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戰略與科技自信

　　張文木

　　摘要：世界歷史表明，技術不是戰爭勝負的決定性條件，相反，技術落后的國家可以打敗技術先進的國家卻是一條絕對規律。這是科技戰略和戰略科學家必須注意的大問題，需要從科技戰略與科技哲學的視角分析此規律的成因。科技戰略本身是轉化矛盾而不是消滅矛盾的學問，技術的優勢和劣勢在具體實踐中是可以轉化的。戰術科學家往往在技術疊加的路徑中增加技術競爭優勢，其結果往往是在技術增量競爭中陷入技術依賴的陷阱;戰略科學家關注的則是矛盾的轉化，主要通過時間和空間轉換，而非通過把技術疊加獲得競爭優勢。科技戰略遵循的原則是道法自然，對于國家科技發展而言，人民才是發展科技的力量源泉所在，更是科學的科技戰略和技術自信的底層邏輯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9月27日召開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大力培養使用戰略科學家”“有意識地發現和培養更多具有戰略科學家潛質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形成戰略科學家成長梯隊。”[1]戰略是一種從全局考慮謀劃實現全局目標的規劃。科學家如果缺少戰略意識，所謂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科學”可能就是科學家的天花板。毛澤東同志曾經說，他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四大家族[2]。這里的“文房四寶”指的就是哲學思想。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物的邊界及其本質轉化的學問，邊界是事物相對性和差異性的界定，是對立面的規定，同時也是事物性質轉化的邊際。

　　一、科技戰略與科技哲學

　　毛澤東同志曾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3]如果將戰爭分為時間較短戰役層面的局部戰爭和時間較長的全面戰爭，我們就會從世界歷史中發現一個規律性的悖論：在大國沖突中，軍事技術占優勢的一方往往在戰役或局部戰爭中占有先發制人的優勢，并往往可獲完勝;但只要是局部戰役轉入全面戰爭，它一定就是人民戰爭，這時占據技術優勢一方往往為技術落后一方所敗。因而，決定戰爭終極結果的不是可以在局部戰役中充分發揮作用的技術，而是人民。列寧曾說，戰爭中“誰的后備多，誰的兵源足，誰的群眾基礎厚，誰更能持久，誰就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4]。基于這樣的歷史悖論，列寧將1913年寫的一篇文章命名為“先進的亞洲和落后的歐洲”，其中提到：拿這兩組詞作對比，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誰又知道歐洲先進亞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標題的語句，包含著一種辛辣的真理[5]。在當時，從科學技術—也就是所謂的“文明”—角度來說，歐洲是先進的。但是，列寧是從全面戰爭角度來說的，他指出人民的所向才是未來戰爭的走向。三百多年近代史證明列寧是對的。以幾乎數個世紀都處于部落文明的中亞阿富汗為例，在19世紀下半葉，阿富汗人民抵擋了當時科技最先進的、號稱“日不落”的國家英國的三次入侵;20世紀末，阿富汗人民又打敗并驅趕了超級大國蘇聯;21世紀初，還是阿富汗人民，打敗并趕跑了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三個世紀里三個世界頭號霸權國家無一例外地敗在幾乎處于部落文明階段的阿富汗，這說明技術在人民戰爭中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

　　如果再從具體個案分析，這種歷史悖論呈現的規律性更加明顯。比如，抗日戰爭，研究中國十四年抗日戰爭，就不能回避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也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即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是勝了還是敗了?就事論事，日本當然是勝了;但把它放在大歷史中看，日本又敗了，因為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死守在《馬關條約》中獲得以中國臺灣為中心畫圓的“戰果”。太平洋戰場失敗前，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所具有的所有科技優勢要素不僅不變甚至還更為強化，同樣的優勢使日本在1895年打敗中國，在1905年又打敗俄國，并因此自信滿滿地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而到1945年卻為聯合起來的中國、美國和蘇聯所敗。究其原因，就是當時日本將局部戰役打為全面戰爭。一旦進入全面戰爭，日本的技術優勢就得讓位于中國的資源優勢。隨著時間推移，戰場的優勢就會向中國人民一方傾斜。事實上，到1944年，日本進行戰爭的資源已經枯竭到“砸鍋賣鐵”的境地[6]，不管美國是否使用原子彈，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一年后日本宣布投降。

　　近代工業革命迄今，掌握先進技術的強大國家，大多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這些自詡為“上帝選民”[7]的國家[8]，它們普遍有過因技術落后而被他們視之為“上帝棄民”[9]的國家和民族打敗的尷尬。

　　以自詡為“上帝之城”[10]的美國為例，1950年9月15日，美國登陸朝鮮半島，發動“仁川戰役”[11]，挑起戰爭。他們開篇表現得高調且漂亮，但當這漂亮的戰役被拖入全面戰爭后，美國就捉襟見肘了。1953年7月23日，美國不得不與中朝雙方簽訂停戰協議。與此類似的還有越南戰爭(1955—1975年)、阿富汗戰爭(2001—2021年)和伊拉克戰爭(2003—2011年)。其結局大多一樣：美國高調而來，沮喪而歸。美國從阿富汗撤退時非常狼狽，在人民戰爭面前，平時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馬斯克的“星鏈”技術也是愛莫能助，無力回天。

　　最能說明高技術在戰爭中的應用邊界的是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后者可以說是前者的“擴大版”。1990年8月2日，伊拉克軍隊入侵科威特，美國由此發起驅逐伊拉克入侵軍的“沙漠盾牌”行動，美國為首的聯軍以較小的代價取得決定性勝利，重創伊拉克軍隊。1991年2月27日，美國宣布解放科威特的戰爭結束，并于當天午夜停火，伊拉克最終在當年4月接受了停火協議。在這場歷時僅半年的局部戰爭中，美國以較小代價獲得勝利。這是一場戰役性的有限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美國的信息戰技術以及“愛國者”導彈大顯神威，迫使伊拉克薩達姆放棄對科威特的占領并很快停火。此役美國可以說是“完勝”，它對當時人們的心理產生了相當大的震撼，以至筆者于1992年對這場戰役意義上的“戰爭”進行研究，并將研究成果《迎接世紀性的挑戰：21世紀國防新思維與中國對策》[12]發表。

　　對科技邊界及其自身呈現出的“悖論”規律最有實證意義的是，老布什通過為時僅半年的“海灣戰爭”為美國取得的幾乎是完勝的“優勢”，卻被小布什挑起的持續多年的“伊拉克戰爭”所吞噬。2003年3月20日，以英美軍隊為主的聯合部隊對伊拉克發起軍事行動，美國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該行動被認為是海灣戰爭的延續，又被稱為“第二次海灣戰爭”。至2010年8月美國作戰部隊撤出伊拉克為止，此役歷時7年多。2011年12月15日，美國駐伊拉克部隊在巴格達附近的軍事基地舉行了降旗儀式，12月18日，美軍全部撤出。這標志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以失敗畫上句號。美國18萬占領軍介入伊拉克戰爭，深陷比越戰更難以自拔的泥沼，美軍陣亡人數于2008年已突破4 000人大關，5萬多人受傷，另有3 000多人死于事故。有學者[13]認為，伊拉克戰爭是美國這個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美國一意孤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不但沒有起到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效果，反而把伊拉克變成了一個反美武裝斗爭的“火藥桶”和“訓練營”。伊拉克戰爭對美國和世界政治所帶來的影響，可能比“9·11”事件還要深遠。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美國歷史上犯下的最嚴重的戰略錯誤之一，其對美國造成的災難性后果至少可以同越南戰爭相提并論。

　　將可以發揮技術優勢的戰役引入以資源消耗為主要形式的人民戰爭，是導致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當然也是美國發起的所有全面戰爭中—失敗的根本原因。在局部戰爭中，美軍的優勢是技術，但在全面戰爭中，由于沒有人民支持，其對技術的高度依賴就成了美軍的劣勢。技術為技術所打倒，這時技術就成了美軍作戰能力不能突破的“死穴”所在。那么，美國是否可以突破這塊“天花板”或避開這個“死穴”呢?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美國發動戰爭是為資本贏利而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既如此，其在政治層面上就不能動員人民的自覺參與;沒有人民主動參與就不可能有打贏全面戰爭的物力人力資源。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1968年11月17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范文同一行，談越南同美國的談判問題時，毛澤東說：“帝國主義當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為了滅火，你們那個地方起火，它要滅火;二是為了軍火資本。為了滅火，就要制造滅火機械，就可以賺錢。”[14]217-2181973年6月5日，毛澤東告訴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說，越南戰爭“花了1 200億美元，打了11年。一個不能講越南話的美國兵，離開美國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個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軍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類”[14]481。1974年3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談到帝國主義戰爭時，毛澤東說：“和平是暫時的，將來就難說了。總而言之，所謂裁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就說要裁軍，結果談出了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大戰后又說要裁軍，沒有一個裁的。但是他們雙方都說他們要搞和平，而且是長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個世紀，五十年吧。何不講兩代人呢?因為這樣一講，他的武器就沒有銷路了。大國都靠出賣武器賺錢。”[14]524

　　毛澤東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15]511-512為什么擁有強大技術武裝的侵略者一定會敗于人民呢，毛澤東還是堅持列寧“誰的后備多，誰的兵源足，誰的群眾基礎厚，誰更能持久，誰就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觀點。他說：“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雖強，但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國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日本統治者想從戰爭中解決這個困難問題，但同樣，將達到其所期求的反面，這就是說，它為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而發動戰爭，結果將因戰爭而增加困難，戰爭將連它原有的東西也消耗掉。”[15]448

　　優點的過度使用就是缺點，缺點是對自身優點的過度依賴。正如依賴技術疊加強大起來的大象反打不過具有極限消耗優勢的老鼠，老鼠打不過具有極限消耗優勢螞蟻，及與此相對應的人類社會高科技國家英國、蘇聯、美國于19、20、21世紀屢敗于其發展近乎于部落階段但具有極限消耗優勢的阿富汗人民一樣，依賴技術疊加路線發展起來的美國軍工科技優勢強化了美國的戰役能力，漂亮的戰役勝利也刺激了美國的活力，但是當戰役轉成需要長時期的極限消耗的戰爭時，情形就不一樣了：這時就是物質的存量大小從而極限消耗的能力而非技術變量的差距決定戰爭的成敗。曾在肯尼迪、約翰遜時期任美國國防部長并在越南戰爭中遭遇慘敗的麥克納馬拉在《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16]一書中痛苦地承認了人民戰爭的威力，他說：“正如我們一貫所表現的那樣，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與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極有限度的。”

　　由此可知，技術應用優勢轉化的時空邊界，即技術在戰役層面上發揮著優先和突出的，甚至是決定性作用—這就是占據技術優勢的西方國家能夠用他們的“堅船利炮”在局部戰爭中打敗許多不發達國家的原因。但是，當這些國家的人民組織起來后，那些在科技上占優勢的近現代帝國主義國家就紛紛敗下陣來。在有限戰爭中，技術優勢使帝國主義成為“活老虎、鐵老虎”。但在全面的人民戰爭中，毛澤東說：“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17]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告訴法國朋友：“所謂紙老虎，就是說他們脫離了群眾。”[18]310可以看出，人民是技術的邊界：技術和技術結合，即用技術疊加增量的方式是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國家走的就是這條路，而一旦技術和人民(利益)結合，技術創造力將可以獲得不竭的源泉和發展空間。

　　也有人會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場難道不是以美國投擲原子彈而結束的嗎?事實并不支持這樣似是而非的觀點。統計數據表明，至1944年，日本物力人力已經不能支撐戰爭的繼續了。1931—1944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軍費統計情況[6]如表1所示。1931—1945年日本勞動力人口數及兵力人數情況[6]如表2所示。

　　表1 1931—1944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軍費統計情況

　　Table 1 The statistical situation of Japan’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from 1931 to 1944　　

　　表2 1931—1945年日本勞動力人口數及兵力人數情況

　　Table 2 The situation of Japan’s labor force population and military personnel numbers from 1931 to 1945　　

　　可以看出：1931年日本軍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3.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軍費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8%;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軍費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4.6%;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軍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迅速沖至98.3%。兵力與勞動力比例，1931年是1∶94.1，到1944年是1∶5.9[6]。這說明，有沒有原子彈，日本戰敗已是必然。原子彈只是強化和加速了日本失敗的進程。造成這一歷史必然性的恰恰是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得的勝利和日本在1931年又將這一局部戰爭的勝利帶入十四年的全面戰爭。

　　全面戰爭都是人民戰爭，當戰爭進入人民戰爭，日本軍事技術上的優勢就讓位于資源匱乏的劣勢。當時日本的戰線已超過補給線，從而陷入弱勢。因此，毛主席在1937年寫的《論持久戰》中就斷定日本必敗。日本的戰線超過了他們的補給線，毛澤東主張以時間贏得戰略主動，最終達到以勢化形即以爭取抗戰主動態勢以弱化日本強大之形的目的。結果技術強大、在局部戰爭和特定時期(比如1895年甲午海戰、1905年俄日戰爭，以及中國抗戰初期)占盡優勢的日本，卻在十四年的中國人民抗戰中慘敗。失去戰略哲學的日本政治家們使自己近現代獲得的成果成為毀滅日本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失去人民性的科學技術—這是資產階級軍事能力的天生短板—也是紙老虎。

　　1968年4月2日下午，毛澤東在主持武漢會議時，說：“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能改正它的錯誤，所以資本主義要走向它的反面。”[19]332毛澤東說的“它的反面”，就是社會主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技術回歸人民，才能使國防技術服務于人民戰爭。　　

　　二、科技邏輯是轉化矛盾

　　在研究科技自信問題時不能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脫離辯證唯物主義，否則容易陷入用戰役的視角觀察戰爭的窘境，如此，就難以理解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及其他著作中所表達的軍事辯證法。

　　科技的邏輯不在優勢而在矛盾，它是矛與盾的統一體。換而言之，科技戰略不主要是制造或消滅矛盾，即用技術疊加的方式增加矛或盾的功能，而是通過找到矛或盾的功能邊界來轉化矛盾。很多人在理解科技的時候往往著眼于制造或消滅矛盾，這是科技研究中的形而上學思維，在這種思維中出不了戰略科學家。真正的戰略是辯證地轉化而不是制造或消滅矛盾的學問：前者注重非線性的變量，后者注重線性的增量;前者解決問題的思路是“道法自然”[20]，這是人本，即技術服務人民的思路;后者是“馬太效應”，即技術服務資本的思路。人民需要團結合作，資本需要兩極分化。

　　戰略科學家的任務是將對手的科技優勢轉化為劣勢，將我方的劣勢轉化為優勢。社會主義是以人民為本的主義，科學技術從屬于人民，這使社會主義科技生長和轉化有了最深厚的土壤;而資本主義是以利潤為本的主義，它的科技只能從屬于科技，其發展空間必將日益萎縮且不可持續。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而非資本之中。毛澤東同志是從人民的立場而不是從技術的立場來談戰爭優勢的。他說：“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15]469

　　(1)時空轉化

　　任何技術只能是為特定的時空設計的，脫離特定時空的科技及其優勢是不存在的。因此，時間和空間轉化是轉化特定科技優勢的重要方式。例如，毛澤東用山地游擊戰將蔣介石適用于平原作戰的重武器優勢生生拖垮，而李德在中國山地戰場套用西方的適應于平原的戰術模式，反倒助長了蔣軍的裝備優勢，結果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空間轉化是以形化勢，形雖有利于對方，但我方通過地形轉換可將對方的裝備優勢轉化為劣勢從而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毛澤東同志和李德的矛盾就在于此：李德試圖用技術或精神疊加而非時空轉換的方式獲得大于敵方的優勢，因此，李德主張打陣地戰;而毛主席主張打游擊戰和運動戰，有利于將對方裝備的平原地形轉化成有利于我方的山地地形，以形化勢，這使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打敗了蔣介石的軍隊。

　　以形化勢方式也在中國與美國的斗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美軍的海上力量有優勢，但這種優勢也只有在對等海域才能顯現。然而，在擁有中遠程導彈打擊能力的中國的近海，大陸本身可以看作是超巨型航空母艦，這時敵方的海上優勢則相形見絀。

　　海上作戰力量的技術優勢與劣勢就是這樣的辯證存在：在不合適的時空中，強大即弱小，反之亦然。物質的能量是守恒的，在某一方面強，另一方面便弱。人們在談“真老虎”是指它強的方面，但只要是真老虎就一定有“紙老虎”的軟肋。某方面強，一定有另一方面的弱。例如，海軍和空軍的攻擊能力強，與此同時，其補給能力就弱。能取得勝利的一方總是人力物力資源可得到充分補給的一方。

　　戰略科學家考慮的不是消滅矛盾—矛盾是消滅不了的—而是轉化矛盾的問題。任何技術，其功能都是有邊界的，過了邊界，強大就轉化為弱小;不越過邊界，弱小可以轉為強大。例如，俄羅斯是一個具有超大版圖且擁有巨大資源蘊藏量的大國，其優點是不怕資源消耗，因而它擁有時間和空間的優勢;但“大有大的難處”，因其版圖超大，俄羅斯便有了東西難以兼顧的軟肋。正如胖子不怕消耗，就怕賽跑一樣。當年蘇聯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全球范圍跟美國搞“人盯人”全程對抗，被美國帶上了節奏，結果硬是被美國拖得“上氣不接下氣”，以至“出師未捷身先死”，硬是在未發生正面沖突、“身體還在五大三粗”的時候轟然倒塌。同樣的問題也出在美國身上，毛澤東明白這一點。1957年3月1日，毛澤東主持最高國務會議，在談到國際形勢時說：“我們在前進中間有很多困難，但是不要忘記，美國也有它的困難。《紅樓夢》里頭的著名人物王熙鳳有言，‘大有大的難處’。美國的月亮也不一定那么好。它有那么些原子彈，多了些鋼鐵，現在很強大。這一點要承認。我們罵它是紙老虎，就是說它這些東西是建立在不很穩固的基礎上。我們也有毛病，也有缺點。我們的人民對我們有許多不滿意。我們的經濟、文化還很落后。可是，西方國家是建立在一個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礎之上的，不要忘記這一點。”[19]89-90

　　1963年9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談到國際形勢時說：“大家擔心的是形勢問題，尤其是國際形勢。有些同志擔心蘇、美合作對我們不利。我總相信《紅樓夢》上王熙鳳說的那句話‘大有大的難處’。現在，美、蘇兩國都很困難。美國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特曾發表一篇文章，基調是說美、蘇都碰到了許多困難，而且是沒法解決的。我也不認識這個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謀而合，差不多。美國不論國內、國際到處都碰釘子，赫魯曉夫也是這樣，不要忘記這一點。”[18]2621959年3月，毛澤東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會見外國友人時說：“美國在全世界釘了許多樁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釘在樁子上了。我們面前有臺灣、南朝鮮、日本、菲律賓、南越、泰國，美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都釘住了它自己的腿。這是西太平洋地區的情況。在美國看來，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們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人的，而是美國人的，你們講講這公道嗎?我們在西太平洋地區牽住了美國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國的主要力量還在西歐，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牽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的工人階級也牽住了它的力量，中東、北非地區也牽住了美國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此外，它又不能不顧到拉丁美洲這個后方。有些人說，美國厲害得很，有原子彈、氫彈，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們，你們卻對他不客氣，趕走他，他也沒有辦法。我們對美國不妥協，它不承認我們，我們也不承認它。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聯合國，要他們驅逐了臺灣的代表，請我們進，我們才考慮進。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內不同美國建立外交關系、交換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過了十年、十五年，我們的房子打掃得干凈了，可以迎接客人。”[19]618-619“美帝國主義看來好像很強，實際上也是帝國主義中最強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歐洲要駐兵，在亞洲也要駐兵，如此分散，到處都有，結果是到處不頂事。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來看，美國都是擴張得非常大的。它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對的人也越多，這樣，事情就會向它的意愿的反面發展了。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大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19]621

　　與其他如美國、俄羅斯等大國相比，中國的版圖三面受陸地國家近距牽制，因而它更接近于平行四邊形。這樣的版圖要求國家在任何方向都不能伸展過遠，故此，毛澤東告誡我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21]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指正在擬訂中的《中美聯合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上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是不能兩面作戰。”[14]422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澤東在與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等談國際問題時，再次叮囑：“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14]441

　　可見，技術是“真老虎”和“紙老虎”的統一，它是辯證存在的。只有能從“真老虎”中看出其“紙老虎”所在，知道對方的科技軟肋即矛盾轉化邊界的人才能有必勝的自信和底氣，反之則反。毛澤東同志什么時候都有信心，因為他可以從對手強大處看到其軟肋，也從對方的軟肋處看到對手強大的方面。在偉大斗爭中僅靠勇氣是不行的，它得靠哲學。

　　技術成果一定是有功能的，但不管它有如何的創新，功能一定不是無限而是有邊界的。將某項技術新發明(如馬斯克太空探索公司發明的“星鏈”技術)的功能說成無限，那就是無知或撒謊。如果某項技術(如原子彈技術)的功能真的是無限或接近無限的話，那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失去了作用。毛澤東同志在1947年2月10日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談到原子彈時說：“原子彈的誕生，也就結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談原子戰爭，但是原子彈在戰爭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廣島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毀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對它。自然，原子能將繼續予以發展，它的巨大能力將為人們所利用。”[22]170

　　這里，毛澤東講出原子彈的破壞力已臻無限的同時也消滅了自己的辯證道理，它說明用技術疊加的方式已經沒有出路，它只有與人民的需要相結合，才有進一步創新的空間。后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符合歷史邏輯的。1950年10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針對林彪提出的美軍高度現代化，還有原子彈等擔憂時說：“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我相信我的手榴彈會戰勝它的原子彈，它無非是個紙老虎。”[23]抗美援朝戰爭取得的勝利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符合歷史邏輯的。毛澤東同志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同時也具備戰略科學家的敏銳。這些都是今天的科學家要學習的地方。

　　(2)唯物論

　　資本的邏輯不同于人本的邏輯。資本利潤驅動使其技術研究思路歸屬形而上學，人本即以人民為本的邏輯下的技術創新和發展路徑一定要以唯物辯證法為基本原則。

　　科技的研發需要試錯和糾錯的孵化條件，這需要國家有強大的實體生產基礎和豐厚的經濟資源，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巧婦”糾錯的效果不在能力，而在“米”有多少。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獲得了排山倒海的力量，戰場上的損失可以迅速得到補充，這樣才能有糾錯的能力和底氣，這是唯物論。唯物論的底層邏輯不是一般的物質資源，而是物質產品的生產者，即人民。人民是基礎，是民生產品的生產者，他們與生產資料緊密結合，依賴他們的黨和政府會擁有巨大的資源和調動資源的能力。靠精英可以搞一個公司，卻得不了天下，只有人民才能得天下，而人民不是一般的人群，它是生產關系變革的產物。1948年1月，毛澤東對推翻蔣家王朝信心滿滿，毛澤東告訴陳毅其原因：“蔣沒有土改，我有土改。”[22]275

　　改革開放能取得勝利，也有賴于中國土改后的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制度，而不在其他。有了土地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制度，人群才是人民，人民是公有制的產物并與公有制互為依存。流民是私有制，尤其是土地私有制的產物，也是資本生存的土壤，因為它的長期存在可以持久地壓低勞動力價格。流民只有“東家”而沒有國家。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24]。有了公有制和人民，為其奮斗的黨和國家就可以獲得近乎無限的力量源泉。習近平主席說：“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25]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6]徹底的唯物主義的終極指向只能貫穿并落實到占據絕大多數人口的勞動人民身上，因為人民及其勞動為人類勞動力再生產及用于滿足勞動力人口再生產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大的物質存量，而在此之上的科技勞動及其產品則是這個存量的衍生形式或變量存在。人民的基本構成就是被我們稱之為“工農兵”即生產工業產品的工人，生產農業產品的農民和保衛人民生命—也是人口再生產的歷史前提—安全的人民軍隊，其他社會階級或階層則是“工農兵”的附加或次生部分。不徹底的唯物主義則更多地落實到一般物質和少數“精英”身上。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前者是后者生存的前提，而不是相反。因而勞動人民以及只有他們才可以為戰爭提供的“極限消耗”，才是保證戰爭勝利的決定性的力量。基于此，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15]509與帆船只有順應而不是逆違大海的水性才能乘風破浪的道理一樣，技術也只有為了而不是脫離更不是違反人民的利益才可能獲得無限的發展空間。中國共產黨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人民是中國科技自信得以建立的基礎。

　　(3)辯證法

　　但是，代表了人民，是不是就可以獲得勝利呢?當然不是。獲得勝利不僅僅是立場問題，盡管立場很重要，它更需要政治家和科學家對唯物辯證法熟練運用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反復表明，政治的不成熟會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很大的危害。有些同志討論起問題，只談感情不談輸贏。他們不懂歷史中正義的一方也有失敗的可能，如果輸了，他們最多只能留下“斯巴達克”式的悲壯[27]。悲壯只有歷史意義，沒有現實意義。1918年，在與德國簽署布列斯特和約時，政治不成熟的布哈林、托洛茨基們追求的是歷史性的悲壯，列寧考慮的是輸贏。結果列寧贏得了歷史，后來的斯大林也贏得了歷史，而具有文學青年氣質的布哈林、托洛茨基們，卻成了歷史的匆匆過客。

　　蘇聯剛成立時，列寧曾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說他們有很優秀的品質，但在經營方面卻不如一個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28]。列寧告誡說，與狼在一起，就得學狼叫[29]，不然就不能與狼周旋，就不能打敗狼而只能被狼吃掉。滿口之乎者也，這是牧師的作派，不是政治家的作派，當然也不是戰略科學家的作派。為了加強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能力，列寧寫了《辯證法要素》[30](1914年)《談談辯證法問題》[31](1915年)《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32]178(1920年)等文章。列寧說：“政治是一種科學，是一種藝術，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無產階級要想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成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種政治家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比起來毫無遜色。”[32]234列寧說的這種“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就是今天習近平主席要求的具有“戰略領導”[33]能力的政治家和戰略科學家。習近平要求“大力培養使用戰略科學家”，說“戰略科學家是科學帥才，是國家戰略人才力量中的‘關鍵少數’”[1]。

　　那么，怎樣才能成為成熟的戰略科學家呢?成熟的戰略科學家不僅要有堅定和徹底的人民立場，更重要的還要能帶領團隊取得全局性而不僅僅是局部性的勝利。簡而言之，人民和勝利就是對戰略科學家品質的基本要求。為人民，不勝利，這是李立三、王明式的“左派”幼稚病，本質也是損害人民利益的;而勝利了不為人民，那簡直就是犯罪。為人民要有成熟的唯物論素養，要勝利，就得有高超的運用辯證法的能力。

　　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不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本質是實踐的。基本原理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如果目的與手段不匹配，即目標設計大于自身的實際力量(人物力資源)，即使目的再正確、再合理，其結果也會失敗。實踐結果失敗了，那么目標設計就是幼稚的—這是李立三、王明所犯的錯誤。

　　人往往是被其優點打倒的，同理，技術也是被其優點打倒的。當技術的優勢成為使用技術的人的依賴路徑(如用技術疊加而不是“道法自然”，即依靠人民的方式)的時候，技術就成了反噬自己的力量。美國就是這樣。當美國科技領先世界的時候，美國的衰落也就開始了。阿富汗是世界政治的旋轉門，面對阿富汗人民的節節勝利，美國的現代化科技一籌莫展，其原因就是美國的能力不足以支撐其天大的世界目標。

　　一國安全防御之底線即他國軍事進攻之極限。從技術層面講，技術之優點就是這項技術的軟肋所在，也是戰略科學家需要懂得技術優劣轉化的邊界所在。科技戰略的原則是道法自然，即遵循自然規律。與部分工程所依賴的“技術疊加”路徑不同，存在已有上千年歷史的都江堰是道法自然的典范工程，都江堰所依賴的發展路徑是利用自然形勢，技術僅用于彌補自然(地理)條件的不足。沿著技術疊加的路徑的結果必然是成本越來越高—這是國際資本需要的，對自然的破壞很大，因而是不可持續的;道法自然的路徑則不會造成技術成本的疊加，因而是可持續的。

　　國防科技的發展也應遵循“道法自然”的路徑。如果“道”是科技的話，那“自然”就是人民。科技依賴人民就可持續，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不依賴人民就是不可持續的“美國式”的發展道路。美國的問題是技術依賴技術，只給技術增量，出戰很猛，后續力量不足。在發展國防科技、追趕美國技術優勢時，我們不能得魚忘筌，陷入不可持續的陷阱。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近代以來讓我們失掉領土的都是技術可以充分發揮優勢的局部戰爭(如中日甲午戰爭)而不是全面戰爭(如持續十四年的抗日戰爭)。但是，這絕不是說不要重視科技的發展，而是說發展不能依賴技術路徑，而應當依靠人民和為了人民。人民及人民戰爭是我們“安身”的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我們就會有基本的科技自信。

　　但是，為了“安身”就必須“立命”，因此，全力發展科學技術，迅速追趕擁有科技優勢的國家是必要的，其目的不是更加依賴科技，而是讓敵人在與我國交手時不僅失去在戰爭中獲勝的能力，而且也要讓他們失去戰役獲勝的能力。只有處于這樣一個“雙贏”前提下，我們國防才是強大的和世界一流的;只有建立了這樣一個全面認識的科學家才可以稱為戰略科學家。全力發展技術時丟掉了自己的人民，赫魯曉夫犯了這個錯，戈爾巴喬夫也犯了這個錯，結果導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毀滅。前車之鑒，后事之師。　　

　　三、結語

　　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使其不能依賴人民，只能依賴技術，因此對技術疊加路徑的依賴就成了美國科技發展的軟肋。我們在學習美國、趕超美國科技優勢時不能掉入美國陷阱。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使我們可以依賴人民，這有助于我們打贏人民戰爭，但為了取得全面和最后的勝利，在科技層面也要發展、追趕先進的國家，并由此獲得打贏局部戰爭的優勢能力。為了人民，不能依賴技術;為了技術，我們更不能失去人民。為了建立戰役的優勢能力，不能失去打贏戰爭的優勢能力，否則容易陷入資本主義因有強大的戰役能力而失去戰爭能力的死循環。

　　人民才是支撐科技發展的力量源泉。如果沒有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持，僅靠幾個“技術天才”，中國科技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道法自然”，科技為了人民，這既是戰略科學家必備的哲學素養，也是中國科技自信的哲學基礎。發展科技是為了人民，但是為了人民也必須勝利。勝利必須是全面的，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將全面戰爭的主動權抓在手中，而且還要將局部戰爭的主動權也抓在手中;在未來，我們要讓對手失去全面戰爭獲勝的能力，也失去局部戰爭獲勝的能力，以實現世界一流軍隊應當具備的全面和局部戰爭都可以打贏的強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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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M]//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3]習近平.重視戰略策略問題[M]//習近平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583.

　　(本文為作者出席第二屆“科技+軍事”未來戰爭高端論壇的發言稿，原載《國防科技》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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