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快訊報道，昨日，新京報新媒體報道河南信陽村民張志良要求政府兌現68年前的新四軍借條，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借條的真實性也遭到質疑。19時許，信陽官方通報稱，待鑒定結果及身份確定無誤后，將按有關規定償還。

　　4日，張志良給新京報記者提供的借糧款收據顯示，新四軍第五師野戰軍政治部軍令部江克成向張炎山先生借現金叁萬元。借款日期是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

　　出借人張炎山是張志良的祖父，河南省信陽市光山縣南向店鄉人。

　　筆者按：筆者從最起碼的軍事、歷史常識來客觀探討一下：河南信陽新四軍3萬元借條的真偽！

　　一、新四軍全稱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新四軍由留在江南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而成。1941年1月，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整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治委員。

　　二、借條的落款日期是“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據考證，新四軍第5師番號1945年10月30日取消，1946年6月仍用此番號？筆者認為可能性不大。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中央軍委為適應形勢的需要，于1945年10月30日將新四軍第5師、八路軍河南軍區部隊、冀魯豫軍區部隊一部與自湘粵邊北返的八路軍南下支隊（第359旅主力）組成中原軍區，李先念任司令員，鄭位三任政治委員，王樹聲任副司令員，王震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后任質斌任副政治委員)，朱早觀任副參謀長，劉型任政治部副主任。

　　下轄河南軍區（司令員韓東山，政治委員劉子久）、江漢軍區(司令員賀炳炎，政治委員鄭紹文)、鄂東軍區(司令員張體學，政治委員聶鴻鈞)和第1縱隊(司令員由王樹聲兼，政治委員戴季英)、第2縱隊(司令員文建武，政治委員任質斌)。

　　中原軍區下轄2個野戰縱隊和3個軍區。中原軍區的野戰軍和地方軍達6萬余人。

　　原河南軍區部隊(即王、戴所部)及冀魯豫軍區第八團合編為第一縱隊，下轄第一、第二、第三等3個旅，每旅3個團，按第一至第九團的番號排列;原新四軍五師所轄之野戰軍與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支隊合編為第二縱隊，下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三五九等4個旅，各旅所轄團的番號不變，即第十三、十四、十五旅轄第三十七至四十五團，第三五九旅轄第七一七至七一九團。

　　此后，中原軍區戰史再也沒有出現“新四軍第五師”這個番號。

　　三、借據落款為“四軍”。筆者認為“四軍”≠“新四軍”。

　　一個新編第四軍，當時叫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后來分裂成為幾部，由于張發奎部與李濟深部番號重復，于是改李濟深部為“新編第四軍”。

　　另外一個就不說了，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四、借條的署名為“新四軍第五師野戰軍政治部軍令部”。這個太離譜得很。

　　1、從新四軍的軍史來考究，新四軍的第五師政治部里面不可能會有“軍令部”這個部門的。就是新四軍軍部也不能有“軍令部”這個部門。

　　從工農紅軍，解放軍的軍史來考究，工農紅軍，解放軍歷史上從未設過軍令部。

　　日本海軍軍令部和蔣介石軍令部同是參謀本部性質，即作戰指揮機關，此條上竟列為政治部序列?

　　國軍軍令部前身原為參謀本部。抗戰初期，蔣介石倡言戰時體制，將中央軍政機關改組為大本營六個部。稱參謀本部為第一部。后又規復舊制，將軍事部門改為軍政、軍令和軍訓三部，隸書于軍事委員會。

　　軍令部共分三廳和高參、秘書室等。一廳掌管作戰計劃;二廳掌管國內外情報事宜;三廳管總務。所轄陸軍大學設在重慶郊區老鷹巖山洞。另在西安、桂林行營設有諜報參謀大員訓練班。部內重要負責人選是在標榜全國一致對外的口號下作出各派各系的安排。如部長徐永昌屬山西派閻錫山系。三個次長：一個是西北派馮玉祥系的熊斌;一個是蔣介石嫡系封裔忠;另一個是桂系的劉斐。第一廳廳長由劉斐兼任;二廳廳長先是直系徐培根，后為久任駐日粵軍武官的楊宣誠。至于三廳廳長陳焯和陸大教育長周亞衛都屬直系。茲專就二廳所管軍事情報言之。軍令部只存在于最高軍事部門，國民黨所有的野戰部隊均沒有軍令部這一個部門。

　　中共軍隊沒有軍令部，而是按照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編制，國軍是按照參謀部、軍令部、軍需部的編制。

　　軍令部是國軍的稱謂。還有，一般借糧食、借錢之類的都是由后勤部完成，什么時候成了這個根本不存在的部門的任務了？

　　2、1941年4月5日，新四軍第五師全部組編完畢，李先念等五師全體將領于安陸白兆山彭家祠堂通電就職。

　　到1941年4月10日，部隊一律使用新番號，并設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五師師部機關由司令部(內設參謀處、情報處、軍需處、軍醫處和副官處)、政治部(內設組織部、宣傳部、鋤奸部、敵工部、民運部、聯絡部)、后勤部和衛生部組成。下轄第13、14、15旅3個正規旅及第1、2兩個地方游擊縱隊和區黨委警衛團。

　　四、此外，劉鄧大軍挺近大別山是1947年8月，而新京報報道中寫的是1946年，把挺近大別山的時間提前了一年多。

　　五、還有一些不屬于軍事常識的疑點。

　　1、1950年左右，各地迎來了兌換借據的高峰期。張志良稱，那時候祖父張炎山被劃為地主階級，于是將借據藏于墻縫里。

　　1950年左右，張家為何不兌換借據，原因不明。張志良的話，只能算一面之詞。

　　2、假如證實此借條為真，這三萬元究竟是銀元還是國民黨法幣，還是當時新四軍自己發行抗幣呢？

　　據考證，解放戰爭時期的貨幣較為混亂，有從清末流傳下來的銀元，即大洋；有新四軍印發的邊區票（抗幣等）；還有一種是國民黨統治區發行的法幣。

　　抗戰期間，新四軍及根據地民主政府發行抗日貨幣的機構有60多家，發行各種貨幣(統稱抗幣)270余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七家銀行及其發行的抗幣。

　　抗日戰爭后期，法幣貶值加劇，抗幣幣值穩定，信譽不斷提高，受到人民的擁護。抗幣成為抗日根據地的主要流通貨幣，又為進一步限制和排斥法幣創造了條件。

　　3、經過抗戰后，1946年，光山全縣，也難以湊齊3萬塊銀元！3萬大洋當時那個地區，那個歷史環境。還真不是一般人能拿出來的。起碼在當地有一定影響力。3萬塊銀元，可是重0.792噸！

　　一塊銀元=26.4克，3萬塊=26.4*30000=792000克=0.792噸。

　　4、借條是印刷體，證明當時如果是真的就會大量存在，字體繁簡有所疑。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新四軍是不可能用圓珠筆書寫借條的。1945年，米爾頓·雷諾才在美國推出了新型圓珠筆，并首次成功地投入商業生產。才時隔一年(即1946年)，新四軍的同志們就用上了如此昂貴的筆？用得起如此昂貴的筆，還用得著借糧欠錢？

　　此外，“借條”的字跡有繁體和簡體有交叉混用現象，書寫方式也不符合當時的書寫要求。

　　最后：孰是孰非？紙終究包不住火，真相的還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新四軍3萬元借條”事件何時能呈現“真相”?恐怕需要的不只是時間，還需要技術和思想力量的共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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