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一名叫內爾的17歲少年在警方截停檢查時遭射殺，引發了法國郊區很多年輕人的憤怒，打砸搶燒充斥著法國街頭，持續了數日，“騷亂”一直蔓延到比利時等歐洲其他國家。

　　據不完全統計，在法國的這場騷亂中，200個商業實體被洗劫，300家銀行網點被燒毀，250家煙草專賣店被毀壞，5900輛汽車被焚燒，1.2萬個垃圾桶被燒毀，1100座建筑物被縱火或破壞……

　　最新的消息是騷亂突然平息：從6月28日到7月2日，法國警察平均每天逮捕超過600人，而7月3日晚上至4日早間，只逮捕了72人……

　　騷亂之所以“突然”平息，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斷網”。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道，法國政府找到了Facebook、Twitter、Instagram、Snapchat、TikTok等一眾社交平臺，要求他們開始進行嚴格的內容審查，對于與騷亂有關的內容一律屏蔽、限制傳播。于是，騷亂背后的組織者立刻失去了聯系，被迅速地各個擊破。

　　這通操作對于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都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啟示，不過這不是本文打算討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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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媒體認為，斷網使得騷亂突然中止，能夠進一步佐證是美國在背后策動了法國騷亂，因為這些社交平臺絕大部分都是在美國本土運營的。然而，這種推論顯然存在一個悖論，騷亂并未達成更迭馬克龍政府的目的，如果真是美國政府有此目的，完全可以指示社交平臺拒絕法國政府的要求。

　　法國騷亂發生以后，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一直充斥著類似的聲音，他們認為是美國政府不滿馬克龍政府改善對華關系、與中國發展貿易往來，所以要在法國煽風點火、策動騷亂。甚至此前法國民眾對馬克龍政府延遲退休政策的抗議，也被有些人冠以“美國策動”的原因。

　　然而，這種說法完全是單方面的臆想。

　　馬克龍的中國之行為法國企業帶回了1428億的飛機訂單，為當前的法國經濟困境“紓困”；馬克龍也為此表達了“善意”，例如反對北約在東京開設辦事處的提議，表示在臺灣問題上應“維持現狀”。

　　這種表態看起來的確是與美國不同調，但實質意義并不大，只是“攻擊”與“暫緩攻擊”的差異。法國總統希拉克曾經說了一句生動而形象的名言，“我們是壞天氣下的好朋友”，來比喻美國與德法等國的關系。

　　事實上，法國政界與法國媒體無論“左”中右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并沒有隨著馬克龍訪華而減弱。而背后真正掌控法國政界和媒體的正是法國的財閥與壟斷資產階級，他們在背后結成了“世紀俱樂部”，操縱著法國的民意與選舉——在公眾面前可以因為“政見不同”相互破口大罵，而私底下卻關系融洽。

　　法國記者拉蒂埃上世紀90年代所著的《權力的核心》揭露了“世紀俱樂部”的存在，法國《新觀察家》周刊主編羅朗.若弗蘭則于2011年5月12日發文，承認了“世紀俱樂部”的存在。世紀俱樂部的存在無關“陰謀論”，只是壟斷資本主義進行統治的客觀政治形態，壟斷資產階級可以因為利益爭奪產生分歧，但在對外關系以及對下層的統治態度上卻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被作為前臺人物推出的現任總統馬克龍，其對華“友好”姿態的展現，顯然也不可能是其自己的“一意孤行”，而是法國壟斷資產階級出于經濟利益考慮的實用主義選擇。法國的壟斷資產階級至少目前仍然要依賴于美帝國主義全球軍事霸權的保護，并且要仆從于美帝國主義的全球金融霸權。

　　對于當前法國的底層民眾而言，他們對中國的觀念更多地是來自于壟斷資產階級掌握的法國主流媒體的塑造，變得片面和負面。這并不同于上世紀60年代共產主義運動在法國高漲的時代，紅色中國的影響還能通過“地下傳播”的方式進入法國底層民眾的視野。

　　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

　　而國內社交媒體上對法國民眾反對延遲退休抗議行動以及當前這場騷亂起因的負面評價（美國策動的“反政府”行動），經過法國媒體遴選之后，反而會進一步疏遠法國底層民眾與中國人民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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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對“美國背后策動”因素的臆想，國內的社交媒體上還充斥著很多言論，將法國騷亂的另一矛頭指向了黑人移民以及穆斯林，并將類似的問題代入到中國本身。

　　出于反種族主義目的而否認問題的存在，顯然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但夸大問題更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

　　國內自媒體普遍流傳的一句話是“巴黎的新生兒中有60%是非洲裔或混血兒”，有些甚至更加聳人聽聞地說“巴黎的新生兒中有60%是黑人”。

　　然而，在把反對種族歧視當作政治正確、自我標榜“人權的祖國”的“自由法蘭西”，法律禁止以種族或宗教信仰為口徑統計人口。法國到底有多少黑人，連法國政府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中文自媒體又是怎么得出這么精準的數字的呢？

　　對于這個“數字”的源頭，網絡上已經有人進行過考證，它原本是法國一家小媒體公布的受鐮狀細胞病威脅的新生兒占比。

　　非洲裔新生兒占54%，的確過半，剩下的近一半大部分還是阿拉伯裔，而白人占比很少。鐮狀細胞病又稱鐮狀細胞貧，是一種常見的遺傳疾病，這種遺傳病的祖先來自非洲、阿拉伯、印度。于是這個“54%”就被訛傳成不同種族的新出生人口占比，進一步又被自媒體夸大到“60%”。

　　不過，外來族裔的問題在法國并不是不存在。

　　雖然膚色統計被禁止，但移民數字以及移民來源的統計卻是可以進行的。

　　歐洲時報今年4月的一篇報道指出，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局發表的研究報告，“2006-2020年，移民在法國人口增長中的占比略有增加，達到38%。增長主因是總體人口增長放緩。”

　　這個38%是新增人口占比，包括新增移民和本土移民新生兒。而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2020年1月1日，有6740萬人居住在法國，其中包括680萬移民。也就是說，移民在法國的人口占比約10%。

　　2021年，有24.6萬移民進入法國，其中10.1萬人來自非洲，4.2萬人來自亞洲，7.8萬人來自歐洲其他國家，2.5萬人來自美洲或大洋洲。近年來，來自非洲的移民人數的確在增加，在每年新增移民的占比從2006年的12%上升到現在的20%。而且1/4的非洲移民在19歲以下，半數年齡在19至37歲，而且一半擁有高等教育學歷，其中女性移民的占比一直在下降……

　　法國對“移民”的定義是在“國外出生的外國人”，上面這680萬移民可以算作“移民一代”，另外法國本土還有10.9%的“移民二代”和10.2%的“移民三代（及以上）”（后兩者早已經合法的法國人），三者加起來才31%左右，這里包含了混血人群，而且大部分是歐洲裔。而即便將一、二、三代非洲裔移民加在一起，在總人口中占比實際上也并不高，僅8%左右。

　　這些數字表明，非洲裔在法國的增加是事實，但遠沒有國內自媒體夸大的那么嚴重。

　　而低生育率問題不僅僅是存在于法國底層白人群體，而是存在于法國整個社群（哪怕是那些郊區的黑人青年-這個問題下面分析）；低生育率問題不僅僅存在于法國，而是存在于幾乎所有的勞動者正遭遇殘酷剝削的資本主義國家。

　　宗教問題同樣如此。國內的自媒體對這個問題的夸大，恰恰是來源于歐美保守主義媒體的宣傳，而且會在這些保守主義媒體提供的數字基礎上進一步夸大。

　　為了制造種族主義和排外議題，幾乎所有的歐美國家都喜歡夸大本土穆斯林的占比，意大利和德國認為本國的穆斯林人口占比在20%左右，但實際情況僅僅是5%；英國人認為超過16%，而實際情況不到5%；美國更夸張，美國人認為本國有15%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實際情況是只有1%。

　　法國同樣如此，根據2016年Ipsos的“民意調查”，法國人的平均估計是31%的人口是穆斯林，而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統計則是7.5%。不過這個數字，在歐洲已經是相對偏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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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筆者在上面所說，夸大問題和否認問題的存在都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種族問題并不會因為法國法律的“禁止統計”而消失，但是，種族問題卻并不是種族問題本身造成的。

　　法國歷史上有三次移民潮（三代及以上移民），分別是19世紀后半期的法國工業革命、一戰之后及二戰之后。引入移民的原因，第一次源于工業迅猛增長后的勞動力短缺，而后兩次源于戰爭所帶來的勞動力人口損失；而移民的來源，前兩次主要是來自東歐和南歐等歐洲欠發達地區，第三次則主要來自法國在非洲的前殖民地。法國資產階級對移民采取了同化政策，而且相對還是比較成功的，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并不明顯。

　　然而，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法國經濟由盛轉衰，對移民勞工的需求已經沒有那么旺盛，法國政府試圖遣返前殖民地移民，妄圖利用完廉價勞工就想把人家一腳踢開，結果收效并不明顯。

　　加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資產階級為了維持壟斷利潤將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外遷，大量的工作崗位被削減，前殖民地移民以及后來新增移民被迫從事本土居民所不屑的臟、累、差、工資很低的底層行業，他們主要的居住地就是在大城市郊區的貧民窟，由此造成了今天的“郊區青年”問題。

　　統計發現，對于法國整個移民群體而言，移民在2021年的失業率為13%（法國全社會平均水平是8%），體力勞動占比39%（法國平均29%），擁有房產的比例為32%（法國平均59%），居住在欠發達的所謂"城市政策優先區”占比23%（法國平均3%），生活在“貨幣貧困”線之下的移民占比是32%（法國平均11%）……

　　左圖:對比移民（深藍色）和非移民或移民后代（圖中為淺藍色）的失業率、貧困率以及患病幾率；右圖:在10年間，移民中的女性（深藍色）比例上升。(圖片來源:《費加羅報》)

　　而上面提到的來自法國前殖民地的非洲裔移民在整個移民群體中則處于更加底層的位置。

　　由此可見，法國的這場騷亂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根源。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騷亂和抗議的參與者不僅僅是郊區的黑人青年，相當多的法國底層白人也參與其中。

　　一名抗議者舉著寫有“警察殺人”的標語

　　而這背后則是法國社會更加普遍的社會根源：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飛漲，大量的青年失業、付不起房租，延遲退休等新自由主義改革……最終，整個法國社會底層的憤怒情緒，借由“警察殺死黑人青年”發泄了出來。

　　然而，西方資產階級的左翼媒體，卻將關注的目光放到了種族矛盾上，故意掩蓋了這背后根深蒂固的階級矛盾，抗議的參與者也變得盲目，為發泄而抗議，對公共設施進行無差別地打砸搶燒，喪失了政治目標，更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綱領，淪為“身份政治”的犧牲品，在馬克龍政府“斷網”之后，立刻作鳥獸散。

　　而西方資產階級的右翼媒體，一方面渲染“法蘭西民族的純潔和文化特性”、鼓吹黑人和穆斯林移民“和本地人搶飯碗”，刻意塑造黑人移民好吃懶做、有犯罪傾向的面目，不斷挑唆法國底層白人和黑人內斗。

　　這一整套手法與美國資產階級應對移民和種族問題的方式驚人地相似。遺憾的是，中國的媒體記者哪怕身在法國，也要去買美聯社的通稿，國人形成“錯位認知”以及對黑人的偏見，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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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法國的資產階級對本土居民和外來移民事實上采取了差異化對待和“分而治之”的策略，與其標榜的政治正確并不一致，使得黑人移民在工作與生活等方面的確受到了歧視和不公正對待，進而使得種族矛盾在法國社會客觀存在。

　　但這樣的種族矛盾的起因恰恰是法國資產階級的新舊殖民主義（以前是軍事殖民，現在則是經濟殖民）所一手造就的，是法國資產階級強行“代表”法國社會所欠下的血債。而今天的很多新增的非洲移民，恰恰是北約在非洲一手造成的政治紊亂引起的。

　　這與中國的情形完全不一樣，中國只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而非施害方。國內無論是馬列左翼還是民族主義右翼，其實完全不必強行地將我們自身代入這樣的情境。從這個角度講，筆者既反對一切種族歧視和種族主義言論，也反對一切在當下鼓吹大規模引入移民以及對宗教采取放縱的主張。

　　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聽信歐美資產階級的誤導，憑空編造種族問題，也不應該人為地制造種族矛盾。

　　盡管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是認識一切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但具體到民族、信仰問題，其本身的復雜性并不是階級觀點可以完全囊括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融合往往需要幾代人去逐漸完成，而且這樣的融合有賴于更加公平的社會制度、有賴于社會主義公有制。

　　歐美的事實告訴我們，在一個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民族、信仰很容易成為轉嫁階級矛盾、制造底層撕裂的抓手，反而不利于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

　　毛主席為我們奠定了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來之不易，所以無產階級應該反對任何分裂行徑。

　　而對于外來移民，如筆者上面所說，中國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以后也不應該走歐美的老路，成為加害者。中國是沒有歷史欠債的，至少目前沒有這個“義務”。當國內很多人還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時候，就不應該給外來留學生更“高級”的待遇……

　　毛主席說，“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個較大的貢獻是首先“把中國的事情辦好”——建設一個公平、公正、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就是對全世界一切謀求解放的無產者最大的道義鼓舞，是對全世界各國人民最有力的“文化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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