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歷史塵垢 還老子以清白

摘要：為了老子研究的需要，為了解開歷史的謎團，必須深入認識《老子》其書的經(jīng)歷。本文側重于《老子》書名在東周（春秋、戰(zhàn)國）的演變探討，以及認清《老子》全書的宗旨，乃至于《老子》一書的重大歷史作用和現(xiàn)實意義。

關鍵詞：《三絕》、“韋編三絕”、官方本、社會本、圣人、絕學無憂。

《老子》一書，老子其人，它作為一個歷史謎團始終困惑著我。戰(zhàn)國時莊周把老子視為“博大真人”，其實這也只是付老子一個虛名，抬高自己,販賣自己的詭辯。其他諸子，更是承襲當時的時尚，或汲取一點，或攻其一點，自己立論，也自心安理得，從未有澄清過老子乃何許人。自《史記》有關老子生平記載的三個“或曰”以來，又把老子搞得玄乎。從漢以后文人墨客對《老子》的研討、論述、校勘、正詁，也終無定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近幾年來，楚竹簡面世后，《老子》的研探又有點似是而非……的確，歷史至今有關《老子》這本書、和有關老子這個人的史料，給我們留下來的只是一團團迷霧。

在新世紀里，為了中華民族自身古老文化的純真，我們應透過歷史的迷霧，拂去歷史的塵垢……本人在史實陳跡的啟發(fā)下有一些認識，現(xiàn)聯(lián)篇成文，奉獻給識者，萬望諸君哂笑之余而不吝賜以教之。

一、《五千言》、《三絕》、《悖篇三絕》。

西周末年，有一在周室做官的老人，人們習慣地稱之為老子。雖然他本人沒有什么建樹，但是做官多年，飽覽史料，學識淵博，也算得德高望重。他共經(jīng)歷了厲王、共和、宣王三個時期，對周宣王的小有“中興”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深得周宣王時的君臣們的贊譽和愛戴。周宣王“臨危”之時，曾授命于老子，要他將古公亶父老祖宗所著的《德》經(jīng)發(fā)揚光大。然而，值周宣王死，幽王繼位，他的所作所為更加無一是處。當時又逢史官伯陽之流，以旁觀者的身份，落井下石，幸災樂禍（此舉見《史記》伯陽語）。老子認為，這是食國家俸祿而不為國家辦事的蛀蟲行為（也就是典型的智者行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在自己輯成的《五千言》中，又加進了新的一段(即后人分章的三十九章)針對伯陽語而斥之。

《五千言》，是老子在周始祖古公亶父所著的《德》經(jīng)（周康王時稱謂《德》經(jīng)，老子稱之為《建言》）的基礎上立論的。他重新修定了周室宗祖的《德》經(jīng),（也就是按當時西周的“意識形態(tài)”修訂,其宗旨要點突出在十九章的內容之中。）呈獻給周幽王，老子想以祖宗的訓導感化周幽王。可是周幽王既無心于國家治理，更無絲毫律己的意念，對《五千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礙于祖宗的情面，責成當時的史官按慣例收入周室。

這時，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諸權貴之仕，周幽王的近臣，都耳聞目睹了老子的《五千言》，且議論紛紛，相互告知，口頭傳訛（當時文字性的傳閱頗為不易，口頭傳訛卻不脛而走）。尤其是對其《五千言》的“三絕”感慨不已，因為這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要害之言，他們把《五千言》直呼之為《三絕》。簡而言之：其內容是“絕禮棄智、絕仁棄義、絕學無憂”。由于老子文中的第三絕是“絕巧棄利”，但因這是不言自明的，沒有“絕學無憂”來得驚奇，故取而代之。

一剎時，不僅使周王朝的權貴之士、智者們目瞪口呆，就是各大諸侯國聞之也為之愕然。愕然之余也給自己的行為找到了借口，加之幽王的極度昏庸，于是春秋之嘩然就在公元前770年開始了。春秋初期，諸侯大國各懷己意，居心叵測，各自為政，興風作浪：“絕周禮，禁仁義，摒棄智者”,漸趨周天下“禮崩樂壞”。春秋時,此風不衰，長達兩百多年的傾軋……這一段時間，讓歷史學家感到頭疼，史料少得可憐。其重要的原因，是智者不敢為也。

待孔子起而入仕為宰時，已是公元前500年，春秋末之時。此時的孔子才有機遇，有能力有欲望在周室接觸到傳訛已久的《三絕》。孔子讀《三絕》，驚而喻之為“悖篇”，（當時，韋通違，通背，悖；編通篇。）而直呼之《韋編三絕》。太史公哪能顧及這個史實，把孔子反復而讀的（喜讀）《易》、《韋編三絕》連在一起，后人就視之為讀《易》牛筋三斷了。

《悖篇三絕》對孔子的震動很大：晚年他之所以頂天立地地要“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其原由正是根據(jù)“絕禮棄智、絕仁棄義”而來的；“學而時習之”也是用“禮法政教”或“博文約禮”而規(guī)定“學”字的含義來針對《三絕》的“絕學無憂”而提出的，即是對“禮法政教”時時習之。簡言之，就是“禮”要時時習之，毫無今人“學習”之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也是針對《三絕》文中的“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而提出的。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認知態(tài)度，可惜，今人還認為這兩種認知態(tài)度是“合一的”，還大而宣之。顯然，孔子之論，還有很多源于《三絕》，意義卻大相徑庭，此處恕不煩呈。

看到《三絕》的不只孔子一人，春秋時，還有較多的人都讀過《三絕》。例如除管子外還有和孔子同時的孫武子，也因某種機遇在孔子前就讀到了《三絕》。孫武子頗有自知之明，對于老子的教誨，虛心而習研之，對老子的有關用兵之說頗為留意，特別鐘情于“以奇用兵”，也深入地認識到老子的認知方法。堅持“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的認知態(tài)度，“致虛”、“守靜”、“玄之又玄”，在“奇”字上大下功夫，把個“奇”字盤活了，終成《孫子兵法》流傳于世。

二、從《三絕》到《老子》的社會傳本。

儒學在戰(zhàn)國初期日漲，但《三絕》的影響也困惑著不少的人。

其間，墨子也接觸到孔子認定的《悖篇》，但又深受儒家“復禮”的影響，好像動不了，只能臣服儒禮之說；老子的《三絕》也似有理，啃不動，只好撿起“賢、義”而反議之，要“尚賢”。對孔子的仁也要發(fā)揮發(fā)揮，以“兼愛”而倡之以義也,也自成一家。

《三絕》啊，《三絕》，多少人想得到她，諸侯大國也要她。于是一樁重大的竊書案發(fā)生了。離孔子百多年后，離《三絕》成書400多年后，東周史官太史儋，為著個人的利益，竊周室藏書《三絕》西行去秦，至關遇令尹至交，示之《三絕》。關令尹對這久已耳聞的《三絕》，仰慕已久，也是眾多文人所未目睹過的鐘愛之寶簡，當然不會放過。不僅自己抄錄，且廣為傳而示之。這才是以太史儋所持之本（已錯簡）為足本的社會傳本之始祖本《老子》（《三絕》是人們的傳言。這時的文人，才知《三絕》遠不只“三絕”，當可正其名，按戰(zhàn)國習稱，改稱《三絕》為《老子》）。

太史儋當繼續(xù)西行，所揣的《三絕》自入秦又被收入秦室自不待說。不過《史記》記太史儋之言，說明他是一儒，與他所竊《三絕》的著作者毫無干系。倒是得謝謝他，沒有他，天下之人讀《老子》者甚少，這是奇功一件。關尹得《老子》，酷愛之至，自我感慨系之，傳言也著其書而為己言立于世也。社會本的廣為流傳也始于他，其功也不可小視。

楚竹簡抄本者，難脫儒性，直接或間接在關尹處，得到《老子》，雖備加珍愛，多次糅進自己的儒興。以自我之識，大膽改動：“絕智棄辯”、“絕偽棄詐”（十九章）；（值得思考的是：今有人認為：由此而可以認定“儒道合一”。怎么憑此意就是儒道合一？同一底本，同一人兩次或多次抄錄能同一嗎？能原樣保留嗎？此時或彼時的見地、境界能同一嗎？即若是抄錄自己的底本都有不同，何況是抄別人的？更何況是有意無意去訂正別人的殘損之本？糅進此時、彼時之認識、情感也很自然。這可是一般性的常識啊。另外，誰也沒有注意“絕智棄辯”、“絕巧棄利”、“絕偽棄詐”就是“三絕”的問題，也證明了，戰(zhàn)國時讀《三絕》之風正盛。）值得慶幸的是, 楚簡抄者，只是自我抒發(fā)情感的自我任意摘抄，不能，也不敢，以己之識全部代替社會傳本而流傳。

大儒孟子，并非沒有耳聞《三絕》。祖師爺已定為《悖篇》，其諸儒門先師又禁口不再提此事，故只能為維持師道尊嚴，持己自說而繼續(xù)力辟楊墨之學吹捧孔子，當也承師之“中庸”而完成四德（仁義禮智）的提法，光大儒學。如孟子的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故而在戰(zhàn)國中后期的孟子才在理論上徹底背棄老子的《三絕》。

莊周也因某種機遇，間接或直接在關尹處得到《老子》。可能“絕禮棄智”的“禮”字，或殘損、或模糊、或字的形似，就以己意，書之為“絕圣棄智”，加之頭頭是道而巧舌如簧地詭辯，以道家而自居，架空老子關尹為“博大真人”。莊周的己意也許是善良的，但在客觀上，他卻是玷污《老子》的罪魁禍首。重要有二：一就是他把“絕禮棄智”，改篡為“絕圣棄智”。殊知，老子是指責周公之禮，并斥之為“國之賊”、“亂之首”；孔子卻是：復周公之禮，天下才能歸仁。這是兩種截然相背的認識。墨子也無可奈何。可見莊周在腦海內“禮”的認識還是根深蒂固的，借其“寓言”孔子學于老子的莫須有的事例，調和他們間的根本歧異，混淆概念，乃至后人也跟著他的“絕圣棄智”而轉游；其二，就是以己之超然的道論，掩蓋了老子的道的真實涵義，隱誨誤導了千百萬文人，誤入歧途，直至現(xiàn)在。何人識道，老子與道家、道教何涉？

不脛而走的《老子》卻牽動了不少文人墨客的身心，沸沸揚揚，好不熱鬧，且置《老子》于不顧，或取一點，或攻一點，自立諸說，百家爭鳴而起。這倒使我想起20世紀初錢穆先生的《老子辨》中相譏之言，“老子五千言如大海，諸子百家，如鼷鼠之飲河，各飽其腹而去，亦何不可”這種譏諷老子的語言，倒是可以正面去認真對待，歷史的事實，正是如此啊！半部《老子》就是“大海”。

三、《老子》的官方本和社會本。

秦滅，漢興，儒學收斂。漢順理成章地取得秦之藏書。《老子》的官方本才重新出現(xiàn)在漢時的顯貴面前。長沙出土的帛書是官方本的抄件，她與社會本不同之處，重要有四.（略去不損其意的不同之處）：

甲、無第一章的多余的“此”、“而”、“之玄”等四個字；

乙、無八章的“與善仁”；

丙、無三十八章的第四句：“下德無為而有以為”或某些本的“下德為之而無以為”；

丁、十八章的四“安”字，這是帛書抄錄者，追四“安”之同誤以為“安”字之故。章末的“貞臣”不同于幾乎是社會本均有的“忠臣”。社會本均無四安字；

可惜的是，官方本只在漢朝上層流傳，未進入社會，所以河上公本、 王弼本才有取代原官方本的趨勢。其后就與社會本融而為一了，而流傳下來。

社會本對官方本的影響也不可小視。

《三絕》被收入周室后，長達400多年的收管，復錄，翻曬，都城的搬遷，加之防霉、防蛀，也可謂艱辛。當太史儋揣之入秦，已殘損、錯簡；從太史儋入秦后，又是近200年，到漢室露面。可想而知，《老子》的形象。在秦室的重新抄錄時，不得不面對殘損而掂量酌定。于是，社會本對官方收藏本的重大影響也有五（略去不損其意的小改動）：

甲、十九章原文為“絕禮棄智”改為“絕圣棄智”；

乙、二十四章原文為“余食贅衣”改為“余食贅行”；

丙、三十三章原文為“知人者哲”改為“知人者智”；

丁、三十八章的首兩句，原文是“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無德”改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戊，“絕學無憂”和社會本一樣，從十九章中析離出來另立為首句。

上述可見，官方本雖獨立于社會本之外，對撲面而來社會本的頻頻秋波，不得不走向社會本的懷抱，終于在孤自獨居生涯1500年左右后與社會本同居了；社會本由于眾多文人的支撐，終于在1100年左右后接納了官方本而合一了。雖為合一，但彼此缺陷頗多：錯簡未詮，錯字未正，其意不明……老子的清白未雪。

我常常孤獨地發(fā)現(xiàn)：老子老在用同一的目光逼視我，不斷地重復著一句話：“不肖者，已使我面目全非，汝能何為？”我無言以對而啞然。

四、再看《老子》書的宗旨和成書時間及其有關補述。

老子只在文章中談道論德，以“圣人”的行為去規(guī)范統(tǒng)治者。老子卻只字不提黃帝堯舜禹湯以來的先哲諸王。提及他們時只有“大道廢，有仁義”。也就是說，從黃帝始，到夏商之際，都是大道廢，也不能有所謂的仁、義。且仁、義也是老子眼中的絕棄之詞。誠然，略知中國古代史的人都知道，夏商之際是血淋淋的奴隸社會，德、仁、義之說，純屬涂脂抹粉。到商末時，德、得還不分呢。

公元前12世紀，也就是公元前1100多年前，商末之時，有一始周之祖古公亶父，據(jù)《史記》對他的簡略記載，鑒于他的行為，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德，不得；不得，德。”（其實質意義是，統(tǒng)治者的德，是以保證民得為前提的，這是我們自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可惜的是，人們至今還未明白此種道理。）在當時，只有古公亶父才可立“德論”，以正視聽。古公亶父亦身體力行之，并嚴明律己：“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并作《建言》（自論道說德）以勵子孫，建樹自己的事業(yè)，當受子孫祭祀而不輟。（《老子》的第五十四章，就是說的古公亶父，諸多識者誰想過？）古公亶父之子孫，遵其言也。孫昌欲興周，昌子發(fā)建立了周朝，發(fā)孫康王時還不忘祖訓《德》經(jīng)“朝夕入諫” 以律自身（見出土的《大盂鼎銘文》）。但是成康二王的后繼者，越來越不像樣子，特別是厲、宣（雖宣王時小有“中興”，但離“德”尚遠）、幽三王，簡直是背叛祖宗，胡作非為，根本不理祖宗的訓導。《詩》、《史記》都有記敘，《老子》文中也有無情的鞭撻和指控（如：26、44、46、53、72、74、75章），并以古公亶父的真實所為作為“圣人”的范例而教導之：

從他披褐懷玉起（70章）；處不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常使民無知無欲，其目的是智者不敢為也；讓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3章）；以不仁對待民眾，對民眾無有偏愛、親疏、貴賤之別，一視同仁，且還要像在祭祀前和祭祀正在進行中對待“芻狗”的態(tài)度一樣去對待民眾，誠惶誠恐地敬而誠之（5章）；后其身不得，外其身不畏，從而無私（7章）；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才能始終如一（22章）；不棄人，不棄物（27章）；無為才能無敗，無執(zhí)才能無失，去甚、去奢、去泰（29章）；無有自己的私心，以百姓的心為心，不倡導自己所欲的意念，不攪和天下人的心，不受智者、眾人的蠱惑，要像孩子一樣，唯父母的意志而轉移（49章）；即若政權在手，也要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千萬不能傷人（58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這是最難得的，但終不為大，就可自如（63章)；為政時，必須非以己明而示之，將以自愚而待之（65章)；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處上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66章）；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72章）；千萬不能欺騙老百姓啊！自己的一舉一動人民都清清楚楚。自己的張、強、興、與，人們難道不會知道自己的目的嗎？必須深知其理啊，別脫離民眾，千萬千萬別以淫威權力示于人啊（36章）；自己的重大責任在于受國之垢和受國之不祥，才能真正成為社稷之主（78章）；自己不能積（81章），這樣才能使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80章）。

糊涂之至的周幽王，無視祖宗的行為和老子的忠告。他怎能聽得進去？就是后來的明君哲人，又有幾個能聽如此忠告？

老子在理論上，繼承了古公亶父的論斷：“德，不得；不得，德。”在三十八章之首，就明確寫出：“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無德。”戰(zhàn)國之士，能認識這個準確且通俗的表達嗎？他們以己識而舞文弄墨，遨游在德、德的狹義之中，借原文破損殘缺或字的形似之機，咬文嚼字地搞亂了三十八章，且妄自添進烏有的第四句。該篇章的一、二句是德的定義，也是好德壞德之分，德的正誤之分。余下的上德、上仁、上義、上禮是指統(tǒng)治者的主觀意念行為和客觀效果，隨之而來的就是直搗周公之禮，也直指其人乃老古公亶父之四代孫小小姬旦也。顯而易見，戰(zhàn)國之士在此妄自添進的第四句是畫虎不成的不倫不類之舉，給社會本打下了一個拙劣而十分顯著的印記。

姬發(fā)開周以來，其弟周公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雖也以其祖訓《德》經(jīng)為鑒，但他也還是分不清、道不明“德、得”的原委。雖知得雖然不是萬能的，但不得是萬萬不能的。面對開疆以來的周帝國，多少事要做，他自己認為商禮也有光大的一面。發(fā)揚光大商禮，不是不可，且禮在商前也是存在的，當時雖為祭祀行為，到商時也擴大到“享”的內涵，而我大周邑也不得不享。且周公還有自己的領地，豈能不享，享就是德（得），自我嘲解也無愧于心也。作為“儀”定下來，不僅是創(chuàng)舉，且可利于后代子孫。通過百多年的進展，周禮經(jīng)周公之手而固定下來了，其最大的要害，就是等級制度定格化。

西周后期諸王，在定格化的禮儀面前，更加為所欲為。故而老子疾呼之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豈止如此，面對周公，面對伯陽之流，面對眾人，（《老子》文中的眾人只指智者，與俗人﹝民眾）大不相干，可惜，諸多識者，不分此謂。）面對一切以智治國（實為亂國）者大聲斥呵道：“國之賊”！極力摒斥曰“絕禮棄智”，對仁義也不放過，“絕仁棄義”，并且在理論根源上，也直指黃帝，“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定有大偽；六親不和，安有孝慈；國家昏亂，安有貞臣。”（十八章）（社會本多為“忠臣”，其文意迥然，也見把“貞臣”妄改“忠臣”而大損其意。打打龍袍“鐵面無私”也是忠臣；對扶不起來的阿斗盡忠盡心盡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也是忠臣；對統(tǒng)治者唯唯諾諾更是大大的忠臣。“貞臣”何人可及？《尚書·說命下》高宗借伊尹之口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這才是貞臣！這才是老子著《五千言》的本旨，也是老子自己恪守的貞臣之道。）

這時，只有在這時，在西周末之時，面對厲、宣、幽三個昏王的統(tǒng)治時期，老子立論而進言也。還有四證可補其時。

甲、“圣人”二字，不是老子首用的，而只是在《詩》中出現(xiàn)“圣人”之后，才使用“圣人”二字的，其意和《詩》中一樣。《詩》中“惟此圣人”是指厲王之后的共和執(zhí)政者比厲、宣二王的政績好。老子也僅是取其為較好的統(tǒng)治者而言之。這時的“圣”字只與良、惠通同且同義。后來“圣”字雜以良、惠、聰、明、智、哲之意時，那已是春秋末到戰(zhàn)國之時了。另外，老子也不是用人們所意味著的、預設的、理想化了的“圣人”來教誨統(tǒng)治者的，而是用幽王的宗祖，當時人們所廣為流傳的古公亶父的行為（《詩》可證）來現(xiàn)身說法的，他在西周當時的統(tǒng)治層中，是大家所知曉的。可以說老子用的是他所說服的對象所熟知的事例和言詞。（另外，在《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內可知：西周末前，只有一例提到“圣人”二字，這就是《師望鼎》中的“弗忘圣人之后”。另一例是在2003年陜西寶雞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中的“弗忘圣人子孫”。顯然二例中的圣人含義，都沒有春秋戰(zhàn)國乃至后人所意識的內涵，都僅是相比較而言較好的意思。）

乙、“絕學無憂”的“學”字，有很強的時間性。西周時，“學”乃“覺”的省字，學乃覺也，曉也，自以為是也。《大盂鼎銘文》就有“小學”二字，是指周康王自己認為，較為知道的意思。老子在這里正是取自以為是而勸統(tǒng)治者必須絕之，也泛指智者的自以為是必須絕之，這是一個大的問題。難道我們就是在進入到今天的社會之中，可提倡自以為是嗎？

顯而易見的是，到孔子在世時，才以“博文約禮”而示“學”字之義，當時人們看來也不過是“禮法政教”。直到漢時的許慎的《說文解字》中，還沒有“學”字專條。可見“絕學無憂”于何時出現(xiàn)才有可能呢？這不折不扣地說明它只能出現(xiàn)在公元前770年以前。

六十四章的后文兩“學”字更明顯，可惜后人及今人誤釋頗謬。原文是：“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前句人們的認識倒可以，后句解釋卻離題遙遙而不通情理，甚至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請諸君認真仔細想一想：圣人要不犯或少犯眾人的過失就謝天謝地了！圣人有什么樣的能力能補救眾人的過失？他補救得了嗎？眾人的過失，何其多也，何其猖也，何其顯也。以西周而論，上至周公，下至伯陽，眾多智者、眾人、有余有以之徒，何止千萬，其過失能數(shù)得過來嗎？能補救得了嗎？

故，此章這段的原文意譯應為：“圣人，欲嗎？不能有自己的非份欲望啊，這樣才能不珍貴難得的貨品；自以為是嗎？千萬不能啊，那會重復眾人的過失！”

另外，“絕學無憂”在《老子》文中，本應和十九章一氣呵成，但為什么在后來的諸本中均另起，而成為次章的首句，這露出這樣一個消息。

春秋直至戰(zhàn)國初期，人們只是聽到《三絕》，其意僅為“絕禮棄智、絕仁棄義、絕學無憂”。但是，關尹等人拿到《老子》時，才明白有誤，《老子》的“三絕”只指：“絕禮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不包括“絕學無憂”。而“絕學無憂”是“三絕”的綱，必須單獨另立，以冠全文，顯于眉端。后人分章時，妄自以序而定。當官方本酌定時，也只好另起，就沒有顧及到后人會分章而造成紊亂。

丙、“知人者智”，實為“知人者哲”。這是西周時的習慣用法，也是當時的成語，《尚書》可鑒。這明顯是后人所改，既影響到官方本，也背離了老子的文意。老子是深惡痛絕其智的。

丁，《老子》三十九章是針對伯陽而發(fā)的，這就是時間。倒是太史公為何把伯陽之名冠以老子，其事不詳，是傳言伯陽、老子有怨乎。

總之，離開了西周末，春秋的認識也已經(jīng)沉寂。孔子之后，到戰(zhàn)國才使“仁義禮智”之說漸趨完善，這時所謂的儒、墨、道、雜、兵、法、農(nóng)、陰陽、五行……之學逐漸泛起，那時的老子早已置身世外了。

五、長期以來誤解《老子》之點滴。

《老子》一書的教育對象是當時的統(tǒng)治者，是讓統(tǒng)治者能成為較好的統(tǒng)治者，讓他尊重民眾，提防智者，提防所有有余有以之眾人，提防過失無殆的眾人左右統(tǒng)治者的行為，提防自以為是的眾人誘導民眾掙扎在生活生存的境地之中，提防智者們在管理國家管理民眾的過程中去魚肉百姓。所以，《老子》是在我國最古老的《德》經(jīng)的基礎之上，完善、發(fā)揚了“德”論，是重在統(tǒng)治者的不得，重在無為、無事、無欲。以古公亶父為圣人楷模，舉其行，敘其言，用生活性大家所熟知的小常識，曉喻當時人人盡知的簡單道理，來闡明自己的論述。

可惜的是，從戰(zhàn)國起到現(xiàn)在，人們對于讀懂《老子》還有一定的距離。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老子》本身的玄妙，而在于時間的差異；在于《老子》原文的錯簡，和前人的改篡；在于人們的感情。時間和錯、篡還在其次，然而人們的感情問題是問題的關鍵。

自以為是的惡習，是智者們所犯的通病。戰(zhàn)國之士如此，秦漢以后之士也是如此。我們所能看到和讀到的，幾乎是所有的解老者、釋老者，誰不自以為是。于是，他們至少在沒有搞清楚《老子》是什么時候寫的，它的對象是誰，宗旨如何，就妄加添補、改篡、詮釋，以想當然代替老子的認識能行嗎？之所以他們自以為是，乃在于他們各自自身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黎民百姓，也不能代表。故此，他們缺乏人世間最真摯的感情，他們不惜扭曲現(xiàn)實生活，鋪陳自己的認識，歪曲《老子》。

試舉下列五例，其中三例是生活小常識的問題。

1.如五十五章中舉的嬰兒一例，后人讀此章居然認為：只有像嬰兒無知無欲，才能符合“道”的標準；具有深厚修養(yǎng)境界的人，才能返真到嬰兒般的純真柔和。一句話，要修煉到“返樸歸真”！多么玄乎，大謬！

這是人間事中的生活小常識：幼小的嬰兒、孩子能有什么樣的能力去防毒蟲、躲猛獸、避攫鳥？如果，嬰兒、孩子不生活在父母或監(jiān)護人的照料之中，能生存嗎？老子舉此例，僅是教育統(tǒng)治者，必須把自己置身在民眾之中，是人民的兒子，絕不能破壞這個唯一能存活、成長的環(huán)境。只有依靠人民，才能純真柔和，才能精力充沛，才有為人民辦事的能力，才是含德深厚的人；嬰兒、孩子真的無欲嗎？那還使你頭疼莫衷一是咧，面對他（她）的驕、吵、哭、鬧，你當如何？你難道不變著花樣地“強迫”他（她）就范在你所認可的范圍之內，才能“容忍”他（她）！

緣何智者們，對這種常識性的問題都視而不見，這可是自身都經(jīng)歷過的，也是自己的子孫正在經(jīng)歷的事？

2.五章中的“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問題。不少的人解釋：圣人無所謂仁慈，聽憑百姓自己生滅。這不真有點像不管事的圣人了。

芻狗是草扎的狗，西周時作祭祀而用的。顯然，這是老百姓所用的祭品，如今人大家所熟知的花圈一樣。

試問，當你在祭祀前或正在祭祀之中，你對花圈的態(tài)度如何？難道你不拋棄一切私心雜念，專一地畢恭畢敬地謹慎小心地去對待花圈嗎？顯然老子僅取此意，要圣人對待老百姓，必須誠惶誠恐地敬而誠之地對待之，要對百姓負責到底，豈有不管之理而讓其自生自滅？

3.二十四章的“余食贅衣”，社會本全改為“余食贅行（或形）”了，這都是受莊周的影響，且自圓其說。

余食是剩飯剩菜嗎？果真是的話，那么今天的老百姓，誰不吃剩飯剩菜？剩飯剩菜就這樣可惡嗎？顯然不通情理；

今天的人們就該嘲弄身殘病殘之人嗎？贅形之人世界上知多少？老子可絲毫沒有這種意念。只有戰(zhàn)國智者莊周，才以“駢拇”為題，做不通情理的文章去嘲弄現(xiàn)實生活。他乃世外高人，獨與天地精神而往來，哪知人間事。

現(xiàn)實之中，只有那些有余有以之眾人才使人可惡。他們才會像飽食而撐至嘔、酗酒而吐之徒，人視之可惡，物視之而驚；只有故作姿態(tài)楚楚而贅衣之仕，人視之啼笑皆非，物視之也為之愕然。

上述三例只是生活小常識，可惜的是人們的認識卻相去甚遠。

4.我們看看二十章的全文。

首先是“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若何？”除了人們尚能理解“唯、阿、美、惡”四個字的孤立意義外，解釋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走了題。

老子是教誨統(tǒng)治者的，其對象只能是統(tǒng)治者，要他明白道理，沒有例外。

面對統(tǒng)治者，唯與阿的兩種態(tài)度，能相差多少？沒有多少，當事人僅只是一念之間的抉擇；但是，得到統(tǒng)治者的認可（美）或斥責（惡）的后果，相距多遠呢？這可非同小可，甚至會有天壤之別：美可以默認、贊許、認可、飛黃騰達、加官進爵；惡呢，怒目、斥責、遭貶、逐之、砍頭、滅其九族！

這才有下一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你難道不怕嗎？你敢于輕易地抉擇嗎？你敢于說真話嗎？緊接著才有感嘆的結論：“遠古以來已如此，這風氣還不知道何時停止”！（“荒兮，其未央哉”！今人任繼愈先生，這句譯得恰如其份，可惜僅此一句。）

接著老子就勾描出眾人的形態(tài)，他們都在美的庇佑下有余、有以，有持無恐地浸沉在花天酒地，彈冠相慶，風花雪月，登高遠眺無限美好的幸福之中。

俗人呢？他們卻在無形的智者、眾人的導向誘導下昭昭、察察掙扎在生存生活的現(xiàn)實之中；

我呢？既無眾人的朕兆，也不會受他們的影響，像不懂事的嬰兒一樣，不會隨他們的意向茍以言笑；他們的生活，絕不是我的歸宿；他們有余，我則不足，我是愚人啊；面對民眾的昭昭，我能指責他們嗎？面對民眾的察察，我無言以對，他們是無辜的啊；眾人都有作為，我什么也不能；我獨異于他們，要尋找這個風氣的根源在哪里（貴食母）。

二十章，是多么維妙維肖的社會形態(tài)的巨畫啊，她已經(jīng)2700多年了。從春秋戰(zhàn)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以來，又至元、明、清之風流人物之時，只使這個畫面愈演愈烈，何時能止啊。

5.大道廢，廢于何時，這是讀《老子》者從不言之的問題。

習慣上，人們已經(jīng)把黃帝、堯、舜、禹、湯稱之為“圣人”，且是“大圣人”。但是此處的“圣人”早已超出《老子》文中的“圣人”所指。

黃帝是殺蚩尤，戰(zhàn)炎帝，建立了新型的統(tǒng)治秩序。《史記》記載，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顯然，黃帝的功績在于，要人臣服他，血腥的統(tǒng)治時期也就始于他了，余下的圣人也只能繼承他這個衣缽。

那么黃帝前的伏羲、神農(nóng)呢？《史記》記他們：僅是教民，捕魚，狩獵，刀耕火種，嘗百草，為民之疾苦奔走效勞。

也就是說：伏羲神農(nóng)時，只是教民生存生活的技能；黃帝則大大的不同，是治人，教人以臣服而養(yǎng)活他。

不難分辨，從黃帝起，還能有什么道、德，他還是圣人嗎？還能在《老子》書中作為統(tǒng)治者的楷模嗎？這絕不能。故此，《老子》文中一個字也沒提及他們這些“圣人”。提及的倒是“復結繩記事而用之”。這是干什么？這是要統(tǒng)治者像伏羲神農(nóng)氏之時，教人民以生存生活的本領，而徹底否定當時“智者”治人的理論。這是復古倒退嗎？那么《老子》為什么提出光輝的前景，要所有的人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呢？就是在發(fā)展前進到今天，這一光輝前景難道不是當今世界有為的政治家們所為之奮斗的目標嗎？世界范圍內都還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是倒退嗎？

六、請認真認識《老子》的一半——“教子真言”。

老子面對人世間的現(xiàn)實，以及歷史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又怎樣呢？他并不否認人與治人的必然關系，而是認真對待這種關系，苦口婆心地教誨統(tǒng)治者，教誨人民的兒子，讓他更好地擔當他的職責。《老子》的大部篇幅就是直接針對統(tǒng)治者而言的，直言不諱地說教統(tǒng)治者，企求著。只有這樣，只能這樣，才不流血，少受害，才能較為擺平人與治人的關系，才符合客觀事物的本來面目。否則，那些換湯不換藥的更迭，只有使人民承受一次又一次的苦難，只能使母親心里流血。

老子直接教誨的是：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人民什么時候都是統(tǒng)治者的父母。作為人民的兒子，作為人民的公仆，作為替人民奔走效勞的代表，只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去治理國家。人民信任你，要你來治理國家，這是神圣的事情。天下乃神器，管理國家乃治人事天也。

所以，統(tǒng)治者必須：不妄為，無貪欲，不貴難得之貨，不標榜賢才異能，不重智巧欺詐；要以愛惜自己身體的態(tài)度去愛天下的人民，要十分愛惜自己國內的人力物力，要事事時時處處處于謙下的地位；要以百姓的心為心，要與民同塵俗；不自是、不自譽、不自彰、不自夸、不自矜、不自伐、不自驕；與民無爭，與民無怨；愛民如同自己的父母；不窮兵黷武，不以兵強天下；與民同呼吸共命運，讓人民都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這才是統(tǒng)治者的德政于人也。這是其一。

其二，統(tǒng)治者必須若冬涉川，若畏四鄰，若客、若凌、若樸、若谷、若濁、若海、若止。 之所以如此，乃是你與你身邊的人，不至于盲、聾、爽、狂、妨，這才不需要仁、義、智、禮、賢、巧、利，才不會轉移人民的視線，才不會分親、疏、貴、賤、利、害，這才是人子應有的為無為，才使人民無怨咎，才能還德政于人也。

其三，你千萬別自以為是而妄動妄為；治大國若烹小鮮。你必須面對現(xiàn)實，歷史已經(jīng)給你留下那么多的問題，這絕不是你一下能解決得了的。你怎么辦，妄為只能適得其反，必須慎之又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必須靜心勿躁地從對人民有利的細微事做起，才能真正還德于人民也。

這是何等透徹的肺腑之警言，這也是每一個普通人的真正之心聲。統(tǒng)治者能這樣對待其父母，還會被人民遺棄和遺忘嗎？

這就是《老子》。兩千多年來，人們從未真正地認識和對待，這僅只是半部《老子》，僅只是《德經(jīng)》，只是“得”的問題，只是《老子》的“教子真言”。

遺憾的是，就是這半部《老子》，在如此淺顯易明的情況之下，竟使不少的智者誤解得一塌糊涂；至于《老子》的另一部分，則是有關“道”的問題，那更誤解得無一是處。不過“道”已經(jīng)超出本文的范疇，鑒于目前的分類，它已不屬社科范圍了。故從略，望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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