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之前,陳獨秀是一位激進的革命黨,曾經(jīng)和蔡元培一起在上海研制炸藥,密謀炸死清廷主要領導,發(fā)動革命。無奈,那個時代的革命者無法擺脫屢戰(zhàn)屢敗的命運。眾多優(yōu)秀的革命者犧牲了,如秋瑾、林覺民等;也有人覺得國家無藥可救,民眾愚昧不堪,悲憤自殺,例如蹈海自殺的陳天華。
后來民國建立了,可勝利果實卻很快被北洋軍閥竊奪,革命者又發(fā)動了二次革命,仍然是無情的失敗。這不能不使人抑郁乃至喪失信心,懷疑中國到底還有沒有前途。就連文化革命的闖將——魯迅,當時心頭也是一片烏云,躲進小樓抄了四五年的古碑帖。
二次革命失敗后,陳獨秀流亡日本。痛定思痛后,他覺得的革命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國民素質太低。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黨再努力也無法喚醒沉睡的群眾,即使建立了共和,也會復辟,革命自然無法成功。
于是他抱定宗旨,中國要進行政治革命,必須從“思想革命開始”,“要改變思想,須創(chuàng)辦雜志”。在《新青年》創(chuàng)刊時,陳獨秀就申明:“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yǎng),為本志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由此,他以《新青年》為陣地,開始了改造國民思想的戰(zhàn)斗。并且他堅持“二十年不談政治”,要集中精力搞文化宣傳,這一點與后來加盟《新青年》編輯部的胡適博士不謀而合。
可是,陳獨秀后來為什么又食言了,開始大談特談政治?
影片中給出的原因是北大學生上街公開宣稱新文化,反對儒教的三綱五常,被警察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抓捕。真實的歷史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談政治就無法將新文化運動繼續(xù)推進卻是事實。
因為搞新文化運動,反對舊思想,提倡民主、科學、自由平等,這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當它尚沒有威脅到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時,可以不受阻撓地搞文化宣傳。但是革命就是要擾亂舊社會的“治安”,就會招來反對。隨著新文化運動推進越深,同舊思想以及舊勢力的沖突就越大,矛盾就越難以調和,不得不采取“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
不談“政治”不行了。
馬克思說,任何時代主流思想都是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在北洋軍閥的反動統(tǒng)治下,怎么能允許你宣傳自由民主?統(tǒng)治階級不是傻瓜,當新文化運動影響到他們的統(tǒng)治時,他們就用手中的權力對其進行壓制。
所以,單純的學術研究是不可能的,它或者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或者為被統(tǒng)治階級吶喊。如果像胡適或者像陳獨秀最初設想的那樣,“二十年不談政治”,《新青年》或者是被政府收編,或者是成為無關痛癢的學術刊物。
那么,政治究竟是什么呢?
政治是上層建筑的主要部分,是階級斗爭的集中體現(xiàn)。
所以,反動的統(tǒng)治者拒絕人民談論政治,或者只允許跟著官方的調子談政治。因為他們在利用手中的權力壓迫人民,還要在思想上奴役人民。不讓老百姓談政治,就是讓大家永遠跪著當奴隸。
但是陳獨秀之前搞的 “政治”和革命為什么統(tǒng)統(tǒng)失敗了呢?為什么革命義士的血沒有喚醒廣大的民眾?
因為他們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依靠少數(shù)人搞暗 殺,即使像俄國民粹派那樣干掉了沙皇,也只不過是換了一個頭子來統(tǒng)治。再比如,孫中山依靠軍閥反對軍閥,而不是去發(fā)動人民群眾,也是屢戰(zhàn)屢敗。這其實是英雄史觀的反映,真正決定歷史的,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
陳獨秀包括孫中山等辛亥革命志士,他們搞得是精英的“政治”,而不是平民的“政治”。
革命不能反映民眾的利益訴求,群眾自然冷淡回應。可是,等到共產(chǎn)黨成立后,發(fā)動了土地革命,億萬農(nóng)民的革命熱情就一下子被調動了起來,而且爆發(fā)出巨大的革命威力。這是因為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革命路線。
政治不應該是少數(shù)人的特 權,共產(chǎn)黨人搞得政治應當是符合群眾利益的政治。人人都應該來談政治,人人都要敢于說話,因為你來談論政治,就是維護自己的權益。只有人人都來談論政治,一個民族才有希望。
所以說,不是不談政治,而是要學會正確地談政治。
自然,同統(tǒng)治者唱反調,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不能不藝高且膽大。民國的著名報人邵飄萍和史量才都死于“談論”政治,但是,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我們只能盡量做到既能殺傷敵人,又能保存自己,還能擴大群眾基礎。就像魯迅先生那樣,在國統(tǒng)區(qū)安然無恙地戰(zhàn)斗了十年左右。
一旦政治宣傳在群眾中有了一定的影響,批判的武器就會化作武器的批判,頭腦被武裝起來的群眾將拿起武器去爭取自己的利益。五四運動,一次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相結合的群眾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政治宣傳下誕生的。
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紅色衛(wèi)士
202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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