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在孔子學院的一份教案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8-02-29

        課題：民不可使，教之；國不可使，亦教之。

        大綱：

        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教之，這是孔子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雖然名家對孔子的這一番話訓詁有所差異，但主流的解讀則是基本一致的，即老百姓如果聽從役使，那就隨他的便，如果不服從役使，那就教化他。中國文化偉大的理由很多，但這是最重要的理由。

        不過，如果僅僅對這一思想理解到這兒，那就太膚淺了。這一思想的要點是“教”，但以為“教”就是開學堂辦教育，那就更膚淺了。 “教”當然有開學館辦教育的內容，但在中國，學館學堂有幾個？西式學校的歷史才一百多年，掃除文盲現在也還是一個艱巨任務，常抓不懈呢，但兩三千年來“教化民眾”的效果卻非常之好。這非常之好的效果就是“民” 的非常“可使”，造反的“民” 是有的，但更多的是“順民”，他們眾生大字可以一個不認，但“順”的意識卻并不比秀才進士知識精英差。“民可使”的意思就是“民順”，以“順”為治。清朝有一個非常英明的皇帝，他入主了中原，他的皇號就叫“順治”，很經典。做“順民”本來是統治者的要求，來自上，但經過兩千多年的實踐，做“順民”也成了被統治者的愿望，融于下，接著就是康熙、雍正、乾隆連續的盛世。那末，學館學堂了了，文盲蕓蕓，為什么“教”的效果這樣好呢? 研究發現，“教”是有文教與武教之分的，文的不行，就輔以武的，兩手都抓，兩手都硬。以前中國的官府治理不那么“順” 的民，通常叫做刁民的，常用的一句話就是“不打如何肯招”，而打的方式，除了用規格一致的板子打屁股的全國通例之外，還各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大作家沈從文曾介紹過一種，是用棒子敲踝骨，一般三四下就能將踝骨敲碎。當然，對不怕死的刁民，只有讓他的腦袋搬家，吊在高處，通常是城門口，那地方人來人往，看到的人多，“教”的效果也往往費一得十，常可以收到殺一個刁民而使一百個準刁民變“順”的成效，“殺一儆百”的中國成語就是這樣來的。不怕死的刁民不少，但怕死的還是更多。不過，盛世的帝王都更重文“教”，深諳“得民心者得天下” 的道理，這也是孔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以為這方面做得最出色的是大清朝。最初“順治帝”應繳入主中原的時節，官府要求國人剃掉前額的頭發留pigtail的，本來是文“教”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前朝刁民反抗，多用的是武“教”，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城內死九萬七千余人，城外死七萬五千余人”，“江陰城中只余大小五十三人”。但是刀遠不如筆，要民“順治”，還得靠文“教”。果然，到后來大清氣數盡，民國國運興的時候，革命黨剪辮子，前后二百七十來年， “國人”早將“留發不留頭”忘得一干二凈，反多作“留辮不留頭”慷慨狀，以為剪了辮子就是忘了祖宗，哭天叫地的不可勝數。失了威嚴的愛新覺羅氏都覺得莫明其妙：誰是你的祖宗呀？可見文“教”是何等的好，皇上雖倒，順民照順。百年過去，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盛世，仍是“教”民的好故事，真是長治久安。

        與諸位簡述孔子這一思想及其影響成就，目的是古為今用，中為洋用，讓孔子這一思想走向世界。直言之，即：民可使，由之，國可使，亦由之；民不可使，教之，國不可使，亦教之。文“教”武“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人權高于主權”要講，對于專制暴君也要炸，直到將其徹底炸下臺。不過，為求國際秩序的長治久安，文“教”更應重于武“教”。諸位知道“四書五經”，也應該知道《孫子兵法》。孔子是文圣，孫子是武圣。兵法是講戰爭藝術的書，但孫子仍在其中說，“最下攻城”，稍好一點的是“伐交”，“上攻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還是最看重文“教”。 這對于建立國際秩序，深化國際分工，是很具啟迪意義的。

要深刻理解“上攻伐謀” “不戰而屈人之兵”， 就要全面理解“長治久安”的內涵。“長治”是以“順”為治，“順治”才長，那末“安”何以“久”呢？認為“安”就是“安定”也是膚淺的。根據中國的實踐，這個“安定”主要是指“國內安定”，也就是“內安”。而“內安”不是天上掉下來，只有“安內”才能得以“內安”。 “內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只要有利于“內安”，“黑貓白貓”也是適用的。中國有“攘外必先安內”的，也有“迎外以安內”的，以前是挨罵的，現在得以正名。大清最初其實是被看作“外”的，明“迎外以安內”，雖然自己垮了臺，但歷史前進了，這就是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現在，中國的一般民眾認識上還比較膚淺，認同“迎外以安內”的還不是很多，但在知識精英中，不僅對“迎外以安內”取得了共識，凡事必與國際接軌，而且進一步解放思想，更認識到“外就是內，本無可攘”，國際秩序就是國內秩序，國際分工就是國內工作，西方民主就應是中國民主。我們再看民間。 在民間，通過《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乾隆盛世》等影視精品的藝術薰陶，民眾對祖宗的認同感也明顯增強了，愛新覺羅氏后裔的社會地位早已今非昔比。最近電視劇《闖關東》中的格格那文，就是一個嶄新的藝術形像。在中國國內，還有一小部分人在討論那文等劇中人的藝術真實性問題，這部分人士是受了某種藝術理論的影響。“這種討論很沒意思，一點意思也沒有”。在中國，文藝作品何曾看重什么生活真實或藝術真實？它不過是“民不可使教之”中文“教”的一個組成部分罷了。明君，忠臣，清官，義仆，才子，佳人，共同演義著“安內”的一代代故事，即使是大字一個也不認的文盲百姓，也深通“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世道，“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順其自然” 。孔子“十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哲理何等深刻，但在他們看來，不過就是一句“老了就好了”耳，一“順”到底，“順”其一生。所以，要論“民不可使教之”，“國不可使亦教之”，以“順”為治，民“順”則長治；以“安”為內，無外則久“安”，鼻祖與傳統均在中國。有人說“非暴力政權更迭”的“教父”在美國，這簡直無知得太可笑。這種人不用說是做“教父”，他連做孔子孫子的嫡孫的資格都沒有。我們中國人才是老子。雖然“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戰而屈人之兵”，常有失去天下，送出天下，不戰而屈已之兵的時節，但外即內，說到底，當世時大家都是一家子，過一代幾代，也就成了祖宗。

討論：

“教”民與“教”國的內在規律。

“教”民與“教”國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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