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畢福劍雖然就其對新中國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不恭的行為，承認了錯誤，做了道歉。由此在客觀上證明了，其在這次事件之中的原則性錯誤。但是，在輿論上，卻對此事件有兩種完全相反的評價。

　　其中有一種輿論認為，畢福劍完全沒有錯誤;告密者可恨。這種貌似在道德上對于畢福劍的保護，和對于告密者的譴責，究竟是否符合法律依據，和道德呢?

　　作為公眾人物;或者作為政府官員——無論是政治家，還是政客都一樣。他們對于國家的政治事件的態度，或者是對于國家領袖的評價，都是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大的原則問題，而不是兒戲的小事。所以，他們必須對自己的態度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

　　難道美國的公眾人物可以說：華盛頓害死了我們嗎?難道這樣的說法可以不必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嗎?

　　那種認為告密者可恨的說法，是在故意混淆政治責任和生活小事的兩種原則區別。不可否認，對于那些許多生活小節的問題，告密者的確有其可恥的一面。但是，作為公眾人物和政府官員，在如何評價國家領袖的問題上的態度，卻是必須言行一致，而不能夠說一套做一套;或者在公開場合說一套，而在私下又說一套。

　　這后一種言行，是典型的兩面派手法。對于這種兩面派，告密者是應該得到鼓勵的。而保護這種兩面派的做法，其實無疑是在鼓勵兩面派，在鼓勵那些為了權力而無所不用其極的陰謀家。

　　難道對于那些在臺上侃侃而談，吹噓種種反對腐敗的言論，而在實際上卻無所不貪的兩面派政府官員，不應該鼓勵人民，包括二奶們對他們進行告密嗎?這種告密難道在法律上是違法的嗎?難道這種告密在道德上，是應該被譴責的嗎?譴責這種告密，就是在縱容腐敗。譴責這種告密，在法律上恰恰是在犯法;在道德上，恰恰是在用惡行來打擊道德和良知。

　　同樣，難道對于那些口頭上高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而在實際上卻不得不處處都用政府的有形之手，開閘放水，拯救市場，拯救經濟的兩面派政客，也是要保護，而不是應該進行譴責的嗎?難道這種保護是能夠使經濟學得到發展，和使中國經濟走出經濟危機的泥潭的嗎?

　　所以，如果公眾人物認為自己應該承擔社會責任，而愿意對政治事件進行分析和得出結論，并且公開自己對政治事件的看法的話，那么，他們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當然，如果他們不愿意對此進行分析，形成并且公開自己的看法，那么，他們當然也不必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了。所以，對于那些無論是公開，還是私底下對大事件提出自己看法的公眾人物，公開這些看法是他們表現承擔的責任。

　　所以，用所謂告密者在道德上的瑕疵，來為畢福劍在政治上的原則錯誤辯護，顯然是在混淆是非，在為這些人政治上的錯誤辯護。在為有些人的兩面派作風和手法，妄圖占領道德高地的，必須給以譴責的劣行，披上道德的面紗。

　　這種手法之所以在目前的中國盛行，和有極大的力量為之辯護，原因在于，在目前的中國，普遍的存在著此種現象：各種專業人士利用本身專業的優勢，用以偏概全的手法，來否定毛澤東;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社會制度。這些人就是那些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人。

　　看看那些在臺上高談闊論什么反腐敗，而在實際上卻無處不貪的，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當今中國的普遍現象，就可以知道，這種兩面派在當今中國是如何吃香的;就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被毛澤東寫進憲法，而在改革開放之后，卻被剝奪了的“四大”，對于當今的中國是如何重要的;就知道，沒有社會大眾的監督，包括對于那些有行政權力和話語權力的人的監督，包括用告密的形式對于他們的監督，中國將會被兩面派搞得如何腐朽不堪。

　　所以，告密并非一無是處。對于那些需要公開的政治問題的態度，對于那些在這個問題上持兩面派手法的人，告密并且公開化，是必須的。盡管告密的方式并非是最好的方式;盡管這種方式有瑕疵。但是，這一方面證明了，當今制度對于兩面派的保護，和社會大眾監督執政階層的權力的缺失的嚴重性;同時，這種方式比讓那些兩面派耀武揚威的制度比較權力，其缺點與其對于社會大眾的監督權力的制度的貢獻，顯然后者是更加具有正能量的。

　　所以，在當今對執政階層的監督制度缺失的條件下，在那些壟斷了權力——包括行政權力和話語權力的人，用兩面派手法故意隱瞞自己的，必須公開的政治觀點的時候，公開化的告密，是保障社會大眾監督執政階層的合法手段的一種民主形式。

　　徐強

　　201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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