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華勛與趙小姐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一)尋 人
在央視近日播出的《等著我》節目里,一位慈眉善目,名叫張華勛的81歲老人,請求《等著我》欄目組幫助尋找一個叫“趙小姐”的人。張華勛何許人也?主持人倪萍介紹,張華勛是北影廠資深導演,曾因導演《神秘的大佛》而享譽全國。
我之所以寫這篇博文,不是因為張華勛執導的武打故事打動了我,而是因為張導在《等著我》中講述他自己的故事打動了我。故事是這樣的:
1936年出生的張華勛是四川彭縣人,曾經有多個哥哥和姐姐。因家里很窮,在張華勛很小的時候,哥哥姐姐們都一一病逝了,只留下張華勛這一個獨苗“幺兒”(四川俗語:“最小的兒子”)。
四川解放前夕,10歲出頭的張華勛經歷了人生中的重大災難。父親不幸摔死之后,母親一人帶著他艱難度日。一天晚上,張華勛看見憔悴的母親在昏暗的油燈下面縫補破衣服,就問媽媽為什么不睡覺。媽媽說,縫補完了就睡。
第二天一早,媽媽失蹤了。有人告訴他,媽媽因為安葬父親欠了債無力償還,于是就跳河自盡了。后來舅舅告訴他,媽媽沒有死,逃到成都一個叫什么“打銅街”的有錢人家里當傭人。于是張華勛乞討來到成都,費盡千辛萬苦,終于在一個名曰“趙府”的有錢人家中找到了媽媽。媽媽讓張華勛跪在老爺和太太面前,乞求收留自己的兒子,遭到老爺和太太的嚴詞拒絕。這時候,比張華勛大兩歲的趙家小姐正好放學回家,媽媽就讓張華勛趕緊跪在趙小姐面前。趙小姐是趙府家的獨生女,問明了情況后,趙小姐說服老爺和太太收留了張華勛。
從此以后,少年張華勛就成了趙府家的小傭人:擦皮鞋、打雜、做家務,伺候老爺、太太和趙小姐。
(二)感 恩
張華勛出身在地地道道的貧苦農民家里,從小就給有錢人家做傭人,若按階級劃分,屬于苦大仇深的無產階級。正因為如此,成都解放之后,在共產黨人民政府的關懷下,張華勛被貧農協會推薦到彭縣(今彭州市)第一中學讀書,后來又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
上世紀50年代,在中國人民海軍服役的張華勛報考北京電影學院。考場老師給張華勛一個碗,讓他即興表演一個“只許有動作,不許說話”的小品。張華勛想起在趙府的一次經歷:有一天老爺和太太都躺在床上吸食鴉片。太太突然說自己想吃油茶,于是派人買回來交給張華勛。張華勛手捧一碗熱氣騰騰的油茶,小心翼翼地敬獻給躺著吸鴉片的太太。誰知正在吸鴉片的太太起身沒有端穩,油茶碗打在地上碎了……
在考場上,張華勛重現了在趙府的這個情節。當張華勛把碗呈上去的時候,石聯星老師情不自禁地過來接碗,張華勛雙手一松,碗打在地上摔碎了。張華勛嚇得跪在地上,滿眼流淚,不知所措。考場老師說:這是今天考場上表演得最好的小品。
那么,張華勛為什么要尋找趙小姐呢?張華勛說,如果沒有趙小姐的善心,沒有趙家老爺和太太收留他當傭人,就不會有他的今天。正因為趙府收留他做了傭人,他才能有一口飯吃;正因為趙小姐帶他看電影《人猿泰山》,他才知道了電影的神奇魅力,從而啟蒙了他對電影藝術的追求。在張華勛的敘事中,善良的趙小姐稱呼他“張娃”,還給他吃過蘋果,一起“躲貓貓”。
人當然要知道感恩。張導不忘記收留自己的老爺和太太,尤其是不忘記趙小姐的好心,無可厚非,甚至也可以用“知恩圖報”有美德來褒獎。但是,我覺得有三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
(三)階 級
第一個問題,誰是張華勛的大恩人?是保送他讀了彭縣一中的共產黨的人民政府,還是收留他做傭人的趙府的老爺太太大小姐?換言之,如果共產黨沒有解放全中國,如果張華勛沒有被共產黨保送彭縣一中讀書,如果張華勛沒有參加人民解放軍海軍,如果張華勛還在趙府家當傭人干雜活,那么,后來的張勛華將會怎樣?當然可以這樣假設:在“民國”的治下,張華勛靠著趙小姐的幫助,通過個人奮斗終于成了著名人士,成就了一番事業。但是,有一點不需假設就可以肯定:如果共產黨沒有解放全中國,那么張華勛所在的那個貧苦階級就永遠也不可能翻身解放——即使依靠貴人資助和個人奮斗,“張娃”個人擺脫了這個階級的苦難。
第二個問題,關于張華勛與趙小姐的故事,用宅心仁厚的“超階級”的人道主義來解讀,是一回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來解讀,又是另一回事。哪種解讀更本質?哪種分析更深刻?哪種主義更科學?由此不難看出,所謂“超階級”的人道主義解讀,其實就是站在“老爺太太小姐”立場上的“價值判斷”而已——這也就是蔡霞所謂要問“好不好”之類的“普世價值”;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在本質上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魯迅說得好:“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檢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的人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
第三個問題,我絲毫也不懷疑,豆蔻年華的趙小姐是一個善良的、充滿同情心的少女。她的同情心當然值得點贊。但是,趙家少女的同情心能否從此抹殺掉大小姐與傭人之間的階級鴻溝?“張娃”感恩的故事能不能從此消弭掉階級斗爭的客觀必然性?
這讓我想起了電視劇《白鹿原》里的一個情節:族長白嘉軒收購村里窮人的土地。在陳忠實的筆下,白嘉軒收購窮人的土地,完全不是白善人的意愿,而是被逼無奈:村民甲為什么賣掉自己的幾畝水澆地?那是他自己好賭,欠了別人的債走投無路了;村民乙為什么要出賣自己的土地?那是因為她家死了男人,無力耕種土地,閑著也是閑著。于是乎,白大善人善心大發,被逼無奈地收購了這些弱者的土地,還多給了他們一兩銀子外加五斗糧食。
這樣一來,中國歷史上“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殘酷土地兼并過程,就被陳忠實美化成了一幅“白大善人拯救窮人于水火之中”的人道主義田園山水畫。
我不是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白嘉軒這樣的“善人”——盡管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從來都必須從“自私”的角度來解讀人的行為。寧愿自己多付一兩銀子收購土地,也要幫助賣地的窮人還債的地主老財有沒有?或許有吧。但是,土地買賣更多的案例,不是買地的豪強地主們的被逼無奈,而是賣地的農民的被逼無奈!真實的歷史是:歷代的農民不僅賣地,而且賣人——賣自己,賣老婆,賣孩子。也就是史書上所記載的:“賣兒、賣女、賣自己”!
重讀魯迅的《狂人日記》,此時我深切體會到魯迅的那句血淋淋的話是多么深刻:“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中國的歷史確實寫滿了“仁義道德”的話語,《白鹿原》不過是其中的一篇罷了。可是,在寫滿了“仁義道德”的字縫里面,魯迅先生讀出了“吃人”二字。于是我想,《白鹿原》為什么會獲得N個文學大獎呢?是因為它還想用“仁義道德”來掩蓋這“吃人”二字,而且做得比較成功么?抑或是它在為散發著腐尸臭味的封建時代招魂,而且得到了墳塋里幽靈的回應么?
(四)教 訓
前不久,四川彭山縣江口鎮發現了張獻忠農民起義軍的沉銀處。有專家用心地指認,發掘出來的金銀首飾中并非都是達官貴人所用,還有一些“民用品”。于是這些專家猴急猴急地得出結論: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果然是土匪,連老百姓的財富也要搶掠。因而自以為從此就可以顛覆農民起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我看來,金銀首飾中的“民品”是否一定是普通百姓所用,是否來自于窮人而非王公貴族?另說。然而,若以農民起義軍的“暴行”來證明封建統治階級的仁義道德“很高尚”,而且剝削農民“很有理”,則大謬不然、荒謬絕倫。既然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就肯定充滿了“暴行”。這樣的“暴行”,在統治階級那里從來都不會缺席。我納悶的是:當農民起義軍領袖石達開投降清軍,卻被清廷四川總督駱秉章押赴成都凌遲了數千刀處死的時候,對于這樣的暴行,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專家”們為什么沒有任何質疑呢?
或云:“活剮了石達開,是他自己罪有應得,誰叫他放著順民不做,非要大逆不道,犯上作亂?”問題是,農民起義的每次所謂“暴行”,難道不都是官府豪門給逼出來的么?難道不都是對封建地主階級長期殘酷壓榨的回應和“平衡”么?就權衡利害而言,“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歷來是封建社會貧苦農民的首選。不到“生不如死”、“走投無路”的地步,誰會去“犯上作亂”,干滅九族的營生呢?
今年5月,我來到四川石棉縣安順場。154年前,石達開在這里兵敗身亡;82年前,偉大的中國工農紅軍在這里走向了長征的又一次輝煌。面對反動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和瘋狂鎮壓,石達開的農民義軍和中國工農紅軍都表現出了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然而不同的是:石達開的農民義軍要掀翻坐在龍椅上的皇帝,讓自己來坐這把龍椅。毛澤東領導的紅軍則不然,他們不僅要掀翻坐在龍椅上的大人老爺們,還要徹底砸了這把龍椅。這也正是自1921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所在。毛澤東同志生前為什么要不斷強調“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站在湍急的大渡河岸邊,我抑制不住心潮澎湃,只有扼腕嘆息者三!
言歸正傳,回到張華勛與趙小姐的故事。上網一查:“張華勛,導演,四川彭縣人,1936年3月7日出生。張華勛的童年十分艱苦,賣過蔬菜,擦過皮鞋,1951年才進入彭縣一中學習,兩年后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因傷轉到北京海軍某部當文書,這時,他迷上了電影,并立志做一名電影人。1958年,他信心十足地報考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后分配到北影廠,從而開始了他的電影生涯,做為著名導演崔嵬的助手,參加了《小兵張嘎》、《風雨里程》等片的拍攝,從老一輩那里他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以前認為,但凡受到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人,尤其是從舊社會過來,且受過剝削壓迫的人,對于階級鴻溝與階級斗爭的道理,應當不難理解,也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但是,我從張華勛尋找趙小姐的故事中看到這樣一個現實:
歷史最大的教訓,就是人們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歷史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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