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高級學問”的話語危機（彭永捷）

彭永捷

講授另哲學史已經有幾個年頭了。在教學實踐中，總是一再體驗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高級學問”的無奈和尷尬，哲學系的學生，在學習中哲學史之前，先要有“馬哲”這門“初有學問”的底子，掌握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然后再學習“學級學問”——西方哲學史，掌握一套西方哲學的術語和名詞，最后才學習中國哲學史這門“高級學問”。基于教師和學生的知識背景，要想使學生能夠理解這門“高級學問”，就不得把這門“高級學問”講授的對象，翻譯成“中級學問”和“初級學問”的語言，這樣才能使學生理解。

這種往往“習焉而不察”的教學方式，不免使我疑惑“一個中國人，總要試圖通把中國思想文本翻譯成西方哲學說話，才能言說、表述、解釋和理解中國哲學，這難道不有些奇怪嗎？這樣一種“翻譯”，是講授、理解和欣賞中國傳統思想文本的恰當方式嗎？當我們的學生接受了這樣一套“翻譯”時，他或她就真的能把握到一點中國傳統思想的皮毛了嗎？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講授“高級學問”的教師，如果不把中國哲學史當作一門如此這般的“高級學問”還會講授“中國哲學史”嗎？

馮友蘭先生把中國哲學史的計法，分作“接著講”與“照著講”兩種。以西方哲學來接著傳統的“理學”而講出現代三新學——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以及當代的種種哲學建構，我們多少是學會了“接著講”，可是，在王國維證明“哲學皆六經固有的”，謝無量、適、馮友蘭等前輩學者撰寫了各自的“中國哲學史”，在從傳統的經學中開出一條“哲學”的路后，當代的中國學者還會“照著講”嗎？

回顧差不多一百的“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史，我們發現。原來開出一條所謂“現代人文學術”道路的同時，也是體面而有效地終結“傳統人文學術”的過程，而這“現代人文學術”其實就是西方人文學術。我們仍借用馮友蘭先生使用過的一些詞語來發問：基于中國傳統的人文學術和基于西方傳統的人文學術，究竟是“高低之不同”還是“花樣之不同”？如果我們認為引進西方的“哲學”學術對于中國文化確有必要，那幺盡可引入，也可以嘗試與另傳統思想之間比較研究，可是又何必非要用它去重塑一個中國的“哲學傳統”，而且當作對中國思想傳統的惟一闡釋方式，而且還以此終結中國自身的思想傳統？難道我們依照譚嗣同的方式，將“仁”解釋成“以太”、“電子”，真的就實現了中西學術的會通，將中國傳統思想“現代化”了嗎？我們都得承認人文學術有地域性，因而與自然科學有所不同（事實上，一些學者強調，即使自然科學，也同樣是多元的。也存在地域性差異）具體到中國哲學上，地域性差異究竟是僅僅體現在研究對象上，還需要也體現在說話方式、思維方式和研究范式上？難道僅僅因為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哲學史”，我們所書寫和講授的所謂“中國哲學史”，就真的是“中國哲學”的“史”嗎？

我們依西方哲學之起源，把哲學理解為“愛智之學”——即追求知識的學問，把哲學家理解為擁有閑暇而把追求奧秘和知識作為惟一目的的人，兩相對照，難道中國古人的“究天人之際”司于這種“愛智之學”嗎？孔子、老子、孟子、莊子，是哲人還是哲學家？

我們很容易指責中國古代哲人疏于“邏輯”論證，短于長篇大論與構造宏大體系，可是，我們有什幺理由要求莊子舍棄他的“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而去學習蘇格拉底的“助產術”？我們不能質問亞里士多德為何沒有發明“三表法”，為何我們就有理由質問墨子為什幺不去研究“三段論”？我們判定惟有黑格爾的“絕對理念”自身展開為“客觀理念”、“主觀理念”并回到“絕對理念”是一個完善的理論體系。我們為什幺就理所當然地否認朱熹把“理”與“氣”下貫到“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道心”與“人心”、“未發”與“已發”、“天理”與“人欲”就不是一個完善的理論體系？

莊子之為莊子，既區別于中國孔孟以及道家的老字、楊朱，否則便不成其為莊子，同樣海德格爾之為海德格爾，既區別于胡塞爾，又不同于對其有影響的老莊，否則便不是海德格爾，我們以莊子來闡釋海德格爾。這是莊學的一部分。而無關于海德格爾，我們以海德格爾來闡釋莊子，這是現象學運動的一部分，而又無關于莊子，莊子之為莊子，海德格爾之為海德格爾，各足其性，毫無欠缺。我們可以以“海”解莊，可是，我們為何不探討這樣一種可能性：就莊子之為莊子來欣賞莊子，就海德格爾之為海德格爾來欣賞海德格爾，我們為何不就其   “是其所是”而是之，偏要就其“非其所非”而非之呢？

一些學友總是用“解釋學循環”來提醒我們，我們已經習慣了“以西解中”這種方式，我們已經沉浸在西方哲學說語中。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西方話語和中國史料之間尋求圓滿。這也就是告誡我們，只能“接著講”了，“照著講”已經不可能了，為什幺不可呢？學者們有多個理由。

或以為，中國哲學史，本來就是以西方哲學為參照來研究中國思想，對于這種說法，我們的看法沒有分歧，只是我們對目前通行的這種范式要有自覺，意識到目前的“中國哲學史”學科只是一種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的比較哲學研究，是一種在西方哲學話語里言說的“中國哲學”，亦即所謂“漢語胡說”的模式。更為嚴重的是，這種說法逼迫我們冒出更大膽的念頭：或許對“照著講”來說，“中國哲學史”學科本就不能指望，它會繼續照目前這個樣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地，作為中國人追逐西方哲學的游戲繼續存在著；要“照著講”中國思想，只能令另起爐灶了，比如說建立中國的“古典學”或在學科體制內確立“國故學”的合法地位。

或以為，我們已經幾代人浸潤在歐風美雨中而不知返，到如今想“回到傳統”——真正地讀懂傳統，已經不可能了。如果讓你來“照著講”，你真的就能“照著講”嗎？我不能確定的回答，理由是，這要試過了才知道。思想的話語系統，并非日常語言，我們不能想象德國人用胡塞爾、海德格爾的哲學用語日常交談。我們也不能想象先秦的人們天天講老子式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哲學話語來自于日常用語，然而又超越于日常用語，確定一個思想的語匯，是思想者或哲學家的工作，近二十年來，中國哲學史界字議-范疇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可以作為這項工作的一個支撐點。也許，現代教育體制下的中國哲學專業人材已經缺乏了親近傳統的訓練，這個工作只能靠體制外的某些有家學淵源的人來解決了，也許，我們這代人最多只是把這個問題明明白白地說出來，我們所做的就是努力促成中國哲學專業人材培養方式的變革，避免不斷復制和我們一樣研究“高級學問”的專業人材，再繼續培養一批又一批身居中國本土的“漢學家”。探索、改革、開放，同樣是中國哲學專業需要的精神。

或以為，即使我們能“照著講”，“弦斷有誰聽”？實際上，如果“拂弦人”的問題不再困擾我們的話，我們讓毫無哲學基礎（如果中學教科書里灌輸的那些到大學哲學系后還要費勁洗去的教條忽略不計的話）的本科新生讀懂莊子，應該并不比他們讀懂柏拉圖或讀懂馬克思更加困難。

當然我們也不敢對此有太多的樂觀。一位學界好友常常提醒那些以標榜自己的外語比自己的母語還要好而自豪的家伙們：這意味著你的母語修養遠比你的外語差！當然，大學英語（或其它外國語）VS大學語文、外語教學凌駕在母語教學上的教育現實，使我們也不敢過于樂觀。對于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漢語是其母語，而人們總是習慣于用母語來思考的，對于我們來說，漢語作為一種活的語言，又并不只是語詞符號，還和它深厚的人文財富堅密相聯，而與傳統發生深刻斷裂的我們，通過漢語獲取的人文財富卻少之又少，再加上語言修養本身的不足，妨礙了我們思考的能力，妨礙了我們的靈感，妨礙了我們的創造性。

在高瞻運矚之士中，衛護傳統文化的學人提醒我們，應當從中國文化復興的角度來看等重建民族話語的意義，中國哲學史學科存在著嚴重的危機，這個危機來自于學科外部的批評幫助和學科內部的自我反思，恰恰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內在活力的一種表征。由反思活動所引起的這種危機，難道僅是中國哲學史學科自身的危機嗎？中國哲學史學科中的這種反思活動，在當代中國學術領域中又并不孤單，實際上類似的反思已經彌漫于整個中國的人文學術界，特別是與傳統學術密切相關的人文學科，這場危機已經是整個中國人文學的危機，而且，遠遠不止于此，這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危機，是文化創造力的危機

原載《讀書時報》2004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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