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詞，是個古老而又煥發出強烈時代氣息的詞。說其古老，是從其所謂最早源起希臘而說的。說其富有時代氣息，是就其所具有的深刻的時代內涵而言的。民主的含義的變遷，是在雷蒙·威廉斯所說的關鍵詞意義上來說的 [1]。隨著各個時代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變遷，民主這一看似簡單實則內涵潛能無窮的詞語，也在不斷地建構著它的內涵與外延的限度。

　　在這里，我所要論述的民主的反思，當然也不是抽象的關于民主的一個討論。尤其在當今時代，面對民主價值普世、民主萬能的甚囂塵上，特別需要一種能夠檢討和反思的思考方式。我認為，真理的獲得，是需要理論辯論和實踐檢驗的雙重方式來檢驗的。[2] 在理論上，不僅要對命題的真偽做出充分的探討，更重要的是將這種對命題的探討放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脫離開具體時空的那種現代化的目的論的討論以及實踐，都不能得到真正的理論的、更不用說是實踐的正面的收獲。對于民主的反思來講，也應當而且必須反復經歷這兩種途徑。

　　質詢民主源起：西方民主的形式特征

　　關乎民主的討論，大家多推置古希臘的民主起源。所謂談論民主、尤其西方文明起源，言必稱希臘就是。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心理和文化狀態的表征。作為一個文化相對主義者[3]，我覺得有必要對這種單一的、近乎原教旨主義的思考邏輯，進行反思。民主，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式的存在。

　　古希臘民主，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等級式的民主。它是一種排斥占城邦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外邦人、婦女、兒童以外的奴隸制民主。值得指出的是，古希臘城邦民主的“民”，是有著極其嚴格的規定性的。[4]

　　盡管如此，古希臘民主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表現，確實有其自身的歷史貢獻。古希臘民主，具體來說就是一種城邦民主、城市民主。這就需要從古希臘政治上的建國規模說起，王紹光的相對古代中國的“小不點”式的古希臘城邦的政治規模的描述，非常貼切。[5]這樣非常狹小的建國規模，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古希臘民主的實現形式——一種直接參與的方式。古希臘民主，其所涉及的范圍，相比于當今的鳥籠民主——僅僅局限于政黨政治的領域——而言，更是顯其優越性的存在。凡是利益相關者，都是民主的主體，這相比當今的西方的選主民主而言，更是顯其古老的魅力。[6] 相對于當今中國的民主發展方向來說，也有其非常重大的借鑒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在這里，反思古希臘民主的利弊，也是尋求和發現一種“主流”現代性之外的現代性的可能。[7]

　　說到民主，尤其必須談到西方希臘民主。關于希臘城邦民主的具體描述，可以參見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這是其唯一一部存世的希臘城邦政制研究的著述。它具體描述了古希臘抽簽式的直接民主。[8]

　　在這里，我想從更廣一點的角度，來講一講源于古希臘民主的西方民主的特征。錢穆先生將西方文明的主要源起，歸于希臘、羅馬和基督教會 [9]，指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兩大特征，一個就是源于古希臘的“諸市府”的特征，一個就是源于羅馬的擴張的“帝國”特征 [10] 。他特別舉出了歷史上的英國殖民時期在印度和北美殖民地設置總督的例子，英國國內是議會政治，殖民地是總督轄下的直接歸屬英國國王的殖民統治。[11] 需要注意的是，羅馬文明由征服完成，因而在羅馬帝國里面，既有“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兩部分之對立。[12] 因而，羅馬共和國從表面上看比斯巴達與威尼斯要混亂。但是，馬基雅維利恰恰認為這種表面上的混亂中恰恰蘊藏著創造性的力量。他在《李維史論》第1卷第4章中說，在羅馬，是平民和貴族的斗爭導致了良好的法律，從而產生良好的教育，最終產生良好的典范。羅馬的不斷擴張和成為一個帝國，很大程度上是和緩和內部不斷的平民與貴族的斗爭分不開的。因為羅馬保民官的否決權只能在城內行使，那么貴族更有理由把平民拉出去打仗了，在戰場上貴族將領可以說了算，這就加速了羅馬的擴張進程。[13] 從羅馬的擴張來看，西方文明深深染上了對內追尋民主、對外擴張乃至專制的特征。后來，羅馬文化爛熟腐敗之后，基督教文化感化下的北方日耳曼民族進一步擴張，到近代列強并立，文化中心也就分散在巴黎、倫敦、柏林等地方，再由這幾個中心向四周發散。所以，西方文明具有強烈的從一個中心點向外擴散的特征。[14]

　　結合西方民主的發展歷程，我認為西方民主的這種對內民主、對外擴張乃至專制的特征，是非常明顯的。也就是在西方民主的發展過程中，一種新的直線式的時間意義上的世界觀、歷史觀的形成過程中，一直被認為是個“壞東西”的民主神話被建構為一種“好東西”的現代民主。[15] 在這一神話的過程中，古典意義上的民主的種種人民的直接參與所帶來的“弊端”，逐漸地也就被改造、修飾成為選主的現代民主。[16] 在古典民主觀向現代民主觀嬗變的過程中，“民主”與“共和”的相互使用，成為不可忽視的事實。然而，在18、19世紀，“民主”與“共和”的詞義具有天壤之別，“民主”指向的是人民參與治理國家，而“共和”則指向禁止最高權力的世襲制，實質上是一種分權理論的表達，美國的三權分立即是一種分權的典型，當然也是一種混合政體的典型。也就在“民主”代替“君主”成為最高的正當性權力的來源時，共和與民主的結合，既有著利用“共和”限制、修飾“民主”的成分，同時也包含著事實上的混合政體不得不以民主作為政治正當性——“人民主權”的來源而加以肯定。[17]

　　實際上，這一古典民主與現代民主的轉變，本質上是西方文明本身的一個內在弊端的表現。西方文明追求的始終是孟德斯鳩所說的那種政體意義上的政治民主，這從亞里士多德的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及共和政體的劃分，到啟蒙時代啟蒙思想家的堅持，即使后來一直風靡的共和混合政體亦是如此，就是當今西方各國所盛推的“民主”的顏色革命，都無一例外地遵循著同一個范式。

　　被置于西方文明之下的西方民主，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淵源，那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猶太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起源。眾所周知，無論猶太教、還是基督教，從本質上都是一種一神教。從《舊約》、《新約》中，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地找到這種一神教所內涵的教義上的雙重標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這一種宗教的起源來看，西方文明及其之下的西方民主所具有的雙重標準，就可以得到一個文化上的解釋。在西方內部，尤其在基督教統治內部，普通信仰者都具有向上帝祈禱的平等權利，而非基督教信仰者則會受到歧視、乃至宗教審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的十字軍東征的殘酷與血腥，就是一種典型例子。當西方(主要指西歐)接觸到東方伊斯蘭與土耳其時，那種基督教教義上的一神教的專制，就被轉化到了對東方的恐懼。到近代，歐洲為了維護自我成為一個整體，采用了一種東方主義 的融他者于自我的視角、幻影，將一切非西方的文明視為落后的、野蠻的、需要西方文明加以挽救、乃至消滅的對象。[18]新航路的發現、殖民主義的興起，從本質上來講，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又一場“十字軍東征”。不過，這次的主角乃是新興的歐洲資本主義。

　　西方資本主義的強權，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軍事侵略，將前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19]，漸漸地變換為以歐洲為主導的新的全球體系。在資本主義的殖民霸權之下，西方民主的對內民主、對外專制，體現的淋漓精致。正是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之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義的思潮才蓬勃而起。

　　當今，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國際壟斷資本的全球大聯合，新一輪的“十字軍東征”也隨之而起。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內涵的平等、道德資源，已經遠遠不足以制衡國際壟斷資本的這種高速的流動性、投機性，西方的政黨政治民主受到嚴重削弱，最近歐美爆發的“占領運動”就足以說明西方現代民主的危機達到的驚人程度。[20]。這種扭曲的現代西方民主的形成并不斷發展，根本上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內在危機。

　　當然，西方現代民主的歷史貢獻還是存在的。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成果，就是將中世紀以來的屬于“第三等級”中的資產階級解放出來，這是西方社會發展的偉大歷史成果。“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及現代民族-國家的“人民主權”的原則，都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西方現代民主的偉大歷史貢獻，不容置疑。

　　但是，西方現代民主的這種財產等級制的、技術性質的特點，從根本上來講是一種形式民主，正面臨著巨大的危機 [21] 。問題的關鍵，就是在統治階級的少數內部如何更好的實行“民主”，無論古典的民眾的直接參與、抽簽的雅典奴隸制民主，還是現代的西方選舉民主，都是如此。在這里，也就是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到底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實質的民主?面對這一對“民主”的質詢，我想需要我們將目光從遙遠的西方轉回到古老而又現代的中華文明之中。

　　另類思考：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民主

　　中國所崇尚的是重質的民主

　　我想指出的是，如何對待我們自身的歷史，也就是一個如何看待我們現在和決定未來去向的問題。面對西式“民主”的質詢，究竟如何才能把握中國傳統歷史的脈絡，看待中式民主之道?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須破除對西式“民主”之名的宗教式的信仰，以為只要實現“民主化”了，其他所有事情、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的這種迷思。這種迷思，從根本上來講，還是西方的政體決定論的思維。[22] 既然要破除這一對西式“民主”之名的迷思，那么是否就是說西式“民主”之名對于我們看待中國傳統歷史毫無用處?

　　當然，西式“民主”之名，作為我們分析和看待中國傳統歷史的一個維度，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嘗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西式的“民主”之名是西方所獨有的，它并不是從中國固有的歷史傳統之內所生發的。但我仍然認為，在這種西式“民主”之名的維度下，看待中國歷史的所有論斷和評價，也并非都是臆想、妄斷。

　　前面說到，西式民主的唯政體論，這里我想引用王紹光的中式政道的民主理念的創新。中式政道的民主，從本質上來講，是政治學本土化的表征。中國政治實體自商周始，空間規模和人口規模已相當大，遠非古希臘式的城邦規模可比。所以，出自不同政治實體規模的中西先哲，其所思考的重點自然也就各異。中國先哲考慮最多的是政道，即為政之道、治國理政之道，也就是要思考治國的理念、治國的方式，并非那種古希臘式的僅僅考慮改換某種政治體制的形式。[23] 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里，也強調“中國的立國體制和西方歷史上的希臘、羅馬不同。他們國土小，人口寡。”而“中國到秦、漢時代，國家疆土，早和現在差不多。戶口亦至少在幾千萬以上。”[24]

　　從更深的層面來講，中式政道下所講的民主，是一種更加注重實質性的民主。錢穆研究中國傳統政治，就認為中國政治上的傳統觀念，對意見的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譬如西方的所謂民主精神。中國人的傳統，則常常尋求取決于賢人。在春秋之時，就有“賢均從眾”之說(見《左傳》)。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都是賢人，才使用西式民主之下的多數裁決。從本質上看，賢屬于質的方面，眾屬于數量的方面。中國傳統重視質量不重視數量。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不賢而僅憑數量，也是無足輕重的。[25]

　　從中國人的賢與眾之間的取向來看，我們也能夠發現“民主”之名在中國的傳統里的另類含義了。《尚書·多方》中就有，“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這里“民主”指的就是君主。《三國志·吳志·鐘離牧傳》中有，“仆為民主，當以法率下”，這里“民主”指的就是官吏。也正是從賢與眾的分別中，我們可以發現，從法理上來講，中國政道之下的民主，無論君主還是官吏(官吏分流之前，后當別論胥吏)，必須具備賢人的資格才能勝任，必須從多數人的利益出發才能擔當。

　　中式政道之下的民主核心是講究政治上的責任論

　　考察中國傳統政治之下的民主之道，就必須深入歷史的事實。從歷史事實之中，尤其是對歷史上的制度的考察。人們常說的對人治的理解，我想這大都是多看重人事的問題，很少看到人事變動之上的制度性的層面 [26] ，再加上晚清近代中國的衰落、遭受挨打，更使國人喪失信心，很難正面客觀注視中國的古往以來的制度建設。

　　前面說到中式政道之下的民主，是重視質的方面。我想，這從中國一直以來就注重制度的建設里，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解釋。正是源于重質不重數的觀念，才有了古往今來大多數政治學家討論與思考的，都是統一與分裂、土地制度、選拔考核制度、財政稅收制度這些政治的真問題。基于中國秦漢以來龐大的政治規模，這些政治的真問題，也就理所當然地需要加以認真考慮。沒有一系列的制度的建設，僅僅依靠皇帝一個人的所謂“專制”，我想那是難以想象的，也是不可想象的。[27] 比如， 據當時統計，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間，內外諸司送到皇帝手里的章奏，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章奏里，有講一件事的，也有講兩三件事的，共計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28] 所以，除非君主個人得有非常旺盛的精力，才有可能做到。

　　中式政道之下的民主，其核心是講究政治上的責任論，也就是王紹光所講的“政道細化”，進而分別討論各主體的行為準則，譬如為君之道，為臣之道，為吏之道，為人之道。另外，還要討論各主體之間相互關系的準則，譬如天人關系，人倫關系，君民關系，君臣關系，中央地方關系，官民關系等等，因為所有這些“道”及“關系”都會影響到理政。[29]

　　中國傳統政治，自古就講究職分的準則，也就是各主體要做好自己的分內之事。《尚書》中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子《論語》中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中有，“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寇何服之有?”這里，明白地就是一種君職論的表現，也就是皇帝、國君作為天子位的應有職責，強調的是政治上的最高的一個官位。而且，臣有臣責，“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這里強調的就是臣的責任。天子和君，在政治上各有其應有的職分和責任。天子和君不盡職，不勝任，作為臣下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國民眾也可以把他誅殺掉。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重點。[30]

　　其實，這種對天子和臣的職責的規定，是一種重視制度的表現。任何一項制度的出現，必先有其理論上的奠基。沒有理論上的基礎，制度只會形同虛設。這里，就涉及到一項制度的生命周期的問題。當一項制度，失其本意，沿用數百年之后，弊端必然叢生，這就需要對制度加以改進以達到與實際相一致。[31] 君主和臣的職分的規定，本質上是一種制度的表現，因為它追求的是易人不易職的變動。中國傳統政治延續千年，改朝換代，形成周期性的循環，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自然地制度衰敗、制度重建的過程，也是一種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政道式的民主的表現。

　　中式政道的經濟基礎

　　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與典型的區別于西方的自由經濟

　　前面談到中國傳統政治理論重視政道的細化，重視各主體相互間的關系，從而達到各司其職。在這里，需要著重提到的一點就是，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問題。現代人動輒就稱千年封建專制社會，我認為這是一個仍然需要探討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段論的描述，從本質上是源于對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而言的。對于中國歷史的描述，如何更契合歷史的事實，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社會階段論的經典表述與中國歷史的某種內在張力，仍然值得重新思考。[32]

　　中國從春秋到戰國，井田制向初稅畝也就是履畝而稅逐漸過渡，封建制的經濟基礎就逐漸地崩潰。農民從井田制下的雇傭農，轉變為擁有小塊耕地的自耕農，這從根本上就異于西方中世紀的農奴。實行初稅畝，具體就是君主、貴族的稅收只認田不認人，民田可以自由買賣，這個過程中土地所有權無形之中就從國有變為私有。當然，弊端也就接踵而至，土地的兼并也就隨之而起。[33]

　　自從井田制崩潰以來，為了平抑社會上的土地兼并，從而保障王朝的稅收，皇權與大地主、豪紳階級的圍繞土地、人口(小農)的爭奪，一直從未停息。到漢朝，王莽新政改制，一舉廢除土地的私有制，將所有小農、大地主及豪紳的土地收回國有，重新實行公田制，仿效上古井田制，平均分配土地，但最終改制失敗，西漢也一蹶不振而滅亡。[34] 東漢興起，豪家大族更是發展迅速。再加上當時的教育的不普及，以致形成有累世經學向累世公卿的重新封建化的趨勢，門第士族日漸壯大。[35]

　　說到漢朝，有一點必須指出。晁錯首提屯田，主張“徙民實邊”(《漢書·晁錯傳》)桑弘羊輪臺屯田的奏議，也提到屯田。桑弘羊和趙充國等人最早提出大規模軍屯方案。趙充國認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御之備”(《趙充國傳》)。桑弘羊也認為，屯墾“散中國肥饒之余，以調邊境”(《鹽鐵論·地廣》)。下到魏晉時期，曹操也實行屯田制，將戰亂時期的荒地實行收歸國有，逐漸地改變了土地私有的狀態。農民也由強宗豪族的“部曲”身份，逐漸地成為國家的納稅對象。這一個轉變，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又轉移到政府手中。[36] 在“部曲”的情形下，得到更多利益的就是那些強宗豪族。所以，才有西晉初期的“官品占田制”、梁武帝時期的“官品占山制”，這從根本上來說，都是皇權與豪族對土地、人口的爭奪的表現。[37]

　　北魏時期，實行“三長制”，測定戶口、戶籍。接著，實行均田制，這種土地制度實際上是上古井田制的變形，土地分為“露田”和“桑田”，“露田”是國家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年老時歸還國家，而“桑田”則是國家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可以植桑種稻。這種土地制度，具有孟子所說的“為民制產”的意味。[38] 下到隋唐，均田制被因襲下來，最終奠定了唐初的“貞觀之治”。[39] 到唐代中期，因為戶口、戶籍的混亂，均田制崩潰，不得已實行兩稅法。兩稅法的實行，“戶無主、客，以見籍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實際上正式承認了認田不認人的規定。另外，使用貨幣征收收稅，從此下開了古代社會貨幣稅收的先河。從兩稅法起，古代中國就一直以土地的地主私有為主，實行自由經濟，進行稅收。[40] 雖然，宋朝王安石變法，想要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實行方田均稅法，但因受到種種的實際的、用人方面的以及技術上的阻礙，而最終告以失敗。[41]

　　傳統社會經濟的相對民主與幾點特殊現象

　　政府一方面，需要數以萬計的小農為其稅收的基礎，維持政權，一方面就必須裁抑大地主、豪族的兼并，壓抑商人資本的的過度膨脹，所以中國古代社會既不會出現西方的農奴制度，也不會出現資本主義制度。縱觀中國歷史的土地制度的變遷，我認為，中國自秦漢以后經濟上就正式地結束了封建制，是典型的區別于西方的自由經濟。中國古代沒有產生出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

　　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主要地還是小農的土地私有制之下，絕大多數的小農都相對比較平均地擁有一塊土地，這種相對平等的經濟地位，必然要求其所擁戴的代理人必須代表他們的利益。中國傳統政治的賢人政治，職分制，政道的細化，都是這種經濟基礎的必然決定。

　　在這里，中式政道民主的優越性，就非常明顯地凸顯出來。古希臘民主、乃至當今的西方民主，都是一種等級制的民主，更是一種資產的民主。而中式民主的優越性之一，則就是其社會經濟的相對民主。經濟的民主，也就必然決定了政治的民主。中國自古就強調重農抑商，這種社會經濟的相對民主，是其最大的貢獻所在，其廣泛性就連當今西方民主都無法相媲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式政道之下的民主，是一種天下之下的民主，是一種實質性的民主。再聯系近代中國的民族解放，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里確有其歷史發展的深厚的基礎。

　　在這里，有幾點需要加以特別指出。第一個是，漢朝時期的解放奴隸的現象。在這里，漢朝的奴隸，其含義不同于西方中世紀的農奴。西漢后期，由于賦稅加重，農民不得不、甚至自愿充當豪家大族的奴隸，從而可以逃避沉重的賦稅和徭役。但這并不就是說，附庸于豪家大族的農民，就正式脫離漢朝政權的管轄，而只是在賦稅、徭役等方面，相對減輕而已，仍然是政權的征稅對象。這一點，是區別于西方的農奴的根本。[42]

　　第二個是，魏晉時期的“部曲”現象。魏晉時期，戰亂頻繁，農民多依附于當地或者附近的豪強，成為他們的“部曲”。在這里，涉及到一個農民身份的轉移，從國家的正式納稅對象向豪族的私屬轉變。當時，中央統一政權形同虛設，兵隊代替農民，只有軍隊而無農民，所以才會有曹操募民屯田于許下的事，這從本質上來看，是一種想復兵于農的實踐。[43] 下到北魏時期，農民身份的這種恢復，也就是成為政權的正式納稅人，漸漸有所起色，最終造成大唐盛世。

　　第三個是，王朝末期的所謂封建割據問題。按照黃仁宇的大歷史的觀點來看，王朝末期的割據、中國歷史上的分裂時期，實則是一種從基層重新塑造一個堅實的賦稅基礎的過渡期。[44] 兩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乃至近代中國軍閥混戰、土地革命、解放戰爭時期，都是如此。[45]

　　討論到這里，我想有一點可以非常明確，那就是在中式政道之下的民主，首先必須有一個經濟的民主。也只有在一個經濟相對平等的社會里，才會有真正的政治民主的出現。

　　皇權制度與專制的分析[46]

　　王朝末期的起義，從本質上是一次全民的大選舉

　　前面說到，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的經濟基礎，乃是以小農為主體的地主階級的土地私有制為主。中式政道之下的民主，就是建立在這一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從根本上，乃是一種具有必然性的循環，也就是所謂的“一治一亂”的循環現象。

　　每當至王朝末期之時，政治腐敗，社會上土地兼并嚴重，社會平等喪失殆盡，以選舉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流動性形同虛設，階級矛盾極其對立，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喪失無遺，往往再加上偶然性的天災的影響，這必然激起社會的加速分化，失地農民或者所謂流民揭竿而起，最終一個王朝被埋葬掉，新的王朝被建立起來。我認為，這樣的一種王朝更迭的方式，并非就是農民起義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農民起義所埋葬的腐朽王朝，其根本上不足以維護民眾的利益，尤其農民的利益。相反，我比較贊成劉仰的一個說法，那就是王朝末期的起義，從本質上是一次全民的大選舉，農民戰爭所帶來的一個新的王朝，必定是以維護農民利益為主的王朝，否則任何王朝都不能夠從這次民眾直接選舉之中勝出。正是因為，新誕生的王朝，無論從執政理念上、制度建設上、社會保障上，都切實維護了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但是，一到王朝中期乃至晚期，其根本的制度建設，都因固化而失去本意，成為掠奪民眾的工具，再加上皇帝家族的也漸趨腐朽，都促成了王朝更迭成為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這也正如前面所說的，誅一暴君即如誅一獨夫而已。我認為，這在以小農土地經濟為經濟基礎的古代社會中，其一治一亂具有歷史必然性，有點類似資本主義社會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一般。[47]

　　我在這里，討論中式政道之下的民主問題，是從具體的歷史環境出發。王朝更迭之下的之亂循環，根本上還是以一個家族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皇權政治。在此，就遇到了一個非常令人頭痛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中國傳統政治必定是以皇權為核心的?在傳統政治中，皇權究竟是否就是專制的?皇權與所謂的國家公權力是有區分的嗎?若是皇權與公權力有區分，是否有具體的制度支撐?

　　回答上面的這一系列問題，我想還得回答究竟中國傳統歷史究竟是怎么樣的，是否是所謂的一貫的專制。前面我從中國自古以來的土地制度的層面做了一個簡單的梳理，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面。下面，就來具體地來談一談這一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制度的建設及中式政道民主的另一面。

　　皇權制度的制衡結構

　　中國傳統政治之中的皇權制度，其建立具有歷史客觀條件的限制。前面說到，中國自古建國以來，就是一個龐大的政治實體，如何統攝這一龐大的政治實體，是擺在幾千年以前的古代先哲面前的一道難題。

　　我認為，這里受到歷史環境的局限，很難做到像當今時代的這般信息發達、技術手段先進，建立一個非家族式的政治中心。但即使就在今天，家族政治也是非常常見，當今海灣國家的政治，就是如此。以當今社會的條件，來一味的苛責古人，我認為這是不必要的，也是極其簡單的教條式的思維。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是以皇權為核心的，這是毋庸置疑的。皇權是否是專制的，這就需要分析皇權系統的具體分配。我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將王室私權力與政府公權力區分的十分清楚。[48] 上古時期，君主、貴族家中都有專管祭祀的家宰，在外就稱作相。宰相，在封建制下就是君主、貴族的家臣，而在封建解體郡縣確立之后，貴族只剩皇帝一家，自然以前的管家家宰就變成了國家的宰相。[49] 漢初，皇帝的秘書只有六尚，就是尚書、尚衣、尚食、尚冠、尚浴、尚席，都是由宦人擔任，直到后世尚書才漸改為士人充任。而宰相秘書處，卻有十三部，即“相府十三曹”，包括主持府史署用的西曹，主持二千石長吏遷除的東曹，主持祭祀農桑的戶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的奏曹，主持詞訟(法律民事部分)的詞曹，掌管郵驛科程的法曹，主持卒曹轉運的尉曹，管理盜賊的賊曹，管理罪法的決曹，掌管兵役的兵曹，掌管貨幣鹽鐵的金曹，掌管倉谷的倉曹，還有一個主持簿錄眾事的黃閣。單從漢初的這樣一個秘書的配置，就可以看出相府十三曹比較皇室六尚書的范圍要大得多，權位也很重。[50] 漢初的中央政府機構，有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文長官)、御史大夫(副丞相)、太尉(武長官)，九卿包括太常、光祿勛、衛尉、太仆、廷尉、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從九卿的名稱來看，還帶有很大的封建的意味，但職位已經是非常清晰的。例如，大司農就是掌管田租收入，負責國家的公費支出的，而少府則僅掌管山海池澤的稅收，供天子的私用。[51] 但是，到漢武帝時代，因為其武功非凡，開邊卓著，國庫費用不足，少府的費用也被其充作了公費之用，尤其是對鹽鐵實行政府專賣。漢武帝時期的鹽鐵專賣，純屬處于無奈，延續直到漢昭帝時期廢除，有名的《鹽鐵論》就是記載當時的激烈討論的。但是，到后世鹽鐵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商業權利，還是由政府專營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雖然商業繁榮但最終沒有產生出資本主義的一個原因。

　　更具體來看漢代的官職制衡，漢代御史大夫有兩個副官。即兩丞。一個是御史丞，掌管外朝的監督，也就是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吏的監督;另一個就是御史丞，它是設在皇宮之中的，在宮內統領服侍皇帝的侍御史十五人，受理公卿奏章，舉劾案章。一般來說，天子的事下到中丞，再到御史大夫，最后達到宰相。從這個流程來看，皇帝的一切事宜都會受到宰相的領導。從這里來看，所謂的皇帝專制，更是從何談起。[52]

　　中國官制發展到唐代日臻成熟，有三省六部制。三省有，中書省掌管草擬詔書制定命令，中書令是其最高長官;門下省給事中掌管封駁權，就是審駁權，侍中是其最高長官;尚書省負責執行，最高長官是尚書令。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書門下是具有真權力的宰相。在這樣的體制之中，所有的國家大事都要首先通過中書舍人的相互討論，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核，給事中、黃門侍郎封駁改正，皇帝才能畫敕發出政令。在這里，中書舍人的相互討論，也叫做“五花判事”，這一制度也是后代也即明代“九卿會議”的先聲。皇帝的敕旨經過給事中，黃門侍郎有所駁正，這一制度也是明代“抄參封駁”的淵源。唐代，宰相議事一般在政事堂，這也就是政府的最高機構，由宰相分直執行。需要說明的是，尚書省長官，必須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后世稱為“同平章事”及“參知政事”的頭銜，才能參與政事堂議事。[53]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式政道之下賢人政治的特色，也可以看到當今西方學者熱議的商議式民主的特點，其實中國傳統政治早就駕輕就熟。

　　透過對唐代政治體制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其所具有的那種相互制衡的特點，十分細密，而且周到，相比于當今流行的所謂“三權分立”式的權力制衡的民主政治，分毫不差。當然，唐代政治體制，也有其不足之處，那就是機構臃腫，相互重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九卿制和六部制的并存，許多機構相互重疊，造成了政權機構的擴展。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九卿到六部的名稱改變，其所帶來的進步，更加反映了政府和王室、公權力和皇帝私權力的分別，也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可以確定無疑地就是，它從一個側面較真切地反映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是極其講究制度的。

　　通過對漢、唐官制的考察，可以初步地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式政道下的民主特征，是比較全面的，既囊括了經濟民主的層面，更具有商議民主、實質民主的一面，迥異于西式現代民主的虛假特征。當然，本文對中國傳統政治的政道式民主的描述，與其說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和社會的一種重新正名的努力，毋寧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政治和社會所內含進步因素的一種重新發掘。中國傳統皇權制度，在近代崩塌，并被以人民主權為最高法理的共和民主所取代，也從側面反映了中國傳統皇權制度的弊端(另文討論)。因此，如何更好地汲取中國傳統政治中的現代元素，服務于當今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仍需要探索。

　　初稿于2012年5月

　　修訂于2015年4月

　　注釋：

　　【1】[英] 雷蒙·威廉斯著 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導言第6-7頁。關于《關鍵詞》，作者認為，“這本書不是詞典發展史的一串注腳，也不是針對許多語詞所下的一串定義之組合。它應該算是對于一種詞匯質疑探尋的紀錄;這類詞匯包含了英文里對習俗制度廣為討論的一些語匯及意義——這種習俗、制度，現在我們通常將其歸為文化與社會。”“我稱這些詞為關鍵詞，有兩種相關的意涵：一方面，在某些情境及詮釋里，它們是重要且相關的詞。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領域，它們是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它們的某些用法與了解‘文化‘、’社會‘(兩個最普遍的詞匯)的方法息息相關。”“對一連串的詞匯下注解，并且分析某些詞匯形塑的過程，這些是構成生動、活潑語匯之基本要素。在文化、社會意涵形成的領域里，這是一種紀錄、質詢、探討與呈現詞義問題的方法。”又，汪暉：《舊影與新知》，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8頁。他認為，威廉斯的關鍵詞的意義的轉變并非偶然，“文化一詞的原初意義以及這些意義之間的關系的演變具有普遍的重要意義”。

　　【2】汪暉 ：《“后政黨政治”與未來中國的選擇》，《文化縱橫》2013年第一期。他認為，“理論辯論不能被視為孤立于政治實踐的抽象討論，它實際上也是對實踐的總結，包括以實踐的結果和新的實踐來檢驗先前的理論及其實踐。中國革命的經驗是在實踐的基礎上，通過理論辯論和政治斗爭來糾正過去的錯誤，從而為新的方案和新的實踐創造前提。”又，汪暉 ：《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文化縱橫》2010年第二期。他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口號提出了實踐的絕對重要性，但這一命題本身是理論性的，我們只有在理論辯論的意義上才能了解這一口號的意義。

　　【3】崔之元 ：《不懂第三世界就無法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作者認為，西方中心論的弊病，就在于它對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多樣性和能力極不敏感。同時，作者也提到了文化相對論的弊病。“根本上說，文化相對論是一種偽歷史主義。它堅持認為，我們所能運用的關于我們對社會生活的主觀經驗的唯一話語是一種特殊的話語，即試圖詳盡簡述和解釋使一種文化區別于所有其他文化的各種假設和前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化相對主義的“什么都行”的立場正是不加批判地推崇特殊傳統的另一種形式，在這一方面方面，它與西方中心論并無二致。”在這里，我認為崔之元的論述，比較中肯。

　　【4】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第一講第3-4頁。作者對希臘雅典“民主”的“民”進行了分析。譬如，“只有年滿20歲的雅典男子才可能具有公民資格”，“如伯里克利時期的法律規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成為公民。”“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公民人數在整個人口里面的比例是比較小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又，白鋼：《中國民主的理論體系》，《經濟導刊》2015年02期。作者同樣指出，“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以雅典為代表的民主制度將占城邦人口大多數的奴隸、外邦人、婦女、兒童排除在外，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基于普遍化的奴隸勞動而存在”。

　　【5】胡鞍鋼 王紹光 周建明 韓毓海：《人間正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5-186頁。

　　【6】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第一講第4-8頁。作者認為，就民主的“主”而言，當時的“民”的確能在很大程度上做“主”。又白鋼：《中國民主的理論體系》，《經濟導刊》2015年02期。作者也指出，“不可以否認的是，在被其認定為具有合法資格的城邦公民(polítēs)體內部，政治權利-權力的分享與實施實現了即便在當代民主實踐中都很難達到的平等狀態[ M. L.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務印書館2013， 89-107頁。] 作者進一步指出，“這種民主制度以平等為根本特征，而對雅典人而言，平等不但體現在質的相似(hómoios)，更體現為量的均平乃至等同(isos)。”

　　【7】汪暉：《現代性問題答問》，《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聯書店，2008年。作者指出，現代性是一個存在著內部沖突的結構。與其追求一個現代性的規范性的定義，不如把現代性當做一個歷史的、社會的建構來看待，研究它的一些進步作用如何掩蓋了現代世界的歷史關系和壓迫形式。從歷史的和思想的方面看，我們要問現代性是單元的，還是多元的，或者是互動的?歐洲現代歷史產生了一些獨特的歷史模式，諸如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形式、市場社會及其生活價值、法律結構及其保障機制、嚴密的勞動分工及其職業化取向，等等。歐洲資本主義用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和貿易形式把這些特殊的社會模式推廣到全世界，同時也把民族主義、世界主義以及各種相應的意識形態傳播到每一個“現代社會”。但是，民族國際、市場機制、勞動分工，甚至法律機制，真的僅僅起源于歐洲歷史嗎?其他地區的歷史沒有自己的“歷史”嗎?歐洲資本主義究竟是從哪里產生出來的?又，更多的相關性的理論分析，參見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去政治化的政治》，第365-403頁。

　　【8】[古希臘]亞里士多德 著 日知 力野 譯：《雅典政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7-97頁。

　　【9】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章，第12頁。

　　【10】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章，第10頁。

　　【1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144-145頁。

　　【12】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章，第9-10頁。

　　【13】章永樂：《馬基雅維利論共和憲制：“新羅馬主義”的力量與限制》，《北大法律人》。

　　【14】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235-236頁。

　　【15】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前言 第2頁。作為一種政治體制，“民主”已經有2500年的歷史，而在頭2300年，它一直被看作是個“壞東西”，直到最近100來年，才被當作“好東西”。17世紀下半葉啟蒙運動到來，那些熟悉希臘史的啟蒙思想家卻往往對民主政體十分反感，彌爾頓、洛克、皮埃爾·貝爾、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對民主的評價就是例子。盧梭發表《社會契約論》，宣揚“人民主權論”，傾向于直接民主，是少有的例外。參見《民主四講》第1講，第22-24頁。法國大革命因其暴力、剝奪有產者，也被咒罵。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出現以爭取男性普選權為主要訴求的憲章運動。1848-1849年，法國、德意志、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繼爆發民眾廣泛參與的革命。這些革命運動雖以失敗告終，卻促使歐洲精英階層中的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民主潮流，托克維爾和穆勒便是代表。他們盡管不喜歡民主，但都認識到民眾的民主要求不可逆轉。在這種背景下，“民主”便成為了“好東西”。不可避免地，民主的被異化、對民主的限制也就接踵而至。參見《民主四講》第1講，第32頁。

　　【16】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第1講，第33-70頁。作者對此有了詳細的梳理。“自由”和“憲制”限制了民主權威的適用范圍，“代議”限制了民眾直接參與決策的機會，“自由競爭選舉”限制了大多數人參政的機會，作者還強調，普選的實現也無法改變選舉的“貴族”、“寡頭”色彩。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熊彼特出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提出精英競爭式民主理論。從此之后，現代西方民主就逐漸地被指向為這樣一種嚴格界定在精英范圍之內的競爭選舉體制。

　　【17】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第1講，第27-31頁。又，白鋼：《中國民主的理論體系》，《經濟導刊》2015年02期。作者揭示了這樣一個有趣的事實：羅馬的“混合政體的學說雖不乏深刻，卻在羅馬人中全無影響，而在羅馬帝國覆滅后漫長的中世紀也很少為人提及。直至16世紀以降，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生成壯大與相應的社會結構變化，混合政體學說才真正引起各方的重視”。作者還談到，1642年英國內戰之前的一份正式文件，宣稱實行混合政體而非絕對君主政體，“這可以視作混合政體學說被現實政治力量認可、正式進入主流政治話語體系的標志。它呼應并見證著馬基雅維利通過其《君主論》與《李維史論》所開啟的羅馬古典共和傳統的復興。”作者承認，“在歐洲的啟蒙運動與以美國獨立建國和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政治運動中，羅馬式共和政體均被表彰為現代政治值得追隨的典范，而對這種共和政體的解釋幾乎均突出其混合政體的特征。”

　　【18】薩義德 著 王宇根 譯：《東方學》，三聯書店，1999年，緒論，第6-12頁。

　　【19】[德] 貢德·弗蘭克 著 劉蘭成 譯：《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又 [日] 濱下武志 著 朱蔭貴 歐陽菲 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20】楊斌：《“占領華爾街”顯示了美國人民的覺醒》，《紅旗文稿》，2011年。又 王靜：《“占領華爾街”運動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紅旗文稿》，2012年。又 吳京平：《“占領華爾街”運動折射出西方工人運動問題》，《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13年。

　　【21】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第3-4講，第137-256頁。又 汪暉：《再問“什么的平等”?》， 《文化縱橫》2011年5-6期。

　　【22】胡鞍鋼 王紹光 周建明 韓毓海：《人間正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6-189頁。

　　【23】同上。

　　【24】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2頁。

　　【25】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5頁。

　　【26】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1-2頁。錢穆認為，本來政治應該分為兩方面來講：一是講人事，一是講制度。人事比較變動，制度由人創立亦由人改訂，亦屬人事而比較穩定，也規定人事，限制人事。他認為，要講一代的制度，必先熟悉一代的人事。而現在往往出現專講人事，忽略制度的傾向。

　　【27】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錢穆認為，我們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這正如一個壯年人，不要睡搖籃，便認為搖籃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又 蘇力：《作為制度的皇帝》，《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2卷(2013)。蘇力認為，“現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廢棄了皇帝制度，理所當然。但作為一種憲制/政體，世襲皇帝為何并因何發生?僅僅源自歷代王朝開國皇帝‘家天下’的私欲?從經濟學理論上看，僅僅個人私欲不足以構成一個長期的制度，除非這種私欲與某些社會需求吻合，有某些社會的功能。因此，帝制可能有什么社會的功能嗎?以及對于誰的功能?僅僅對皇帝嗎?而作為制度，其利弊究竟何在?”蘇力認為，“我有理由相信，個人可能愚蠢，人類不可能愚蠢，不可能長期愚蠢;人類歷史上的任何制度，只要是長期的實踐，就很少可能只是罪惡或愚昧，而更可能是，相對當時的社會條件，已是足夠的明智或合理，盡管未必是‘最’，并且很難說‘最’，即便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這些實踐已斷然不合理。”蘇力進一步論述，“即便中國秦漢之后的皇帝制與西方政治學一人治理的君主制全等，那也不丟人。硬套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標準，它就是憲制/政體的一種;而直到盧梭之前，君主制一直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多數量偉大思想家的推崇。而在名著《英國憲制》中，作者就專門以兩章篇幅著重討論和分析君主(monarchy)，這個英國的第三個最重要的憲法制度(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蘇力承認，“本文探討的是皇帝對于古代中國的制度意義。這意味著，我不是將皇帝作為古代中國政府的構成部分，因此不討論諸如皇權與相權之演變這類有關古代中央政府結構的問題——這些問題在今天的政治學和法學看來當然是憲制或至少是準憲制問題，研究數量不少，質量也很高;我關注的是作為古代中國政治文化共同體或稱其為文明國家(civilization)的構成部分的皇帝制度。“

　　【28】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96頁。

　　【29】胡鞍鋼 王紹光 周建明 韓毓海：《人間正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7頁。關于這些分“道“的論述，可參見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岳麓書社，2008年。

　　【30】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岳麓書社，2008年，第3-18頁(《原君》、《原臣》)。

　　【3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2頁。又 劉仰 ：《超越利益集團》，中國書店，2011年，第207-217。作者以宋代王安石變法為例，分析了制度是有生命的。

　　【32】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54-160。韓毓海從財政、金融的角度，提出了中國為什么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財政和金融體制，為什么長期沒有建成統一的國家財政制度，從而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體制的轉變的問題。他認為，這里的核心就是：中國五百年來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問題。他認為，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并沒有被徹底清除，恰恰相反，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來的清代獲得了新的、更為穩固的形式，而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影響中國歷史甚巨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宋、明、清之制，官常有升遷、有調防，而吏卻是永不升遷、無調防，這就使得中國的政治、稅收和司法操縱在”吏“這個最大的地方利益集團手中，師徒相授、子承父業的吏，與地方豪強相結合，于是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封建貴族階層，這也就是所謂的”吏有封建“。同時，士大夫階級徒慕虛文事務，作為政治精英又是極不合格的。作者進而認為，要國家富強，就要進行徹底的反封建。關于吏的論述，可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岳麓書社，2008年，第173-181頁(《胥吏》)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111-114頁。瞿同祖 著 范忠信 晏鋒 譯：《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該書對于清代地方政府的吏的構成、來源等問題做了詳盡的敘述。

　　【33】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84-87頁。

　　【34】同上，第152-153頁。

　　【35】同上，第184-186頁。

　　【36】同上，第314-316頁。

　　【37】同上，第317-321頁。

　　【38】同上，第332-336頁。

　　【39】同上，第406-411頁。

　　【40】同上，第415-421頁。

　　【41】同上，第565-580頁。

　　【42】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24頁。

　　【43】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13-316頁。

　　【44】[美]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增訂紀念本)，中華書局，2010年，第51-56頁。作者分析了北魏改革的作用，強調“這些法規以一種人為的觀念從下至上地將整個帝國組織起來“。

　　【45】[美]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增訂紀念本)，中華書局，2010年，第162-167頁。作者提出國民黨與蔣介石創造出了一種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通過土地革命創造出了一種新的低層結構，強調毛澤東的農村改造更有長遠影響。

　　【46】蘇力：《作為制度的皇帝》，《法律和社會科學》第12卷(2013)。而我在文中的分析，則是更多地涉及到皇權、相權的制衡。

　　【47】劉仰 ：《超越利益集團》，中國書店，2011年，第196-197頁。

　　【48】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5頁。

　　【49】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5頁。

　　【50】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4頁。

　　【5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6-9頁。

　　【52】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5-6頁。當然，明、清廢除宰相，設立內閣以代之，的確表現出了專制的趨向。

　　【53】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5-39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