華文化，將其作為重點，而不能僅僅讓我們的子孫學習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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