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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任繼愈： 毛主席支持對對宗教和神學的研究 |
| 任繼愈 1916年生，山東平原人。1938年畢業于昆明西南聯大哲學系，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等著名學者研習中國哲學和佛學。195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64年受命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擔任該所所長達20余年。現任北京圖書館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等，主編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國佛教史》、《中華大藏經》、《道藏提要》等。 任教授已屆高齡，卻很繁忙，不僅行政事務纏身，學術活動也排得滿滿的，我們去的那天，還有一個國際學術討論會的開幕式在等他。說好9點，準時趕到，于是“見縫插針”，開始了我們的采訪。 訪問人：任教授，我們今天來想請您談談在您和毛澤東的交往中關于宗教研究問題的一些情況。 任繼愈：毛澤東對宗教問題始終是注意的，這一點我原來沒有領會，和他交往幾次，體會比較深。比如，我過去寫過的一些有關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澤東都看過。1959年10月13日他把我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說，你寫的那些文章我都讀了。接著他就講研究宗教問題的重要性，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他問，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我說除我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他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三字，他的口音我聽不大懂，他見我不懂，說了兩遍才聽懂是問福音書，指的是基督教)，我回答說，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他說，那可不好。又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我說師生加起來有500人，他說，500人一個系怎么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個把人來研究這個問題，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來，先做著。這是1959年他在中南海把我找去說的一些情況。 大約到了1963年冬，周總理訪問非洲十四國前，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中國現在的地位和從前不同了，在國際上是個大國，人家很重視我國，我們也應該了解他們，建議加強研究外國的工作，籌備建立一些研究所，有非洲、拉美、美國、日本等，蘇東、拉美、美國、日本研究所就是在那時開始建立的，另外，中央還成立了以廖承志為組長的“國際研究指導小組”，就是在這個報告上，毛澤東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說這個報告很好，但唯獨沒有宗教研究，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我們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和世界史。正因為有毛主席這個批示，1964年成立的眾多研究外國的研究所中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 訪問人：是您籌備的? 任繼愈：我參加籌備，當時設在北京大學，先由中宣部負責，具體工作有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遠同志，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同志，還有國務院宗教局長肖賢法同志。具體籌備工作由我負責，如調干部等。北大東方哲學史的全部教師撥歸世界宗教所，這樣，我們的基本隊伍已有十來位，編制和經費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那時社科院未成立)。我國的世界宗教研究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訪問人：就是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繼愈：對，現在叫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我一直做這個所的領導工作。那時就是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精神，了解和研究外國宗教情況。原來曾考慮是叫“國際宗教研究所”還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來決定還是世界宗教好，因為世界上幾個大的宗教都是國際性的，外國的宗教中國也有，如三大宗教中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現在研究所設有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道教研究室，還有宗教理論研究室。 這些工作開展起來后，又辦了一個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這個刊物在國外有影響，我到北美、歐洲看到一些大的圖書館都有這個刊物，外國朋友評價說，在中國出口的書刊里，《世界宗教研究》是有學術水平的。 訪問人：您能不能談一談研究世界宗教的意義。 任繼愈：宗教是社會歷史現象和文化現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哪一個民族，哪一個國家沒有宗教。人類社會從沒有宗教到有宗教是一個進步，低級的社會不產生宗教，這同小孩的生長發育一樣，幾歲的小孩就沒有宗教意識，鬼神觀念是大人灌輸給他的，光是他自己就不會相信有上帝。但到了一定程度，有了自我意識，發現了自己的存在，這時才產生宗教意識。宗教意識可能最早是生死意識，從靈魂開始。你們到北京房山區周口店猿人遺址參觀過嗎? 訪問人：參觀過。 任繼愈：北京猿人遺址上面還有山頂洞人遺址，里面擺的殉葬物品中，有生活用品，還有一些生產用具，如釣魚的鉤，縫衣服的針，這說明他們認為人死后也要過生前的生活，他要沒有這個觀念，放那些東西干什么?這說明他相信人死后的世界，這個世界和現在的現實世界差不多。西安的半坡村遺址，是原始社會的村落，村落中出土了陶制的瓦棺，其中有一種花盆樣的東西，是裝死了的小孩尸體的。盆底下有一個小洞是留給死者靈魂出入的。古時候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離不開母親，死后就埋在住地附近。宗教起源于相信人有靈魂。人類相信靈魂，才有了祭祀、上供、祭典宗教等活動。 訪問人：人們還解釋不了看到的自然現象，是不是也是產生宗教意識的一個方面，比如說神。 任繼愈：在古代，階級社會以前的神，不具備后來賞善罰惡的性質。古代的神，如盤古、伏羲、神農都是為人類造福的，是民族英雄，為人民做好事的，所以大家懷念他，把他尊奉為神，這都反映了原始社會平等、自然的社會關系。 出現階級以后，出現了國家，有了法律。出現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了監獄，神也具備了賞善、罰惡的性質，它是現實社會的虛幻歪曲的反映。 一個歷史現象的產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歷史唯物論就告訴我們，一個東西歷史的產生也要歷史的消滅。這一點我們和虔誠的宗教家不一樣。他們認為在人類以前就有上帝，是上帝創造了人類，上帝是永恒的，沒有了人類也還有上帝，地球不存在了也還有上帝。我們不這樣看，我們認為宗教是一種社會現象、歷史現象、文化現象，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才產生這個東西，再發展到一定程度，宗教也會消失。這是很長很長的過程，但現在是不會消失的，要承認它，尊重它。過去受極左思想的影響，認為既然把宗教看作是虛幻的不實在的，就消滅它，取消它算了，所以“文革”時期干了一些砸廟宇、教堂，毀壞神像的蠢事。 訪問人：把它歸到四舊之一，予以消滅。 任繼愈：結果適得其反，砸是砸了，但是沒有消滅宗教，宗教是社會意識在人們頭腦中的曲折反映，用行政干預的辦法是抹不掉的，也是不可能的。 訪問人：實際上破壞了很多珍貴歷史文物，是非常可惜的。 任繼愈：還傷害了一些宗教徒的感情，譬如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強迫教徒們干他們教規不允許的事，這是很不應該的，也是違背我國憲法的。不能這樣做，馬克思主義從來不主張這么做，認為宗教完全是個人的事情，信是個人的事，不信也是個人的事。我們的憲法是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當然也保護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憲法規定在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也保護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這一點宗教界不大感覺得到，比如在單一宗教信仰的地區，居民都過著同一種宗教的生活，有一個人出外多年，他改變了原來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再回到自己家鄉，有時會受到歧視，有的人欺負他，可見不信教也要有自由，才能充分保證宗教信仰自由。還比如，在天主教徒的家庭，生下孩子要洗禮，起教名，就算成了教徒，這不是小孩子自己選擇的，是父母加給他的。 訪問人：在這方面，是不是我們宣傳得不夠。 任繼愈：有宣傳的問題，但也不全是。在執行政策方面，還要進一步去貫徹。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符合憲法的精神。這也是宗教改革面臨的問題。 宗教本身又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我們現在到了文明社會，對于刮風下雨，有沒有雷神一類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凡是念過中學的人都會明白這些自然現象。可社會上還有很多現象解釋不了，比如老實人常常吃虧，有的吹吹拍拍的人卻吃得開。社會應該是合理的，人們也知道怎么樣才是合理的，可現實生活中有些現象不盡合理，甚至很不合理怎么辦?宗教就站出來解釋這種現象。相信“來世”的人，認為今生所沒有得到的，來世可以得到加倍的補償。現實世界的不合理，可以不必計較。歷史上的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培養一種馴服的性格，所以歷代帝王或當政者提倡宗教，就欣賞這一點。 訪問人：儒教是不是稍微有點差別，他還提倡一種進取的精神，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什么的? 任繼愈：儒教也講忍的一面，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則亂大謀”等等。總之，忍讓，馴順是世界上幾個大宗教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宗教還把一些合理的，不合理的東西攪合在一起，比如道教，把道觀大多建立在深山里，修身養性，處在那種環境，生病到哪兒去看醫生。所以很多道教大師同時又通曉醫道，懂得養生、健身，以長壽。保持長壽無可厚非，如果由此推衍下去，要求活一百歲，二百歲，三百歲，永遠不死，就走到荒謬方面去了。道教就有這個東西，希望長生不死，于是煉仙丹，唐朝有七八個皇帝希望長壽是吃仙丹中毒短命死的。 訪問人：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呢?到中晚唐開始? 任繼愈：初唐就有，李世民就是吃藥吃死的，以后不斷有。秦始皇、漢武帝都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英明皇帝，也打不破神仙這個關，作為一個現象是可以好好研究的。 訪問人：現在科學發展了，醫學也發展了，再沒有多少人信這些了。我們研究宗教，是否僅限于宗教本身，是否還有其他方面的意義? 任繼愈：研究宗教，不能陷入宗教中去，應該從了解世界了解各國人民的文化傳統的高度去認識。比如我們現在是改革開放，就要同西方打交道，如果我們對西方的宗教不了解，共同語言就不多，甚至在做生意方面，也會發生困難，比如一批貨是趕在圣誕節賣的，你連圣誕節這個日子也不知道，不賠才怪呢。現在世界各國對宗教研究都很重視，日本原來是沒有伊斯蘭教的，日本缺石油，石油來源主要是在中東，他必須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就開展伊斯蘭教的研究，并開始培養自己的阿訇。美國也是這樣，本來美國是個基督教國家，以后才有了佛教，佛教是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后裔帶過去的，美國原來也沒有伊斯蘭教，他要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于是在艾森豪威爾當政時期大約是1959年就建立了第一個伊斯蘭教中心。他們要插手阿拉伯的政治事務，也要學習一點伊斯蘭教。 在現實條件下，宗教只是一個外衣，在這個外衣里面，西方各國都有政治目的、經濟目的。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見過純的宗教。有時宗教內部的流血斗爭不比一般政治的、軍事的斗爭傷亡少。所以研究宗教不能離開實際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光從教義上去講，那是書生的研究方法，不能抓住它的本質。 訪問人：毛主席重視宗教研究，是不是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 任繼愈：我想他是從文化、意識形態，也從政治上考慮的，他要求我們不要耳目閉塞，要了解外國，其中也包括宗教這個方面。 訪問人：您和毛主席幾次接觸，除了上面講過的政策方面以外，對宗教本身有沒有談過一些看法? 任繼愈：1959年會面那一次，除談到要加強宗教研究，他還提出研究宗教不能讓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他說研究宗教要“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為對象來研究，因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時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馬克思說的，跪著的人看別人，總是比別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觀。另外，所謂“外行”，也不是絕對的，一個人信仰這個宗教，對于這個宗教是內行，對另外的宗教就是外行。永遠找不到一個信仰一切宗教的教徒。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來研究，才能做到比較客觀，既不走樣，也不迷信，也不輕率否定。 1992年6月11日于北京圖書館 （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 名人學者訪談錄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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