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發展，本來就是從農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到農村，從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過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樸歸真，而是人類社會的否定之否定，是歷史發展的螺旋式。我國新常態的新經濟增長點應該是農村生態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以政府為主導自覺建構與人類經濟發展的一般進程相吻合的我國新常態經濟的穩增長結構。

　　首先要解決國家投資農村生態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規范引導農村生態城鎮化的產權瓶頸。與農村土地經營權方面進一步放寬的政策相配套，必須有與之相對稱的、強有力的所有權方面的制度設計，才不至于使農村生態城鎮化在實施過程中走樣變調，使農村城鎮化演變成生態災難。城鄉一體化的基礎是城鄉土地產權一體化。如果說，城市工廠的公有制必然要求農村的公有制與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國有制必然要求農村土地國有制才能成龍。把農村土地全部國有化，使農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軌，使農村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徹底分開，解除國家投資農村生態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的產權瓶頸，是實現農村生態城鎮化的前提，也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發展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使農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國民待遇、消除城鄉差別、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

　　作為一種新的增長方式，生態化是知識化的提升與濃縮，是知識經濟的典型形態。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之所以是新經濟增長點，是因為它是知識經濟時期再生鏈、產業鏈、創業鏈的基礎，是二次創業的基礎，是綠色經濟的基礎。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使農業生態化、系統化、立體化、知識化、文化化、高端化，為城市生態化提供銜接點與平衡點，形成我國農村與城市在生態化基礎上的雙向互動良性循環的穩增長結構。所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歷史進程，要放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來定位。知識經濟時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約化生產也并非集中化生產。知識資本密集和勞動力分散互為前提，相輔相成。知識經濟的城市化和工業經濟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知識經濟時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態化、信息化和知識化，城市化的標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樓房的高度與密集程度。在某種意義上，知識經濟時代的城市化相當于工業經濟時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樸歸真”，而是對農村和城市的揚棄，是歷史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識經濟是農村和城市雙向發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別的過程。用生態產業對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重塑改造，是農業現代化的根本途徑，也是農村城鎮化的基礎，因此農村城鎮化與生態化是統一的。如果用工業經濟時期的思維方式來定位知識經濟時期的“農村城鎮化”，把城鎮化定位于房地產業的新一輪增長，用城鎮化來消滅生態化，雖然可以帶來GDP的新一輪暴長，然而對于中國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的生態、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只能是一場災難。這種增長觀既是時空錯位，也不符合中國國情。

　　解決“三農問題”與城鄉差距問題，只能放在人類二次創業的背景下，通過政府宏觀調控、包括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決。只有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使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對稱發展，才有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農業與工業的不對稱發展，農村與城市的差距太大，將會拖工業的后腿。這是被各國的經濟發展所證明了的。農村生態城鎮化、城市生態化，以生態化為基礎的農村與城市的對稱發展，嚴格意義上不是什么工業反哺農業，而是知識經濟的重新洗牌。如果說，知識經濟的橫向重新洗牌為落后國家提供了后來居上的機會，那么知識經濟的縱向重新洗牌，則為農村的發展水平與城市的發展水平持平、釋放農村與城市的經濟增長潛力提供了契機。通過建立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在農村城鎮化的同時建構與城市生態化銜接的生態農業與生態農村，農村將與城市相輔相成逐步融合。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對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基本建設、城市通過紓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區消腫城市并實現城市生態化的投資與各種政策扶持應起主導作用。

　　要把城鎮化要不要搞的問題，轉變為城鎮化怎樣搞的問題。要實現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必須改變GDP增長觀。毫無疑問，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將帶來GDP突飛猛進的增長，但絕不能把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納入GDP增長方式。分不清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配置經濟與再生經濟的GDP增長觀必須讓位于以再生經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對稱發展觀。雖然對稱發展觀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長數字作為經濟發展的參數之一，但GDP增長觀與對稱發展觀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種經濟“發展觀”。把GDP數字增長作為一切經濟工作的目標，衡量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的指標，是理論與實踐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會在理論上搞亂人們的思想，實踐上形成GDP泡沫、釀成GDP危機，最終造成農村生態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的異化。

　　只有綠色GDP，才是社會福利與社會發展的綜合指數，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的綜合指標。

　　綠色GDP：人際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程度的指數。狹義上，和諧社會就是指人際和諧、人與社會和諧;廣義上，和諧社會還包括人與社會同自然的和諧。狹義的和諧社會是廣義的和諧社會的基礎，社會內部和諧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前提。而人與自然的和諧歸根結底是這一代人與下代人的和諧，是時間維度的社會內部的和諧。所以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人與自然和諧程度的指數：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對稱程度，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力度，決定社會可持續發展可能性空間的大小。

　　以人為中心、人與自然和諧的綠色GDP——生態產業結構以生態環保工程為基礎。

　　隨著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化，生態環保也相對地產業化。生態環保不僅僅是一種民間自發行為、可以通過利害相關人自行“談判”解決的“外部性問題”，而是必須由政府介入才能解決的“內部性”問題。生態環保不僅僅是一種政策宣導，而是一項經濟工程。生態環保不僅僅是一種局部經濟行為;由生態環保產業本身的創新性、輻射性、整體性、驅動提升力決定，生態環保產業越來越成為主導性產業。由于生態環保的整體性、主導性與社會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當產業主體，納入國民經濟基本建設范疇。一旦生態環保產業化，將極大地容納資金、勞力、產能，提供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從而有力推動經濟結構提升與調整、擴大內需、消化過剩產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有效經濟總量增長。生態環保產業化還將催化經濟宏觀化，引導教育、醫療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會總體福利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可持續發展。生態環保工程是生態城鎮化的基礎。

　　就整個國民經濟來講，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的基本建設(綠化、交通、水利、能源與信息輸送、保障性糧食生產、土地集約化綜合化生態化可再生開發、延長農業生態產業鏈等基礎設施建設)是支柱產業。一旦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發達，人們完全可以在家里辦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蓋在農村或城市遠郊山上，享受空氣清新、鳥語花香、亭臺樓閣、花前月下、夜夜聞啼鳥、春眠不覺曉、幽靜浪漫的田園詩般的生活。農村生態城鎮化與城市部分功能向農村和城市遠郊的轉移將在原來的農村地區、城市郊區出現新一輪的房地產開發熱潮，但應該是農村生態化與城市生態化的基本建設引導房地產，而不是房地產引導農村生態化與城市生態化的基本建設。房地產導向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產物，理論基礎是配置經濟學;農村與城市的生態化基本建設導向是加強宏觀調控的結果，理論基礎是再生經濟學。不同的經濟學范式決定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農村生態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的發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經濟學為自己的經濟學范式。

　　在農村生態城鎮化建設中是以生態化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還是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體現了產業鏈之間不同的邏輯的與歷史的關系。隨著農業新技術的廣泛運用糧食單產的提高與農業產業鏈的延長，新的歷史時期應該用“以林為綱全面發展”代替原來的“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原來的“農林牧副漁”的順序也應該改成“林牧副漁農”。其中的“牧”應該是廣義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種野生動物種群的形成與發展。在農村生態城鎮化中只有以生態產業基本建設為重點，才能激活農村創新活力實現創新驅動綱舉目張，實現農村城鎮化的綜合效益。在農村生態城鎮化中把房地產作為優先考慮的龍頭項目，試圖以此來帶動GDP的新一輪增長，農村生態城鎮化將走樣變調，城市生態化也將失去支撐點。

　　農村生態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是雙向互動的過程，把這雙向互動統一起來的基礎是生態化，核心與紐帶是高速路。生態化是化解包括霧霾在內的快速工業化造成的重度空氣污染的根本途徑;在生態產業基本建設基礎上發展高速路——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農業與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縮小城市與農村、東部與西部、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差距，把農村生態化和城鎮化統一起來，實現農村生態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對接的根本途徑，是開發中國時間、空間、知識、生態資源的根本途徑，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高速發展的根本途徑。因此在農村生態城鎮化基本建設基礎上發展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國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與樞紐產業。科學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國農村生態化基礎上的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是我國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個經濟增長點將牽一發動全身形成我國新常態經濟以人為中心可持續穩增長促發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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