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人生觀
楊連旭
2007-11-20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這是一代奸雄曹操在《短歌行》中發出的人生感嘆。此時的曹操已平定北方、雄師南下、飲馬長江、統一在望。
正當躊躇滿志、壯懷激烈之時的大英雄曹操，卻又發出了如此憂傷的人生感嘆，足見人生之不易！
人生苦短啊！對此，古今中外、上至君主王公、下至黎民百姓，從英雄豪杰，到販夫走卒，無不感慨萬千，演繹著人間的喜怒哀樂和無可奈何：
有瀟灑人生者、有苦行苦思者，
有追名逐利者、有淡薄名利者，
有自私自利者、有普渡眾生者，
有混吃等死者，有自強不息者，
有求仙長生不老者、有拜佛四大皆空者，
……
面對這樣一個人生課題，老子作為我中華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自然也格外關注，并在2500多年前就進行了全面、系統和深刻地論述。
第一節 《老子》之謀生秘訣論
人生為什么苦短呢？《老子》之第50章開門見山就闡述：“出生入死。”
也就是說，生命在形成的同時，也就進入了死亡的倒計時，微觀的個體生命是個有限的過程。
正因如此，微觀個體生命過程的有限性決定了宏觀的生命總體必定表現為個體生命的生死循環狀態，即“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正是在這種個體生命的生死循環中，宏觀的生命總體實現著動態的平衡，生命種群實現了延續和演化，乃至進化。
可見，《老子》總結了自然的生態平衡規律，主張生命的計劃生育。確實，生命不僅有著自然的天敵，也有著自身的計劃。一旦天敵消失、計劃失控破壞生態平衡，那么自然就會通過各種力量的變化，乃至毀滅物種來實現強制性恢復生態平衡。
不僅如此，《老子》之第50章強調：“人之生動之于死地亦十有三。”
乖乖，人的一生竟然十分之三是行動在死地。
那么，何為死地呢？《孫子·九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疾戰就是爭扎，那么人的一生為什么有十分之三是在死地掙扎呢？“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原來是因為人的謀生太重！
確實，人的一生既要同自然斗爭，又要同自身斗爭，謀生不易啊！
《列子·楊朱》記載：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一百歲，是壽命的極限）。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能活到一百歲的，一千人中難有一人）。即使有一人，他在孩童與衰老糊涂的時間，幾乎占去了一半時間（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遣，又幾居其半矣（夜間睡眠的時間，白天休息的時間，又幾乎占去了一半）。疾病痛苦、失意優愁，又幾乎占去了一半（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估計剩下的十多年中，舒適自得，沒有絲毫顧慮的時間，也沒有其中的一半（加上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
正因如此，《老子》之第80章提出了“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的思想。
問題是：善于掌握命運的人卻不是這樣的，他們生活輕松自在、愜意瀟灑。
《老子》之第50章曰：“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則：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那么為什么他們乃至走在山嶺中不遇兕虎，進入軍隊不用披甲拿兵器；這樣：兕的角沒處頂撞，猛虎的爪沒處放，兵器的刃沒處砍入呢？
“夫何故？”《老子》之第50章指出：“以其無死地。”卻原來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危險的處境。
生死兩相依，沒生就沒死，有生必有死，出生后即進入了死亡的程序。
在此《老子》感嘆人生不易，人生艱難。除了剛出生和正死去的人之外，還有很人在遭受著艱難和死亡的威脅，可唯有“善攝生者”卻無憂無慮、沒有危險，為什么呢？
有解釋說，是因為善攝生者修煉得道了。這個問題太深奧，還是留作探討吧。
還有解釋說，是因為他們愛護動物，動物才不傷害他，因為軍人們敬畏他，才不傷害他。
這后面的說法是對的，可前面的說法卻有待研究。動物傷害馴獸師的情況，雖說少，也是有的。所以，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們掌握了動物的出沒規律而避開了猛獸，才不會被其傷害的；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事物的規律才不會被軍人傷害。
真能有這樣的人嗎？當然有。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當初，棠公之妻美麗，棠公死后，崔杼娶了她。莊公又與她通奸，多次去崔杼家，還把崔杼的冠賞給別人。莊公的侍從說：“不能這樣。”
崔杼十分惱怒，借莊公伐晉之機，想與晉國合謀襲擊莊公但未得機會。莊公曾經鞭打宦官賈舉，賈舉又被任為內侍，替崔杼尋找莊公的漏隙來報復仇怨。
莊公六年即公元前548年，五月，莒國國君朝見齊君，齊莊公在甲戌日宴請莒君。崔杼謊稱有病不去上朝。
乙亥日，莊公探望崔杼病情，接著追嬉崔杼妻子。崔妻入室，與崔杼同把屋門關上不出來，莊公在前堂抱柱唱歌。
這時，宦官賈舉把莊公的侍從攔在外面而自己進入院子，把院門從里邊關上。崔杼的徒眾手執兵器一擁而上。
莊公登上高高的庭臺請求和解，眾人不答應，莊公又請求盟誓定約，眾人也不答應，莊公最后請求讓他到自己的祖廟里去自殺，眾人仍不允許。大家說：“國君之臣崔杼病重，不能聽你吩咐。這里離宮廷很近，我們只管捉拿淫亂之徒，沒接到其他命令。”
莊公跳墻想逃，被人射中大腿，反墜墻里，于是被殺。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家人）曰：“死乎（愿陪死嗎）？”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難道只是我的君主嗎？我一個人陪死）。”
曰：“行乎（跑嗎）？”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我有罪嗎？我逃跑）。”
“歸乎（回去嗎）？”
曰：“君死，安歸（君主死了，回哪里呢）？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踴而出（晏子等打開大門進入院內，把莊公之尸枕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撫尸而哭，起來后三次頓足以示哀痛然后走出院子）。
人謂崔杼：“必殺之（一定殺死晏嬰）。”
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他深得眾望，放過他我們會爭取民心）。”
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丁丑日，崔杼立起莊公異母弟杵臼為君，就是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母親，是魯國大夫叔孫宣伯之女）。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景公即位后，讓崔杼當右相，慶封當左相。二位國相怕國內動亂不穩，就與國人盟誓）曰：“不與崔慶者死（誰不跟從崔杼慶封誰就別活）！”
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從（我做不到，我只跟從忠君利國的人）！”不肯盟。
慶封欲殺晏子（慶封想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他是忠臣，放過他）。”
齊太史書（齊太史記載）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崔杼把太史殺死。太史之弟又一次記載上，崔杼又殺了他。太史的小弟又記載上，崔杼放過了他）。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由此可見，晏子和“其弟又書”之所以能“入軍不被甲兵，兵無所容其刃”，分別是因為“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忠臣也”和“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所以說，人們在生活中必須掌握各種規律，依據規律為人處世，才不會活得太累，而是輕松自如的。因為，生活的累不累這完全是由心態所決定的，只要心甘情愿就是再苦再累也是無怨無悔、不覺辛苦只覺甜。
實際上，人的一生最為追逐功名利祿所累。美色財寶、出人頭地、升官掌權、成名成家、青史留名，這幾乎是每個人的心愿。
獲取功名利祿，既有其基本規律，又有其不同時期的特殊規律。有的人根本什么規律都不懂，有的人只懂基本規律不懂特殊規律，他們只是眼見得別人升官發財、出人頭地，自己心急如焚，既憤憤不平、怨天尤人，又如熱鍋上的螞蟻、絞盡腦汁，這怎么能不累呢。
可是只要通曉了其中的規律，如果自己又能依據這規律而行，功名利祿唾手而得，興高采烈還來不及呢，又怎么能覺得累呢。
如果自己主觀上以為，以自己的修養和性格不能依據這規律而行，那么縱然是得不到功名利祿也是心安理得，又怎么會感覺累呢。
這就是《老子》的人生訣竅！
但是在《老子》之后，同樣是看透了人生，看懂了社會規律，可卻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觀。
楊朱形成的是自得其樂、只顧今生、不管其它的人生觀。《列子·楊朱》記載：楊朱說：“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那么人生在世又為了什么呢？有什么快樂呢）？
“為了味美豐富的食物吧，為了悅耳音樂與悅目美色吧（為美厚爾，為聲色爾）。可是味美豐富的食物并不能經常得到滿足，悅耳的音樂與悅目的女色也不能經常聽得到與玩得到（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
“再加上要被刑罰所禁止，被賞賜所規勸，被名譽所推進，被法網所阻遏，惶恐不安地去競爭一時的虛偽聲譽，以圖死后所留下的榮耀，孤獨謹慎地去選擇耳朵可以聽的東西與眼睛可以看的東西，愛惜身體與意念的是與非，白白地喪失了當時最高的快樂，不能自由自在地活一段時間，這與罪惡深重的囚犯所關押的一層又一層的牢籠又有什么區別呢（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后之余榮；偊々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于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
“上古的人懂得出生是暫時的到來，懂得死亡是暫時的離去，因而隨心所欲地行動，不違背自然的喜好，不減少今生的娛樂，所以不被名譽所規勸，順從自然本性去游玩，不違背萬物的喜好，不博取死后的名譽，所以不被刑罰所牽連。名譽的先后，壽命的長短，都不是他們所考慮的（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不僅如此，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萬物所不同的是生存，所相同的是死亡）。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生存就有賢有愚、有貴有賤，這是不同的；死亡就有腐爛發臭、消失滅亡，這是相同的）。即使是這樣，賢愚與貴賤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腐臭、消滅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所以生不是人所能生，死不是人所能死，賢不是人所能賢，愚不是人所能愚，貴不是人所能貴，賤也不是人所能賤，然而萬物的生與死是一樣的，賢與愚是一樣的，貴與賤也是一樣的（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活十年也是死，活百年也是死）。仁圣亦死，兇愚亦死（仁人圣人也是死，兇人愚人也是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活著是堯舜，死了便是腐骨；活著是桀紂，死了也是腐骨）。腐骨一矣，熟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后（腐骨是一樣的，誰知道它們的差異呢？姑且追求今生，哪有工夫顧及死后）？”
司馬遷發揚廣大了《老子》 “使民重死”的思想，指出：“賢者誠重其死（才德兼備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死）。” （《漢書·司馬遷傳》）并在《報任安書》中做出了千古絕唱地論述：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人本來就是會死亡的，但死的意義有的是比泰山還重，有的卻比鴻毛還輕，不同的所作所為的死就有不同的意義。）”
據此，毛澤東以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將其升華：“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誰不愛陽光燦爛春意暖，誰不愛錦繡萬里好河山，正為了全國解放、紅日照大地，愿將這滿腔熱血灑山川。我為祖國生，我為革命長，我為共產主義把青春貢獻，不追求榮華富貴，不留戀安逸溫暖，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百折不撓志更堅，赴湯蹈火置等閑，甘灑熱血自情愿，一生奮斗為革命，不覺辛苦只覺甜。”
諸如江姐這樣“以百姓心為心”，為著人類的最高理想而奮斗的人們，他們“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又怎么會為功名利祿所累呢。
那么，人生怎樣才能掌握各種規律、并依據規律為人處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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