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恐怕只有毛時代的人民商店會比胖東來做得更好

同仁堂身上發生的歷史變遷并不是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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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整理同仁堂資料的時候，看到了這樣一段歷史：

　　同仁堂的老字號更見久遠，創建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自1723年開始供奉御藥，歷經八代皇帝188年，靠著“御藥”身份創立了金字招牌。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同仁堂數次險些被德資拜爾和日資企業控制；“父傳子家天下”的管理模式不僅沒能使同仁堂壯大，反而因為歷次的子女分家陷入各種家族內部紛爭。加之舊社會中醫凋零的背景，到北京解放初期，同仁堂已經陷于無人管理狀態。

　　一場勞資糾紛后，在職工代表的推舉下，外姓人樂松生當上了北京同仁堂經理。1954年，樂松生帶頭參加公私合營，被毛主席接見。

　　公私合營之后，同仁堂才進入了飛速發展的快車道，成立了中藥提煉廠，開創中藥西制的先河。

　　傳統中醫的濟世情懷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很好地融合起來了。在煥然一新的社會環境下，百年老字號同仁堂也投入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健康事業服務的行列當中去了，獲得了人民群眾廣泛的信任和支持。

　　同仁堂的門店設立了咨詢服務臺，為患者介紹適應癥的藥品，解答顧客提出的各種問題；同仁堂還成立了郵寄部，對外地患者有信必答、有求必應，深得人心。

　　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風氣持續到了80年代。1984年，一外地顧客來店求購4克天仙藤，一位老售貨員收方后說：“這藥4克值4厘錢，給你10克，收1分錢。”顧客滿意地笑了，為了這一分錢的生意，這位老售貨員柜前堂后跑了兩趟。事后，顧客投書稱贊同仁堂可貴的風格，認為像同仁堂這樣的大藥店，仍能保持做好小生意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然而，80年代以后，同仁堂慢慢變了。

　　2012年，北京的夏女士例假遲遲不來，來到同仁堂新街口藥店中醫診所看病，張姓大夫接診并認為夏女士例假推遲是因為“月經不調，氣血不足”，便給夏女士開了7天的藥，喝了17服同仁堂開的中藥后，夏女士去婦幼保健院檢查方得知原來自己在看中醫前已經懷孕。因同仁堂開的中藥里面有孕婦忌用的紅花和桃仁，被誤診的夏女士去同仁堂找張大夫，而張大夫只留下一句“孩子不要要了”，就再沒有露面。

　　許多跟團去北京旅游的人，都曾被莫名其妙地帶去參觀過北京同仁堂，美其名曰參觀學習中國醫藥文化。其后，等著他們的就是天價診療費和藥費……

　　為什么會這樣，大環境是一個重要因素，而同仁堂自身的變化更是關鍵。

　　1997年，同仁堂作為全國唯一一家中醫藥企業位列120家大型現代化企業制度試點單位；2000年5月，北京同仁堂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同仁堂至此徹底走上公司制和資本化運作的道路。

　　改制后的同仁堂屢登黑榜：

　　2004年，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馬文祖、作家張家瑞、吳淑敏等28人因服用同仁堂的“龍膽瀉肝丸”導致腎病甚至腎衰竭，而集體起訴同仁堂。

　　2011年，同仁堂假血燕事件，同仁堂旗下公司生產的血燕在浙江被檢出含有亞硝酸鹽，超標三百多倍，不合格率達到了100%。

　　2012年，同仁堂清火片被檢出不合格，牛黃解毒片生產日期早產。

　　2013年1月，北京同仁堂總統牌破壁蜂花粉片，就被爆出非法添加藥物成分甘露醇;5月，同仁堂健體五補丸被爆汞超標5倍，牛黃千金散及小兒至寶丸朱砂超標，成分含量分別是17.3%和0.72%，遠超國際標準。

　　2016年，同仁堂“阿膠造假”事件發生，本應用驢皮熬制的阿膠檢測出豬和牛的DNA;山東、四川等多個省市抽檢發現同仁堂的翻白草、加味左金丸、熟地黃、(熟)骨碎補等產品不合格，同仁堂在山東淄博的藥店因銷售劣藥被處罰。

　　而僅2017年一年，因各種質量問題，同仁堂旗下企業10次上“黑榜”。

　　2018年12月15日晚，江蘇電視臺的一則報道《同仁堂蜂蜜生產商竟回收過期蜂蜜?》，將同仁堂引入輿論漩渦。

　　2018年12月16日，同仁堂發布公告稱相關產品已經全部封存，因同仁堂蜂業在北京市大興區注冊，大興區食藥監管局已經就此展開調查。

　　2019年2月11日，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子公司同仁堂蜂業有限公司因售過期蜂蜜被罰沒1420萬。

　　2019年2月19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通知，撤銷北京同仁堂(集團)公司中國質量獎稱號，收回證書和獎杯，年老字號徹底砸了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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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堂身上發生的歷史變遷并不是個例。

　　上世紀70年代末，著名作家冰心應《人民文學》之約，采寫了一篇關于張秉貴的報告文學《一團火》。

　　張秉貴1918年出生于北京東鐵匠營一個貧苦家庭，11歲就進入一家紡織廠做童工，后來又進入北京一家雜貨店做學徒工。名為“學徒工”，實際上跟家奴沒什么區別，受苦受累不說，還經常會招致老板的打罵。

　　后來，張秉貴感慨地說：“以前在舊社會，雖然看起來是個人，可活得一點人樣兒都沒有啊，要不是毛主席，恐怕一輩子都要被別人踩在腳底下。”

　　1955年秋，新成立的北京百貨大樓招收售貨員，要求年齡在25歲以下。超齡的張秉貴因為有柜臺工作經驗被特批錄用了，從此開始了傳奇的一生。

　　剛入職不久，張秉貴就受到了一次令他終身難忘的教育。那天他正在柜臺忙碌，一位顧客叫住他說：“同志，麻煩你給我來一兩糖、兩塊桃酥。”

　　張秉貴一聽，嫌那人買的少，就裝著沒聽見，只忙著服務那些買的多的顧客。結果，張秉貴就被這名顧客投訴了。

　　收到投訴后，領導找到張秉貴談話，首先肯定了張秉貴為公司著想的出發點，“張秉貴同志，我們明白你的心意，是想多賣出去點東西”，緊接著又批評他說，“但是你要記住，現在是新社會，這是人民的百貨大樓，我們是人民的售貨員，我們要做的是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多掙點錢。”

　　這番談話，讓張秉貴感到非常慚愧，也給了他非常大的震撼，徹底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思想上得到了徹底凈化。

　　這次經歷也成了他飛速提升業務能力的巨大動力。

　　為了幫顧客快速找到想要的東西，張秉貴每天下班后都會在柜臺多待一會兒，熟悉每件商品擺放的位置；回家后，他又不停地練習著算術。

　　在不斷的努力下，張秉貴練就了兩大讓群眾交口稱贊的絕活兒：一個是“一抓準”，隨手一抓就差不多符合顧客要求的斤兩；一個是“一口清”，幾乎稱重的同時就算好了價錢，分毫不差。

　　張秉貴還發明了“接一問二聯系三”的工作方法，接待第一位顧客時，就開始詢問第二位顧客需要什么，同時跟第三位顧客打招呼，極大地提高了服務效率，減少了顧客等待的時間。

　　1957年，張秉貴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范。那時北京有“燕京八景”，是外地群眾到北京大都會去游覽一番；后來，張秉貴就成了“燕京第九景”。

　　1987年，張秉貴因病逝世。巧合的是，那年北京百貨大樓改制，有了現在的王府井百貨。現在外地游客也會去王府井百貨，但那里變成什么樣子，不要筆者多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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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前面兩個例子還都只是停留于史書，那么，被譽為“紀錄片之父”的西方紀錄片導演尤里斯·伊文思在70年代錄制的紀錄片《愚公移山》，則為我們提供了更為直觀的近景觀察。

　　《愚公移山》拍攝于1972年至1974年，當時的中國政府對其全面開放。周總理對伊文思說，“用不著遮遮掩掩，中國是什么樣你就按什么樣拍”，他還叮囑協助伊文思的外事團隊，這個電影不是“中國的電影”，而是“伊文思的電影”，要按照伊文思的風格來拍。2021年央視紀錄片《伊文思看中國》采訪了當年被伊文思拍攝的人物，還原了歷史：“沒有什么事先布置的，你們該干啥就干啥”……

　　《愚公移山》的拍攝資金來源于法國國家電影中心以及后來他們個人的追加款，在整個拍攝過程中伊文思始終忠于自己的感受，并盡一切努力保持拍攝的獨立性，拍攝的方法是以“民主”的電影方式讓“人民”說話，拒絕了地方行政機關的干涉，拒絕拍攝完美無缺的“大寨”和被排練的喀什街景，拒絕執行當時的文化部門提出的61條修改意見……

　　正是因為這樣，《愚公移山》呈現給人們的中國，才是一個西方紀錄片導演視角下的真實的中國。

　　僅僅是為了拍攝上海的第三藥店，伊文思就在當地生活了兩個多月時間，與當地的店員和普通百姓交朋友，深入了解拍攝的對象。伊文思夫婦沒有把問題提前給翻譯，因為他們不想拍攝提前準備好的內容。于是，一些關于上海第三藥店售貨員如何熱情、耐心、細致地服務顧客的“瑣碎”鏡頭便被呈現在了這部紀錄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