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說，《覺醒年代》這部劇，對胡適的形象有所貶低。
我說這不是貶低，這是“還原”，把已經歪了的歷史共識，重新糾正了過來，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比較真實的胡適。不至于像十幾年前，滿世界都是胡適吹，全網絡都是胡適的孝子賢孫，吹捧胡適是“君子”、“學術自由之典范”。
實際上，胡適既不是君子，也不搞“自由”，更沒有什么學術。他更像一個四處投機、鉆營、騎墻、道德敗壞、面孔偽善的老油子政客，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不像是個讀書人。
胡適這人說話做事，一向很“胡肯”。
這一點，《覺醒年代》中表現得也非常“胡肯”，你看他一口一個進步、自由、包容……但面臨慘痛、迫切、亟待解決的事情的時候，他什么都不愿意做，幫助學生不干、幫助朋友不干、雪中送炭不干、寫文章罵軍閥罵帝國主義更是死都不會干 。
他一口一個“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結果一個問題都不愿意談，一個問題都不愿意解決。
新文化運動的大旗，說白了其實是陳獨秀、魯迅、劉半農等人一肩挑的，他是跟風寫了個《文學改良芻議》，扭扭捏捏，并不敢對舊文化舊道德開炮，其實影響力很差。
陳獨秀當時是全國青年偶像，一呼百應，所以他就跟隨陳獨秀搞新文化；后來北洋政府打壓陳獨秀，胡適看到了槍桿子的厲害，立馬就站到了北洋政府一邊；再后來陳獨秀、李大釗傳播共產主義、搞革命，胡適更是站到了他們的對立面，直接和蔣介石走到一路去了……表面上，他也說些“進步”的話語，實際上，只是騎墻，嚴守“中立”。
他天天講學術，結果什么學問都做了個半拉，寫書寫一半，論文全是水，最喜歡的事情還是當政客、做國民政府的官，拿蔣介石的俸祿。
蔣介石最了解他，一邊給他高官厚祿，一邊私下里在日記里罵他：“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份標榜其清廉不茍之態度。”
胡適一生，看待國家民族，永遠都是個外國人、旁觀者視角，他是最早的“世界公民”，無論中國事態多么嚴重，無論是亡國滅種的危機，還是洋人魚肉中國百姓，在胡適看來，都要“客觀”、“中立”、“學術”、“禮貌”地解決問題。
巴黎和會中國丟了青島，在胡適看來，小事情，西方文明國家肯定會主持公道，學生就應該學習，不應該關心國家政治這樣的事情。
日本侵略中國，胡適表示“中國樣樣不如人，抵抗三個月就要滅亡”，不如躺平，不如少些“仇恨日本”的情緒，說不定日本就會被感化了，不再侵略中國了。
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侵略軍蠶食華北；在這個時候，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胡適給出的理由是：以東三省數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略，可“繼續剿共50年”。胡適還大加稱贊汪精衛的所謂“日華和平”政策，并且和汪精衛合伙開辦了“低調俱樂部”，籌劃妥協投降。
1946年，美國軍人強奸北京大學女生沈崇，同學們憤怒無比，要求嚴懲嫌犯，驅逐美國軍隊……胡適校長表示：“要相信友邦的道德，相信法律的公正”，“美軍強奸女生，是法律問題，不要搞成政治問題，同學們不要被共產黨鼓動，還是要好好完成學業。”
然而，北大訓導長陳雪屏把沈崇的名字從北大名冊上抹掉，國民黨官方媒體造謠污蔑沈崇是“八路軍”、“地下黨”，胡適一聲不吭。
胡適旁聽了沈崇案的庭審，記者問他本案審判如何？胡適說“極為公正”！然而主犯皮埃爾雖然被北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事法庭判有罪，結果上訴后卻被美國海軍上級法庭判了個無罪釋放……
評價胡適，還是魯迅先生的文字最有力量：
“誰知道人世上并沒有這樣一道矮墻，騎著而又兩腳踏地，左右穩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還是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丑態。丑態，我倒說還沒有什么丟人，丑態還蒙著公正的皮，那才叫人作嘔”。（魯迅《答KS君》）
“嘴里吃得著肉，心里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魯迅《偽自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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