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觀察、處理國際關系，必須運用毛澤東思想的矛盾分析法，抓住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要過多地糾纏非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民族主義，本質就是資產階級的;而國際主義，本質是無產階級的。所以，我們是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人，我們必須首先從階級矛盾的角度而不是民族矛盾的角度分析認識問題，在堅持階級矛盾視角的前提下，考查處理民族矛盾問題。

　　現在的世界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存在并激烈斗爭時代，階級矛盾仍然是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資產階級民族之間的矛盾是次要矛盾。這就決定著，作為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我們在考慮外交問題時，只能運用矛盾觀點、站穩階級立場，既要有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立場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和階級斗爭觀念，也不能拋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立場。這兩個立場是相輔相成的，國際主義立場即無產階級立場為主，資產階級的民族立場或者稱民族主義立場為輔，兩者都不可或缺，不可偏廢，也不可顛倒其主輔關系。那種片面夸大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用民族主義抵制國際主義、貶低國際主義的言行，筆者稱之為民混主義，混是攪混水、混帳、混賬的意思。

　　天安門兩側有兩行標語，東側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西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前者代表無產階級立場，后者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按照中國的傳統，東為上，西為下，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所看到的“世界人民大團結”的重要性，要高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上所看到的所謂民族利益的重要性。這并不是說國家不重要，而是說國家的存在是維護世界人民大團結的基礎，所以要以維護世界人民大團結為目的;反過來，世界人民大團結是鞏固和維護作為資產階級民族意義上的國家利益的前提。喪失了對世界人民大團結的發展、維護和鞏固，則資產階級民族意義上的國家利益也不可能維護和鞏固。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立場是進攻性質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是防御性質的。不堅持國際主義立場、只堅持民族主義立場，則在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我們對帝國主義、新舊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沒有有效的進攻能力，沒有保證打贏與資本主義全方位斗爭的思想武器，不能團結動員全世界受壓迫剝削的人民、民族和國家，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帝國主義這個全人類共同的敵人，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能團結和動員美國人民、日本人民、韓國人民等美國這些新型殖民地的人民反抗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僅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人是看不到這些國家的人民也是中國人民的盟友的。放棄、淡化國際主義立場或者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次要化，就會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混淆了敵我陣線，容易上了民混主義的當。

　　在堅持以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立場為主的同時，對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立場的輔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忽視(但決不能將其作為處理外交問題的主要立場)。拋棄了民族主義立場，我們會犯左傾投降主義、左傾關門主義錯誤，不知道如何處理和第三世界特別是周邊盟友國家、友好國家的關系，不會積極、有效的團結民族主義國家，不會分化瓦解資本主義陣營。抗日戰爭時期的“左”右傾投降主義者王明派，就置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于不顧、置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尚屬弱小于不顧，不切實際地支持蘇聯要求八路軍武裝保衛蘇聯的指示，喪失了民族獨立性。這種投降，實質上是投降了蘇聯共產黨殘存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后來演變成大國沙文主義)，而不是支持蘇聯的共產主義因素，所以，稱之為左傾投降主義，是形左實右。解放以后，中國共產黨能夠很好地處理與美國以外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也利益于堅持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評價新中國恢復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時，毛主席說，是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其實，歐洲國家除地中海島國馬耳他外，其余35票均投給了中國，而非洲投中國的票數是26個，歐洲贊成中國的遠比非洲多，但毛主席仍然認為是非洲兄弟而不是歐洲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因為，中非關系是建立在階級立場上的外交關系，是根本，而中歐關系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民族立場的外交關系，是輔助。同樣地，在處理與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周邊鄰國關系時，我們也不是犯左傾錯誤，在積極無私地支持它們反帝民族民主革命斗爭的同時，嚴格地遵守人家的主權獨立和尊嚴，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國與國的關系。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會遇到國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但是這個矛盾按照國際主義觀念，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是次要矛盾，是與中國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之間的敵我矛盾完全不同的一種矛盾，處理這兩種不同的矛盾的態度的辦法當然也完全不同，決不能將這兩種矛盾及處理態度辦法等同起來。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的、可以調和的，對于人民內部矛盾，根本的辦法是謙讓等待、批評和團結，底線是不要充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走狗，而對敵我矛盾是不可調和的，是對抗性的，處理的辦法是分化瓦解、斗爭消滅。現階段，中國與朝鮮并不存在根本的民族矛盾，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那種所謂朝核對中國的威脅，分明是買辦資產階級民族混帳主義者們刻意制造出來的，相反，作為中國人民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被他們完全屏蔽了，甚至被包裝成“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關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壞”。

　　那種民混主義者，恰恰就是要刻意地混淆這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將這二者等同起來，然后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態度辦法處理國際范圍內的人民內部矛盾，離間破壞中國與包括朝鮮人民在內的廣大第三世界的人民和民族的同盟關系，刻意忽視美國日本韓國人民也是中國人民的同盟軍的事實甚至惡意地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破壞中國人民與這些國家人民的關系，實現瓦解中國盟友和孤立中國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胡錫進們一邊高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來博得人民群眾的信任，一邊置國家民族的重大、長遠利益于不顧刻意惡化中朝關系，制造中朝敵對，實質是破壞中國重大、長遠利益，充當了美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資產階級的迷惑性欺騙性最強的、最兇惡的走狗。他們的立場和思維還停留在蔣介石時代，實際立場是買辦資產階級立場，而不是民族主義立場，更不是工人階級即共產黨的立場。民族主義只是他掩蓋其買辦資產階級立場的道具，他實際上并不真心維護作為資產階級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利益，客觀上極大地出賣、破壞這個國家利益，做著出賣國家利益、損害盟友利益、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工作，是典型的“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旗號破壞國家利益”，扛著紅旗反紅旗。類似的人還有中央學校張璉瑰教授、假洋鬼子、混子學者鄭永年，混子學者沈志華，國防大學的喬良等，張召忠也打算走此路。這些人，為了中國第一艘大航畝下水可以感動得流淚，但是，對中朝盟友關系這個更加重大的利益卻根本看不到，對中美這個重大的敵對關系同樣熟視無睹，明著是反對朝鮮擁核以維護國家利益，實質是破壞中朝關系而維護美國的殖民利益。這些人，在學界有很多，很成氣候，我稱之為“民族混帳主義”。

　　民混主義者號稱國家利益至高無尚，實際將國家利益最大限度地狹隘化，將部分利益放大為全局利益、短期利益放大為長遠利益，離間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關系，用民族主義貶低國際主義，鼓動和誤導人民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式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所以這么做、今后也將繼續重點這么做，正是因為我們很多同志存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夠高、階級覺悟不夠強、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立場不夠堅定等思想認識問題，在遇到那些割裂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系、站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上片面強調國家利益的人和言論時，自然不自然地忽視或國際主義將國際主義立場降到輔助地位，犯了狹隘民族主義錯誤。民混主義者就是利用我們的這個弱點，鉆我們許多同志的這個縫子。同時，民混主義者還以此轉移人民的注意力，陳倉暗渡、顛倒是非、混淆敵我，淡化中國人民與美帝國主義的這個最大的敵對關系，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態度辦法處理這種敵我矛盾，以改革開放之名、行賣國投降之實，手法很是高明。很可能，今后這種民混主義是我們斗爭的主要敵人，這種敵人實際上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當然也是美帝國主義的代表。

　　下面談一下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進攻性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防御性問題。所謂國際主義的進攻性，就是說工人階級國際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意識上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新自由主義的進攻性極強，防御性則不強或者說不需要防御;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意識領域斗爭中，只有防御性，甚至防御性也不夠強，幾乎沒有進攻性，只有在對待另一個民族主義時，它才有一定的進攻性，且這個進攻性一旦遇到國際主義，就會極大地降低。因此，依賴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去贏得國際范圍內的意識形態斗爭、政治斗爭、經濟斗爭、文化斗爭、軍事斗爭，幾乎是不可能的。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聲稱維護國家利益，但由于其階級的軟弱性、兩面性、孤立性、投降性，這個階級一方面在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領導下，可能走向共產黨，有一定的建設性，同樣地，在帝國主義的拉攏下，這個階級可能分化出買辦資產階級，成為帝國主義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甚至軍事上侵略中國的幫兇。在沒有無產階級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情況下，近代、現代、當代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取得成功，甚至連維護無產階級領導下取得的民族獨立這一革命斗爭成果的能力也不具備。孫中山是這樣，蔣介石、汪精衛更是這樣。孫中山依賴“聯合俄聯共扶助農工”新三民主義，取得北伐的初步勝利，但是，勝利成果被蔣介石這個買辦資產階級代表所出賣、破壞，誘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蔣、汪的區別僅在于投降依靠了美國帝國主義而汪則投降依賴了日本軍國主義。資產階級單獨進行的民族革命，事實上只會更加嚴重地傷害民族利益、出賣國家利益。所以，從世界范圍內、從近代現代當代歷史看，實現民族獨立這個本來屬于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任務，資產階級是無法完成的，只能由無產階級代為完成;取得民族獨立之后，維護鞏固民族革命成果的任務，同樣也不能交給民族資產階級。就中國來說，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西沙反擊戰等歷次反侵略戰爭(這幾次反侵略戰爭也有保護社會主義的性質)，都是中國特殊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這個特殊性在于這個革命的領導者不是資產階級(蔣介石為代表)而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為代表)，并依賴了農民階級這個最大的同盟軍，所以，才叫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是毛主席的解釋。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當共產主義運動處于高潮的50、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是廣大第三世界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高潮;而自毛主席去世后，亞非拉美資產階級的民族民族革命陷入低潮，本應進行的在經濟上、文化上的反殖民主義繼續革命中斷了，甚至已經取得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革命成果——政治獨立——也在一一喪失，亞非拉美重新陷入被殖民的境地。更有甚者，英國、法國、德國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也守不住自己的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成果，維護不了自己的統一。可以說，離開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離開馬克思主義指導，離開工農聯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不管他們的主張有多么偉大，都已經是、將來也必然地一事無成，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正是因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這種無能性、軟弱性、兩面性，所以我們的主要國際敵人——帝國主義，還有與帝國主義勾結的、接受其豢養的買辦資產階級財閥及知識分子，是最喜歡片面地、割裂地鼓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的，目的在于：一是利用其無能性，不會對帝國主義產生威脅，二是利用其天然排斥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的本能，反擊無產階級領導和分化國際主義，三是離間民族(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所以，我們說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最喜歡鼓吹的，根本目的在于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取代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我希望何新同志看到我的這個觀點)

　　鄭永年就在做這個事，拼命削足試履、給中國穿上“民族國家”的小鞋子。另有一派勢力則將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這雙鞋子比民族國家稍大一些，但是，仍然比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主義這雙腳小了十幾個碼，仍然不能穿。

　　正統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也會關心朝鮮等鄰國，但是，他們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關心，他們的狹隘性在于，只關心鄰國或攸關利益的地區，卻不關系美國人民、日本人民、韓國人民等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不把他們當作我們的階級盟友，不去關心團結動員他們，甚至還把他們與帝國主義混為一談，將他們視作敵人，所以，資產階級的地緣政治思維仍然是狹隘的，錯誤的，無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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