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黃衛東抵制石正麗的呼吁并補充意見

　　黃衛東博士實名投訴，反對石正麗入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我認為此舉體現了真正的科學精神和社會責任感，應予支持。看到此信息，我檢索了一下，發現2021年石正麗研究員還榮獲了中科院先進工作者稱號，感覺十分詫異。在我看來，這些舉動反映了我們的一些科技精英不僅輕視群眾和民意，實際上也試圖挑戰科學理性。石正麗的重要研究工作存在明顯缺陷，新冠疫情的實際發展證明她的一系列觀點完全錯誤，并極可能導致嚴重后果。因此，對這些工作的肯定和表彰顯然與科學精神不符，在各方面影響很壞，無法向中國人民和歷史交待。

　　我對黃衛東的投訴信內容基本贊同，僅陳述幾點我認為必要的補充和細節上的不同看法。

　　第一，石正麗的“SARS病毒與蝙蝠攜帶病毒高度同源”的關鍵研究影響很大，看起來直接顛覆了徐德忠教授的分析研究，但它缺乏可靠的證據，其作為蝙蝠攜帶病毒的證據并非來自蝙蝠活體，而是來自并不很偏遠的一個山洞里的蝙蝠糞便。此后中國團隊也沒有找到來自蝙蝠活體的證據。按照徐德忠SARS非自然起源論，既然人造SARS能出現在中國的大城市，那么它再次出現在距離昆明僅幾十公里的山洞里并不奇怪。情理上看，出于前因后果的各種需要，這種“巧合”反而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實證研究同樣必須遵循嚴格的科學標準，否則它很容易變成拉大旗當虎皮。應該認識到，科學研究并不是始終處于政治真空。國際資本的影響無處不在，且往往不擇手段。合理懷疑本身就是科學精神必要部分，動輒亂扣“陰謀論”帽子才是真正的蒙昧主義，或者有意為政治欺詐打掩護。

　　第二，根據傳染病流行規律與邏輯演繹，可明確得出結論，美國極可能是新冠疫情的真正源頭且武漢疫情來自境外非自然傳播。武漢疫情初期，張文宏醫生曾做過看似精彩的分析推理。他論證說，如果美國或其它國家是疫情的源頭，那么根據傳染病傳播規律，疫情傳導到中國極大概率是散發于各大城市，不可能呈現武漢一點爆發樣態。據此他認定武漢是疫情源頭。這個推理基本是有效的，尤其是附加一些可證實的條件，如武漢海鮮市場這樣的“爆點”。與上述推理相關，這里順便提一下疫情溯源曾流行的所謂“毒王”說，它常常被用來解釋廣泛的傳播。實際上這個說法是牽強的，或者說是強行以小概率掩蓋更大的可能性。例如，關注疫情的人能記得，新冠初期意大利曾有這樣的說辭。更典型的、令人印象深刻案例是，SARS時期，一個廣州醫生引爆香港整棟樓感染。以SARS的傳染力，這樣的解釋用糊弄人來形容并不過份，這不是在講科學（常識）而近乎講神話，它不假思索地排除了“爆點”模式更可能的解釋——壞人干壞事。以科學中立的名義顛覆真正的科學立場。簡單來說，對短促且大量的“爆點”傳播的合理解釋是高病毒載量（因此也大概率意味著非自然傳播）的物傳人或非自然的空氣傳播，疊加人傳人。

　　但張文宏只是將這種推理應用于事件的局部且以自然傳播為預設，其結論是錯誤的，但這種分析推理方式是有效的。我們對此進行分析：如果武漢是疫情源頭，在各國對武漢和中國實施早期斷航的情況下，考慮到人口密度以及公眾警惕性等因素，在3-6個月內以極低的基數導致美國和歐洲出現如此快速和大規模新冠流行可能性很小。其次，武漢位于中國腹地中心，交通發達，以水陸空無障礙渠道的傳播并未導致全國性疫情，反而以狹窄得多的管道傳染到全世界，這樣的概率幾乎可以忽略。這里需要特別指出，這個簡單的道理之所以被無視，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營造的宣傳，認定中國當局隱瞞了湖北以外的疫情。但這樣的基本分析被中國主流精英無視是十分荒謬的。事實是，湖北以外的散發病例很快即被控制并持續實現疫情清零。結論是，武漢或中國極不可能是新冠源頭。而根據傳染病規律和全球傳染狀況，美國大概率是疫情的真正源頭。

　　這一結論否定了石正麗研究員代表的新冠的中國自然起源說，同時也推翻了對石正麗女士等的極端指控，即武漢實驗室病毒泄漏。此外，沒有證據顯示她或武漢病毒所參與了美國相關機構的理所當然極端保密的新冠病毒的后期研究。但是，事實上武漢病毒所泄漏的看法也相當流行，只不過它以非官方的、低調方式產生很大影響，導致中國在國際民間社會的聲譽受到更大傷害。代表人物是諾獎獲得者法國科學家Luc Montagnier，黃衛東呼吁信提及的David Martin也有類似暗示。我個人與友好國家人士交流，驚訝地發現很多人相信此類說法。部分原因正是中國科技界主流一味將新冠“甩鍋”給野生動物的結果。他們虛偽地假設了一個美麗世界，可恥地無視傳染病常識和基礎性分析。

　　第三，武漢疫情的真實起源。關于這個問題，一直有多種被認為相互沖突的可信證據。我看了黃衛東博士的觀點受到啟發。華南海鮮市場作為新冠疫情“爆點”是有大量醫療證據的，有后續研究證實來自進口冷鏈。由物傳人模式很大程度依賴巨大的病毒載量，因此可以判定為非自然傳播。這一模式意味著“一物”傳多人疊加人傳人，符合“爆點”特征。但也有證據顯示有更早的病例并非出自華南海鮮市場。最早可能追溯到武漢軍人運動會。這引起了溯源研究的混亂和困惑。

　　這類困惑源自于專家們根深蒂固的信念：自然傳播。根據我們前述結論，新冠病毒很大可能源自美國。那么，再次引用張文宏醫生的推理，武漢疫情只能來自境外，且屬于非自然傳播。這個推理分析與對華南海鮮市場的實證溯源研究高度吻合。該結論同樣可以解釋華南海鮮市場更早的病例，因為非自然傳播在技術上是完全容易實現的。它也解釋了自2002年SARS疫情以來的全部難解的疑點和困惑。

　　例如，對于所謂的“武漢病毒”專業界奇怪地出現巨大的分歧，后續并未見相關澄清。武漢爆發疫情前后，專家與當地醫生對于病毒是否有（較強的）人傳人的判斷迥異。可以相信，不同認知都是正確的（我們相信專家們在如此重大問題上不會犯如此低級錯誤或公然撒謊），只不過源于不同的毒株（這反過來進一步否定了新冠的中國自然起源說，因為不可能短時間出現巨大的變異！），基于特殊原因如有意誤導判斷，它們以非自然方式進入武漢。

　　武漢疫情爆發，西方國家在應對策略上也出現難以解釋的反轉。最初全力封殺，但很快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論調，一是高層精英的“新冠只是大流感”論調，筆者記憶中最早來自德國政府首席顧問、SARS病毒專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二是民粹主義的自由至上論。三是各種文化差異論。這些明顯的胡說八道只不過是在掩飾一個矛盾：新冠中國起源論與美歐后院早已燃起的疫情熊熊大火。以此為后續策略和結果找借口。按照“武漢病毒”論，美歐將以比中國小得多的代價快速實現清零。但如果繼續堅持嚴厲管控，病毒真實源頭反而昭然若揭了。沒有什么文化喜歡與惡性病毒共存，直到一兩年后，新西蘭醫學專家依然堅持清零是可行的。只不過他們不會或不愿推想西方統治階層絕不希望承擔相應的政治代價。對他們來說，國際戰略和野心茲事體大，人民的災禍反可以成為大發橫財的良機。

　　基于傳染病規律推演派生的總是最大可能性，無視這種常識理性一味追求小概率溯源顯然違背基本的科學觀念。回顧整個過程，可以發現，科技界主流的思維暗含一種邏輯，在其中，他們實際上認定非自然傳播是完全不可能或極不可能的。這種想法里隱含著某種“科技傲慢”，一方面鄙視大眾的常識認知，一方面將科技的先進等同于（政治）文明。本質上這是政治幼稚病或基于意識形態的偏見。它們與科學理性毫無關系。多年來，西方主導的一系列不斷突破道德和文明底線的國際沖突也在提醒人們，這些態度是不負責任和危險的思想。

　　筆者認為，常識理性是基于政治審慎原則的公共和戰略決策的主要依據。上述分析與圍繞某大國新冠病毒研究和疫情早期發展的大量實際證據相互補充和印證。需要指出的是，武漢疫情發生后，中國在關鍵時刻做出的封控決斷的意義遠遠超出了解決疫情本身。沒有這個春節前最后時刻對武漢采取的嚴厲封控措施，疫情將在全國大規模傳播，即使我們依然能夠憑借堅定意志清除疫情，但依據傳染病規律做出的分析研究將基本失效。此外，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相關實際證據的暗淡失色——西方輿論很容易將這些公開內容歸于基于SARS病毒的前瞻性的模擬演化研究。人類歷史極可能又多了一筆爛賬。

　　因此，我們再次向武漢疫情的吹哨人艾芬醫生、烈士李文亮表達敬意。向對武漢封控決策做出關鍵貢獻的李蘭娟院士致敬。我們也不應忘記武漢中心醫院呼吸科，他們基于專業素養和社會責任感自主做出將感染病患肺泡灌洗液進行基因測序的決定，以關鍵性證據驚醒社會大眾，他們是真正的無名英雄。2020年，中國人民以巨大的代價和犧牲扭轉了歷史車輪，我們敦促中國科技界不要以錯誤的、恥辱的方式玷污歷史。

　　本文已通過在線方式實名提交中國科學院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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