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毛澤東論毛澤東思想》

　　紅歌會網站昨天發表了范守信 許廣亮《毛澤東論毛澤東思想》。我認為，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是批判修正主義的強力武器。

　　一位網友批評范守信、許廣亮“無知”或“別有用心”。我看批評者誤解了。《毛澤東論毛澤東思想》，范守信、許廣亮僅僅是收集了毛澤東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指示、意見和論述，基本全面，沒有解讀、斷章取義。所提的根據，也缺乏分析。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第一部憲法，并沒有提“毛澤東思想”，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但八大黨章又刪去了，而這正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

　　多數網友認為毛澤東不提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的謙遜。我認為，這個認識也不全面。大家要深刻領會毛澤東的

　　“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的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一些。如果并列起來一起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是學生。”聯系到毛澤東逝世后，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后面越來越長的后綴，越來越多的裝飾，畫蛇添足。就可以明白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導師的高瞻遠矚。毛澤東反對提“毛澤東思想”，正是毛澤東思想反對修正主義、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響鼓不用重錘。大家時刻領會毛主席不提“毛澤東思想”的現實意義吧。

　　范守信 許廣亮收集發表《毛澤東論毛澤東思想》，很及時，很必要，意義重大。

　　附文

毛澤東論毛澤東思想

范守信　許廣亮

《黨史研究資料》2002第5期  

　　毛澤東生前，曾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多次談論過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發表過不少重要意見。這些，對于我們認識毛澤東和理解毛澤東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現將有關毛澤東論述毛澤東思想的資料分為若干個題目輯錄如下，供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研究有興趣的同志參考。

　　1.1943年，毛澤東聲明：我的思想自覺沒有成熟，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1948年，他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提法，在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毛澤東也不同意使用“毛澤東思想”的提法。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50歲生日。中宣部副部長凱豐在這一年的4 月寫信給毛澤東，說黨內一些同志醞釀為他祝壽，并提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于4月22日回信給凱豐，拒絕為他作生日，并不同意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體系去鼓吹。毛澤東說：“生日決定不做。做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目前是國內外困難的時候，時機也不好。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的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作體系去鼓吹，因為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1]

　　1948年8月13日，吳玉章致電周恩來， 說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并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吳玉章請周恩來同毛澤東、劉少奇商量后，賜以指示。毛澤東于8月15日復電吳玉章， 不同意“毛澤東主義”和“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的提法。他指出：“那樣說是很不恰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的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2]

　　毛澤東在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也不同意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

　　1948年底，毛澤東在審閱籌建青年團的文件時，致信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彭真，提出將文件中的“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列主義”，將“在青年團員與團外青年群眾中，廣泛進行毛澤東思想的系統教育”，改為“在青年團員與團外青年群眾中，廣泛有系統地進行馬克思列寧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將“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改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3]

　　1951年，毛澤東不同意陳伯達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而寫的一篇文章加上《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的題目，該文再版時改為《毛澤東論中國革命》。[4]

　　1952年4月， 馮定發表于《解放日報》的《學習毛澤東思想來掌握資產階級的性格并和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斗爭》一文在《學習》雜志發表時，毛澤東將題目中“學習毛澤東思想”去掉，改為《關于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并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斗爭的問題》。[5]

　　同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的提綱草稿時， 刪掉了提綱中“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并給《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寫了“不要把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中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的批語。[6]

　　1953年4月，在將1945 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為附錄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毛澤東提議將決議中“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提法盡行刪去，或改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7]

　　同月，毛澤東看到彭真轉來的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章程及宣言中多次提到“毛澤東思想”，于4月10日致信彭真，指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 均應將這些字刪去。”[8]

　　5月24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務條令、紀律條令、 隊列條令等三個草案時，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9]

　　6月4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步兵學校政治隊第二期教育計劃時，將“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10]

　　1954年4月1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劉伯承于3月27日呈請批準畢業證件的報告上批示， 將附件中“在毛澤東軍事思想基礎上努力學習……”，改為“在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努力學習……。”[11]

　　同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 專門就“毛澤東思想”應當如何講解的問題發出通知。通知指出：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誤解。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作報告時，應遵循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在寫文章作講演遇到要提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可用“毛澤東的著作”等字樣。[12]

　　1956年，在八大籌備期間，毛澤東又一次建議黨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澤東思想”。[13]

　　1961年9月， 毛澤東在審閱給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討論定稿的《中共中央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修正稿)》時，刪掉了“輪訓的目的，是幫助干部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一句話中的“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9個字，并指出“這個插句可以不要”。[14]

　　60年代后期，在“文革”中“毛澤東思想”被廣泛使用甚至濫用的情況下，毛澤東也盡力從一些文件、文章中刪去“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如1966年3月， 毛澤東在修改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時，刪去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一些詞句。1968年，毛澤東在審閱中聯部一個請示報告時，刪去了“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一段文字中的“毛澤東思想”5個字。[15]1971年3月15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 《解放軍報》和《紅旗》編輯部為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所寫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一文時，刪去了“要讓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最銳利的武器為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所掌握”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5個字，[16]等等。

　　2.1944年以來，毛澤東一直堅持馬列是先生，中國共產黨人是學生，反對把自己與馬、恩、列、斯并列，反對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列。

　　1944年初，魯迅文學院編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在收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普列漢諾夫、斯大林、高爾基、魯迅等人有關文藝論述的同時，也收錄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4月2日，毛澤東專門為此事致信周揚，說：“把我那篇講話配在馬、恩、列、斯……之林總覺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17]

　　1948年8月， 毛澤東在致吳玉章的信中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這種說法“是不合實際的，是有害無益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18]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總結中再次指出， 不要把中國共產黨人與馬恩列斯并列。他說：“為什么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呢?我們要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不反對也不應當反對宣傳中國的東西。但我們比較缺乏的是馬、恩、列、斯的理論。”“所以現在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而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我們說，我們這一套是一個國家的經驗，這樣的說法就很好，就比較好一些。如果并列起來一起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是學生。”[19]

　　1956年1月， 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總店在蘇聯，我們是分店;主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是枝葉。”[20]

　　同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指出：不要用馬、恩、列、斯、 毛的提法。[21]

　　1961年，毛澤東提出不要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列。他說：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個可以單獨講;如果與馬列主義合在一起講的時候，應為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不要寫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22]

　　1962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的提綱草稿時， 將“這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并批示：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詞。[23]

　　3.40年代以來，毛澤東一直認為毛澤東思想不是他一個人的，是黨和人民集體奮斗的產物，是無數革命先烈用血寫成的。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理論界曾就“毛澤東主義”開展討論，毛澤東得知后曾指出：這不是我個人的思想，是千百萬先烈用鮮血寫出來的，是黨和人民的集體智慧。[24]

　　1945年4月20日， 毛澤東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說明時，指出：“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并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有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寫在上面，這是要大家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我即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會逾距的。”在七大預備會上他又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要對此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25] 在七大會議期間，毛澤東還說過：你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為黨總要找個代表，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是從大家來的，我把它綜合起來、概括起來，你們叫毛澤東思想也可以。[26]

　　時間過了十多年，1956年9月，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上講話時， 又一次說到：“我們民主革命時間那么長，打了那么多仗，犯了那么多錯誤，才搞出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我們才逐步學會如何處理黨內關系，如何處理黨和非黨人員的關系，如何搞統一戰線，如何搞群眾路線，等等。這就是說，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27]

　　1960年底，毛澤東在審閱中央軍委關于政治工作的決議時，將“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時代，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修改為“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8]強調了毛澤東思想是黨和人民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的集體奮斗的產物。

　　1960年3月24日，毛澤東在和薄一波談話中，指出：毛選什么是我的， 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代價的。[29]

　　“文革”中，毛澤東在和周世釗的一次談話中，對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作了比較深刻的論述。他說：關于毛澤東思想的問題，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運動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指導我們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思想體系。七大時，黨中央當時確定把這種正確思想叫做“毛澤東思想”，決不是說“毛澤東思想”就完全是我一個人的正確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確思想在內的。明確地說，“毛澤東思想”是包括我們這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正確思想在內的，只不過是用我的名字來代替罷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來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澤東思想”，而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可是他們不聽，這叫我有什么辦法呢?當然，這種正確思想體系里面，我的東西可能多一些。[30]

　　4.1956年以后，毛澤東一直強調不能把毛澤東思想當成教條，要根據新的情況形成新的理論。

　　1959年，毛澤東在談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現在我們已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31]

　　1960年6月， 毛澤東在回答日本文學代表團提出的“不知你有沒有寫新的哲學著作的考慮”問題時，說：“總是沒有時間，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也許再寫一本。因為《矛盾論》是1937年寫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能需要總結一下那以后到現在的經驗，但現在實在沒時間。”[32]

　　1964年3月，毛澤東在和中央領導同志談毛選時說：“那是以前的著作了， 現在也很想寫一些東西，但老了，精神不夠了。”6月， 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談到毛選時又說：“現在學這些東西，我很慚愧，都是些老古董了。要把現在新的東西寫進去。”[33]

　　毛澤東一貫不贊成把毛澤東思想教條化。1964年9月23 日劉少奇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講到“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毛澤東看到這封信后，先后兩次寫下批語贊成劉少奇的意見。9月25日，他寫到：“你的信及附件都看過了。 你的信寫得很好。”10月18日又寫到：“我再看了你給江渭清的全文，覺得實在好。”[34]

　　5.毛澤東對自己的著作是十分慎重的。1948年，他拒絕出自己的選集，此后他還表示對自己的著作完全滿意的很少，許多著作要經過一段實踐檢驗，反復修改之后才能公開發表。

　　毛澤東對待自己的著作，一貫持十分慎重的態度。1948年7月8日，東北局宣傳部致電中央宣傳部，說蘇聯外國書籍出版局愿印毛澤東選集，并可大量印刷，詢問中央是否允其印刷。12日，毛澤東答復：無論國內國外，暫時不要出選集。半年后，經審查后再說。[35]1950年2月，毛澤東訪蘇即將結束在克里姆林宮拜訪斯大林時，斯大林建議毛澤東把自己寫的文章、起草的文件報告等編輯成選集出版，以幫助人們了解中國革命的經驗。毛澤東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5月，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斯大林的建議，一致贊同編輯和出版毛澤東選集，并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持編輯和出版毛澤東選集。從1950年10月至1960年9月，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先后出版。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在和長征、 艾地談話時說：自己“對已經發表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比如，《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并不滿意。《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個階段，后二十年是一個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論聯合政府》則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當艾地談到“印尼有許多同志認為毛主席思想成熟，寫文章一定是一氣呵成，不必修改”時，毛澤東立即回答：“那樣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寫《新民主主義論》時，許多東西起初是不明確的，在寫的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而且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毛澤東談到這里，再次表示“過去寫的文章，很多現在并不滿意”。[36]

　　毛澤東的文章寫成以后常常先在小范圍內發表，在付諸實踐前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反復修改之后才公開發表。有的時間長達幾年、十幾年，不少是他逝世以后才公開發表的，有的至今還沒有公開發表。

　　《論十大關系》作于1956年4、5月間。當年12月，曾以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為基礎，吸收4月25 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部分內容整理為內部文件，下發至縣、團級。毛澤東當時表示：十大關系究竟對不對，至少還要看五年。他還說：我這個人就是不敢冒險，先講一講，看一看反映，再作修改，然后發表，有時修改多次還不滿意，只好不發表。[37]到1957年， 在胡喬木的具體負責下，根據1956年兩次講話稿重新整理成文。7月13日， 鄧小平將整理稿送毛澤東，希望早日定稿和公開發表，作為全國學習理論的重要文獻。但毛澤東仍不同意公開發表，只同意印發政治局同志傳閱，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此文一直到毛澤東逝世后，1976年12月26日才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這時距毛澤東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已整整20年了。

　　又如《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毛澤東于1962年1月30 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2月16日，經過修改后發至縣、團級。劉少奇、 鄧小平曾建議公開發表。毛澤東于6月30日回信劉少奇、鄧小平，說：“經過考慮， 那篇講演現在發表，不合時宜。在這次文化革命過去之后，一定有許多新的經驗可以對這篇講演加以修改，那時再議是否發表不遲。”[38] 一直到毛澤東逝世后的第二年，即1978年7月1日，這篇文章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又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四卷同時著手編輯，1960年已有一個清樣本，但毛澤東不同意出版第五卷。他多次表示，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著作究竟行不行，還有待于更多的實踐的檢驗。因此，在他生前雖然多次編輯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但均未能出版，一直到他逝世后的1977年4月，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才得以出版。

　　6.1966年以后，毛澤東多次提出對“毛澤東思想”不要自吹自擂，多次刪去“高舉”、“頂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句句是真理”等浮夸之詞。

　　1966年以后，“文革”中由于極左思潮作怪，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被推向了極端，林彪一伙強加給毛澤東思想許多虛夸之詞，什么“天才”、“頂峰”、“第三個里程碑”、“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等。毛澤東多次批評并盡力扭轉這種非馬克思主義的作法。

　　1966年3月，毛澤東在修改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時， 刪去了《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高峰”的詞句。[39]

　　7月，毛澤東在一封信中寫到：“我歷來不相信，我那本小書， 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40]

　　同月，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一篇電訊稿時，將文中“他竭力反對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文藝創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刪去，改為“指導方向”，并寫了如下一段批語：“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41]

　　1967年11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共中央關于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報時，刪去“大樹特樹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絕對權威”。[42]

　　12月，在審閱湖南省革委會一個報告時，批示，“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是權威都是相對的。”“大樹特樹的提法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斗爭實踐中自發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種建立的威信必然垮下來。”[43]

　　1968年1月6日，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的一個新聞稿和社論時，刪去“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并批注：“不大妥當的話”。[44]

　　9月，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社論初稿《世界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時， 刪去“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的時代，是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時代”等語句，并將文中幾處“毛澤東思想”的字樣盡行刪去。毛澤東還批示：“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45]

　　10月，毛澤東在修改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時，刪去了其中“進一步證明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一句話，并在“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導思想”一句中，刪去“唯一”二字。[46]

　　同月，毛澤東在修改黨章草案時，刪去了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句中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47]

　　1970年4月3日，毛澤東在審閱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文章《列寧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文時，刪去了文中“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列寧”等詞句，并指出：“關于我的話，刪去了幾段，都是些無用的，引起別人反感的東西，不要寫這些話，我曾講過一百次，可是沒人聽，不知是何道理，請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48]

　　8月，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尖銳地批評了陳伯達的“天才論”。

　　1971年8、9月間，毛澤東在南巡中，多次講到：“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9年才讀到馬列主義，怎么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我圈了幾次嘛。”“天才是靠一個黨”，“天才是群眾路線，集體智慧”。“什么'頂峰'啦，'一句話頂一萬句啦'，你說過了頭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頂一萬句。”“什么'大樹特樹'”。[49]

　　偉人已逝，思想長存。研究毛澤東本人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對于恢復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有著重要的意義。

　　注釋：

　　[1]《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頁。

　　[2]《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頁。

　　[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

　　[4]見該文單行本前言。

　　[5][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77、356頁。

　　[7]胡哲峰、孫彥編著：《毛澤東談毛澤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頁。

　　[9][10][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卷，第238、353、473頁。

　　[12]中宣部編：《宣傳通訊》，1954年第38期，第3頁。

　　[13]《紅旗》雜志，1981年第1期。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54頁。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頁。

　　[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頁。

　　[17]《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5頁。

　　[18][19]《毛澤東文集》第五卷，第123、263頁。

　　[20][21]胡哲峰、孫彥編著：《毛澤東談毛澤東》，第178、178頁。

　　[22]檔案資料。

　　[23]《紅旗》雜志，1981年第1期。

　　[24]胡哲峰、孫彥編著：《毛澤東談毛澤東》，第190頁。

　　[25]《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9頁。

　　[26]馮顯誠主編：《毛澤東思想研究與探討》，上海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0 頁。

　　[27]石仲泉等主編：《中共八大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頁。

　　[2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頁。

　　[29]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頁。

　　[30][31][32]胡哲峰、孫彥編著：《毛澤東談毛澤東》，第191、193、193頁。

　　[33]《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頁。

　　[3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頁。

　　[35]胡哲峰、孫彥編著：《毛澤東談毛澤東》，第185頁。

　　[36]《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7頁。

　　[37]吳冷西：《憶毛澤東》，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頁。

　　[38][39][40][41][42][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卷，第60、29、71、85 、 446、455頁。

　　[44][45][46][4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卷，第462、277-280、592、585頁。

　　[48][4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第90、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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