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喪家犬”之詞只是嘩眾取寵，那么孔子到底是不是“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呢？筆者認為，這種定位基本可以成立，簡言之，孔子是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
無疑，孔子懷抱改造社會的政治理想，并不甘心僅僅作一個傳承道德文章的思想家，否則他不會周游列國，游說四方；他的后半生傾力于教育，相當程度上是出于不得已。孔子學說在當時找不到踐行的機會，“道不行”，不僅僅是因為其時統治集團“不堪教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孔子學說不適于那個時代。儒家學說本來是治世之經典，不能逢迎于亂世。處身于不可挽回之亂世，欲行治世之政，這是孔學昧于當世、孔子一生顛沛流離的悲劇之根源。秦國行商鞅之法而終于一統六國的史實表明，最適于孔子那個時代的，是法家學說。只有先以耕戰之策富國強兵，贏得統一，而后才有踐行禮樂教化、仁義道德的基礎。秦朝只二世而亡，而漢朝在尊孔法儒后卻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政治穩定，這說明不同的思想學說適應于不同的時代需要，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治世之方，也沒有萬古不移之學理。統治集團能否適時在儒法之間完成轉換，是古代農耕社會能否順利延續的關鍵。這就象以馬克思主義立國的當代中國，也必須實行改革開放,完成政治與經濟的轉型一樣。
儒學之于中國，并不僅僅是一種學術思想或治世良方，它早已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象征。這一點，確實不能算是孔子一個人的功勞，這是歷史的選擇，孔子本人對此也始料未及，但這種選擇又與儒學的特性高度相關，因此尊孔子為“圣人”并非過譽。作為治世教化人心之良方，儒學自然成了中華民族實現凝聚與延續的精神符號。由于這一狀態延續千年之久，于是凝固而成難以磨滅的精神烙印。歷史不能超越，身為今日中國人，無法抹去民族共同體身上這一文化的印記。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共同體內每個人都不能反對儒家，不能拒讀孔子；也不能說不尊儒尊孔就枉為中國人。在孔子之前，民族即已存在；孔子之后，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也依然傳承。所謂符號特征，主要具有概率上的意義。個人是個人，共同體是共同體，二者雖有交集，卻并不雷同。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待孔子和儒學，才能理解歷史上和今天的尊孔、貶孔之爭，才能正確對待當前的論語熱和傳統文化熱。對于一部作品為了推廣而作的媚俗，不必責備求全，但該說的話還是要說清楚。
——原載《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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