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中的中國傳統文化特點和精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摘要：人類發展的絕對無限性與人類生存資源的絕對有限性的矛盾，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而貫穿其間的生存斗爭則是人類文明進步基本動力。大宋和大明的滅亡造成中國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推動了中國心學的出現。救亡先救心。宋時知識分子對戰國時《大學》里的“正心”思想的挖掘及明時王陽明心學的出現，是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關節點意義的重要飛躍。它在理論范疇上完成了“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對接，在實踐上也實現了從改造客觀世界到改造主觀世界的對接。這兩個“對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循環的基本鏈環。中國文化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知識體系，中國特有的精神層面的知識體系高于西方物理層面的知識體系。在這種知識體系的熏陶下，中國人學起物理層面的知識不太難，由此造成中國進步的速度也非常快。這歸因于中國知識體系的上述優勢，歸因于我們文化中的“實事求是”精髓。

目錄

一、中國思維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經驗型思維

二、中國經驗型的綜合思維更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的“大學問”，是有立場的學問

四、解決中國的問題，要從中國的經驗出發

五、當代中國理論成果要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中國國家利益服務

與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尤其是中國儒家文明的歷史要久遠得多。五千多年能存在下來的并一直保持大國版圖的資源豐富的國家，世界上沒有幾個，而靠自己力量保存其大國版圖的國家，世界大概只有中國了——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圖是由于英國的需要而保存下來的。毛澤東同志說過：“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長的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1]中國傳統文化是支撐中華民族在世界上長期保存下來的最重要的理由，自然，中國傳統文化也就有其“長處及特點”。下面就此談談我的學習體會。

一、中國思維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經驗型思維

人類發展的絕對無限性與人類生存資源的絕對有限性的矛盾，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而貫穿其間的生存斗爭則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絕對底線和動力。毛澤東曾說革命不是繪畫繡花，其實文明的成長，也不主要是一個繪畫繡花的過程。后者只是前者的包裝。

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其文明成就曾引領整個中世紀的世界史。那時候的世界興的是農業全球化，當時最稀缺的資源不是石油，也不是天然氣，而是耕地。所有的斗爭便由此展開。從孝文帝，鐵木真、努爾哈赤、以及對侵入西方世界的匈奴人，最后基本上都被迫卷入并采用農業生產方式，融入農業全球化。在當時，不融入農業全球化的民族多為農業民族所征服，正如從事農業的斯巴達征服從事工商業的希臘一樣。在這個過程中，東方人走在了前面，在這個進程中產生的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主色調的東亞文明，在當時成了引領世界文明的“火車頭”。

與西方相比，東方儒家學說可以說是一種更多地涉及精神層面的經驗型學說，它不重視那些形式邏輯的辯論。儒家文化中也有重視形式邏輯的學說，但這不占主流——這與經驗型思維在西方文化中不占主流的情形相似。先秦思想家曾有關于“名”“實”之爭，就是形式邏輯和實際經驗孰先孰后的爭論，但最終都歸入“以名舉實”[2]共識之中，認為邏輯必須與實際事物的真實性相對應，邏輯只是認識事物的工具而非事物本身。這在鄧小平那里就直接表述為只重實效的“不爭論”的思想。[3]

這里說的“邏輯”是指重名輕實的形式邏輯，而不指后來出現的“辯證邏輯”和“歷史邏輯”的概念，相反“辯證邏輯”、“歷史邏輯”在19世紀的歐洲出現恰恰說明西方的形式邏輯在向經驗回歸。經驗的過程就是人類認識中的通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也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過程，毛澤東形象比喻說：

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4]

有許多事經驗推得通，但邏輯說不通。我們生活中常說的“和而不同”、“打是親、罵是愛”等，這些要是翻成英文就很難：既要這樣，又要那樣，和了，還不同；打，還是愛？西方人較難理解。但這對中國人就很容易。對中國人來說，只有經驗行得通的道理，才是真理。鄧小平同志說“學馬列要精，要管用”[5]，農村中農民也常說：不要講不打糧食的話，都是這個意思。“要管用”是東方人判斷知識價值的標準。“四書五經”之所以被中國人列入至尊寶典，就是因為它們都是經驗之談；《大學》之所以是中國儒生必修之書，就是由于它談的是如何獲取經驗性知識的大方法。當然，這決不是說中國文化不講原則，比如中國也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說法，但中國人的“道”與西方的邏輯原則相比，有著濃重的經驗色彩，是“實事”中的“是”，是“格物”后的“致知”，[6]是具體事物中的真理。東方經驗最接近“實事”中求來的“是”，而不是“普世”中的“是”。“實事”變，則“是”變；天變道亦變。

經驗型知識滲透到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看病， 中醫是先“格物”，即具體病情具體分析。中醫醫生必須與病人直接接觸，這就是望聞問切，不同的病人不同的藥方，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辰，即使對同一病人，其藥方也隨之改變。在西方則是一個方子包一類，比如治胃痛，就用胃病藥方，至于引起胃病的原因是不是一樣，那就不是內科醫生考慮的事。

中國文化重經驗，追求簡約，解決問題多用減法、除法和約公分母的方法，至簡至美。西方多用加法和乘法，用增加分母解決問題。你看繪畫就能看出來——西方的油畫，濃墨重彩，天空都得描彩；中國畫則利用現成的紙白，盡量少用墨，用墨越少，藝術性越高，遵循老子“道法自然”的原則和“少則得，多則惑”的方法。在醫學上，西醫看個小病，要依賴一大堆機器，成本大。一個小小皮膚病，它得要割下一點皮去化驗，不然就說不出什么病。我曾看過一次感冒，看西醫竟花700多塊錢，其中500多塊花在數據上，只有200塊花在藥上。而在中醫同樣的病，號號脈，不要錢，藥費花了五塊錢，病第二天就好了。中醫憑經驗號脈直接獲取病人資料，而西醫則依賴機器取得病人資料。比較而言，中醫成本低得多，符合生態整體平衡的要求和節約原則。在軍事上比如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跟西醫“化療”的方法差不多，對陣雙方主力大規模搏殺后決定勝負。而東方的軍事理論不是不承認犧牲，我們讀讀毛澤東的軍事理論，比較一下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就會發現，毛澤東講究是以較少的犧牲贏得較大的勝利。他的哲學是“萬物皆備于我”[7]，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擊敵人是為了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是為了更好地打擊敵人；集中優勢兵力，將全局中的劣勢轉變為局部戰爭戰役中的優勢。任戰場形勢變幻無常，自己卻始終不失根本。

改革也是一樣，東方鄧小平是摸著石頭過河，一些人批評說這不是理論，他們不明白：東方是講經驗的，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中的經驗是不一樣的，其間的理論也當然是不一樣的。 “摸著石頭過河”與中醫的號脈是一個道理，一周號一次、一月號一次，有左防左，有右防右，有陰調陰，有陽調陽，進哪個村唱哪首歌，這是“實事求是”與“格物致知”的另類表述。“實事”變了，其中的“是”就得變。格物不同，所得到的知識也就不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鄧小平同時期的西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則從大手術入手，直切蘇聯政治“心臟”，將本來只是一個“病人”的蘇聯，硬放在“手術臺”上被肢解成了“死人”。

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經驗型的文化傳統蘊藏著豐富的可持續發展內涵。如《孟子·答梁惠王問》中說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8]這就是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正是這種思維才使中華文明延綿數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西方發展重要推動力是靠所謂“馬太效應”，即發展以損壞為前提，一部分的發展是以另一部分的衰退為前提；資本家的發展是以工人階級的不發展為前提，這種前提后來轉變為北方國家的大發展是以南方國家的大破壞為前提，資本中心的發展始終是通過對外圍地區的不發展為前提。東方是農業社會，放眼上下五千年人類發展史，中國人如果按西方那種不計成本高投入、高消耗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國固有的經驗型方式理解農業，恐怕中華文明早就衰落了。[9]

有人會說，現在日本、韓國這樣的信奉儒家文化的東亞國家，不也在西式道路上發展起來了嗎？其實，這兩個國家他們對于儒教的傳承，只是學其形，沒有學其實。他們的知識結構是形而上學的。他們沒有學到中國儒學文化的精髓。近代日本采用的是非此即彼的西式“狼”道，終落個失道寡助并挨了兩顆原子彈的下場。與有辯證哲學涵養的德國人相比，日本人至今竟對其近代失敗沒有反思能力。同樣的戰敗創傷，在黑格爾的故鄉就容易平復，而在富士山腳下迄今仍在頻頻作痛。

在學習西方文明的歷史進程中，中國與印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樣本，中國整個社會就跟竹子一樣，盡管有晃動，但沒有離根。而印度人的文化精髓被英國人鏟除的差不多了，留下了只有像甘地那種的逆來順受“非暴力，不合作”文化，這是文化中的糟粕。甘地很像中國那個靠乞討辦教育的武訓，武訓在中國受到批判，[10]甘地在印度則被尊為“圣雄”。可見，印度的民族文化已被殖民文化腐蝕得沒有自己個性的根了。離開根，離開民族文化的精髓，這個民族就失去了健康發展的養份。

二、中國經驗型的綜合思維更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其實，西方文化中那種形而上學式分析方法，既是它的短處也是它的長處——這與東方文化正好相反。東方人重綜合輕（形而上學式）分析的特點使東方人以結果的價值評判過程的價值。比如流行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才是好貓”、“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的說法，都是比較典型的東方思維特點。西方人正好相反，他們以程序判斷結果：醫療出事故，先查程序是否規范，程序規范，醫生就沒有責任。中醫不這樣，醫生的名譽存在于結果之中。

西方的分析方法缺少辯證思維。西方人分析“變”的方法是把“變”定格為一個個“不變”的序列，即所謂古希臘哲學家芝諾（前490-約前36年）說的“飛矢不動”[11]。不變，是西方主流分析方法的邏輯起點。中國人是將所有不變都看成變，變，是分析的邏輯起點。比如《易經》中的“易”，就是以變為其邏輯起點。《易經·系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就是將事物對立面的變易看為“道”的本質。東方人非常能理解的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而西方人則對此很難理解，比較典型的中國思維對西方分析性思維的極致成果即“數理邏輯”的反映都比較遲鈍。在形而上學方面，西方人很有天賦，“微積分”是西方形而上學思維的近代成就：一個“心”學，在西方就要被巴甫洛夫分解為許多生物神經單元，一個社會學則要被量化為大堆的數學圖表，而日益破碎的歐洲版圖幾乎就是“微積分”式思維的圖解說明。中國人解決問題靠合，西方靠分。二戰迄今，歐洲版圖越分越小，現在連科索沃、南奧塞梯都要獨立。

東方人的主流認知是經驗決定原則，先驗的原則必須服從后天的經驗；而西方人的主流認知則是先驗原則決定現世經驗，經驗服從原則。先驗的原則是固化不變的，而經驗是無限變化的，前者是東方認識論的基礎，后者則是西方認識論的基礎。對于這種思維差異，列寧有精彩的論述：

人的認識不是直線（也就是說，不是沿著直線進行的），而是無陰地近似于一串圓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線。這一曲線的任何一個片斷、碎片、小段都能被變成（被片面地變成）獨立的完整的直線，而這條直線能把人們（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話）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侶主義那里去（在那里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就會把它鞏固起來）。直線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觀主義和主觀盲目性就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根源。而僧侶主義（=哲學唯心主義）當然有認識論的根源，它不是沒有根基的，它無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然而卻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實的、真實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這棵活生生的樹上的一朵不結果實的花。[12]

西方數理邏輯是形式邏輯的極致發展。它把被老子稱之為“非常道”的語言都用數字固化和神圣化了。在西式思維方法中，性質固化是分析開展的前提，定量則是定性的前提。近代中國海歸學者將這種思維方式引入中國。在一次會議上我就見到有學者提出“有幾根頭發才是禿子”的問題，這是典型的通過定量而實現定性例子。對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來說，結果與性質是同一的，而西方人來說程序則與性質是同一的。程序越不容置疑，性質就越明確。我們去醫院看病，西醫的費用多在獲取化驗數據，沒有這些定量數據，就無法定性；中醫的費用則多在藥效，分析即號脈則化不了幾個錢，甚至不花錢。對中醫來說，治不好病，號脈的過程則無意義。

如果說西方認識方式“無疑地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似不客觀，長于分析弱于綜合的形而上學的認識論還是使西方在物理世界坐上頭把交椅。西方數理邏輯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在于物理層面的技術進步。比如計算機的出現，是它的物質成果：計算機大大壓縮了所有機械重復性操作，比如文檔檢索、數學運算等的時間。但計算機（甚至機器人）最終還是解決不了思維的本原問題，它只能給出“命令”程序，而不能制造程序及“命令”本身。而沒有命令，計算機就不能工作。命令的制作最終需要的不僅是程序，更是辯證思維，而后者已越出“物理”的層面。沒有人的辯證思維，任何技術都是一籌莫展。事物——比如可持續發展、環保等——的本質性存在，一定也是辯證的存在。對事物本質的判斷需要的是辯證思維，而辯證思維則是形而上學力所不及的領域，而解決這類問題恰恰是我們東方思維的優勢。但僅有辯證思維，技術進步也不可能有大的發展。只有辯證法加形而上學才能造成技術的絕對大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文化中的缺點也是它的優點，正如東方文化中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一樣。缺點只不過是優點的過度表現，而西方文化的優勢表現高峰期是近現代的技術革命和由此帶來的工業文明，但這種文明到今天的過度伸展已使其進入自我否定，從而需要東方文化矯正階段。反者道之動，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矯正恰恰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形式。

但是技術一旦擺脫了人的控制，就會對人類帶來災難；當技術發展到成為人類發展必須依賴的路徑的時候，技術反成了人類發展的障礙。目前人類整個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時，地球資源貯存總量和環境質量卻在日益下降，這使資本主義早期的階級和民族矛盾升格為人類和自然的總矛盾。只要這種效率高于公平、資本高于人的文化價值不變，結果就不僅僅是階級或民族的滅亡，而是人類及與其相伴終生的生態環境的整體毀滅。西方文明使人屈服于技術，公平屈服于效率，而人權屈服于資本。在效率與公平的矛盾中，資本總是逼使公平處于弱勢的一方：在北方世界是“朱門酒肉臭”同時，南方世界則是“路有凍死骨”。技術的力量在資本的催促下成了破壞環境的和人類的異化力量。人的自由權利則因屈服于技術而持續萎縮：勞動力不僅不能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而且還日益受到發達國家出臺的更嚴厲、更苛刻的法律限制；我們在享受因特網通信帶來的方便的同時，我們古老的私信保密道德卻為現代技術所摧毀；衛星技術的發展打破了信息壟斷，增強了社會管理的透明度，但與此同時，個人的隱私也裸露無遺。

目前看來，西方文明模式帶來的人類發展已不可持續。技術問題已開始上升到人的問題，經濟問題已上升到政治問題。當歷史從物的世界轉入人的世界、從物理的世界轉入精神的世界的時候，人們又會發現，中國經驗型的綜合思維更有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政治研究難點是對人的研究，對人的研究是對人的利益的研究。利益爭奪給學術帶來的最大困惑是真假難辨”。所謂“兵不厭詐”是政治領域的常識，偽裝在政治斗爭中是基本手段。可這在西方的排斥經驗的形式邏輯或數理模型中就很難解決。這些模型建立的前提是“真”字，但對于真的認識僅靠先驗是不能完成的，它多是后天經驗辨別的結果。比如在你的數學模型中有十只羊，但只有獵人才能發現其中是否有“披著羊皮的狼”。也就是說，當數據進入模型時，就已被既定為“真”了。這在技術領域可以，但在社會學領域就絕對不行。數學模型是人制做的，形式邏輯，尤其是數理邏輯解決不了人心的真偽。即使經驗考驗過的“人心”，只要人沒死，此時與彼時也是不一樣因而對其真偽是無法確定的。

天下學問，尤其是社會學科，絕對不能繞過經驗。不管什么結論，到真正見招兒的時候，就露出真假。看電視常有關于國際資源問題的討論，學者坐在那兒要求各國寬容一點、包容一點、多元一點，站得更高遠一點。我開玩笑說，今后電視此類節目設計，如讓參加討論的學者先餓三天，然后圍著一塊饅頭討論糧食安全問題。那時候，學者的眼睛就不優雅了，他們的眼睛就會死盯著饅頭，他們的語言也就不會空談了，其行為的“寬容”度也就不多了。理論一進入經驗，尤其是進入極端經驗，就立馬顯出真假。

比較而言，從認識論上看，經驗之后獲得的知識最有說服力；換言之，只有經驗過的道理才容易為人所接受并形成共識。我們常說，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這是由于不同人的經驗不同，道理也不同；同一個道理，面對不同人的不同經驗，也會有不同的解釋。用一個道理說服另一個道理，僅憑形式邏輯是不行的。只有在獲得具體的經驗之后，尤其是獲得失敗經驗之后，大家接受真理的方向才能趨同。正如人被反復燒傷后才獲得了關于“火”的知識的道理一樣，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之后，中國共產黨人才認同了“槍桿子里邊出政權”道理。事實表明：共識是經驗后的結果。一個人的認識是如此，一個黨的認識是如此，一個國家的認識也是如此。對此，19世紀60年代使松散的德國統一為一個整體并為了阻止威廉二世的冒險擴張政策而辭職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有深刻的體會，他在回憶錄中說：

社會輿論通常只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歷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 ）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政策的任務就在于盡可能正確預見到別人在現成的狀況下會做些什么。這種遠見的能力，很少是生來就能達到這種程度，以至不需要相當的實際經濟和個人知識、就能發揮作用。

盡管東方和西方人的歷史經驗大體相同，但由于其知識生成體系的差異，他們從各自的知識生成體系中生成的認識側重面是卻是不同的。盡管西方不乏像黑格爾、卡爾·馬克思這樣深刻的思想家，但正如東方的“四大發明”技術下嫁到西方才能“生兒育女”的道理一樣，西方這些大師的思想是在東方才得到了大規模的應用和傳播。比較而言，西方的形而上學的知識輸入體系，在實踐上是用片面的方式推動社會前進；在認識論上，它更貼近物理層面的技術成長規律；而中國經驗型知識輸入（格物致知、實事求是）體系，在實踐上更有利于社會的全面（經驗生成本身就必須是一個全面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與可持續性發展，在認識論上，則更貼近人類學習能力的生長規律。在這種知識體系的熏陶下，中國人學起物理層面的知識不太難，由此造成中國進步的速度也相對比較快。

三、中國的“大學問”，是有立場的學問

實事求是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人知識形成的基本方法。“實事求是”的思想可追溯到老子的《道德經》，這本書最早稱《德道經》，“德”先“道”后，[13]這說明老子重視的是范疇是“德”而不是“道”。“德”為“事”，“道”為理。它講的是從具體“事”里講“道”，“道”孕于“德”中。在老子《道德經》中，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意思是說真“德”是有“道”之“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是說那種徒有虛表的無“道”之“德”，可稱為“無德”。這與“道，可道，非常道”是同類判斷句式：意即形而上的“道”是不可言的，而可言之道則是形而下的，因而不是真“道”；“非常道”，接近于形而下的“德”。《老子》說萬物“道生之，德畜之”，這與管子說的“德者道之舍”是一個意思，即“德”是“道”的具體物質載體，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德”與“道”兩大范疇奠定了中國經驗型文化的哲學基本。《易•乾》中說的“君子進德修業”，這是“實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最早表述。《大學》的價值就是實事求是。

與西漢在農民戰爭中覆滅造成“實事求是”命題在東漢提出的道理一樣，[14]大宋滅亡造成明清之際的中國思想界大反思，大反思推動了中國心學的出現，救亡先救心。宋代知識分子對戰國時期的《大學》中“正心”思想的挖掘及隨后王陽明（1472-1529）心學在明代的出現，，是中國思想界發生的大革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大學》是秦漢之際《禮記》中的一篇。宋代從《禮記》中抽出，與《論語》、《孟子》、《中庸》并列為“四書”，因而它不可避免地帶有宋時“心”學的痕跡。明時，王陽明將心學推向極端并并形成完備的思想體系。王陽明提出“心外無理”[15]的命題，他從心學的角度深刻地挖掘并極大地發揮了《大學》的心學思想，將“格物”與“正心”統為一體，他說：

德有本而學有要，不于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16]

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17]

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18]

王陽明將這些闡釋收入其重要著作《大學問》，這部著作反映出此時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重點已從以前的“格物”境界轉入“正心”。王陽明明確指出了這一轉變，他說：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生意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閑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19]   

“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這是中國思想史的具有關節點意義的重要飛躍，因為它從理論范疇上完成了“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對接，在實踐上也實現了從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的對接。這兩個“對接”的完成，也就打通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循環的接合點。由此，用陽明先生的話說，就是“至善于是乎可得矣”。

《大學》之問，在于立場，立場在于“正心”，心正方可至善。“正心”是什么呢？就是在改造客觀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觀世界：就是至善，就是“新（親）民”即做新人，就是說你的學問為了什么、為了誰，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什么是你的立場、觀點、方法論。有什么樣的立場，就有什么樣的觀點和方法論。“正心”是用改造客觀世界的“格物”方法先來格心。原來是格外界之物，現在是格自己的心。思想上先定位，定了“心”位，才能格物，才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陽明說“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20]，我們常說“我有一顆中國心”，這都是對自己的“心”做出規定，這就是“正心”。“正心”了，才能去改造客觀世界。這些都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東西。

當然，這種“正心”哲學一旦被推向極端，也會進入自我否定。理學在南宋時被推向極端，以至要滅人欲，[21]這就走上了邪路。但不能由此也否定宋明理學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偉大貢獻。其中的糟粕只是思想進步中的反動，這應合了“反者道之動”的道理。

四、解決中國的問題，要從中國的經驗出發

古代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力大無比的英雄叫安泰。安泰的力量來自大地。每當他同敵人決斗遇到困難時，便往地上一靠就汲取了新的力量。同樣如果他離開地面，就會因失去力量源泉而變得軟弱。后來他的敵人海格立斯就是通過將安泰舉到空中的方法將他殺死。事實上，中國文化中的“安泰”偉力也源于中國本土；同樣的道理，使中國文化衰落的糟粕也歸因于脫離中國實際。歷史上中國衰落的時候，多是中國知識分子脫離中國實際、坐而論道的時候。空論之風宋朝最盛，朱熹將“理”提到嚇人的高度，認為“理”是“器”之本。[22]因而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也最令人傷感。從大宋到大明王朝，中原王朝反復為北方馬上民族所顛覆，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大刺激。他們開始反思：好好的王朝怎么就一個個的滅亡了？這就激出了人們再次提出“器”與“理”的爭論，明清之際著名學者如王夫子、顧炎武、黃宗羲等均反對空論“心、理、性、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王夫之更是直言“無其器

則無其道”。[23]

其實，器和理的關系還是“格物致知”、事實求是認識方法的繼續，還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爭論中，知識分子逐漸明確了文章要有針對性，主張文為時而著，從事物的實踐中總結出經驗。由此“經世致用”、“崇實黜虛”實學思潮[24]也隨之高漲，漢代的“實事求是”重新提出，清乾嘉慶年間的考據學派，則把“實事求是”當做治學的宗旨和基本方法。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是實踐實學的領軍人物，他們不僅反對坐而論道，而且身體力行，帶兵打仗，拿槍桿子。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他提出的“心外無理”的唯心命題在當時是很革命的。這種“知行合一”的傳統在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蔣介石以至毛澤東那里得到極大的張揚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值得說明的是，這種傳統與同期的英國培根（1561-1626）的經驗主義和后來美國杜威（1859-1952）的實用主義有相通的地方，只是后者在西方的地位遠不如中國的同行。

清朝滅亡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加深，再次造成中國思想界的空前震蕩，并由此產生了20世紀20年代關于問題與主義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主義在先，還是問題在先？這實際上還是宋以后“器”、“理”之爭和更早的“德”、“道”之爭的繼續。春秋以來，這個爭論貫穿中國文化發展的全過程，是推動中國文化進步的動力。今天我們把“實事求是”說得太多了，以至反使人忽視了它深刻的文化價值。鄧小平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25]，其實，實事求是，可不是什么口號，更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中國曾數千年屹立世界東方并將再次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酵母。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也得益于中國文化的“實事求是”精髓。共產黨早期——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和平的調子喊得震天響，誰都不說那難聽活。那時國際流行語是：“我們不要步槍，不要機槍，不要大炮！我們要和解，要仲裁，要和平！”。[26]這話說起來好聽，但不管用。當時，陳獨秀身上就有濃重的英國和平首相張伯倫的影子，以為政治不用打仗，系好領帶去談判就行了。陳獨秀打好領帶穿上西服后把槍交給了蔣介石，其結果得到“四一二”大屠殺的回報。那時共產黨年輕，沒有見過血，而國民黨在與清王朝交手時卻是見過血的，所以，人家先下手。“四一二”之前，你若跟共產黨干部說“槍桿子里邊出政權”，那誰也不聽，他們會指責你說：都20世紀了，你將把我黨引向何處；我們的黨怎么能用軍閥那一套搞革命呢？蔣介石開殺戒后，大家就知道了，當時中國政治手段與軍閥并不遙遠。在大流血后，共產黨中的書生們才承認“槍桿子里邊出政權”這個連老太太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怎么用槍桿子，開始共產黨還是不承認毛澤東的井岡山經驗，覺得還是洋的好。人們愿意采用比如當時黃埔軍校中流行的來自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德國克勞塞維茨的那點東西。大家承認洋顧問李德，[27]結果就是打不贏。直到30萬人紅軍打得剩下3萬時——10個人里有9個腦袋都掉了——的代價，大家才認識到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是什么，是中國經驗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實事”中的馬列主義，是格中國之“物”后中國化的“致知”。當時毛澤東與王明爭論焦點并不在于主義，而在于問題；不在于如何“致知”而在于如何“格物”。

毛澤東之所以能打敗蔣介石，建立新中國，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堅持馬列主義本體論的前提（這一點與共產黨其他領導人沒有區別）下，抓住了東方文化的實事求是精髓。自從中國共產黨選擇毛澤東之后，蔣介石就相形見絀了。蔣介石要比毛澤東西化些，他與日本政治家一樣，學的是德國的軍事方法。德國那一套，在中國東部平原地區還行——這使得蔣介石獲得北伐的勝利；但在西南山區就派不上用場，這是蔣介石屢敗共產黨于西南并最終被共產黨趕到臺灣島的重要原因。

人窮的時候，眼光就銳利；人沒東西的時候，就講究實事求是；人一見血，就不空論；人在吃飽飯的時候，就會胡思亂想，坐而論道。“四一二”大屠殺后，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從天上掉到地上，從城里被趕進山里。大家從思想上開始接受毛澤東。毛澤東青年時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繼承的湖南王夫之（船山）的學以致用的思想，也曾與胡適從杜威那學來的“實用主義”相共鳴。上山后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從中就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格物致知”、“事實求是”的影子。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說：“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就是說，研究中國革命的真理首先要靠格中國之“物”后獲得的中國經驗，為此，毛澤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需要經過中國經驗的過濾，他說：

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28]

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初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果不是排斥性的至少也是偏頗性的認識與當時的社會思潮大背景有關。當時中國知識界有一個爭先恐后與舊世界決裂、與洋世界接軌的熱情。這使中國新文化愛國運動又包裹著強烈的全盤西化的沖動。那個時候要砸孔家店，就連漢字也有問題了，說它是中國落后的原因。以至中國知識分子在倒掉傳統文化中的“洗澡水”即文化糟粕的同時，也連其中的“孩子”即文化精髓一齊倒掉了。“四一二”之后，本來想穿著洋服“輕裝”上陣的共產黨卻在血泊中不得不穿上草鞋進了山。這些失敗的經驗，使共產黨再次尋求本土的力量，開始接近“格物致知”、“實事求是”的道理，并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經驗化的馬克思主義。

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中國人開始不自信，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們學西方英美沒有條件，就學蘇聯老大哥，學政治、學軍事。可雙方合作到關鍵技術，比如導彈、原子彈技術階段，人家赫魯曉夫就不給我們中國人教了，要撤回蘇聯專家。這再次迫使中國人立足本土，自力更生，結果國防技術很快就上去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又有些不自信，覺得國外的月亮還是比中國的圓，硬往人家的懷里鉆，要與國際接軌，當時為了加入WTO，一些知識分子幾乎達到了瘋狂的狀態，說是要“與狼共舞”。與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時的情形一樣，這時的西方老師還是不認中國“學生”，硬說“中國威脅”。這幾年，且不說科索沃炸館事件，也不說東海撞機事件，就說2008年北京奧運會，明眼人從中不難看出，你對他們怎么好都不行，中國人給人家把飯都做好了，擺了一桌宴席，他們還要說閑話，說來吃飯得有條件，而且是政治條件。咱們夠誠心了，對他們那么好，完全按國際標準操作，我們贏得金牌多，他們又說金牌計算標準不對。這我們就不干了，我們也要建立自己的標準了。與這個認識過程相吻合的是，今天的中國知識又在向本土回歸，要與本土結合，就如希臘神話中的巨人安泰一樣，要重新從中國本土中獲得偉大力量。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國文化在本土化的路上迅跑：一時間，傳統文化涌動大學講壇，紅歌、原生態民歌等飄紅中國大江南北。

五、當代中國理論成果要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中國國家利益服務

中國文化經典和至尊的作品都是經驗之作。從《論語》、《史記》到《資治通鑒》，從“毛選”到“鄧選”，在方法論上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重經驗——有人也稱為“重實踐”，不空論。從方法論上，他們都將“格物致知”、“實事求是”、“正心修身”等作為獲得經驗的重要方法。這使中國的文化形成有鮮明的針對性。不然就如面對一個餓肚子的山里人講減肥一樣，文不對題。在進行研究之前，中國文化要求你必須把理論原則經驗化：第一步，先“格”出具體的地點、時間、具體的人，然后再針對具體情況做“致知”即具體分析的工作，不然就會空話連篇。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種子若不合土地，那就是無用的種子。這種“格物致知”的方法是貫穿我們中國文化中的紅線，也是中國文化的優勢所在。盡管這種方法——比如中醫號脈——的結果沒法量化，但它能有效解決問題，很實用。

我們這樣并不是說西方人不講經驗，不講實事求是，不講辯證法，比如英國的培根、美國的杜威哲學都比較重視經驗，黑格爾也是辯證法大師，克勞塞維茨也有“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辯證認識，但這些在西方并沒有像中國“四書”那樣坐上哲學的頭把交椅，也不支配西方的價值觀和文明歷史。在西方也有一些經典，如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體系》、基辛格的《大外交》等等也都是經驗之作，也出現過如羅斯福、尼克松這樣一些政治實踐領袖，這些作品及其政治實踐領袖也對西方的歷史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但比較而言，這些作品在西方知識界遠沒有獲得像中國“四書”那樣的尊位和高度，正如兩位羅斯福[29]在思想文化界合起來的影響也沒有超過威爾遜[30]一樣。

我們在文章的開篇處說過“人類發展的絕對無限性與人類生存資源的絕對有限性的矛盾決定了生存斗爭是貫穿人類文明進程的絕對底線和動力”。這就是說，民族生存斗爭也是文化健康發展的基本動力。人們常說：“富不過三代”。為什么？就是因為富裕中的人已遠離了生存斗爭。遠離生存斗爭的人，就易做秀，喜歡面子而不喜歡里子。其實，國家發展也存在著“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的現象。羅馬崛起于憂患，征服了沉湎于安樂的地中海諸國；后來羅馬人又沉湎于“盛世”，結果為“發于畎畝”[31]而又處于生存危機之中的北方“蠻族”所消滅。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在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同時，也滋長了一些理論脫離實際，形式重于內容、面子大于里子的風氣。2008年一系列災變比較集中暴露出了這方面的問題。比如這幾年我們學西方高科技，技術含量提升得很快。2008年初，雪災一來，那些好看不堅固的交通和通訊線路，盡管技術含量高，但不抗凍壓，出現大面積癱瘓。在軍事方面，這些年我們部隊裝備的技術含量大大提高，但在汶川地震中，其機動性反倒降低了：面對險急，部隊不能迅速進入“戰區”；信息化作戰、電腦操作這些高技術手段在汶川大山中不管用，“許三多”的瀟灑也沒了，士兵“突擊”也不見了。結果只有靠最自然、技術含量很低的東西：人力加水路。這是因為西方的軍事理論與其文化特點一樣，是技術優先，結果人反成了技術的附庸。人隨物走，機器進不去的地方，人就一籌莫展。設備太先進了，部隊反失去了機動性。比較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這一帶打仗如魚得水，蔣介石被引得團團轉。為什么？因為蔣介石的軍事理論是西方的，人隨裝備走，毛澤東是“萬物皆備于我”，物隨人走。

汶川救災的實踐證明，中國的改革不能離開傳統，中國文化現代化不能丟掉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的“實事求是”精髓。不管什么文化，不管它多么好看，得接招，得好使，得管用。理論接了招就顯真偽。所以我說中國文化及其體制改革要少一點“香水味”，多一點“土味”。好的文章，漁民看了從中能聞出“魚腥味”；農民看了從中能聞出“糞土味”；軍人看了能從中看到沙場上勝利的希望。香水型文章，只對超女型學者有用，而對國家建設無用。

理論不為國家利益服務，大宋就是前車之鑒。我們這幾年出現國學熱、要恢復傳統，但大多都有追求形式而忽視了本真的傾向。有的教授講老子、莊子，講得散淡而瀟灑，海闊而天空。但這些香味四散的文章和演說對一個饑餓的失業者、一個受了欺負卻沒錢打官司、一個賺了一輩子錢而買不起一套房的普通打工者——目前這樣的人群日益增加，一個還受霸權主義欺負、主權統一尚未完成的國家的經驗來說真是南轅北轍。與共產黨早期對政治的理解還處于感性階段的經歷相似，中國今天媒體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也處在感性和“好玩”階段：似乎國學就是穿旗袍、打燈籠，西學就要打領帶、穿西服，女子“開放”就是開背、露肚臍、穿拖鞋。如果是一般百姓，這樣的感性認知當在情理之中，但我們的知識分子就不應這樣，知識分子擔負著將百姓的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的任務，擔負著為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責任，應該從中國文化的精髓視角看問題，講問題，將西方的知識經過中國化的經驗過濾，使其能更加有效地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東方民族在世界中曾經是一個引領和支配歷史的強勢民族。

與西方大規模支配東方的歷史始于15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的現象巧合，東方大規模支配西方的歷史也是從史前東方蒙古人種對美洲的征服開始。大約兩萬年前，一支后來被稱作印第安人的蒙古人種從亞洲渡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在那里曾建立過四個帝國，最重要的是中美洲的阿滋特克帝國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國。他們將亞洲同時代的文明例如用火、馴犬及某些特殊儀式與醫療方法等帶到美洲，[32]他們為人類提供了玉米、番薯、西紅柿、煙草、可可等作物。印第安人經過兩萬多年的分化，遍布美洲，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民族和語言，發明過瑪雅文字，在天文學方面也相當有成就。

東方人對西方第二撥沖擊的就是匈奴人對歐洲的征服。公元前1世紀，匈奴人被漢武帝擊潰并分化，其中一部分（北匈奴）被迫遠走中亞、頓河、伏爾加河等地。由此引發了在匈奴人頭領阿提拉——歐洲人其稱為“上帝之鞭”——驅趕下的民族大西遷浪潮：龐大的人口涌進君士坦丁堡和東羅馬帝國，甚至多瑙河與萊茵河地區，最終在公元476年導致西羅馬帝國的垮臺。其中一部分匈奴人就定居在東歐匈牙利大平原上。

東方文明對西方的第三撥沖擊就是蒙古人對歐亞大陸的征服。1206年，鐵木真被推戴為蒙古大汗，號成吉思汗，建立起東起朝鮮半島，西抵波蘭、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亞俄羅斯諸公國，南達爪洼中南半島的橫跨歐亞兩洲的蒙古帝國。其間，歐亞之間的復雜的國界為蒙古人的強力統治所打破，以至當時蒙古人夸口說，在東起東海，西至多瑙河的廣闊大地上，“一個年輕女郎，帶著一袋子黃金，能夠單獨從帝國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不受到絲毫傷害”。[33]

東方人對西方這一撥又一撥的大沖擊，使西方人對東方人——確切地說就是中國人直至19世紀中葉都是敬畏有加，以至黑格爾說：“假如我們從上述各國（即四大文明古國——筆者）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34]西方地緣政治學先驅麥金德在其《歷史的地理樞紐》的講演中也告訴那些持“歐洲中心論”觀點的同行說：“正是在外來野蠻人的壓力下，歐洲才實現它的文明。因此，我請求你們暫時地把歐洲和歐洲的歷史看作隸屬于亞洲和亞洲的歷史。因為在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說，歐洲文明是反對亞洲人入侵的長期斗爭的成果”。[35]

用生存斗爭的道理觀察近代以來的東方文明，我們也會得出與麥金德同樣的結論，即近代以來的東方文明也是西方壓迫的結果，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則是中國人在現代史中快速崛起的原因。果然，中國人在反抗西方壓迫中最終也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學會了西方人領先的核技術、航天技術及電腦軟件技術等。

恩格斯也感覺到了這一點。1857年他就警告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驕橫無比英國人：“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人，因此毫無疑問，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36]這里恩格斯說的“務實”，就是上面說的中國人特有的經驗型知識體系及其這種知識體系形成的“格物致知”、“實事求是”的學習方法。這是一種屬于精神層面的知識體系——東方精神層面的知識體系自然要高于西方物理層面的知識體系，在精神知識體系的熏陶下的中國人，學起物理層面的知識就不太難。1900年時，中國還沒有堅船利炮，中國人還被謔稱為“東亞病夫”，可到1953年，中國人在朝鮮戰爭中打敗了美國人，1964年中國有了原子彈，現在還有了導彈、飛船、衛星、核潛艇等；中國人原來不會搞市場經濟，現在中國人在WTO中如魚得水。中國人學習能力極強，極聰明，能在這么短的歷史時間里取得這么大的成就，都歸因于中國知識體系的上述優勢，歸因于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并且需要我們永遠珍視的“實事求是”精髓。

（主要內容刊于《綠葉》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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