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其實也不是近來，準確的說是近五年來已經看到諸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的辦公場所，將“為人民服務”的標語更換成了“以人民為中心”。

　　近來多地似乎動作在升頻，“為人民服務”的字樣屢屢被替換。

　　其實嚴格來說，“以人民為中心”是對“為人民服務”的某種一脈相承，并非對立。

　　2015年10月29日，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領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兩年后，被寫進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是新時代思想的重要內容內涵。

　　但是就理論與實際的角度，“以人民為中心”是指導，“為人民服務”則是要求。

　　同時更重要的一個區別或許在于其階級身位的變化：“為人民服務”，一個“為”字體現了黨對人民的仰視姿態和自己的極低身段。

　　人民勤務員和人民公仆的一股濃濃的“老延安”味道，總是能夠通過“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大字彌散開來，暖人心脾。

　　而“以人民為中心”，似乎多了一絲相當高階的指揮感、管理感、支配感。

　　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曾對戴季陶有過精準總結：

　　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追求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智識階級‘智勇兼備以行仁政’的熱誠，來替農工民眾革命。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斗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細微的變化，體現著時代的變遷。

　　1

　　經考證，近代以來最早提出“為人民服務”這一偉大命題，是在1936年7月初，黨中央遷到陜北時。

　　陜北山大溝深，地高氣寒，交通不便，經濟發展極其落后，加上近代以來歷次戰爭的破壞，城里沒有一家商店，日用品奇缺，群眾買鹽要趕上毛驢到七百里外的寧夏鹽池去馱，一盒火柴要用十幾個雞蛋從小販手里換，衣服布匹更是難買，有的家里一件衣服縫縫補補竟要穿幾代人。

　　看到這些，初入陜北的毛主席心情十分沉重，他把中央貿易部和保安縣政府的負責人請到他的窯洞里說：

　　你們考慮一下，是不是在保安城里辦一個供銷社？

　　這些負責人考慮了一下，都贊同主席的意見。

　　主席隨后指出：

　　我們共產黨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你們做什么事情，都要走群眾路線，一切都要從實際出發，一切都要同群眾商量。

　　比如辦供銷合作社，就是群眾目前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你們要到群眾中調查研究，看群眾迫切需要哪些東西，比如布匹、火柴、食鹽。你們要注意工作方法，關心群眾生活。

　　1939年2月20日，在致張聞天的一封信中談及儒家舊道德之勇時，主席又有指出：

　　那種‘勇’，只是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

　　此后在1942年5月，主席在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明確提出“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在延安那場載入史冊的文藝大動員中，主席慷慨激昂：

　　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這個「人民」指的是什么？

　　是占全國、乃至占全世界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工農群體，還是占少數的、自古以來把持著生產資料壟斷權與社會秩序解釋權的地主階級/精英階層？

　　“人民”這一詞匯，在《周易》《周禮》《孟子》《墨子》中均有出現，但此處“人民”是指全部的被剝削、被壓迫、被統治人口。

　　共產黨人使用的“人民”一詞早已成為嚴格的政治概念，列寧在1905年曾強調說：

　　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殺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把能夠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確定的成分連為一體。

　　而去到1942年5月的延安尋找答案，尋找主席給出的那個至今仍顛簸不破的答案，則會更加清晰：

　　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兩年后的1944年9月8日，在張思德同志的追悼會上，主席發表了震動天地的演講稿《為人民服務》——也就是與《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共同被稱作“老三篇”的經典之作。

　　張思德同志是1933年參加紅軍，當過機槍手、地下交通員，長征中三過草地，到陜北后曾在中央軍委通信營當通信兵，曾任職通信班的班長。他紡過線，開過荒，是遠近聞名的燒炭能手。1942年10月，中央軍委警衛營和中央警衛教導大隊合并，組建中央警備團。由于編制減少，張思德由班長改為戰士，他毫無怨言，欣然服從組織安排，在每個崗位上都任勞任怨，踏實工作，被中央警備團評為“即知即行的模范”。

　　1944年9月5日，張思德同志在為一口新挖的炭窯加固窯壁時，炭窯突然坍塌，不幸壯烈犧牲。

　　張思德的犧牲，引發了毛主席的深沉思考。

　　出身卑微，生命短暫，青春永遠定格在29歲，這在當時的黨內十分普遍又典型。

　　在黨的隊伍里，張思德是一名普通黨員；在人民軍隊的隊伍中，他是一名普通士兵；在整個革命的隊伍中，他更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奉獻者；而在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中，他則不屬于卓爾不群，而是小小的一滴水。

　　張思德沒有官職，沒有財產，沒有家庭，也沒有豪言壯語，連一次戀愛都沒有談過，就這樣赤條條得來、赤條條得去，奉獻了自己的生命。

　　毛主席慧眼卓識，他從“小人物”張思德同志平凡卻偉大的生命歷程中看出了他「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境界——胸無雜念，心無掛礙，一片天真，一片樸素，一片忠誠，一片大義。

　　在為張思德所作的悼念稿中，主席重墨振聾發聵：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

　　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此后，主席在10月4日到清涼山中央印刷廠禮堂看望解放日報及新華社全體工作人員的講話中、在10月30日發表的《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一文中、在12月15日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均反復強調了“為人民服務”。

　　尤其是在清涼山中央印刷廠禮堂的講話中，主席第一次在“為人民服務”的前邊加上了“全心全意”四個字。

　　一年后的開春，1945年4月，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致的開幕詞中鄭重告誡全黨：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

　　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主席再次強調：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因此，七大正式把“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寫進黨章，第一次明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

　　1946年，美國記者斯特朗訪問延安時，采訪了主席，她把主席關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傳播到全世界。

　　斯特朗的回憶錄中講述道：

　　有個美國人，不遠萬里來到延安，曾問過中共領導人：“共產主義是不是一種宗教？”回答都是否定的：“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門科學。”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共產主義怎么會是宗教呢？

　　但是毛澤東同志回答得最特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說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宗教。”

　　斯特朗后來評論說：

　　世界上很少有馬克思主義者會這樣說。這同時也表明，毛澤東對“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虔誠，一生堅定不移。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曾經詢問毛主席的特長，主席欣然回答說：

　　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我的特長。

　　作家吳伯簫當年離開延安時也認為：

　　從延安出來，人們第一個記得‘為人民服務’。

　　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在訪問延安十天后，同樣感慨：

　　我覺得在延安的訪問中，體味到共產黨常常說的‘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所親見的各種具體事實，我認為這是貨真價實的……真的，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會將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

　　2

　　“為人民服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作為對比，蔣介石與國民黨也愛高呼“為人民服務”……

　　1947年，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發表演說《最近一年來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之報告》，他說：

　　我們說黨要以農工為基礎，要改造社會，要為人民服務，要實行民生主義。但是本黨已經執政多年，在民眾中究竟已有了什么基礎呢？如果我們過去真正做了下層工作，在民眾中奠定了不拔的基礎，那么共產黨也就不至會有這樣的猖獗，我們也就不會遭受國內外如此難堪的批評和侮辱了。

　　更為滑稽的是，那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部隊占領延安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誕生地，別出心裁地開設了一個“為人民服務處”。

　　其服務的內容包括：發放賑濟、免費治病、代寫書信等。

　　服務處掛牌那天很是熱鬧，因為通告上說：

　　不管男女老幼，只要來此，就發給救濟金法幣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

　　隨即“為人民服務處”門口一下子熱鬧起來，來的人很多。

　　然而幾天后，胡宗南感到不對勁，每日發放物資難以為繼；更重要的是，老百姓領走了東西之后依舊只說共產黨好。

　　無奈，胡宗南只好停止了這個所謂的“創舉”，悄悄地把“為人民服務處”的牌子摘下了。

　　關于國民黨的種種虛偽，1943年毛主席就給出過辛辣評價：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亦有過兇狠的揭露：

　　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苦難和犧牲的前景(這做起來特別方便,只要不擔保這種前景一定能“實現”……)，從而使他們順從這種統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打消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

　　“為人民服務”不是嘴上功夫，必須是發自內心的為人民謀福利的世界觀，必須深植于血脈，成為靈魂的一部分才能開花結果。

　　1957年，建政近十年，針對黨內有些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的狀況，主席曾嚴肅強調：

　　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

　　兩年后，主席又在一個批語中指出：

　　我希望同志們勉為其難，為黨擔負這些擔子，為人民艱苦地服務。

　　“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是主席一生中題詞用語最多的一句話。

　　簡單細數：

　　1944年11月15日，主席為我國卓越的新聞記者鄒韜奮先生逝世題寫挽詞：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1944年冬天，主席為黨內刊物《書報簡訊》題詞：

　　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

　　1945年5月1日，主席為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七一九團烈士紀念碑題詞：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45年9月20日，主席為《大公報》報館職工題寫：

　　為人民服務。

　　1949年11月27日，中央軍委工程學校（簡稱“軍委工校）懇請主席為學校題詞，他揮筆題寫：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50年初，主席出訪蘇聯期間接見在蘇聯學習的革命烈士后代，烈士郭亮之子郭志成懇請他題字留念，主席揮筆寫下：

　　為人民服務。

　　1950年7月，李銀橋到中直機關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學習，臨行前主席在他的筆記本第一頁上莊重地題寫了：

　　努力學習，學好后再做工作，為人民服務。

　　1960年冬天，主席為曾在自己身邊做過保衛工作的遼寧公安干部楊穎題寫：

　　實事求是，努力為人民服務。

　　1964年，主席為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題詞：

　　勤學苦練，為人民服務。

　　1965年5月，主席為湖南省委接待處工作人員郭國群題詞：

　　加強學習，力求進步，好好為人民服務。

　　1965年7月，主席為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高殿英題詞：

　　好好學習，努力為人民服務。

　　1965年8月，主席為廬山療養院鐘學坤題詞：

　　學習白求恩，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

　　1965年9月15日，主席為慶祝人民廣播事業創建二十周年題詞：

　　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

　　3

　　“為人民服務”，意味著官僚階層與人民群眾是一體的，意味著群眾對于政治活動與發展建設是深度參與且處于較高階級地位的。

　　讓群眾參與政治、成為國家機器的政治主體、充分實現“服務主義”，而不是淪為生產力的奴隸、國家車輪滾滾前進的犧牲品，這也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同時還要「保衛社會主義政治」的緣由所在。

　　權力的持有人究竟是服務者還是管理者，這是決定人民主體在政策執行落地時會以如何姿態呈現的關鍵。

　　主席晚年時常與秘書、警衛員等談起：

　　不少領導干部當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眾，而是做起了“老爺”……

　　應當看到，“管理主義”敘事的一大邏輯硬傷，便是中學歷史教材（岳麓版選修《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里的那段經典諷刺案文：

　　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民眾灌輸這樣一種意識：資本家的財富就是整個民族的財富，資本家的事業就是全民族的事業。‘倫敦東區最貧困的愛國者, 只要一想起英國的工業和財富，也會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這種灌輸下，極端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泛濫。

　　一如列寧在《公社的教訓》中所言：

　　早在1870年9月，馬克思在國際的宣言中就告誡過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迷戀于虛偽的民族思想，因為自大革命以來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已經得尖銳了。如果說，從前同全歐洲反動勢力的斗爭團結了整個革命的民族，那么現在，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把本階級的利益同其他敵對階級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了。讓資產階級去對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擔責任吧，無產階級的任務是爭取社會主義的解放，使勞動掙脫資產階級的桎梏。

　　資產階級的“管理主義愛國論”貫穿了近現代史

　　對于今天某些“筆桿子”的落墨做派，我只能說，把他們扔到百余年前，他們或許也能在《中央日報》或《南京日報》上著文幾篇，討幾塊官賞。

　　上世紀60年代初，主席關于發動與踐行群眾管理的民主思想已經根據現實的急劇變化而發生了一定程度的進階，他越來越不滿足于僅僅讓人民“監督”政府，更需要發動人民來“管理”這個國家。

　　在帶領黨內一些同志閱讀學習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后來還由力群同志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在讀到第23章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主席給大家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

　　他還在這段文字旁特意批注：

　　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

　　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后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啟幕之前，曾隨毛主席重登井岡山的王卓超，有過極為深刻的感悟：

　　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么。

　　我們回答說：艱苦奮斗。

　　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方向，只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制度方向想。

　　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

　　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

　　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

　　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

　　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那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時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岡山當然不是單純的懷舊革命，而是在追求繼續革命。

　　五年后，1970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經高瞻遠矚地指出：‘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六十年代的歷史，雄辯地證實了毛主席這一偉大的預言！

　　所謂的“社會制度徹底變化”，就是指人民群眾拿起被壟斷和剝奪的權力，真正意義上得實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建設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至于如何保證這一群眾模式的效益，唯有那堅不可摧的四個字：階級斗爭。

　　斯圖爾特·施拉姆曾經認為：

　　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和革命戰略的大師，毛澤東滿可以是一個“天生的列寧主義者”，但在理智上，毛澤東不是一個純粹的列寧門徒，因為他從未真正成功地用一種純粹列寧主義的方式解決“覺悟”和“自發性”的關系問題。

　　他的黨(和它的領導人)是“社會主義覺悟”的思想化身，但卻被與之相抵觸的信念，即“人民(特別是農民)群眾是知識和社會主義斗爭的真正源泉”的信念，削弱和淡化了。

　　這就是之所以一生“與天奮斗、與地奮斗、與人奮斗”的毛主席會說出這樣的話：

　　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那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至生命終點時，瀕近晚年的老人家更是如此悲嘆：

　　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回到關于“服務主義”與“管理主義”的討論。

　　蘇聯作為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其整體國力、國家生產力的高度一度來到了文明的頂點——但是，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執火人真正的考驗，是當自己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作何表現。

　　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面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

　　但是后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和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與中國傳統“上治下”的文化氛圍極為類似，列寧和他的黨曾面對的困境極其兇險，俄皇卡薩林就頗懂得中國孔子的教義，有一次就對莫斯科的總督說：

　　當我們的農民要教育的日子到來時，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在俄國嚴峻的國內情勢面前，列寧曾高聲鼓勵布爾什維克：

　　我們為熱情的浪潮所激勵，我們首先激發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熱情，然后又激發了他們的軍事熱情！

　　但是半個世紀后的蘇共，已經蛻變成了“維護管理主義”的暴力機器。

　　1962年的諾沃切爾卡斯克城反對提高肉類和黃油價格的斗爭、1963年敖德薩碼頭工人抗議食品漲價的罷工、1965年埃里溫人民的斗爭、1968年克里米亞韃靼人在奇爾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動、1968年至196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橡膠制品廠舉行的罷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附近的一個小鎮霍羅爾發生礦工爭取面包的斗爭——此起彼伏的反對聲浪，絲毫沒有觸達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反思，反而召來了國家武裝力量的鎮壓。

　　同一時空當中的毛主席，當時在批評工作組時就反復指出：

　　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反動路線”其要害，就是鎮壓群眾。

　　內在私有制孕育的官僚主義框架，和內在公有制孵化的共產主義家園，打造的民眾圖景一定是天差地別的。

　　4

　　從毛主席當年提出“為人民服務”這一科學命題，到黨的七大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正式寫入黨章作為黨的根本宗旨，再到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強調“只要我們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始終牢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夠領導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更大勝利，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開來、對立起來的企圖就永遠不會得逞”，再到黨的二十大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為人民服務”，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高行為準則，也是一切執政行為與施政邏輯的政治內核。

　　“服務主義”還是“管理主義”，根子還是在于我們站在那一邊。

　　即“革命為了誰”的問題——九十六年前，共產黨人曾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直指矛盾核心的論斷：

　　革命為了誰，誰就是我們力量的源泉。

　　還記得毛主席的那句話嗎：

　　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蔣介石命令、親率二十五萬法西斯大軍向我延安發動突襲。

　　迫于戰局危急，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撤離延安，轉戰陜北。

　　這在當時被海內外大肆定義為“共產黨的末路”、“毛澤東走向失敗”……

　　然而，主席卻始終在與敵人的周旋中繼續指揮著全國戰場，從未有過信號中斷或失聯。

　　在陜北期間，主席先后住過三十七孔窯洞，正是在這些縱橫溝壑之間，主席與窮兵黷武、裹挾著美國法西斯精良裝備的蔣介石進行著一場民心和意志的較量。

　　窯洞里的毛主席臨危不亂、自信吐露：

　　我們要用一個延安，換取整個中國！

　　毛主席當時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訪時指出：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1947年10月10日，離開延安七個月后，在陜北佳縣神泉堡，主席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八項基本政策。

　　這個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全稱，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鄭重向國內外宣布“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莊嚴口號。

　　同日，中央還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并指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因此，土地制度改革是“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

　　包括“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那時在神泉堡重新修訂的。從此，內容統一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全黨全軍的統一紀律。

　　一周后，毛主席應佳縣縣委書記張俊賢的要求，為佳縣人民、也是為當地黨委題了一副詞：

　　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

　　在主席看來：

　　我們一切工作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

　　所以主席給共產黨人的角色和形象定位是：“兒子”、“小學生”、“勤務員”、“孺子牛”。

　　主席總是以高超的語言藝術表達了他的人民情懷，通過對詞語與概念的意義轉換，對官與民的身份的重新定位，以及在實踐中的具體舉措，一掃流行數千年的“官尊民卑”的傳統。

　　這是對幾千年“官場基因”的改寫，有效地防止了共產黨的“國民黨化”。

　　“為人民服務”之宗旨為共產黨人所諦聽、所接受，它喚起了共產黨人發自心底的深情和強烈的責任與義務。

　　它就像一粒種子，種植在共產黨人心里，扎根為世界觀，成為不可動搖的政治倫理和價值認同，成為每個共產黨人心中的信條和最高的行動準則。

　　主席，就是這樣一位中國歷史上與“官國”傳統徹底決裂的“第一人”。

　　他認為國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義者、特權集團和個人利益集團的，因此共產黨人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因此，只有他以大無畏的氣概堅決挑戰舊社會延續數千年的“官國”腐朽體制。

　　無論是在井岡山、延安、西柏坡，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主席始終頑強地與各種形式的官僚特權（生活特權、政治特權，特權思想、特權作風）作不懈的斗爭，帶領黨和人民嚴厲打擊各種脫離群眾、侵害群眾利益的特權集團、官僚集團的滋生和蔓延。

　　他尖銳地指出：

　　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衛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

　　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

　　美國學者鮑大可曾評論：

　　中國的官僚權力和官僚特權之所以沒有發展到蘇聯那種極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和官僚深惡痛絕，再加上他與他所信任的人民群眾之間的特殊關系，遏制了官僚權力的常規化和制度化。

　　一如主席自己所說：

　　不管刮多大的風，我看人民政府、共產黨、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為人民服務的，吹不倒；半心半意為人民服務的，那就吹倒一半；一點心思都沒有，跟人民敵對的，那么就該吹倒！

　　跋

　　延安時期，干部與群眾曾打成一片，知識分子與工農兵也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彼此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整個邊區呈現出了“只見公仆不見官”（朱德語）的社會新風尚——這句話，也在后來被領袖于去年二十大后率領新班子重走延安時動情引用。

　　“以人民為中心”不應當取代“為人民服務”，它應當是以繼往開來的姿態被概括于“人民服務”的執政思路中，而絕非另起爐灶的思想理論。

　　正如領袖曾強調：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一切行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一切政黨的根本標志。

　　我們講宗旨，講了很多話，但說到底還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我們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

　　百年滄桑，四十年巨變，看遍歷史熙攘來往，還是「為人民服務」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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