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然而卻有極小部分人想開歷史的倒車，回到“民國”去。他們不僅要在經濟上回到“民國”去，而且還要在政治上、文化上回到“民國”去，回到那個戰亂頻仍、流離失所、逃荒要飯、賣兒賣女、娼妓遍地、政治腐敗，中國人民抬不起頭來的“民國”去。

　　一是經濟上倒退到“民國”

　　1949年“民國”滅亡時，私營經濟比重在60%—70%之間，然改開以后到今天，私營經濟比重已經在總量上超過95%。即便如此，一些人仍然不滿足，仍然要繼續私有化。人們不僅要問：如此無底線的私有化，難道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還比不上“民國”時期的經濟，非要把公有經濟比例降到比“民國”、晚清還要低的程度才好？如果私營經濟那么好，為什么民國經歷了三十八年沒有發展起來，反倒逼得老百姓饑寒交迫、賣兒賣女甚至家破人亡？

　　歷史告訴我們，“民國”時期的經濟根本無法與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的經濟相比，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四十多年的歷史同樣告訴我們，私有化不是什么經濟良方，越多越好，私有化還是公有制也并非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完全看一個人站在什么立場上去選擇。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必然選擇私有制，因為私有制是有利于官僚買辦和資本家的經濟；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必然選擇公有制，因為公有制是有利于廣大勞動人民的經濟。

　　四十多年來，公有制遭到污蔑和抹殺，不是公有制不好，而是一些人背棄馬克思主義，背棄共產主義信仰，鐵了心要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好讓他們自己這些有權優勢的少數人快速富起來，他們不愿意再跟絕大多數中國人那樣同甘共苦，只享受每個月的工資和相應的福利，他們要像國民黨時期的“四大家族”那樣擁有數不盡的財富，否則見到國外富豪就顯得太寒酸了。還記得1991年一個九十多歲的人站在深圳的土地上喊出“我們太窮”了的話嗎？當時大多數中國人肯定認為這個“我們”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后來的事實表明，他的那個“我們”跟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沒有關系的，他所說的“我們”只是包括他們這些手中有權有勢的極小部分人。

　　這就能說清楚，為什么他們非要這樣改而不是那樣改，為什么非要推行資本主義而不是像當初承諾的那樣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為了推行資本主義，就必然要污蔑和抹殺公有制、詆毀計劃經濟，只有徹底抹黑公有制、計劃經濟，才能順利推行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當有人瘋狂污蔑、詆毀和抹殺計劃經濟、放肆攻擊公有制的時候，他們這些當時的參與者或領導者沒有人站出來為前三十年說一句公道話，為計劃經濟說一句公道話，反倒任鼓吹私有制的人胡說八道。這說明什么？說明當時的領導層和主要領導人已經完全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自由經濟說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完全贊同，起碼是默認了那幫人的所作所為。如果沒有人為他們撐腰打氣，僅憑那些人是不會有多大能量的。就跟小崗村一樣，僅憑那18個人，如果沒有最高決策權的人在背后站臺，他們是掀不起多大風浪的。

　　資本主義的這個口子一旦打開，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今天的中國不僅已經完全實現了資本主義化，而且中外資本勢力、官僚買辦集團已經完成了經濟上的同流合污，正在走向政治上的同流合污

　　二是政治上回到“民國”

　　四十多年的養虎為患，中國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再滿足于經濟上的權力，而且還要把手伸向政治領域，或直接參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或通過收買中國的決策者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和政治目的，把中國由一個還保留著社會主義名號的國家，變成像蔣介石政權那樣的一人說了算、把人民當擺設的資產階級國家。只要看看今天參加決策的都是什么人，就可以很清楚，除了官僚、企業家（資本家）就是那些所謂的專家，何曾征求過人民群眾的意見？即便那些直接關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如延遲退休、房屋體檢、收儲農村土地等等，老百姓都沒有說話的份。也許他們自己都感到吃相太難看，就假惺惺地披上一件“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虛假外衣。這種做派，跟蔣介石何其相似。

　　不僅如此，他們還要偷偷摸摸地造回到“民國”的政治輿論。國慶節期間，天安門廣場樹立了孫中山畫像，一些人就想入非非，非要搞出一個“國父”之爭來。稍微懂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那天起，就沒有所謂的“國父”一說，當然，如果硬要說有的話，那“國父”只能是毛主席。中華人民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確定了國徽、國旗、首都、《共同綱領》等問題，但是，哪一天、那一條、哪一款、哪個人，提議討論過“國父”問題？新中國沒有像蔣介石那樣，認定一個“國父”，恰恰體現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體現了人民政權與國民黨舊政權的區別，體現了人民領袖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不同于國民黨所代表的資產階級與人民群眾的關系。而中華民國成立以后，國民黨確曾把“孫中山”認定為中華民國的“國父”，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孫先生的夫人宋慶鈴同志何曾繼續稱孫中山為“國父”？今天那些拿新中國根本就不存“國父”問題炒作，在新中國認孫中山為“國父”的人，其為“中華民國”招魂的目的不是一清二楚嗎？這些人都是什么人，難道不值得警惕嗎？

　　三是在文化上回到“民國”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公知是在挖社會主義的根基，那么，那些文化公知就是要用精英的、愚昧的、低俗的甚至是封建的文化代替高尚、純潔、無私、向上的社會主義文化，挖掉社會主義的精神脊梁，他們彼此雙管齊下，一唱一和，遙相呼應，搞亂人們的思想，以便他們渾水摸魚。經濟公知需要樹立資本家的形象，文化公知就編造出資本家的一個一個“成功”故事；經濟公知需要麻痹人們的思想，文化公知就編造出一個又一個低俗、愚昧、媚俗、下流的文學著作，消磨人民群眾的意志；經濟公知需要抹黑前三十年，文化公知就編造出“吃煤渣”的故事；經濟公知需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文化公知就宣揚所謂的文明、理性，同時污蔑太平天國、義和團等農民運動，反對所謂的“暴力文化”。當然，文化公知也會得到經濟公知及其背后的資本勢力的支持。

　　所有這些東西，與“民國”時期毫無二致。蔣介石也講過所謂的“忠”、“義”，但是他卻背叛了孫中山；講過“精忠報國”，但是卻消極抗日，讓日寇占領了國土的一多半；講過“殺身成仁”，但是卻拋下數百萬國民黨軍，自己先跑到了臺灣。在蔣介石統治下，達官貴人粉裝華麗，錦衣特色，下層百姓衣不蔽體，家徒四壁；上流社會花天酒地，下層社會賣兒賣女。只要去看看李宗仁、張治中、沈醉等原來的國民黨將領所寫的回憶錄，他們哪個人會認為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好社會？然而，今天的那些經濟公知、文化公知所向往的，就是這樣的社會，他們認為這樣的社會才是“合理”的社會，過著人上人的生活，才是他們所要的社會。

　　可嘆的，就是這樣一幫人間兇獸，居然成為國慶招待會的座上賓。這說明什么？只能說明中國的經濟公知、文化公知和官僚買辦已經同流合污了，其他任何都說明不了。如果非要回到“民國”去，他們的日子一定會不好過，他們現在享受種種超級特權，霸占的多數人的財富一定不會再屬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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