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的28日是申紀蘭同志逝世三周年，電影《申紀蘭》在山西長治首映，電影《八角籠中》也宣布于次日開啟第二輪“超前點映”。　　

　　兩部不同的電影，兩個不同的事件，兩個不同的人物跨越時空，在熒幕上交錯在了一起……

　　-1-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申紀蘭的事跡。　　

　　從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開始，她是唯一一位從第一屆連任到第十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被稱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活化石”。

　　2011年，申紀蘭沉思之后認真地對媒體說道：“當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我文化低，說不清楚。但這么多年，內心擁護的事，我就投票，不擁護的事，（我）就不投票。”

　　這段話算是針對此前幾年時間里，某些媒體稱申紀蘭“參加了十一屆全國兩會，從未投過反對票”的輿論炒作的回應。

　　相比奇葩提案頻出的代表，申紀蘭的提案可謂“中規中矩”，她曾倡導并推動“男女同工同酬”寫入憲法，獨立提出和參與的提案有：引黃入晉、太舊高速、山西老工業基地改造、長治到北京列車、飛機場建設、赤壁電站、集中供熱工程……這些提案基本都是圍繞改善當地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與那些“私字當頭”的提案相比，立場清晰可判。　　

　　申紀蘭的名字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家喻戶曉，她的名字同全國勞模李順達連在一起，載入世界“人與自然”發展史冊。

　　申紀蘭生于1929年；1946年，申紀蘭嫁入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西溝村——過去的西溝村曾經是“光山禿嶺亂石溝，十人見了十人愁；旱澇風雹年年有，莊稼十年九不收”。

　　早在抗戰初期，西溝村的李順達響應毛主席“組織起來”的號召，創辦了邊區第一個互助組，開展生產自救，抗戰度荒，被譽為“邊區農民的方向”。解放后，李順達、申紀蘭帶領西溝人民艱苦奮斗，建設山區，改變了窮山惡水的舊面貌。1953年，李順達、申紀蘭同時當選為全國勞動模范。　　

　　毛主席在介紹這個合作社經驗的《勤儉辦社，建設山區》一文前寫下長長的一段按語：“……這個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樣一個太行山上的窮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功夫，已經開始改變了面貌……”那時，申紀蘭是合作社副社長。　　

　　到70年代，西溝村農民人均糧食達到210公斤，追平那些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1972年的《山西省平順縣西溝大隊農業學大寨經驗選編》一文中介紹，

　　李順達和申紀蘭同志帶領西溝群眾反復學習毛主席的光輝批示，開展了大規模的治山治水的斗爭，在河灘上打起六千多米大壩，五百多畝亂石河灘變成了良田，溝里扎了五百多座谷坊，社員們沒有叫過一聲苦，沒有向國家要過一分錢。

　　西溝大隊黨總支遵照毛主席關于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教導，把管理財務的大權交給貧下中農……黨總支加強對財務工作的領導，依靠貧下中農民主理財……

　　大隊領導班子成員和財務會計人員，多年來都能自覺地堅持和社員一起參加勞動，養成了勤勞儉樸的習慣。申紀蘭同志的工作很忙，可是每年都要做勞動日三百來個。　　

　　1972年 勞模李順達與申紀蘭在平順西溝開荒勞動照

　　西溝大隊堅持勤儉辦社的原則，不斷加強財務管理，促進了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糧食畝產一九七O年就過了千斤關。現有儲備糧六十多萬斤。全大隊僅林業一項總值三百九十多萬元，每戶平均一萬多元。社員生活逐年提高，每人平均全年收入由初辦社時的三十多元增加到現在的八十八元。

　　這個人均年收入88元在今天看起來是不值一提的，但我們不能忽視兩個因素，一個是西溝村本身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自然條件極其惡劣，在今天看來簡直是“不適合人類居住”；二是那時的西溝公社承包了社員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盡管那時住的是窯洞）等多項福利；第三個方面就是通貨膨脹因素，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那么，我們再來對比那個神話般的小崗村，它在分田單干前夕，也就是1978年的人均年收入是多少呢？——22元！　　

　　安徽衛視節目截圖

　　相較而言，小崗村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比西溝村可以說是好到天邊了。

　　如此，我們也就能夠理解李順達、申紀蘭在西溝村取得了怎樣了不起的成績。

　　山西省大部分地區自然條件都非常惡劣，早在抗戰時期，巍巍太行就是八路軍活躍的重要根據地，“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發生在太行一代，而“與天奮斗”的邊區合作化努力也早在抗戰時期就開始了。

　　同在平順縣，除了西溝村這個模范村，還有一個模范村就是川底村。　　

　　川底村和西溝村同樣是石厚土薄，自然條件惡劣，兩個村的很多人都是民國年間從河南林縣逃荒過來的。實際上這里比林縣的自然條件惡劣多了，實在是國民黨政權極端反動，逼得老百姓到人跡罕見的自然條件更加惡劣的地方討生活。

　　川底村的故事與西溝村非常相似，也出了個全國勞模——郭玉恩，1952年農業部授予郭玉恩“愛國豐產金星獎章”。在集體農業三十年期間，川底村治山治水不止，除了溝里改造梯田之外，山地種樹種草。經過幾十年不斷的努力，業已成為全國農業的先進典范，農業、林業和畜牧業得到協調發展。　　

　　1975-1977年川底村開山取石(左圖)，修筑大壩(右圖)，建成小水庫一枚

　　當時自然條件惡劣的川底村和西溝村人均收入卻超過了全國農村的平均水平，這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1981年，川底村被當作包產到戶的“釘子戶”強制分田，后面的故事就與全國其他地方的差不多了……　　

　　郭玉恩“領到”的農業生產承包合同

　　西溝村的這段經歷比川底村更加波折。

　　李順達、申紀蘭在70年代已經是毛主席那個年代提拔起來的一線工農兵干部。官至副省級的李順達在1976年-1978年，接受了近兩年的審查，隨后恢復職務轉至山西省政協工作。1983年7月1日病逝。

　　1973年，組織上任命申紀蘭為山西省婦聯主任，級別是正廳級。省領導提出給她轉戶口，與陳永貴、吳桂賢他們做法相似的是，申紀蘭直接拒絕了。她的丈夫從部隊轉業回長治環保局工作，曾悄悄地把她的戶口遷了出來。申紀蘭知道后，第二天就從派出所把戶口追了回來。

　　1983年，申紀蘭堅決要求不再擔任省婦聯主任職務回西溝，她說：“在西溝干，比在城里做官更能出上力。”這是那個時代的工農兵干部的普遍結局。

　　筆者不知道當時在申紀蘭身上具體發生了什么，但媒體的公開報道都稱1983年申紀蘭回到西溝村帶頭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有人或許會提出疑問，西溝合作社就像申紀蘭的“親兒子”，是李順達、申紀蘭一磚一瓦搭建起來的，她為什么就不能抵制這個事？看來真的應證了“從不投反對票”？——說實話，在“無一是男兒”的情況下，苛責的人有什么資格指責作為婦女的申紀蘭呢？

　　1985年，申紀蘭外出考察，利用當地的資源優勢，西溝村建立起第一個村辦企業鐵合金廠，當年實現利潤150萬元。1987年，西溝將農業合作社升級為“西溝金星經濟合作社”。先后辦起了磁石廠、飲料廠等10多個企業，成了西溝村的經濟支柱——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全都是集體經濟性質的企業。在得以保留的一部分集體經濟托底的情況下，西溝村的狀況在當地還算不錯的。　　

　　俯瞰西溝，綠樹成蔭

　　而毗鄰的川底村如今已經從當年的先進模范村發展成為當地的扶貧對象：　　

　　郭玉恩“愛國豐產金星獎章”模型背后標牌是川底村的扶貧標語

　　但是，在市場大潮中，因為缺乏社會主義產業政策的支持和保護，申紀蘭創辦的村辦集體企業很多陸續荒廢了。剩余的集體經濟能夠解決的就業和托底的村民畢竟是有限的。

　　晚年的申紀蘭從當年的勞動模范又轉變成了“脫貧攻堅”的模范。“她心中牽掛著西溝村159戶396名貧困人口：‘脫貧攻堅路上，俺們決不掉隊。’”（媒體語）　　

　　2016年，申紀蘭榮獲全國脫貧攻堅獎“奮進獎”。

　　文從“全國勞動模范”到“全國脫貧攻堅模范”，這樣的“身份轉換”，在筆者看來是極其苦澀的，被“身份轉換”的不止是申紀蘭——在一個勞動人民組織起來、當作做主、改天換地的時代，申紀蘭只是勞動人民的一份子；在一個勞動人民一盤散沙、雇傭勞動、給人打工的的時代，勞動人民只能成為被幫扶的對象。

　　-2-

　　王寶強的電影《八角籠中》展示的不過是一個另類的幫扶與被幫扶的故事，原型就是2017年轟動全國的涼山“格斗孤兒”事件。

　　2017年，一則短視頻在網上瘋傳。兩個只有12歲的孩子，在八角籠里狠狠地抱摔，場面略顯殘忍。　　

　　他們都是來自四川涼山的孤兒，由成都一家綜合格斗俱樂部收養。俱樂部先后收養了400多個孩子，大部分來自涼山的貧困地區。這一視頻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就連央視也持續跟進報道。　　

　　他們的教練兼收養人叫恩波，原本是一名軍人。恩波退伍之后在基層工作時，見證了太多因為資源匱乏而混吃等死的大山孩子。為了給孩子們開辟出第二條路，他在退伍后用全部積蓄成立的一家俱樂部，收養了一大幫大涼山孤兒，每天免費教他們打拳。在恩波的幫助下，孩子們不用在一天三頓吃洋芋，而是坐在干凈明亮的食堂餐桌上吃營養餐，也不用和家人擠陰暗潮濕的木板床，而是睡在嶄新溫暖的單人鋪上……

　　隨著有關部門介入調查后，一些孩子被帶回老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們卻拼命想留在俱樂部里，因為回到大山，就意味著他們會回到原來的生存軌跡……

　　在一個勞動人民一盤散沙的私有制社會，這樣的“悖論”并非孤例，但絕非無解。

　　-3-

　　筆者幾年前曾在涼山地區做過一些走訪。

　　涼山地區是多民族居住，解放前還保留著奴隸制、封建制甚至原始部落等多種社會形態，民主革命和土改進行得比較晚。解放以前，涼山廣大少數民族的底層民眾，一方面受到本民族奴隸主階級的剝削壓迫，同時還要承受國民黨反動統治帶來的民族壓迫。

　　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首先在涼山地區廢除了民族壓迫政策，進行了大量的宣傳教育和生產扶持，推行民族自治政策，增強了廣大少數民族人民的愛國思想。換現在的表述，也就是幫著他們修路、建房子、發展生產，甚至直接調撥糧食和生活物資，扶危濟困。也就是說今天的扶貧措施，當年也做過。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年，奴隸主殺害奴隸或殘酷壓迫奴隸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奴隸逃跑或起義的現象頻繁發生，涼山地區的民眾紛紛向政府請愿，要求早日進行民主改革。有了足夠的民意基礎，1956年2月9日，涼山地區的民主改革和土地革命開始以比較溫和的方式進行：全面廢除奴隸制度，解放奴隸，實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廢除奴隸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實行勞動人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當時的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已經開展起來，涼山地區的土地改革也直接從奴隸社會一步跨越到了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階段。

　　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大大改善了涼山民眾的生活水平，消滅了數千年的剝削制度，獲得了最廣大的底層民眾的普遍支持。

　　昔日受盡壓迫和歧視的農奴當上了生產隊長，這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僅僅在土改過程，涼山州就發展了376名中共黨員，567名共青團員、鍛煉并培養了州縣區鄉各級干部5668名；武裝隊員16000多名（后來多數轉為正式國家干部）；州內每個縣都成立了勞協會，其成員達103萬人……這些都成為擁護黨和人民政府的中堅力量。

　　隨著民主改革的勝利完成，少數民族民眾的階級觀念大大加強，家支觀念大大削弱；民族團結增強，民族隔閡消除。筆者在涼山地區走訪過程中，遇到一些健在的老黨員和被解放的農奴，他們至今非常懷念公社化時期當家作主的尊嚴和光榮，懷念當時人們的精氣神和干勁，今天涼山地區普遍存在的黃賭毒和偷盜在當時完全是絕跡了的。

　　1956年6月，西昌專區已成立農業社4497個，入社農戶占農戶76.6%；1958年9月25日，涼山州第一個人民公社——昭覺縣南坪人民公社建立，涼山州基本實現農業合作化，并試辦33個人民公社。農業合作化顯示出了組織化勞動和管理的優勢，在筆者走訪過的涼山農村地區，當地大部分的平壩耕地都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辟出來的，50年代政府組織了村民去挖溝、修渠、排水、整地，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壩耕地。不少老人依然記得以前生產隊的口號：“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帶子，山腳穿襪子”。“戴帽子”指保護森林，綠油油的；“拴帶子”指堰渠通水；“穿襪子”指土地改造，搞條地溝，把幾個大隊的溝連在一起——這實際上是一套非常全面和系統化的可持續農業發展思路。

　　1960年1月，中共西昌地委在全區開展農業機械化、半機械化運動；至年底全區共生產改良化、半機械化工農具110多種，22萬余件，建立農業機具廠183個；1963年11月16日，涼山州21個水利骨干工程開始施工，受益農田將達到7萬多畝；1964年3月12日，中共西昌地委、各縣縣委和專縣機關抽調960名干部在全區24個點建立試驗田，計劃試種棉花、花生、甘蔗、烤煙等經濟作物548.81畝；1965年11月，涼山州有1600多個高級社建立了良種基地，先后從成都、溫江、廣東等地調入水稻、小麥良種10萬公斤……

　　到1978年，涼山州全州建穩產、高產農田35萬多畝，有效灌面38萬畝，噴灌6萬多畝，集體經濟時期涼山州社會經濟逐年增長。　　

　　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農村在地工業被提倡，鼓勵社隊企業利用本地資源、集中農業剩余發展加工業和小型工業，社隊企業吸納了大量富余農村工人就地安排就業。

　　涼山地區的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是在新中國工業化戰略、特別是三線建設的過程中被帶動發展起來的。

　　解放前，涼山境內沒有現代工業，僅有4家瀕臨絕境的小工業企業。從50年代后期開始積極發展現代工業，特別是國家在西昌地區進行的大規模“三線建設”，帶動了涼山的地方工業發展，從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昌建成了中央屬的重點項目、中國最大的冶金中試基地——冶金部410廠，曾多次獲得國家級、省級重大科技成果獎。

　　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涼山州已建水電站1480座、機組1547臺、裝機容量59830千瓦，加上省屬磨房溝電站，裝機容量達到97330千瓦。農村小水電站的建設，六七十年代在省內外已小有名氣，“文革”中還參加過“廣交會”的展覽，被譽為“彝鄉明珠”，少數民族群眾稱贊這是共產黨給他們帶來的“幸福光”。

　　從上世紀50年代零的突破到70年代末，涼山州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已發展到313個，集體所有制工業企業發展到939個，職工總數達到46003人，工業總產值24800萬元，為1949年的47.3倍。

　　有了工業發展對農業的反哺和扶植，涼山州的農業機械化和社會企業也取得了輝煌成就，成為吸納農業富余勞動力、縮小城鄉差距、地區經濟不平等的有效舉措。1970年6月，冕寧縣農機廠試制成功地區第一臺水稻插秧機；1974年4月，涼山州農機廠制造的2-4號水利啟閉機送展廣州交易會，河南省水利局選定為援外配套產品；1976年1月24日，西昌農業機械廠完成鑄鋼外結晶技術改造項目，獲得西昌地區科技成果一等獎；1980年12月，涼山州農機一廠試制的“拖靶機”獲得成都軍區科技成果四等獎……

　　80年代初，集體經濟組織解散后，涼山彝族農民轉向了尋求家支和鄰里合作，以至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小涼山地區出現了一股搬遷潮，人們通過相互調換土地的方式，與自己的家支成員聚居在同一村子，形成了今天以一個或少數幾個家支構成村落主體的局面，傳統血緣政治力量得到了恢復甚至是加強，與之相伴隨恢復的是血統等級婚姻和習慣法，甚至出現了以家支為紐帶掌控村落公共事務和利益分配；社隊企業逐漸轉變成了私人承包的鄉鎮企業，以家支為紐帶的工頭制度使得企業得以順利實現以靈活雇工的方式獲取廉價的勞工，兩極分化以更加激進的速度在涼山出現……

　　這是電影《八角籠中》沒有揭示出來的歷史根源和社會背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