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考

　　應同志囑咐寫的這篇“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文章，延遲了二十多天才發表，請諒。

　　市場問題是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改革對象，不是一篇兩篇博文所能說清楚。事關國策，內容枯燥，能不能發表下去，還未可知。至于我，認為問題要緊，樂意寫。

　　中國共產黨對市場作用提法，文革以后，一直在不斷變化著。十二大還是繼續過去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修改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四大改提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又改提為“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改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再修改為現在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十年前(2007年5月20日)，我發表了《評“超越鄧小平”》與黨校教授吳敏辯論。現在看來，確實超越了。

　　文革以后，鄧小平最初提市場經濟是在1979年11月26日回答林達光問題說的：“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黨的十二大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是過去計劃經濟的做法。鄧小平當時也通過了。但是，沒有提“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也不是提“結合市場經濟”，而提“市場調節為輔”，實際上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設計做了限制規定。恩格斯說過：“任何的限制或規定同時就是否定。”當時為什么鄧小平會同意，不知內情，不做猜測。但是，可以從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會議上修改十二大大會決定，否定“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改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看得出鄧小平是不滿意十二大決定的。

　　“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提法，鄧小平也否定了他的“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說法，“計劃經濟”改為“有計劃”，不再是經濟關系，只做手段，也就不能為主了，為主的當然應是社會關系的商品經濟。當時還闡明做這個修改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黨的中央全會贊成了，許多經濟學家還大唱贊歌。我根據馬克思主義看出問題，多次給江澤民寫信，提出這是恩格斯說的“想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是錯誤的，指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已經不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而是計劃指導與市場調節互滲互補，讓計劃經濟通過市場調節的結合，過渡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最終回歸于商品經濟這一體。”公有制基礎也必然如恩格斯論證所指出：“商品形式和貨幣就侵入那些為生產而直接結合起來的社會組織內部的經濟生活中，它們逐一破壞這個社會組織的各種紐帶，而把它們分解為一群群私有生產者。”

　　客觀規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商品經濟對上層建筑的作用很快就顯現出來，許多烏七八糟的事情發生了，特別是出了天安門事件后，是否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取向，黨內和國內理論界存在著重大分歧。鄧小平在87歲高齡時還由妻兒攙扶著“南巡講話”，一開頭就警告說：誰要改變三中全會改革路線，誰就會被打倒!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然后講了“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那段話。根據鄧小平的講話，十四大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并在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對于《南巡講話》，我1992年和1994年兩次寫信給鄧小平，指出他偷換了概念：“計劃不等于計劃經濟，市場不等于市場經濟”，說“十分清楚經濟的決定性作用，完全明白經濟改革必須要政治改革相適應的你，怎么竟看不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呢?應該看到，天安門暴亂雖然平息了，但禍根未除，斗爭以另外一種形式仍然在進行。一種由錢權交易進而勾結的社會勢力正在形成。雖然還不表現為一種公開的政治力量，但具有非常危險的腐蝕作用，改變著一塊塊地方政權的性質，嚴重惡化中國共產黨的形象。”

　　從字面上看，“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也就是計劃和市場都可作為政府組織社會經濟的手段，用哪種手段，視情況而定。但黨怎么就決定以市場經濟為改革取向，劉國光提出在“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間加上一個定語“有計劃”，沒有被采納。

　　暫且把“市場經濟”擱置不說，現在先看“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兩個提法，有什么變化。一眼就看到，“公有制基礎”和“有計劃”都沒有了，而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大家知道，“基礎”是支撐“上層建筑”的。因此，這就是說，在市場“起基礎性作用”取代了“公有制基礎”后，整個社會就不再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現在有改建在市場基礎上。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改變。通過這個改變，鄧小平自己“超越”了自己，上升為“鄧小平理論”。

　　以后，十六大改提為“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加了三個字，改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有改提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只是范圍、程度上的變化，作用范圍的規定，沒有新的性質的變化，都是繼承鄧小平理論，市場都是起“基礎性作用”。

　　第三次對市場定性、或“定位”的改變，是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決定性”取代“基礎性”，是第三次關于市場作用的“性”的改變。現在，市場不再是在下面起“基礎”性的作用了，它被提到與上層，與政府對立，對經濟起“決定性作用”。這應當是：市場經濟為主，政府調節為輔。“超越鄧小平”了。

　　“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考(續)

　　上篇《“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考》沒有為左翼網站發表。這組文章已經寫了幾篇，再發一篇，看情況再說。

　　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短短幾百年，產生了好些經濟學派，重商主義、古典學派、庸俗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后各領風騷若干年，現在是馬歇爾代表的傳統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的混合物，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競相登臺，如過去馬克思說的：“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如現在薩繆爾森、諾德豪斯在《經濟學》中寫的，經濟學家“可以對它們進行爭論，但是，它們決不可能通過科學或訴諸事實加以解決……這些問題是由政治上的決策來解決的。”

　　中國搞市場經濟，首先是根據鄧小平講的一句話：“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至于什么情況下適宜用計劃手段，什么情況下適宜用市場手段，鄧小平沒有說。

　　我看到發表在《黨的文獻》2010年第5期上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陳述的文章，《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反映出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高層領導人和理論界爭論很大。到1992年6月9日，還有“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等不同意見，是江澤民表示：“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江澤民征求劉國光意見時，劉說 “有計劃”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是非常重要的。江澤民說：“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頭腦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上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現在看，提“有計劃”不會發生對計劃性的否定，沒有經得住實踐檢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得到了鄧小平同意后，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特別是鄧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談話進一步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個精辟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改革開放十多年來，市場范圍逐步擴大，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已經放開，計劃直接管理的領域顯著縮小，市場對經濟活動調節的作用大大增強。實踐表明，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活力就比較強，發展態勢也比較好。我國經濟要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加快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就必須繼續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實踐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化，要求我們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關于市場起“基礎性作用”的根據，江澤民在十四大的報告中說：“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定什么樣的目標模式，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正確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此后，市場經濟改革加快了GDP增長率，同時也產生了兩極分化，“新三座大山”等社會問題，市場經濟改革受到質疑，同時經濟改革開始轉向政治改革，江澤民在黨代表大會上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科學發展觀”，十六大后，可以說，經濟改革基本上停頓了;有人到處鼓吹著要進行的政治改革，但沒有得到胡錦濤支持。胡錦濤說：““核心的問題不是政治體制要不要改，而是朝著什么方向改。”他提出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

　　十八大后，經濟學家對于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的估值各持己見，但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經濟依然面臨著嚴峻的內外挑戰。當“人口、全球化、資源、政策”四大紅利逐漸減弱，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時，尋找新的增長推動力成為“防范風險，危中尋機”的關鍵。

　　習近平在四中全會上，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說：“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是因為“在這次討論和征求意見過程中，許多方面提出，應該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作出定位，這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當然，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吳敬璉很高興地在第五屆全球PE北京論壇說：“我覺得跟我們有關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決定里面有兩句話是最重要的，一句話是緊緊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全面深化經濟改革。這句話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它對于持續了將近十年的一個大爭論，做出了一個中共中央的明確回答，也是中國政府的明確回答。這個大爭論的核心內容就是在資源配置里面到底是政府起決定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作用?”

　　輿論界：“2014，新改革元年”!

　　我看到，中共中央關于市場提法的不斷變化，與領導人的變化相關，自然少不了專家學者的意見，最終決定于領導人的意志，未見誰提出經過實踐檢驗的成熟的理論。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沒有產生出自己的市場經濟學，專家學者們的意見都是舶來品。在西方經濟學現在已經認為“市場失靈”，需要引入“計劃經濟”的一些手段，實行“混合經濟”的資本主義垂死階段，為什么中國相反地提出“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馬克思主義早解釋了：市場經濟發展產生的矛盾及其在不同國家發展的不平衡。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