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所謂的“狼性文化”被刻意標榜，并在“鐵血”[注1]文藝的喧囂聲中全面推廣。同時配以“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注2]的駭人口號，打起為了民族崛起的偉大旗幟而全力擠兌中華傳統人本與包容文化的生存空間，企圖獨霸國人的思想空間，為某些人的特殊利益服務。

　　有論者指出：“狼性文化是一個整合的概念，當然還可以抽象出其他的要素是一個整體的概念，缺一則不足為“狼性”。人們在接受狼性文化理念時，肯定優先接受那些被認為最具有狼性特征的要素。狼性最明顯的特征是什么?那就是狼性的殘忍，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殘忍。于是，在提倡狼性文化的時候，一些企業很可能偏重這一點而不及其余。這樣，使得一些企業一味提倡“你死我活”的“殘酷競爭”、“不給對方以生存空間”等，狼性文化的主旨內涵就是“狠”。 狼性文化可以分為對外和對內兩個部分，企業除了可以利用狼性文化應對外部環境的激烈競爭壓力外，狼性文化對企業內部管理也有重要作用。例如，狼性文化中強調協作、遵守紀律，就是狼性文化對內的一種表現。”

　　簡而言之，所謂的狼性文化就是一個“狠”字——對顧客、對競爭對手“狠”(致他人于死地);對內部員工“狠”(過勞死與絕對服從)。這與“鐵血”文學異曲同工，所謂鐵血，武器和鮮血，暴力制服是也，同樣是一個“狠”字。

　　至于把它用于營造企業文化，《中國商界》雜志《華為狼性文化的終結》一文中這樣解說：“一位工商管理學教授在MBA課堂上授課，講到企業的管理與文化時，向學生們提出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中，我們應該選擇做‘狼’還是做‘羊’呢?大部分學生選擇做‘狼’，其余學生選擇做‘羊’。教授最后說：我們既不該選擇做‘狼’，也不該選擇做‘羊’，我們應該選擇做‘人’。”

　　這位教授的解說確實打中了狼性文化的要害。中華文化是人的文化——人本與包容，而企圖用野獸的 “文化”來取代人的文化確實是駭人聽聞的歷史大倒退，至少是從文明時代倒退到野蠻時代。

　　然而，還有極為美妙的，上升到了哲學層面的“新野蠻主義”理論，企圖為野蠻文化提供基礎。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宗教學術網于2011年8月15日發表的劉國鵬《“新野蠻主義”——當代中國社會精神分析報告》的學術論文居然振振有詞地論說道：“‘新野蠻主義’迄今為止只適用于生活在東亞大陸上的中國人及其所容身的社會環境。他們組成了世界文明群體的一個特例，即令人驚異地將五千年之久的文明傳統和記憶，與現時代所表現出的創造力與破壞力俱佳的悖反特征融于一身，從而讓外部世界近三十年來所有有關中國的外科手術式的政治、經濟、社會解讀全部歸于失效;與此同時，所有試圖從中國古典文本或歷史入手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發展與嬗變，或者相反，新聞記者式地僅就當下的一般發展現狀探討中國社會的根本特性的人士均不得要領。因為，他們面對的無疑是這個世界上一個嶄新的群體和種族，一個集極古老與極新生于一身的“新野蠻人類”。……當前中國人身上所體現的這一“野蠻性”，是傳統文明的中斷和價值失落、整個國家過于迅猛的現代化運動，以及國家資本主義在原始積累階段所特有的野蠻擴張性此三種野蠻氣質合流、發酵的結果。這一看似災難性的后果，其影響卻是悖反的：一方面，從個人到社會普遍彌漫著價值原則的缺失，道德修養的淡漠和行為秩序的失范;另一方面，體制化的強力以及經濟利益的驅動，使得中國人放肆地甩開雙臂，在喪失了傳統羈絆和固有價值原則束縛的荒地上，一路健跑如飛，開始在經濟乃至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表現出咄咄逼人的進取態勢和無畏無懼的創造性思維。”

　　在劉國鵬大師的眼里，野蠻造就了發展的現代中國，中國必須野蠻，似乎是“新野蠻主義乃中國文藝復興的變相表達”。這就是作為國際壟斷資本及其中國官僚資本徹底殖民化中國的釜底抽薪之策在劉大師那里的美化解說。

　　但這還不夠，“必須野蠻”的科學論證還需要深入。于是2014年06月05日中國社會科學網推出了歷史學博士陸偉芳的學術論文《野蠻殘酷走向文明人道——19世紀英國刑罰的變遷軌跡》，細細論證了可以經由野蠻而走向文明的歷史經驗——大英帝國的經驗可以搬到中國。該文的編者按曰：“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各種社會力量、階級、群體、意識形態對是否變革、如何變革等問題始終存在巨大的分歧，這就使整個社會轉型過程沖突不斷、無可避免。所以，沖突是社會轉型的正常現象。在社會轉型時期，如何尋求用和平的手段解決不可避免的社會沖突，完成必要的變革，確實是各國面臨的重大問題。近代英國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是用和平方式解決內部沖突中的典型，它的歷史發展走一條和平、漸進的道路。英國的模式很有借鑒意義，因為它為其他國家如何在社會轉型期維護社會穩定提供了成功范例。”

　　于是，在狼性野蠻文化的喧囂聲中，中國社會也就應聲涌現大量駭人聽聞的野蠻現象。對此，國人不但要心安理得，而且還應該慶幸。

　　2014年11月10日搜狐財經郭儒逸《何偉：中國社會“利己主義”盛行》一文中記述了寫了中國紀實三部曲《江城》、《尋路中國》、《甲骨文》的美國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偉)的說法：“在我看來，中國社會里的競爭太過激烈，以至于有些殘酷。人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思考其他東西。這有些類似于利己主義的盛行。固然，一些消極的東西并非今日才存在。正如魯迅先生所描寫的那樣，中國社會已經習慣了有很多看客的身影，他們對事不關己的事情往往漠不關心。而現在激烈的競爭，似乎使得這個趨勢變得更糟。但是，我并不認為中國社會的這種特質是野蠻的。我理解這些陰暗面，這是中國正在經歷的一個特殊階段。盡管需要很長時間，但我對中國社會最終會克服這些缺點充滿希望。”

　　總之，國內國外遙相呼應，呼喊中國野蠻——非野蠻無以改造一個具有數千年文明之中華，無以將其徹底變成國際壟斷資本的殖民地。

　　請看：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美國吸血的蘋果在中國展開野蠻代工，中國農民工13連跳，用鮮血和性命換來蘋果的巨額暴利。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2011年12月12日《深圳一日資企業近千人停工已持續一周》的報道披露：深圳一家日資企業近千名工人從12月4日晚上11點開始停工聚集，并派出代表與廠方談判，至今雙方仍未達成協議。這家發生停工的企業名為深圳海量存儲設備公司，屬于日立環球存儲科技公司(日企)全資子公司，停工緣起日立環球將公司賣給另一家美資企業西部數據，有員工擔心重組完成后，企業原有職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特別是工齡超過十年的員工可能要重新簽勞務合同，工齡全部歸零。早在2007年12月19日，這家企業員工就因為勞動強度大、加班時間長、工資不足額發放等勞資糾紛問題發生過集體停工并堵塞馬路事件。沒有如此的野蠻掠奪日本壟斷資本如何暴富?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2010年12月26日南都社論《警惕宋山木式奴役員工的“企業文化”》披露：山木公司通過一種準軍事管理機制，制造了以宋山木居于頂端的森嚴等級。他假借并扭曲儒家的感恩文化，要求員工的身體和心靈的無條件服從。員工必須完全服從宋山木，雙方之間形成了統治與奴役的畸形關系。宋山木制造了一個邪惡小環境，掩飾他無所不在的性侵犯。蔣壇軍《奴役性“企業文化”為何盛行》的評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強迫員工接受“洗腦”、“奉獻”等奴役，諸如“山木基本法”之類的公司制度，所規定的罰則往往會多如牛毛。實際上，《三木王朝》的報道已告訴我們：“山木基本法”就規定了罰則280條，如：辦公室窗簾拉得不對，罰!這明顯違反了《勞動法》第50條“不得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勞動者的工資”，所以，包含著“三木基本法”的奴役性“企業文化”，是實實在在的違法之“罪”。——沒有野蠻的“企業文化”，就沒有土豪山木之流的暴富。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2012年10月27日梅州日報《黑心老板扣證件奴役工人》披露：近日，五華縣檢察院以涉嫌強迫職工勞動罪，對被告人胡×建、溫某、馮某、陳×兵等人依法提起公訴。這是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來，該院起訴的全市首宗強迫職工勞動案。2012年8月，被告人胡×建在惠州招收了20多名外來民工到五華縣周江鎮增洞村力鷹磚廠工作。胡×建非法扣押工人證件及通訊工具，延長勞動時間，并克扣工人工資。同時指使管理人員溫某、馮某、陳×兵等人采用毆打、看管等手段限制工人人身自由，強迫工人超時工作。8月18日，被告人胡×建以工人彭福生帶領民工私自外出為由，用鐵鏟對其進行毆打，導致彭福生右脛骨粉碎性骨折，經法醫鑒定屬輕傷。一批批與官僚勾結的黑老板沒有了如此的野蠻奴役，也就不可能暴富。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官僚經濟學家厲以寧強調說：“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沒有了野蠻奴役下的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厲以寧之類的官僚資本富豪階層如何進入極樂世界?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湖北企業家拍攝城管打人遭群毆身亡。1月7日17時許，湖北省天門市城市管理執法局50多名執法人員因填埋垃圾與農民發生沖突，恰好路過的天門市水利建筑公司總經理魏文華用手機進行現場錄像，遭群毆致死。沒有城管的野蠻執法，各地貪官的某些特殊利益恐怕難以為繼。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2013年07月24日人民網披露：夫妻裸體被綁強拆 警察為何如此容忍暴行(組圖) 5月28日，山東臨沐崔社梅夫婦赤身裸體被綁架，家里房子被夷為平地，全部家產和價值50多萬元的財物也被埋在廢墟之下。沒有正規的安置補償協議，沒有走正規的招拍掛制度，開發商就這樣進行強拆。沒有如此野蠻強拆，中國官商互相勾結的房地產暴利的偉業如何推行?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在野蠻有理的價值觀之下，法制周報2007年07月06日披露：湖南市民舉報貪官受賄挨打 被罰下跪游街(圖) 炎炎烈日下，一名中年男子雙膝跪在滾燙的水泥地上，在三四百名群眾“圍觀”下，被五六名彪型大漢拳打腳踢……這一幕就是鄧鏹保提到的“屈辱經歷”。鄧鏹保說，2007年6月20日上午，曾被他指證受賄的原平江縣房產局局長唐法安等人，在鬧市區將自己暴打一頓，并讓他當著數百名圍觀群眾下跪，還逼迫他簽下1.2萬元的“欠條”和承認自己在法庭上作偽證的“證明”。沒有如此的野蠻統治行徑，貪官集團如何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可見野蠻有理不可或缺。

　　可見，野蠻并非中國發展經濟的需要，而是美日帝國和中國官僚奸商掠奪中國百姓，快速暴富的需要。在事實面前，一切野蠻有理的狼性說教都顯得極其邪惡，國人莫信，莫跟風野蠻!那是甘愿被官僚們大忽悠的傻行，切莫再糊涂了，盲目跟風的人們!醒醒吧!中國百姓需要的是傳統文明——人本、互愛和包容，而不是狼心狗肺、你死我活爭奪的所謂狼性野蠻文化。繼續倡導和厲行狼心野蠻文化，那正好幫了美日帝國和中國官僚奸商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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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 鐵血的意思是武器和鮮血。”鐵血”一詞最早出于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1861年,普魯士的威廉一世繼承王位后,任命奧托·馮·俾斯麥(1815---1898)為內閣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麥的哲學是:“強權勝于真理”。他認定,武力是取得政治和外交成就的基石。他曾反復對普魯士人說:“當代的重大問題要得到解決,不能憑演說和議會的決議……要憑鐵和血。”他也由此得名”鐵血宰相”。所以,”鐵血”泛指用暴力解決問題的人。

　　[注2] 迪·格魯夫憑其個人和英特爾公司的經驗，強調在今后10年里，失敗和成功都將以10倍速的節奏發生。因此，這種狀況要求企業領導人能隨時保持某種程度上的偏激心態;因為擔心競爭對手把客戶搶走而篤信‘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這句格言。最精彩的當然是格魯夫的現身說法。這里舉兩個例子：其一，某次會議上，因為一名員工遲到，格魯夫競用棒球棍狠狠地砸在會議桌上，以示不滿和警告。其二，為了促進員工的工作效率與內部競爭，格魯夫設計了一整套計算員工工作量和工作績效排名的苛刻方法，收到了強烈的效果。他認為公司的增長都是在激烈的內部競爭的狀態下取得的。有員工抱怨說：“工作壓力如此巨大，競爭如此激烈，人們同事之間簡直不敢互相幫助。”在英特爾公司擔任科研工作的一名單身父親，下班回家剛吃過飯，就把兩個小孩摁上床，只為了自己能夠早點趕回公司加班。為了公司的超額利潤，不惜用殘酷的內部競爭把內部員工逼進過勞死的“死亡之谷”里，充分體現了資本的血腥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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