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9月9日了，43年前的9月9日，毛澤東那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作為“歷史上最后一位巨人”，他就那么離開了他的人民。有老人回憶，1976年的9月9日那天，村子里突然哭聲震天，有人在田野坐著哭，有人在家中抱著哭，有人在路上邊走邊哭，對于中國人民來說，那一天，天真的塌了。

　　回顧毛澤東的一生，只能用“神奇”來形容。人的一生很長，關鍵的只有幾步，對普通人如此，對毛澤東這樣的偉人來說同樣如此。在每一個歷史關頭，他總能和歷史神奇的相互選擇，歷史選擇了他，他走進了歷史。

　　1919年4月30日，作為一戰的勝利者，中國卻完全沒能享受到任何勝利者的好處，巴黎和會無視中國提出的廢除不平等的“二十一條”等要求，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后，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愛國學生“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呼聲響徹寰宇，可是，弱國無外交，民眾的憤怒根本不可能改變中國任人凌辱的事實。

　　鴉片戰爭后，救亡圖存就成了主題，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找原因、找出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人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在于武器裝備的落后，為此發起了洋務運動，可是，洋務運動失敗了，甲午海戰中洋務運動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甲午海戰的失敗，說明了中國的問題并非“器不如人”，梁啟超、康有為等人轉而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國家制度的落后，為此發起了公車上書要求改制，可是辛亥革命后，共和是共和了，中國卻并沒有因此有所改變更別說民族復興國家富強了。巴黎和會的恥辱說明了中國同樣并非“制不如人”，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呢?那個時代的人焦急的剖析著癥結尋找著答案，最終有人將目光轉向了中華文化上，認為中國落后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落后，于是以“打倒孔家店”為口號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了，但是，延續了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怎么可能沒有合理性先進性呢?其實，喊出“打倒孔家店”的那些人也未必真的反對中華文化，只是多少有點“病急亂投醫”罷了。

　　善于總結歷史經驗的毛澤東在總結前人失敗的基礎上，將拯救民族的希望放在了馬克思主義上。在現在的人看來，或許會覺得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天經地義”的，可是，一百年前的人可不是這么想的，馬克思主義當時在中國還非常“小眾”，像毛澤東這樣一接觸馬克思主義就認準馬克思主義的人絕對寥寥無幾。

　　選擇馬克思主義是毛澤東人生的第一個重大轉折。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毛澤東選擇馬克思主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不斷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的基礎之上的。作為曾經信仰過君主立憲制、三民主義，實踐過無政府主義的“時代青年”，毛澤東是在實踐的基礎上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并由此做出了選擇。事實證明，他的選擇是對的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向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深信“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毛澤東選擇了用槍桿子說話。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毅然拉著隊伍上了井岡山，并在上井岡山途中進行了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后紅軍的面貌煥然一新，并由此奠定了共產黨武裝“人民軍隊”的性質。

　　拿起槍桿子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是毛澤東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轉折。但是，這樣的選擇同樣不是偶然的。1926年3月，蔣介石在廣州制造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事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分共產黨人就主張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能聯合的力量對蔣介石進行武裝回擊，但是，當時的中央主張向蔣介石退讓，并說對蔣介石，“我們現在應全力拯救他，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對于中央的決定，毛澤東只能服從，可是，這并不代表他認可中央的這一決定。不難想象，從1928年的3月到1927年的4月，這期間毛澤東一定多次考慮過武裝革命的問題。

　　武裝革命是肯定要武裝革命的，但是，如何武裝革命呢?對此，毛澤東肯定曾經反復的考量過，我們有理由相信建立革命根據地和“黨指揮槍”這些偉大構想就是當時毛澤東反復思考的答案之一。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黨指揮槍”這種堪稱開天辟地的偉大思想怎么可能是三天兩頭之間就可以想出來的呢?它一定有著相當長的一段醞釀和萌發的時間，因此，從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到“三灣改編”實現黨指揮槍，一切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時間到了1935年1月，由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受挫，遵義會議召開了。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會議，甚至可以說是事關中國革命和黨的生死存亡的一次會議。遵義會議最重要的決定就是確立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毛澤東不負眾望，在接手紅軍的指揮權后，馬上上演了四渡赤水的“神跡”，紅軍乃至中國革命的命運由此迎來了重大轉折，當然，同樣是毛澤東人生的重大轉折。

　　從1927年上井岡山后，毛澤東逐漸琢磨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擊戰術，比如說“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廣大的群眾。”這些戰術并非毛澤東天才的發明，而是毛澤東從無數次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天才的發現。沒有一定的實踐基礎，沒有長期的實踐檢驗，恐怕神仙也不可能憑空發明出來那些游擊戰術。正因為有了井岡山到瑞金長達七八年的武裝斗爭經驗，毛澤東才能在接手紅軍指揮權后的第一時間就帶領紅軍四渡赤水迅速跳出國民黨反動派的包圍圈。

　　毛澤東的紅軍指揮權的獲得沒有一絲一毫的僥幸，在那個“水湍急、山峭聳、雄關險、豺狼兇”的年代，一切靠實力說話，其他人不是沒有過機會，而是事實證明了其他人誰都不行，既然大家都不行，那只能將指揮權交給毛澤東了。因此，這不是愿不愿、服不服的問題，在生死存亡關頭，任何人都要向現實低頭。

　　遵義會議后，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率領的工農紅軍基本上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直至抗日戰爭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戰爭趕跑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至此，毛澤東民族英雄、人民領袖的地位無可撼動。但是，毛澤東并沒有躺在功勞簿上，抗美援朝、“鎮反”、“三反”的相繼勝利，使得中國真正實現了1919年五四愛國青年高呼的“外爭主權，內懲國賊”。此外，毛澤東還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和工業，直到現在，中國的水利工程絕大部分還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期間修建的。短短十年，換了人間。

　　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最后一天的上午，赫魯曉夫做了題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將社會主義國家視為正義和理想化身的斯大林批得一無是處，并由此引發了社會主義國家思想上的巨大混亂，對此，毛澤東表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畢竟，對中國來說，否定斯大林固然有很多后遺癥，可是，不否定斯大林，中國很多事情就很難辦。

　　到了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雖然赫魯曉夫用軍事干預最終平息了事件，可是，蘇聯的形象一落千丈。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并沒有落井下石，而是通過《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兩篇文章重新將社會主義國家團結了起來，勉強維持了蘇聯“社會主義老大哥”的地位。

　　對此，赫魯曉夫自然是感恩戴德，為了能夠確保毛澤東出現在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閱兵儀式上，赫魯曉夫早早邀請了毛澤東，可是毛澤東一直沒有回復，既不表示去，也不表示不去。毛澤東等得起，赫魯曉夫可等不起，如果毛澤東不去參加十月革命10周年閱兵儀式，如何能夠營造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形象呢?

　　最終，赫魯曉夫最終一咬牙一跺腳，答應了此前死活不肯答應的援助中國核武器技術的請求，而赫魯曉夫前腳答應，毛澤東后腳即同意了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閱兵儀式。我們尊重歷史，“兩彈一星”的元勛們固然功高蓋世，可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這一次“奇貨可居”，誰知道中國的“兩彈一星”要推遲多少年呢?或許，到這里就該明白為何毛澤東會那么重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了，特別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毛澤東前后至少親自動筆修改了八次，整整八次啊，表面上是為了維護蘇聯的“面子”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可是，真正的超級大贏家卻是中國。

　　到了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閱兵那天，在所有來賓中，毛澤東在主席臺上的位置最為突出和顯眼，看來蘇聯方面是研究過中國禮儀的：右為上。毛澤東站在赫魯曉夫的右手邊，他的右邊則是主持閱兵典禮的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那一刻，全世界的目光集中都到了毛澤東身上，毫無疑問，毛澤東已經是世所公認的世界級領袖。而就在那一刻，毛澤東考慮的卻是如何將蘇聯的先進武器弄到中國，他對身邊的彭德懷說，看上什么就去找他們要去。

　　由于毛澤東巨大的國際威望，中國的國際地位水漲船高。對于重返聯合國的問題，毛澤東曾說“我等著他們八抬大轎抬我們進去”，最終，1971年10月25日中國重返聯合國，有非洲代表甚至當場跳起了舞蹈表示慶祝，氣得美國時任駐聯合國代表里根在給尼克松的電話中大罵那些非洲代表是“猴子”，話說，這種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言論真的是斯文掃地。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一經提出就得到廣泛認同，“三個世界”劃分思想的科學性是一方面，可同樣離不開毛澤東的巨大的國際威望。畢竟，別人要是不服你，你愛說啥說啥，可是，誰搭理你呢?

　　從農家子弟到世界領袖，雖然神奇，卻沒有絲毫僥幸可言。這樣的毛澤東，可以說，我們崇拜是不需要理由的，倒是對那些不崇拜毛澤東甚至貶低、否定毛澤東的人，我們真的應該好好問他們一下：為什么?憑什么?

　　毛澤東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毛澤東也有“失敗”的地方，那就是太愛憎分明了，對于人民，他的心腸比誰都軟，而對于那些人民的敵人，他的心腸比誰都硬，正因為如此，他得罪人了，他讓那些地富反懷右連同地富反懷右的后人恨得咬牙切齒，可是，如果新中國成立了，黃世仁還是黃世仁，楊白勞還是楊白勞，那當初革命干嘛啊?革命不就是要為窮人做主，要讓窮人翻身嗎?

　　有人說，評價一個政治人物其實很簡單，那就看他來的時候這個國家是什么樣子，他走的時候這個國家又是什么樣子。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來的時候，中國甲午海戰(1894年)一敗涂地，八國聯軍入城(1900年)生靈涂炭，而毛澤東走的時候，中國打遍天下無敵手，工業世界第六大國，國防兩彈一星，老百姓有飯吃有衣穿，這改變難道還不夠多不夠大?更不要說，毛澤東還改變了世界，他是全世界一切受壓迫受剝削人民的希望和導師。

　　這就是毛澤東，革命前三十年(1919年-1949年)，他賭上性命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贏得了無與倫比的榮耀，革命后三十年(1949年-1976年)，他賭上前三十年贏來的一切榮耀，為中國掃除了一切害人蟲，為了人民，他真的可以一無所有。

　　這就是毛澤東，他總是默默的彎下腰，將人民捧在手心，用寬厚的肩膀為人民扛起了天地。他就是人民的紅太陽，他的光芒能刺破這穹宇最黑暗的深處，他的光輝能融化這世間最冰冷的人情，他的心胸容納宇宙萬物，他的目光始終深情的注視著他的人民，他的目光那么明亮，那么深邃，那么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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