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中華的民族主義和強國之路的再思考

中國現代社會的“民族主義”與西方社會的“民主奴隸制”的錯位

在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時代到來之前，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正當的。在當今世界上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還在盛行之時，民族主義還具有正義性。

一、　民族主義根植于平等理念

民族主義根植于平等理念，排除叢林法則在人類社會中的適用。如果承認社會達爾文主義，民族主義就無從立足，如果所謂的美國民族主義具有正當性，則所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都缺乏正當性。

即使從民族利己主義出發，也明顯需要區分正當的利己主義的合理界限問題，一個人的正當利益是需要以他人的正當利益為限度的，而且正當的利益比不正當的利益優先。所以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比西方的所謂民族主義正當。

和中國那些拼命為美國涂脂抹粉的精英主義者相比，西方最著名的策士亨廷頓則坦白得多，直截了當地宣稱“帝國主義是西方普世主義的邏輯必然”。實際上所謂的西方普世主義不過是“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的美化版，否認這一點的人特別是中國精英主義者，相信也并非出于無知和輕忽。

二、　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內在對立　

在精英與平民利益嚴重分化的發展中國家，指向“精英優先”的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與民族主義的目標，在國內和國外都存在著深刻矛盾。這就是老毛所指出的知識分子“軟弱性、依附性”問題產生的根源。

西方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民主主義”，其落實到社會現實中就是“精英優先”，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只可能是僅僅達到“精英優先”，而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或者說成是“在社會上中產階級占多數”）。因為共同富裕超過了資源和環境所能夠支持的限度，畢竟經濟增長不是可以無限制進行直到覆蓋所有人口，正是資源和環境決定了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口，能夠在富裕和發達的狀態中生活。西方竭力扶持和拉攏中國的精英主義者，不是沒有道理的，精英主義者也不是和西方沒有利益共同點的。不僅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是中國精英主義者的最重要的思想來源，而且西方確實是真誠地與他們具有共同利益，精英主義者完全有理由信賴美國和西方，那確實是他們的救世主和最可靠的盟友，而中國民眾則不是。

所以精英主義者抨擊民族主義者反民主，應該說是具有理論根據的，而王小東先生認為受到冤枉，“我是贊成國內民主的”的辨詞，是王小東先生自己沒有認真理清自己的思路，“逆向種族主義”的概念過于簡單化和表面化，不能夠很好地概括精英主義者的思想實質。在發展中國家，許多精英主義者都具有反民族特點，這才是逆向民族主義產生的思想根源，是特殊的階層利益決定，而不是某種認識錯誤導致了這一偏差。

正是那些被艾奇遜稱為“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的群體，充當了西方“不戰而勝（尼克松曾以此命名過一本書）”的主力軍。房寧指出“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大衛科茲對蘇聯解體動力的調查：蘇共上層精英中，76.7％贊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而普通公眾則只有17％贊成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蘇聯人民的意愿。我對蘇聯解體的解釋是，蘇共上層精英大部分人贊成資本主義。他們與其他集團結盟，與黑社會、富翁、城市知識分子的一部分結盟。他們結成聯盟，奪取了政權，建立了資本主義。相映成趣的是，紀軍在書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在市場社會主義條件下，廠長經理等經營者在改革過程中逐步異化為一個有獨立利益的特殊的階層。這是東歐社會主義瓦解的極其重要而深層次的原因。’”　

三、精英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對西方利益的巨大支持

西方主張“精英優先”的發展道路，落實到實際中就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與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高度一致。這一點目前還很少為人們所注意。從表面上看，工業化和城市化會導致與西方爭奪地球上有限的資源，但在實際中不可能作到，雖然中國具有巨額外匯贏余，但是中國也沒有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采購能源的事實，就雄辯地證明了沒有技術壟斷地位、并在國際市場上獲取壟斷利潤的發展中國家，不可能與西方爭奪資源。　

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都必須從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故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最后發展的結果是產業結構重復，在國際市場上形成相互競爭態勢，最后以競爭性低價格向西方提供資源和勞務，在國際市場上以壟斷價格購買西方的所謂“高附加值產品”。發展中國家在產品結構上的雷同和形成相互競爭，不僅促進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獲取巨大低價利益；而且經濟上的相互競爭和疑忌，導致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的分化不能團結一致，發達國家的影響力本來就大，發展中國家的分化適足以導致發達國家各個擊破；而且由于在市場上可供選擇的產品來源多，發達國家得以利用貿易傾斜作為政治干預手段使用；而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成長起來的精英階層，是西方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同路人，自動地為西方的利益和國際秩序長治久安服務。從經濟利益到戰略利益層面，西方至少可以從發展中國家的外向型工業化戰略中獲取四重好處，對西方國家貢獻最多的則是中國的改革開放。

中國最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為西方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首先中國以幾乎無限的人力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世界市場上同類產品價格的急劇下降，并且可以斷定如果中國繼續實施這一發展戰略的話，則世界市場上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可望一直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甚至進一步下降，其中受益最大的無疑是西方發達國家，受損害的無疑是我們的競爭者和戰略盟友－－－第三世界國家。

今天西方國家能夠輕易應付石油價格的暴漲，能夠輕易地向第三世界國家轉嫁石油負擔，與中國竭盡全力發展外向型產業結構有關，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曾經導致西方世界發生滯脹（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當時飽受危機之苦承擔連帶責任的主要是美國的后院－－－拉美各國；而九十年代西方則對石油價格應付裕如。而與中國產業結構類似的東南亞國家則陷入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這決非偶然。

同時也應該理解：中國為什么忽然陷入第三世界國家的深刻疑忌和排斥，失去了曾經擁有的號召力，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排斥甚至超過了對西方的排斥，因為中國確實是讓他們經濟利益受損最多的競爭者。

四、　民族主義是進行心防建設的重要手段　

這體現在軍事戰略上，處于進攻態勢的一方和處于防守態勢的一方，在心防建設上的要求完全不同。由于處于進攻態勢的一方，通常具有裝備優勢和選擇權（即選擇戰爭手段或者和平，以及何時進行戰爭），所以無須常備不懈的戰備狀態，心防建設更是顯得多余。而處于防守的一方則與此相反，必須進行心防建設，由于技術手段的差距，在戰爭準備上先走一步是必須的，做到“以有虞備不虞”。

毛澤東時代以社會主義埋葬資本主義的宣傳，對內可以達到抑制精英主義，對外能夠促進全民心防建設。　中國在古代就在軍事上存在著“步兵對騎兵”的劣勢，所以全民心防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古人常常提到的“華夷之辨”，就明顯具有這樣的作用。而顧炎武說“仁義充塞至于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是唯匹夫有責爾”，說明的也是同一個道理。

所有的制度都會受到優勢集團在利益驅動下的破壞，但是象中國精英這樣突出那也是稱得上是出類拔萃。精英主義在沒有外在有效抑制的狀態下是非常可怕的。

漢代實施"征辟和舉薦"人才制度，這個制度實行到東漢以后，就已經是"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了。后來曹魏鑒于征辟制度流弊太深，予以廢除并實行"察舉"制度，實行"九品中正制"，后來社會上形成的局面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隋朝進行選拔制度改革，開始實行科舉制。到宋代時文人的派性和近親繁殖就非常厲害，江西吉安一地在宋代竟然出了18個狀元。無論什么樣的好制度，最終都要在精英利益的主導下發生傾斜和變質。

不注意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精英自私的表現。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精英的分化和不團結也極為突出。中國精英即使出家當了和尚，也會相互看不順眼。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分化成八個大的宗派，四個小的宗派，此外還有無法統計的小宗。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國民黨已經分出親民黨、新黨、國民黨內還有兩派，加上大陸的民革，共計有五派。民進黨更是發揮后發制人的優勢，進步很快并呈現明顯的"趕超態勢"。

中國精英們已經自私到不能相互團結、協調立場和進行適度聯合的地步。今天中國的新左派和新右派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和主張，筆者對新左派能否最終形成一定程度的統一感到懷疑，并敢于大膽推測，新右派中間絕對不可能出現哪怕是接近統一的派別。

在世界大同和四海一家的時代沒有到來之前，民族主義不僅具有正當性，而且具有反對西方各種形式的白人種族主義的正義性。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盲目援引，對全球化和新經濟的賣力鼓吹，正是這種在"精英優先"熱望下導致的錯誤。可以說中國新右派已經在其理論認識上，與負責和平演變的中央情報局達成了事實上的一致，扮演了非常可悲的角色。

新右派在國內思想界的泛濫流毒深遠，已經導致中國政府和民眾在思想上解除了武裝，所謂的"按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接軌"只不只是是臺面上的語言，而且在實際中西方的叢林法則和精英主義已經侵蝕了幾乎每一個社會角落，毛澤東時代的平民主義遺產已經被接近"除惡務盡"。所以不要奇怪西方為什么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死心絕望，而現在卻顯得信心十足和盛氣凌人，試想有誰會看重一個連起碼的防衛武器都沒有的對手呢？美國的新總統已經明確表示中國不是伙伴而是"競爭對手"，這才是給無怨無悔的中國新右派第二次沉重打擊，正如中國民間諺語所言"熱臉總是貼上冷屁股"。

歷史上中國精英也不止一次地出于自私而損害民族利益，滿清入關就是滿漢地主合流鎮壓農民起義的結果，階級矛盾被置于民族矛盾之先；在四十年代中期，曾經發生過美蔣日偽合流共同反共的局面，不過這一次他們運氣太壞，碰上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沒有取得成功。

五、　民族主義的根本任務是必須確立“民族共同發展”的目標　

民族主義對外要爭取獨立發展的平等機遇，對內必須抑制肆無忌憚的精英主義，實際上歸根結底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中國精英對全球化和民主化精英政治的賣力鼓吹，對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異乎尋常的偏愛，完全看不到任何對普通民眾利益的關懷，完全是走老蔣制造“革命形勢”的舊路。何清漣女士以道德批判為主要手段，呼喚體現“精英優先”的政治民主，其人文章不僅看不到絲毫學術良知，常常給人以“吃人的禮教”改頭換面又回來的感覺。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對外形成一致認識要容易得多，而對內實現利益協調就困難無比。今天中國的精英主義者完全漠視民眾的利益和愿望，熱中于建立起“精英優先”的政治經濟體制，讓有限的資源無限制地向精英階層傾斜，足以剝奪普通民眾的生存權利。農民負擔問題已經叫了多少年，但現實卻是愈演愈烈，中國精英的頑固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實現民族主義根本任務的難題，不在于西方如何對待中國，而在于中國精英能否向普通民眾的根本利益進行妥協，實際上也是向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妥協，因為中國精英是沒有單獨發展的能力的。中國的發展必須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而不是買辦精英與跨國公司的共同發展。

中國在社會中可以向精英階層進行分配傾斜，但是必須在不妨礙大多數人的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前提之下。筆者認為，在中國社會的管理中，在工業和城市中應該可以適用西方的效率中心準則和經濟自由主義，給中國精英階層一個發展空間；但是在中觀層面上就應該向充分利用資源的目標傾斜；在宏觀層面必須實現成本分攤和利益輸送為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則資源充分利用的目標就缺乏經濟上的可行性。精英無限優先和經濟自由主義的絕對化傾向，必須在中觀和宏觀層面上加以限制，而且是要給予比西方國家所限制的，施加更多更廣泛的限制。否則無法實現在有限的資源和環境容量限制下，實現民族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和中華民族的共同發展乃至生存。

總之在“人均資源少、環保壓力大”的現實中，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富裕發達是一個虛而不實的美夢。無條件的精英優先，落實到中國現實之中，只可能是一部分人“超英趕美”，多數人輾轉溝壑間，如同老蔣時代的中國一樣。所以反對“兩極分化和畸形發展”對于中華民族來說，具有特殊的實現民族整合方面的意義。這也是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一項最艱巨的任務。
　 
六、　民族主義的刺激性問題　

有人認為選擇民族主義就是和西方對抗，實際上不選擇民族主義一樣是與西方利益有矛盾，正如一個著名的白人民兵的名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而著名的西方的戰略家西格爾宣稱“中國拒絕融入國際體系”，西格爾沒有明確告訴中國人的是：在西方刻意建立的金字塔型的國際體系中，中華民族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上才合適。對于富裕和發達的俱樂部，中國人顯然是不能夠破門而入的。　

而中國受到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壓制，已非一日，從洋務運動開始，所有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經經歷過西方的打壓，任何使中國前途呈現希望的政治勢力，都會遭到帝國主義者的打擊。帝國主義需要的是走狗，而且是最馴服的那一種。1913年，國民黨大佬陳其美領著幾個議員在上海匯豐銀行門口苦苦守侯幾個小時，試圖阻攔“善后大借款”的合同簽署，這一借款就是袁世凱用來準備對南方的戰爭的。袁世凱和當時的國民黨相比誰更能代表進步，對那些新式“文明傳播者”的無恥讕言，是非常容易證偽的。　

毛澤東非常深刻而形象地揭示了帝國主義者的嘴臉，提出為什么“先生總是打學生”的問題。由于地球資源有限，我們又不幸地和那些奴隸販子和鴉片販子的后代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特別是由于現代交通和通訊的進步再也沒有回避的可能。毛澤東曾經用景陽崗上的形勢做比喻“要么把老虎打死，要么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幻想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用的，所謂刺激和不刺激都是那樣，不會有根本的區別。

和平和共存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爭取而不是等待恩賜，所以毛澤東始終準備著、并指出“中國人民兩樣都行，戰爭也可以和平也可以”。而且戰爭與和平的發球權不在中國人手里，中國一向都是處于接發球的位置上，今天仍然如此，如果中國以落后的技術經濟力量，再不加以妥善應對，就存在著“被老虎吃掉”的現實危險。如果我們妥善應對，也仍然存在著“教會老虎不要以吃人為生”的困難和風險，必須凝聚全中國人民的堅強意志和不懈毅力來做長期努力，并聯合世界人口的大多數來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創造一個相互尊重、相對平等、長久和平與共存的世界。　

非常明顯的是：解除思想武裝的中國才更容易成為西方的獵物，因為在利益和風險的對比上，風險之小與利益之大不成比例，西方的決策意志甚少受到考驗；而建立起思想武裝的中華民族則是不可制服的，在利益和風險之間，風險的分量會急劇上升到西方難以忍受的地步，最終只有放棄。這明顯可以從中國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安全態勢變化過程中得到印證，從戴高樂的“五個世界”說和尼克松“五大力量中心說”中得到印證。　對中華民族而言，在所有可能的選擇中，解除思想武裝的逆向種族主義是最危險的。　

何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可以橫行無忌，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舉步維艱？ 
從外部因素看，中國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龍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但更重要，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內因。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這三民一個都不能缺，否則一個都保不住。中國民族主義在今日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民生、民權遠遠做得不夠。(分析得非常好!)
現代西方媒體充斥著中國形形色色的分析，其中有不少文章提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西方看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不過是義和團的再現，必須加以遏制。那么，中國的民族主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要分析中國的民族主義，須從歷史和文化說起。民族主義本非中國所有，乃是源于西方。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無不為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民族國家的概念，興起于西方，近代以來逐漸傳遍全球。既然中國自古無民族國家，何來民族主義一說？其實中國古人對于民族的概念，是淺薄的。
李唐皇室帶有鮮卑血統，并不妨礙唐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盛世。滿清入主中原，史家依然奉之為正朔。古人效忠的，是他們隸屬的朝廷，而非他們隸屬的民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這樣描述史可法沉江之前的悲憤：“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可見在古人眼里，真正值得哀痛的，是皇帝老兒換姓，也就是改朝換代，而不是異族的統治。
一方面，古人的華夷之辨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統，只要接受中華文化，便是中華；另一方面，中國歷史上幾次種族大融合，更進一步沖淡了種族間的距離。今天的漢族，在血統上和兩千年前已有很大不同。西晉末年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北宋末年金兵入寇，二帝北狩；每一次的大動蕩，都伴隨著種族的大融合。今天我們再也找不到匈奴，鮮卑這些民族，因為他們已經和漢族融為一體，而全國能通滿文的人寥寥無幾，蓋因滿漢之間的差別，幾乎完全消失。
由于我們的祖先重文化，輕血統，幾千年來，朝代屢屢更迭，中華卻屹立不倒，（此言當入拍案驚奇！）即使偶爾有外敵問鼎，也無不被中華文化征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古時的中國，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有的是“天下主義”，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中華重于種族的中華，明末大思想家顧炎武認為，改朝換代和老百姓沒關系，而文化的興亡才是和每個人戚戚相關的天下大事。顧炎武的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本來指的是這個意思。 (顧炎武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后人傳訛,說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其中的差別，奧妙無窮！尤其值得我們今人思考)

中華民族的概念

然而這一局面到近代就難以為繼了。西方的入侵，其意義不僅僅在于中國面對著比自己強大的敵人，更重要的是，這個敵人有著優秀的、強勢的文化。中國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靠自己的文化來保護自己了。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中國人很自然的像西方一樣，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國家，在民族的基礎上保衛自己。清末革命黨人一方面排滿，一方面又提出了包括漢族和所有少數民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族，自然是針對“非我族類”的一切外國而言。
從此，中國人效忠的國家，不再是一個建立在朝廷之上的概念，而是一個建立在中華民族之上的概念。國家興亡，不再是“肉食者謀之”，而是關系到中華民族每一個成員的大事。此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起源。辛亥革命將中華民族的概念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中國人心中，有著極重要的意義。正是因為中國人團結在中華民族的旗幟下，而非效忠于哪個朝代，日本的入侵，才不被視為試圖改朝換代的舉動，而視之為亡國滅種的威脅。中國人在民族主義的激勵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國民政府抗戰檄文），經過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于拖垮日本，成功的保衛了新興的民族國家。
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　
然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近年來似乎屢招非議。中國人的愛國舉動，在使館“誤炸”事件和中美撞機事件中的抗爭，不但西方媒體誣之為極端民族主義，就連部分中國人也隨聲迎合。須知西方在捍衛自身的民族國家上，從不猶豫。八十年代初愛爾蘭共和軍囚犯在獄中為爭取政治犯待遇而絕食，英國政府視人命如草芥，聽任十余人活活餓死，手段之殘忍、極端，實屬罕見。何以西方的民族主義可以橫行無忌，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卻舉步維艱？
我認為，原因有二，一為外因，一為內因。從外部因素看，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必將打破現有的世界秩序，直接威脅西方大國的利益。這一地緣政治的基本事實，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關，甚至與中國在外交中的一些具體作為也無關。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就像現在民主化的俄國一樣，照樣是西方的心腹大患。而中國在外交上的技巧，頂多只能暫時緩解一下這種沖突除非中國俯首稱臣，甘做二流國家，否則必然會動輒得咎。
中國的外交政策、手段，確有值得改進的地方，可外交是國際政治的一部分，國際政治又服務于各國的基本利益，難道羊更溫順一些，叫得更好聽一些，狼就不吃羊了嗎？簡言之，中國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龍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中國的民族主義，不過是個現成的靶子罷了。
但是，更重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內因。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這三民一個都不能缺，否則一個都保不住。中國民族主義在今日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的兩個“民”沒有做好。
從民生的角度看，中國今天遠遠不能說富裕。我們依然有龐大的貧困人口，國有企業的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仰人鼻息。
鄧小平一代強人，卻不得不將釣魚島問題擱置，留給后代解決，何也？鄧小平自己解釋：“今天是中國求日本多一些，但總有一天，是日本求中國多一些。”（大意如此）。離鄧小平說這些話二十年了，雖然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可中國求日本，求西方多一些的局面，并未得到很大改變。既然有求于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大張旗鼓的推行民族主義？

凡論到西方的民主制度，人們就會認為那是完美的象征、是人類最文明的制度。發達國家也到處推銷自己的民主觀，把他們的富強歸因于西方式的民主。似乎所有的國家都應該以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來運行。但是西方式的民主真的是那么“完美”，那么“文明”嗎？發達國家的富強真的是由于西方式的民主嗎？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2000年前的羅馬共和國和雅典共和國說起。
雅典共和國的民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搖籃，稍后的羅馬共和國則是在民主制度治理下，一個國家變強大的典范。我們可以發現二者有著共同的基本特征：在奴隸制的民主下實行種族奴役。這兩個國家選擇了這樣的民主制？是偶然？還是必然？如果是必然，則必有一種共同的條件存在于上述國家，使民主制度成為維持這兩個國家的社會穩定之最佳機制。循此邏輯，我們就會追問，是何種共同的社會條件，使它們選擇了民主呢？
首先，我們應當正視羅馬共和國和古希臘都是在奴隸制下實行民主的歷史事實，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的另一個事實是：它們都是一種雙重系統，且讓我們稱之為“民主奴隸制”。
在這種制度下 ，一個種族(或族群)奴役其他種族(或族群)，在本種族內部則實行民主制。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力是處于奴隸主種族的人民，他們有充份的人權和自由，而奴隸族則被剝奪了人生自由 ，成為奴隸主任意處置的財產。顯然，在種族奴役(或者說是少數人的奴役)存在的前提下，民主制比君主制具有更大的穩定性。因為，為了使種族奴役長期地進行，奴隸主種族內部必須最大限度的減少矛盾和利益沖突，以應對奴隸族的反抗。所以奴隸主種族必須建立一種確保其內部平等和平權的機制，以非暴力方式解決內部政治危機，這樣才有精力對外擴張和對內鎮壓。
如果在奴隸主種族內部實行君主制度（君主奴隸制），那么這個君主將面臨奴隸主民族和奴隸民族的雙重壓力，這樣就形成極少數人必須應對大多數人反抗的局面，這樣一個系統顯然是很不穩定的：奴隸和自由民很可能為爭取更多的權利而聯合，而君主只能依靠軍隊等暴力機器維持國家，很容易被推翻。反之，在奴隸主種族內部實行民主，使一個種族全體成為最高統治群，在對待被奴役民族的問題上，這個統治集團具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他們內部的矛盾可以通過較為公平的法律程序根據既定的法律解決。在這樣的民主制度下，任何奴隸的反抗都會遭到統治民族的集團鎮壓，往往在萌芽狀態即被撲滅。如此，奴隸制可以得到穩定的延續。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雅典和羅馬實都經過了從短暫的“君主奴隸制”到“民主奴隸制”的演化過程。雅典開始是實行王政，到公元前七世紀后，王政崩潰，進入寡頭政治，但不久寡頭政治也陷入社會危機，因為寡頭必須同時面對自己手下的奴隸主與廣大奴隸的聯合反抗。經過奴隸主之間的討價還價和斗爭沖突，最后產生了梭倫的變法，進行了民主改革，例如：賦予雅典公民各項選舉參政權力，禁止因債務而廢公民為奴隸等，最后實現了全民政治和直接民權。然而我們必須看到，雅典的民主只適用于雅典公民，在法律上，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是沒有任何權利的。雅典是靠實行民主變法成功的例子，在當時的條件下寡頭是無法單獨控制整個社會的，進行了民主變法之后，形成了一部分人統治其他人（奴隸）的局面，社會的控制能力大增。雅典也由此進入了大發展的時期。
而同時期的希臘軍事強國斯巴達則停滯于寡頭政治階段，只依靠軍隊等暴力機器維持國家的統治。結果社會動亂跌起，國家衰敗。羅馬也是由推翻暴君統治開始建立共和制度的，其民主政體在平民的爭取下不斷發展 ，甚至擴展到整個意大利。
但是只要查查歷史,就可以發現，在它們對內部少數人進行”民主”的同時，對外則是不斷擴張，攻城掠地，獲得大量的奴隸和財富。歷史經驗證明，那些“落后”與“專制”的國家并不比那些“先進”與“民主”的國家更好戰。美國的開國元勛和制憲者之一漢密爾頓就曾經說過，民主共和國并不比專制君主國更為熱愛和平。斯巴達、雅典、羅馬與迦太基都是共和國，其中雅典和迦太基還是商業共和國，可是它們打仗的頻率卻都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君主國。后來，羅馬參議員“加圖”出使迦太基后，見其經濟繁榮，田園美麗，立刻疾呼必須加以鏟除，于是迦太基被毫不留情的摧毀，其幸存的人民全部賣為奴隸，迦太基在北非的商業地位也被羅馬取代。類似的，馬其頓戰爭 中，羅馬在伊比魯斯一處，就掠賣奴隸十五萬，柯林多等城的人民也全被賣奴隸。
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羅馬內部民主的發展，與其向外征服是同時進行的！就在瘋狂擴張和掠奪的同時，羅馬的民主制度卻獲得了高度的發展：平民會議獲得了完全的立法權，平民也可以擔任任何高級職位，后來意大利各邦不滿意原有的利益分配方式而發生戰爭，羅馬就把公民權授予全部意大利人。在這個時期還產生過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成吉思漢和他的蒙古游牧民族，這個游牧民族在沒有接觸到文明地區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沒有溫飽，經常發生為了爭奪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殘殺。老幼病殘遭到遺棄。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場快被破壞。游牧民為了生存，爭奪草場，經常大規模自相殘殺。游牧民族有種族滅絕的習慣，每戰勝一個部落，就把對方男子全部殺光，把女子和幼兒掠奪為自己的奴隸。由於這種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經常到人口稠密地區掠奪人口，補充自己的來源。所以盡管蒙古和土耳其同族同宗，但土耳其在歐洲、西亞、中亞地區掠奪白人人口，成為白種人，而蒙古地區游牧民族掠奪中國和朝鮮等文明地區的人口，成為黃種人。阿爾太民族群體原來的人種，已經是個謎了。成吉思汗其實并沒有多少民族的概念。他所謂的統一不是計劃到蒙古民族的為止的。他的親疏劃分是根據是否對自己搶劫有利。他的理想是殺人、搶劫、**別人的妻子女兒。他一刻不停的這樣做是因為，一旦他的部下不能從搶劫中得到好處，就會背叛他。只有把征服來的人口驅趕到其它地區搶劫，他才有安全感。這種屠殺搶劫，既沒有國家的邊界，也沒有民族的邊界。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是世界人。

在西方殖民主義發展的初期，西方社會關于民主的思想已經基本成形，但是必須注意：西方式民主的范圍是被嚴格界定的。這種民主制度只有對白人才有效，對其他人種根本談都不談民主。尤其是在對其他國家和外民族掠奪時，不僅沒有絲毫民主的精神，甚至連最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奪了！黑人與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屠殺與奴役就不是三言兩語說的清楚的。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是，西方殖民主義進行掠奪的過程，使世界上的財富都向西方社會集中了。西方式的民主與經濟掠奪天生就有不解之源。
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發展到了中期。掠奪的速度越來越快，歐洲在非洲、美國在南美和亞洲、日本在東亞和南亞都加緊了殖民掠奪，財富的集中也越來越快。以此同時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少的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正在慢慢的開始對自己國家內部人民實行民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否定了奴隸制度。有的人一相情愿的說這是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發展的結果，但是真的是這樣嗎？為什么從18世紀民主思想普及之后的一百年內，民主的范圍一直沒有擴大，而只有當進行了大量的財富掠奪之后民主才作了有限的擴大？又為什么不進一步徹底的發揚民主的精神，結束殖民主義，反而加速掠奪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財富呢？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在對內結束了奴隸制之后，卻沒有對外發揚民主的精神，反而不斷加速了對外擴張的步伐：先是不遺余力的把南美真正的變成了自己的后院，后來又通過戰爭控制了東南亞一些重要的資源地。這不禁又讓人思考起來，西方式的民主與對財富的掠奪究竟是怎樣的聯系呢？
二戰后，西方的殖民很快結束了，這是因為他們愿意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獨立自主的民主制度嗎？不！不是的！事實是，只要還有一點可能，他們就千方百計的阻撓發展中國家的獨立自主：法國入侵越南，意圖恢復其在越南的殖民地位，后來又阻止阿爾巴尼亞的獨立運動；英國實力大降，無法維持其遙遙欲墜的殖民地位，但還是拼命的給自己殖民地國家的發展制造障礙，如搞印巴分治，又人為的制造了克爾米什問題；在眾多穆斯林國家的中間卻強行加入了一個猶太國家以色列，而且別有用心的把它安放在穆斯林的圣地旁邊以挑起事端，給自己插手制造機會。美國一邊高叫著支持民主反對極權統治，一邊卻又支持南美的毒*踩政權鎮壓人們的反抗；支持伊朗的封建政權鎮壓人民建立現代民主社會的運動。諸如此類的事情數不勝數。由此可見，內部有著民主精神的西方國家，并不是以同樣的精神對待其他國家的。
再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奧密。越南在亞洲有著極好的地理條件，對南中國海的海上運輸線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力，阿爾巴尼亞的自然資源極其豐富。南美是美國的后院，美國的經濟掠奪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南美獲得的。穆斯林國家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生命線。如果這些國家聯合起來將會有力的制止西方國家的經濟掠奪，因此只有千方百計的組織這些國家的獨立和發展才能確保自己的利益，這就是西方式民主的另一付面孔！
所有這些證據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對外實行奴役和掠奪的制度、對內實行民主的制度，這才是西方社會制度的全部。換言之，對外進行種族奴役和經濟掠奪是西方式民主的溫床，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擴大是穩固種族奴役和經濟掠奪制度的需要。如：美國在結束了對內部黑人的奴役，穩定了后方之后才有足夠的力量來進行對外殖民擴張。反過來講，只有在處于統治地位的種族或國家的內部實行民主 ，對外的奴役和經濟掠奪制度才可能長久的延續。民主制和奴隸制表面上這樣似乎矛盾的制度，但在西方式的民主下卻得到了統一。

對外進行種族奴役和經濟掠奪是西方式民主的溫床，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看一看國際上使用西方式民主的國家的現狀，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凡是比較富裕文明的國家大部分都是那些進行過殖民掠奪的國家，凡是沒有進行過財富掠奪的國家，大部分都非常的貧窮和落后的，只有少數國家，如穆斯林國家依靠自己豐富的資源變的富裕起來。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資源豐富的國家都富裕了。非洲許多資源豐富的國家不僅沒有富裕，反而在他們實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后，很快變成了分裂戰亂的地區。倒是堅持自己傳統并具有很強凝聚力的穆斯林國家獲得了大發展。按照“西方式民主是最先進的制度”這一假設，沒有使用西方式民主穆斯林國家應該首先衰落，而事實上為什么反而是使用西方式的民主的非洲國家很快衰敗了呢？可見沒有對外進行種族奴役和經濟掠奪，西方式民主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再看一看當代歐洲老牌帝國，由于發展中國家反經濟掠奪的斗爭，他們的處境已是江河日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在究其原因時，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們已經發展到頂點了，所以發展速度自然就下降了。這個說法很能迷惑人，但是我們要注意到，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與科技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發達國家宣稱自己的發展只是由于科技的進步，則是為了掩蓋掠奪他人財富的事實。如果發達國家的發展真的只是由于科技的進步，那么科技發展的速度越快，在正常的情況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應該加快。請問，是當今世界科技發展的速度快還是一兩個世紀以前的發展速度快呢？很明顯，當今的科技發展速度快。這樣問題就出來了，照理說歐美等發達國家是科技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他們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應該呈現出總體上升的趨勢。但是為什么他們的增長速度卻呈現出總體下降或保持不變的趨勢？
　　其實原因很簡單，科技對生產力的促進確實是有很大的幫助，但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比其他國家快的多，并不是完全因為科技發展的原因。在以前，歐美發達的帝國主義他們經濟的增長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著對外掠奪財富而實現的，其他國家和民族辛辛苦苦的勞動被歐美發達的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以暴力和脅迫的方式低價甚至是無償的掠奪了。所以看上去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速度比其他國家快的多。而且在后期隨著掠奪的加快，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也逐步加快。二戰后，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雖然獲得了獨立，但是要發展經濟卻又要依賴于發達國家，于是發達國家乘機制造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并以自己在經濟上的絕對發言權操縱了各種國際貿易組織，因此戰后發達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既有科技快速發展的原因，但也離不開對別國經濟的掠奪。
　　但是如今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發展中國家的力量不斷增加，這就使得經濟的掠奪越來越困難，單靠科技的發展不足以抵消西方式民主固有的低效率性。所以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總體上出現困境。
　 這個事實再次證明了一點：對外進行種族奴役和經濟掠奪是西方式民主的溫床。只有在對外進行種族奴役和經濟掠奪這個前提下，西方式的民主才能具有活力，否則其低效性將一覽無疑。
正是由于中國在民生和民權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中國人捍衛自己民族的努力才受到挑戰、攻擊，甚至辱罵、嘲笑。民族主義想要解決的問題，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只靠民族主義本身。如果我們拿出公務員加薪的熱情給教師加薪，如果我們把給北京申奧、粉刷胡同的錢用在希望工程，如果我們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來杜絕貪官污吏，如果每一個官員都在新聞輿論和立法機構的有效監督下行事，何愁民族不強盛！而一個強盛的民族，才能很好的保衛自己。
我堅信，雖然中國人在當代經歷了這么多的磨難，中國正在朝民族、民權、民生全面進步的方面前進。什么時候這三者都做好了，中國也就能在世界上取得真正匹配中國偉大文明的地位，一百多年來為這一目標奮斗的無數仁人志士，才能在地下安息。這不僅是中國的大事，也是全人類的大事。我們的雄心，不應當局限于做世界強國。
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言，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領導世界。我認為，這不是大師一時興起的溢美之詞。前面說過，中華文化是天下主義，是超越種族的。如果人類要實現天下大同，中華文化責無旁貸。中國的崛起，絕不能只看幾個有限的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一個全球超強的中國，在我看來，不過是成就了霸業，而霸主的地位，是不穩定的。
美國的制度是憲法至上，而大英帝國至今沒有憲法，中國以中央集權著稱，歷史上中國有過很多輝煌，并且史上所稱之盛世，都出現在強權的帝王手中。可后來，沒有憲法的英帝國終止了集權制的中國的輝煌，但在現世紀，全世界都實行民族國家，卻遜色于美國式的民主。這種外表的現象足以解釋興盛更替嗎？我看并非如此：中國的落后在于漢文化在異族的統治之下受到無端的摧殘，還有清朝的文字獄和閉關鎖國。英國的沒落在于二次大戰和社會主義東方陣營和西方資本主義的對壘，還有殖民地的獨立解放浪潮掀翻了日不落帝國的美夢。而美洲大陸從沒受到兩次世界大戰的侵擾，一家獨大，并且在二次大戰中發了戰爭財。我不認為制度是解決貧富的靈丹妙藥，要看具體執行人是如何治理這個國家的，有時候外因又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比如中國共**取得了全國的解放，但是要在戰爭的廢墟中站立起來，又必須面對國內的歷史積弱和一窮二白。國際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和國內的政治運動。可現在中國卻發生了經濟奇跡。所以，我認為社會主義對中國，是適合國情的，中國經濟改革的著眼點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的同時，必須保證整個民族群體的共同富裕。在這里我們民族主義的核心就是首先確保中華民族躋身于統治民族的行列中進而先達到國內民眾的民主平等權力當然我們并不是通過西方國家那種掠奪方式，而是致力于對外爭取平等對內振興經濟逐步改變資源型經濟和廉價的密集勞動方式發展高附加值產品參與國際競爭。
想讓中國強盛，就必須振興中華民族，毛澤東說過：為什么先生總是在打學生？問題是實質是，這些先生的本意并不是要教你如何富強，而是要把你養肥了吃肉。俄羅斯按照美國等西方的樣子去做了，可人家還是不拿你當自己人看待，為什么？有人一針見血的說：這個世界分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中國人在西方人的眼里是牛羊，是要養肥了吃肉的。不要以為放棄了社會主義就可以和列強一樣享用地球資源了，做夢。中國人富強只能靠自己，還是客觀點，實事求是的探索什么才是真正可以使中華民族自強的東西吧！從1840年鴉片戰爭伊始，意味著中華民族所必須面對的嚴酷現實就是：華夏文明已經不是人類史上獨一無二的先進文明了，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以及資產階級的國民意識對古老的帝國帶來的挑戰，華夏子女楫起民族主義的大旗應對殖民掠奪的挑戰，實際上并沒有認清西方世界國民國家的實質是民主奴隸制真實含意。這種認識上的錯位導致人們對現在的民主精英鼓吹的西方民主模式極度困惑以至于放棄心防的抵御本能。即使面對西方強國的囂張氣焰和明目張膽的掠奪無所適從。 歷史上各個大帝國，無非是各領風騷數百年，不能千秋萬代。而強大的文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才是王道的根基。我相信，雖然中國暫時告別天下主義，屈就西方舶來的民族主義，終有一天，我們會回到天下主義的傳統，以中華文化征服世界。一個天下主義的中國，將和盛唐一樣，四夷賓服，遠人來歸。天下即中華，中華即天下，這樣的中華，根本不需要民族主義來保衛。如果中華文化能像在歷史上打破中國境內的種族區別一樣，打破世界上的種族區別，那才是中國的全面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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