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節期間，來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站在寶塔山下，駐足延河岸邊，參觀王家坪延安革命紀念館，瞻仰鳳凰山、楊家嶺、棗園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戰斗和生活的地方，每到一地，不由得心潮涌動，思緒在歷史和現實中交織回繞。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翻開延安的歷史，翻開陜甘寧邊區的歷史，翻開抗日戰爭的歷史，翻開中國革命的歷史，翻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會明白：延安代表著一種信仰、一種民主、一種進步、一個讓人民看到中國的前途和希望的地方。在這里，你才能真切理解，著名華僑陳嘉庚為什么會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是陜甘寧邊區首府所在地，也是黨中央所在地。當時的陜甘寧邊區，只有12萬平方公里（小的時候9萬多平方公里），在整個中國算是一個貧瘠落后、交通不便、商業不盛的地區，完全無法跟上海、南京、重慶、西安這些地方相比，而且三面處在國民黨蔣介石軍隊的封鎖之中，東面的山西隔著黃河被日寇占領。按照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的回憶，1938年7月前，延安吃不上豬肉，買了蔬菜買不了鹽，買了鹽買不了蔬菜，糧食接濟不上，經常發生吃不飽飯的情形，連刮胡子刀都買不上，生活的艱苦可見一斑。按照今天那套“吃飽飯”的混蛋邏輯，在這種生產力落后、物質生活條件極端艱苦的地方，“餓著肚子”還鬧什么革命，還抗什么戰？

　　然而，延安告訴我們，人類有遠比“吃飽飯”更崇高的事業，這就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為勞苦大眾的利益而斗爭。有了這種理想和信念，參與到這樣一個偉大事業中的廣大黨員、革命戰士和人民群眾，不僅不會感到這個苦那個苦，不會抱怨“吃不飽”，不會有頹廢之氣、矯揉造作之風，相反會產生光榮感、責任感和使命感，樂觀積極，充滿朝氣和集體主義精神，也就是斯諾所說的“更高層次的幸福感”。

　　抗日戰爭期間，不僅沒有出現國民黨蔣介石所期望的集體叛逃事件，甚至連日本俘虜都沒有叛逃，相反，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達4萬余人，有冼星海、鄒韜奮、丁玲、艾青、蕭軍等藝術家、作家、學者，還有不遠萬里歸國抗日的愛國華僑青年。這說明什么？說明中國共產黨不是為資本家服務的，人民軍隊也不是為了地主、資本家這些剝削階級而戰的，他們是在為中國的勞苦大眾服務，為人民的利益而斗爭，為解放窮人的革命而戰斗。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才不同于國民黨，人民軍隊才不同于國民黨軍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才能得到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衷心擁護，陜甘寧邊區才不同于當時中國的其他地區，延安才會像“磁鐵”一樣，令無數中國人所向往。這難道不是一種信仰的力量、信念的力量嗎？說延安是信仰的象征，一點都不為過。

　　斯諾1936年6月前往“紅色中國”時思考的問題，對于今天的我們理解這些信仰的力量或許很有幫助。這些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到底是些什么人？中國紅軍（即后來的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為什么千千萬萬的人因為加入共產黨或者同情共產黨而遭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迫害、屠殺，卻仍然有千千萬萬的農民、工人、學生和士兵加入紅軍？他們之所以那樣戰斗，是因為什么？是什么在支撐著他們？他們懷揣著怎樣的希望、怎樣的目標、怎樣的理想？

　　《陳嘉庚回憶錄》中記載，1940年，他到延安后，乘車赴毛主席之約。他看到的情景是：“屋內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寫字木桌比學生桌較大，系舊式鄉村民用家私，蓋甚簡單也”。期間，“南洋女生來，無敬禮便坐，絕無拘束。又一男生來亦然。少頃，集美學生陳必達來亦如是。余乃知平等無階級制度。近晚朱德陳紹禹夫婦亦到，諸人安然座談，未有起立行禮等項。諸男女學生相辭回去，唯陳必達留作伴。筵僅一席設于門外露天，取一圓桌置方桌上，已陳舊不光潔，乃用白紙遮蓋以代桌巾，適風吹即棄不用”。相比延安，他在重慶看到的則是“長衣馬褂、唇紅旗袍，官吏營業，濫設機關，及酒樓應酬”，“余所不解者，重慶諸人之奢費，金錢從何而來？是否民脂民膏？”。

　　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別？除了信仰不同以外，還因為邊區實行了“三三制”和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實行了減租減息、精兵簡政，減輕了群眾的公糧負擔，解決了“魚大水小”的矛盾；開展了自力更生和大生產運動，克服了解放區嚴重的物質困難，改善了軍民的生活，打破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封鎖；改造了舊文藝，創造出先進的文藝思想和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開創了幾千年來不曾有過的文化新氣象；發展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全面禁毒，改造“二流子”，鏟除娼妓、賭博等社會丑惡現象，陜甘寧邊區成為當時全國唯一一個“十個沒有”的地區。正如毛主席所說：“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試問那些整天閉著眼睛、罔顧歷史的“國粉”：究竟當時的延安代表著進步，還是當時的重慶代表著進步？

　　在延安革命紀念館，有一塊展板上展示了周恩來1943年8月2日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講的一段話：“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運用到中國，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成為毛澤東思想”。這是還“毛澤東思想”以本來面目。現在黨內仍然有一些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把毛澤東思想解釋為集體智慧的結晶，這顯然是對歷史的歪曲和不尊重。

　　一種思想、理論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這個實踐只能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而不是少數官僚特權階級的實踐，這個檢驗，是很長時間的檢驗，而不是一時的檢驗，即使一時檢驗正確的，還要經過長期的反復檢驗，看看它給中國人民、中國社會究竟帶來的是什么。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一支道德高尚的干部隊伍和一支堅不可摧的人民軍隊，滋養出一個情操高尚、助人為樂、風氣淳樸、干干凈凈的社會風氣。毛澤東思想從誕生到今天走過了近一個世紀的歷程，它已經被歷史，還將繼續被歷史證明它的偉大，它的偉大就在于，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從勝利走向勝利，只有毛澤東才能指引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而社會主義道路才最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利益的道路。

　　反觀四十多年來的種種所謂的“理論”和思想，它們給中國人民究竟帶來了什么？盡管帶來一時的生產力發展，但是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是以犧牲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代價的發展，是以社會風氣的敗壞和道德水平的滑坡為代價的發展，更是以透支中國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民族的前途為代價的發展，最為嚴重的是，這些理論和思想，帶出的是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喪失理想信念的黨員干部，他們只圖做官、不圖做事，貪圖享受，有的甚至腐敗成性、無法無天；帶出來一個是非顛倒、人妖不分，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的社會。這種實踐除了證明這些所謂的理論和思想的的膚淺、短視、自私和急功近利之外，什么也證明不了。

　　今天的中國，上層越來越白，下層越來越紅。究其原因就在于，經受了官僚資本主義拷打的中國老百姓，尤其是在官僚資本主義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發現，究竟什么主義才是真正對自己好的主義，這個主義就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是其他的所謂什么理論。他們從毛主席的偉大思想中，找到了前進的方向，煥發出與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斗爭的力量。如果說幾十年前對毛主席的這種敬仰和愛戴還帶有幾分單純，那么今天這種敬仰和愛戴就顯得更加深沉。

　　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這是最光榮、最崇高的事業，也是共產黨自成立那天起為之奮斗的事業。這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方向、中國革命的方向，也是中國未來的方向。違背了這個方向，就是對歷史的被判，對人民的反動。今天共產黨內的一些人，已經忘記了這一崇高事業，蛻變到把廉潔不廉潔作為最低要求的程度，美其名曰“堅守廉潔底線”。這樣的人，還能稱其為共產黨員嗎？這樣的“共產黨員”、領導干部，還能指望他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嗎？

　　中國的希望在青年，前途在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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