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潘維教授日前在《環球時報》刊發的《別把愛國與民族主義混為一談》一文，筆者有些不同感想。潘教授強調，“愛國主義是內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義是外向的、進攻性的……因為天然的外向性和歧視性，民族主義很容易演化為帝國主義。”這種情況的確存在，但基本上是西方的情形，而非中國的情形。

　　歷史證明，一些西方國家的愛國主義往往會越過內向與防御的界限，且伴隨著種族歧視，因而常常演變為極端的民族主義。比如，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日本的軍國主義和美國的霸權主義，都是外向的、進攻性的、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

　　相形之下，中國的民族主義頗為不同。自古以來，大部分中國人以農耕為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農耕的基本條件是守土與和平。因此在處理對外關系時，中國的政治、文化、軍事，乃至武術，以及中國人性格特點與處事方式，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進攻性的。中國人對和平的熱愛基于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因而是極其真誠的。這和尚武的游牧民族、海洋商業民族大相徑庭。長城是一條蜿蜒綿長的防御工事，中國的對外作戰一般都是反擊作戰，中國文學作品中鮮有謳歌戰爭之作，而多為描述戰爭的殘酷與不幸，即便盛唐時代的詩歌亦復如此。

　　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帶有種族歧視，沒有進攻性，而是防御性的，即抵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這種防御性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在本質上是重合的，所不同的是，愛國主義具有鮮明的現實性和政治性，而民族主義則是帶有歷史縱深的一種思想文化情感。由于農耕經濟模式決定的民族性格與文化特征的影響，在中國號召侵略擴張者，絕不會得到多數人的響應。極少數人言辭極端，不能代表民意，且僅停留于口頭而不可能付諸實際行動。

　　更有甚者，中國自近代以來每當遭受侵略之際，主戰派常常不能占據主導，有時反而成了被打壓和譏諷的對象。主和派往往主張妥協退讓，以割地賠款息事寧人，反對以強硬手段捍衛國家利益。以至于現今有血性的愛國者，常常被冠以“愛國賊”的帽子。這和中國人不尚武的民族性格、處事方式和文化特征有著很大的關系。以此觀之，在現實的中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強了而是太弱了。

　　所以，把愛國與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固然不妥，在西方兩者確有區別;但兩者也不一定都是對立關系，在中國尤其如此。進一步說，中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重合率很高，與帝國主義則遙不可及。

　　二戰后民族主義逐漸被妖魔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政治和輿論策略。其基本邏輯是，我要向你那兒擴張，當然就不喜歡你抵抗。他們自身奉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卻披上民主自由的外衣，給世人以很大的迷惑性;與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主義卻被妖魔化，似乎成了民主自由的對立物。這實際上是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擴張主義為掃除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抗爭而采取的政治策略。其結果是極為荒誕的：他們可以放火，我們不可以點燈;他們可以進攻，我們不可以防御。點燈了、防御了，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就是對民主與自由的抗拒。

　　本文結論是，民族主義有擴張性與防御性之分，兩者有本質不同，不可一概而論。對擴張性民族主義，應反對之、抗擊之;對防御性民族主義，應擁護之、支持之，至少不要妖魔化它。跟著西方妖魔化中國的防御性民族主義，不僅缺乏道義，且正中他人下懷。(作者是蘭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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