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社會問題癥結研究

　　——我們是怎么走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這個題目換句話說，也就是研究探討當今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

　　對于這個問題，一般左派群眾都認為是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發(fā)展，一般是會產生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及階級對立。尤其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就更殘酷。但我要指出的是：當今中國極其嚴重極其尖銳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還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發(fā)展帶來的問題，當今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是由于中國又走上了買辦化殖民地道路，國際資本新帝國主義勾結我國官僚買辦階級及其社會基礎——貪腐黑惡勢力，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壓迫，造成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嚴重的生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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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再次走上買辦殖民地化道路，并非始自1978年改革開放，但產生官僚買辦階級及其兩個不可分割的原因——腐敗 + 對外開放，卻正發(fā)生發(fā)展于此時。

　　一切商品經濟都必須以嚴肅的法制環(huán)境為前提，商品經濟無非掙錢而已，不光是為社會提供商品服務有益于社會可以掙錢；歪門邪道、坑蒙拐騙也可以掙錢。

　　法律必須將那些靠損害社會利益掙錢的路都堵上，比如造假幣、盜竊、貪污、賄賂、賣國、搶劫、詐騙……等等，使人們只能在為社會提供（有益的）使用價值的同時通過等價交換得到自己的利益，這樣商品經濟才是有益的，健康的。法紀廢弛的市場經濟終將是一場災難。

　　中國法制缺失的經濟改革，以必然產生腐敗的方式對外開放，這就是中國15年(1978——1993)為發(fā)展經濟進行的改革開放最終導致買辦化殖民地道路的必然原因。

　　這個時期，美、日等外國勢力還只是在暗中滲透，收買官員學者。他們還不能主導中國的經濟政策。(據說美國人對他們向中國的成功滲透一直是很滿意的，每年都超額完成任務。)

　　改革開放本身并沒有錯，錯就錯在以必然產生腐敗的方式對外開放。（若僅有腐敗而無對外開放，則腐敗僅限于內部，不會有官僚買辦和殖民地道路，如對外開放中能抑制腐敗，則也不會有官僚買辦階級及殖民地道路。腐敗+對外開放，則必產生官僚買辦階級，必走買辦化的殖民地道路。）

　　這種腐敗不僅是因為沒有民意監(jiān)督，(文革失敗，78年鄧主政后剝奪了人民的民主權利，變黨天下為家天下，先是剝奪四大自由、結社權，6.4后又禁止游行、集會。于是，國家民意監(jiān)督制約功能徹底缺失。)而且為政者也沒有堅決反腐的誠意。如果有這個誠意，即使沒有民意監(jiān)督，腐敗也不至于發(fā)展得這么迅速。

　　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所有監(jiān)督機構都因隸屬于同級黨委而形同虛設，這些監(jiān)督機構(監(jiān)察、審計、紀委等)與其說是在“反腐”“監(jiān)督”，其實更多的是在幫頂頭上司遮丑抹白。甚至在89年因腐敗引起大規(guī)模政治動蕩后仍未能重視建立有效的反腐監(jiān)督機制。久而久之，不受權力體系庇護的犯罪可被查處，而受權力體系庇護的腐敗則日趨發(fā)展，于是形成體制內有組織的犯罪及政權日益黑社會化。

　　我們的改革開放幾乎沒有認真考慮建立商品經濟所必不可少的監(jiān)督機制和法制基礎。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最致命的缺陷。

　　而缺乏法紀和有效監(jiān)督的對外開放不僅必然產生腐敗，而且必然產生內外勾結的腐敗，即必然會產生靠出賣國家利益而謀利的官僚買辦集團。并且隨著對外開放的逐步擴大和深入，買辦集團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大。從而逐漸使改革開放由國家意志所主導的進程演變?yōu)橥鈬鴦萘Γㄍㄟ^操控買辦）所主導的進程。

　　正如美前駐華大使海軍上將普理赫所說：“美國有力量與時間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參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美國又如何“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呢?顯然，惟我內部買辦勢力相助才有此可能。

　　而在早已徹底打倒了買辦勢力的新中國再培植起新的買辦勢力，則必然要進行長期持之以恒無孔不入的滲透。而我們的腐敗則為這些滲透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和機會。

　　中國之所以再次走上買辦化殖民地道路，也是美國、日本等成功滲透的結果。

　　美、日等西方國家對我成功的滲透

　　美、日等國對我進行滲透的優(yōu)勢

　　1.美、日等西方國家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有足夠的金錢收買我大批官員、學者。(此最簡單常見的滲透瓦解手段古來便有，也是日本及西方列強近代之所以能長期欺辱侵略中國之看家本領。然而自9.11后，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已能完全掌控我官員親屬海外存款情況，因此操控我高官為其服務已不再需要花錢賄賂。)

　　2.西方國家是先進、富裕的資本主義強國，足以使貧窮、落后的中國人對其羨慕而產生盲目崇拜。因此，其思想、文化、學術(包括經濟學及其它社會學)足以影響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發(fā)展方向。西方掌握著精神文化的話語權。

　　3.西方國家有較完善的法制基礎和監(jiān)督機制。彼之優(yōu)點也正是我之弱點，因此其對我滲透易而被我滲透難。我與之開放程度越高，人員交流越廣泛越頻繁，其對我滲透就越深越廣，而我則很難利用此開放時機向對方滲透。

　　我容易被滲透的弱點

　　1.腐敗!此最大弱點因我長期未予足夠重視而愈加致命。其惡性發(fā)展前景遂呈必然性。

　　2.缺乏有效監(jiān)督的集權體制。一旦境外敵對勢力滲透進我高層，掌控部分權力，就可利用我無監(jiān)督集權制的特點，在我內部順利滋生繁衍，并以此為基礎繼續(xù)向高層和要害部門滲透，從內部利用我之行政資源對我反控制。而我內部即使有人察覺其陰謀，只要沒有更強大得多的政治力量支持也對其無可奈何。

　　3.我社會科學理論領域長期為政治宣傳工作服務，缺乏認真、獨立的學術研究氣氛和探索精神，直至現(xiàn)在也仍未能建立起中國人自己的具有指導意義的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史學、哲學等社會科學體系。尤其改革開放后為減少來自理論宣傳界的阻力而簡單采取避免爭論的策略，舊的思想理論體系也因已過時而出現(xiàn)理論真空。結果改革開放完全跟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盲人瞎馬，對發(fā)展方向、策略、步驟等重大問題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極易被人以似是而非的理論引入陷阱和歧途。(如93年6月以后的宏觀政策等等。)

　　4.我民族文化出現(xiàn)斷代。由于我傳統(tǒng)文化已從學校教科書中消失半個多世紀，如此巨大的文化“代溝”隨著受過傳統(tǒng)文化教育熏陶的老一代人故去，已基本形成當代中國人與其文化傳統(tǒng)的隔絕。正因如此，隨著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衰落，西方腐朽沒落文化全面大舉滲透入侵如入無人之境，買辦殖民地文化毒瘤終于死灰復燃，在當代官僚買辦登上政治舞臺后再度擴散潰爛。

　　舊中國雖有買辦殖民地文化嚴重泛濫及西方腐朽文化入侵，但支撐我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依然深厚，并產生著重要影響。受其滋養(yǎng)哺育，我國知識分子(尤其青年學生)中不乏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人民更是深受幾千年傳統(tǒng)道德教化及愛國民本思想熏陶，并尊崇忠孝誠信仁義等風尚。只有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國，才會產生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歷史偉人，置個人生死得失于不顧而奮斗畢生。也唯有道德高尚的中國人民，才能進行如史詩般可歌可泣的百年斗爭，使深受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階級剝削壓迫而極度貧窮落后衰微破敗的中國最終能打敗一切強敵再次站起。傳統(tǒng)文化內在的優(yōu)秀，也是近代中國得以阻滯西方腐朽文化大規(guī)模入侵的主要原因。而今天這種狀況已徹底改變，民族文化衰落了，民族魂魄正在消散。

　　如：過去的海歸多為真誠的愛國者，因有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根基凝聚其民族魂魄，不論離祖國多遠，其赤子之心也難以改變。而現(xiàn)在的海歸因先天脫離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根，民族魂漸失，愛國心淡漠，雖仍有佼佼者，但墮落為漢奸者也為數(shù)不少。

　　5.我們的對外開放對來自外部必然的滲透一直缺乏防范，掉以輕心。原公安部門兼有對內維護治安和對外防范顛覆滲透的雙重職能，而自對外開放后公安部門與安全部門分家，安全部門與社會基層的聯(lián)系已基本讓位于公安部門，但公安部門又只有維護社會內部治安的職責，因此，社會各個領域的國家安全問題就成了基本無人過問的空白地帶，國家的安全工作也就基本沒有深入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單位而只浮在缺乏基層細胞的安全部門這個層面上。更有甚者，改革開放伊始，安全部門就從外交機構撤出。相反，對外開放后，不懷好意的潛在敵國(如日本、美國等)在“友好”交往掩飾下的全方位滲透卻在我社會內部越來越深入。顯然，我們關于國家安全機構的改變完全違背了對外開放對國家安全職能的客觀要求，這中間有著巨大的漏洞，反映出我們的國家安全觀念在對外開放之初就極為欠缺。這里既有思想認識方面的原因，但也不排除有利益方面的交換。

　　買辦漢奸勢力必然滲透我高層

　　現(xiàn)在看來，境外對手已完全將其優(yōu)勢與我之弱點都予以了最充分的利用，滲透獲得了巨大成功。我們的腐敗及對外缺乏防范成就了美、日等國前所未有的滲透規(guī)模和程度。隨著外部的滲透日趨向我要害部門和高層擴展，強大的外部勢力就可根據我集權體制的特點在我內部繁衍并逐漸控制利用我行政資源和輿論陣地。盡量向我高層滲透，是其主要滲透目標。

　　此持之以恒規(guī)模巨大的全面滲透不僅有效而且基礎扎實，隨著對外開放日益發(fā)展擴大，我體制內官僚買辦隊伍迅速發(fā)展逐漸形成新的階級，他們掌握著許多行政資源，我大量思想學術研究機構也普遍接受境外資助，被洗腦而盲目親西方者更是普遍現(xiàn)象。眾多媒體、官員、學者、國企管理層等內部人員及其親屬與境外機構存在或明或暗糾纏不清的利益關系，這些利益關系也是他們攥在外人手中受其操控的把柄，官僚買辦漢奸勢力有其龐大的社會基礎。

　　如此扎實而有效的大規(guī)模滲透，且又充分利用了我迅猛發(fā)展的腐敗，官僚買辦漢奸勢力滲透進我高層只是遲早之事，是必然趨勢，而何時?具體由誰先滲透進高層為外國謀利益才是偶然性。

　　1993年6月鄧小平病重不能理事，當時的最高經濟權威立刻以“宏觀調控”為名動手緊縮貨幣，并親自兼任央行行長。中國的經濟及國家發(fā)展道路于是出現(xiàn)重大逆轉。

　　(93年6月以前鄧未病時，這位最高經濟權威表現(xiàn)還是不錯的，尤其91年清理三角債，從債務拖欠的源頭注入三百多億資金，短期內就清理了一千多億債務，救活了不少企業(yè)，整肅了流通秩序，有效地縮小了貨幣供應缺口，制止了流通速度的進一步下降，改善了宏觀經濟環(huán)境。這說明他還是懂宏觀經濟管理的。他的威信也因此如日中天。92年他曾訪美，此后美國人也一直說他好話，他的國際威信也迅速暴增。)

　　20年的買辦殖民地化道路

　　中國在1949年革命勝利徹底清除官僚買辦階級后，又再次走上買辦殖民地化發(fā)展道路，始于1993年6月緊縮貨幣的宏觀調控。這個宏觀調控的實質，就是美國等國際資本勾結我買辦權奸破壞我國經濟，制造經濟波動，公然對我下手“剪羊毛”，(待我經濟慘遭破壞，失業(yè)嚴重，工資及整個經濟狀況低迷之時，即可順勢將原本以滿足內需為主獨立自主的中國經濟，納入為美國利益服務的殖民地依附型經濟體系，并以最低廉的成本完成對我國經濟命脈和產業(yè)的控制。)它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中國自主經濟改革的結束及買辦殖民地化道路的開始。從那時起，官僚買辦階級重登政治舞臺，其身后強大的外國勢力（通過操控買辦勢力）已能“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此后中國幾乎所有的“改革開放”都是在為美國及國際資本利益服務。實際上是成了氣候的官僚買辦階級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走了整整20年買辦殖民地化道路。

　　美國等西方國際資本慣用各種手段制造經濟波動對世界各國“剪羊毛”，進行剝削掠奪，并控制各國經濟命脈。對東南亞各國，是美國金融資本在美國政府的暗中支持下進行金融沖擊，造成東南亞嚴重的經濟災難，并殃及日本、韓國。對俄羅斯，則是支持鼓勵其災難性的私有化改革及因此而造成的資本外逃，造成俄羅斯慘痛的經濟災難，從超級大國降為三流強國。對拉美各國，則是通過美國金融資本對這些國家金融的壟斷操控，緊縮貨幣制造經濟波動“剪羊毛”。對中國，則是通過勾結買辦內奸，由中國人自己實行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制造經濟波動被“剪羊毛”。(可見其對中國滲透的成功。)

　　1993年6月，最高經濟權威開始以清理銀行貸款的名義實行嚴厲的貨幣緊縮政策，但卻立即導致了三角債和銀行呆賬更迅猛的增長，宏觀調控完全事與“愿”違，取得了相反的效果。不僅如此，通貨膨脹的速度也立刻加快一倍，于是進入94年后，緊縮貨幣政策便以控制通脹為名而更加嚴厲。

　　許多人(包括眾多精英和經濟金融大員)至今仍在相信并鼓吹緊縮貨幣是對付通貨膨脹有效的針對性措施。其實這不過是美國人存心讓我們相信，而他們自己卻早已拋棄的謬論，是與自里根執(zhí)政以來美國內治理通貨膨脹的理論和政策完全相反的東西。我們在經濟理論方面摸著石頭過河的不爭論政策，造成自己經濟思想的迷失，也因此必然產生對“先進的”美國經濟學說的迷信盲從。此弱點無疑已被美國人充分利用，誤導我們“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 。(我們看到，一個沒有自己經濟思想的社會經濟體系，如同一個沒有靈魂的龐大軀殼，可以怎樣任人愚弄和擺布。)

　　緊縮貨幣的理由“清理銀行貸款”“控制通貨膨脹”沒有一個能夠成立。

　　緊縮貨幣必引起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huán)。若緊縮有效，流通中就會立即形成貨幣供應缺口(即負的乘數(shù)作用)，而貨幣供應缺口的存在必定會中斷許多貨幣流通的鏈條而形成堵塞導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說，貨幣供應缺口的正、負、大、小決定著流通速度的變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貨幣就越多(即貨幣供應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貨幣供應缺口更進一步擴大，貨幣供應缺口的進一步擴大又將導致流通速度更進一步下降……，整個社會商品生產和流通因此進入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huán)。

　　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債務拖欠和銀行壞賬必迅猛增長。(如此清理銀行貸款，豈非南轅北轍?)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廠商經營成本則不斷上升。

　　貨幣流通制約著商品流通。流通(周轉)速度越慢，一定時期內銷量和產量就越小，則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借款利息、廠房設備店鋪等租賃費用、倉儲費用、一些辦公費用以及工資中的一部分等)分攤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反之，則相反。不論工業(yè)還是商業(yè)都是如此。周轉快慢會使商品單位成本有很大差異。

　　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導致成本不斷上升，需求卻因貨幣緊縮而不斷下降，企業(yè)利潤空間受市場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雙重擠壓，許多廠商虧損甚至破產，商品供給于是大減。(企業(yè)利潤在商品價格中平均不足10％，但它卻是企業(yè)經營的目的，因此企業(yè)利潤對商品供給的影響有十倍以上的杠桿調節(jié)作用。正反皆如此。)

　　正因緊縮貨幣在抑制需求的同時會更嚴重地抑制商品供給，供給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會與（由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同時存在。

　　另外，即使一些產品適銷對路的企業(yè)，因銀根緊縮時普遍的資金短缺且(貸款)成本過高而無法擴大(甚至減少)生產。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產和流通）資金短缺，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下降得比需求更厲害。正是由于被擠掉的商品供給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擠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斷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動價格上漲的空間。于是需求型的通貨膨脹轉變?yōu)槌杀拘偷耐ㄘ浥蛎?，甚?ldquo;脹”的速度更快。(自93年6月緊縮貨幣后，通貨膨脹速度顯著加快，年通脹率93年底已達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達27%以上，直到緊縮兩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脹率仍在20%以上。)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為治理“通貨膨脹”而數(shù)年如一日持續(xù)勒緊銀根，抑制需求。其結果只能是隨著銀根越勒越緊，三角債和銀行呆帳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給越勒越少，物價指數(shù)越勒越漲。當然還有越勒失業(yè)越多，越勒活著的企業(yè)越少。這時的“通貨膨脹”早已不是通貨在脹，而是通貨持續(xù)的緊縮使物價指數(shù)在不停的漲。物價指數(shù)越漲，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這種越勒就越“脹”，越“脹”就越勒的錯誤政策人為的惡性循環(huán)，加劇了宏觀經濟貨幣供應缺口不斷擴大和流通速度不斷下降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huán)。

　　持續(xù)的貨幣緊縮政策雖然最終也能在所有企業(yè)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為掙扎中將物價降下來，但其代價卻太慘重了，而且結局無非是普遍的蕭條和嚴重的失業(yè)。

　　因此，通過緊縮貨幣抑制總需求來抑制通貨膨脹，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下降的總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價指數(shù)同時并存。因為在貨幣緊縮時，商品供給受到的抑制決不僅僅是從需求傳導過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擠壓。(但直到今天，央行及經濟金融領域的精英大員們仍在關于通貨膨脹的理論問題上繼續(xù)念著抑制總需求這套歪經。)

　　(關于貨幣供應及宏觀經濟理論問題，詳見我的著作《價值論》第三章第七節(jié)《貨幣與商品流通中的問題》)

　　就在93年貨幣緊縮封殺了企業(yè)利潤空間，企業(yè)普遍陷于生存困境時，94年緊接著又實行了企業(yè)增值稅改革，此舉如雪上加霜，社會利潤空間又被進一步封殺（企業(yè)稅負增加額直接就是利潤減少額），宏觀環(huán)境進一步惡化。因為企業(yè)利潤對銷售收入（商品供給）有十幾倍的杠桿調節(jié)作用，因稅負增加而減少的企業(yè)利潤會帶來是減少的利潤十幾倍的商品供給的減少，及與此相應的就業(yè)、稅收、貨幣發(fā)行需求（或通貨膨脹吸收額）的減少，因此這又是一個既嚴重助長通脹，也嚴重助長失業(yè)，并加速企業(yè)倒閉及經濟惡化的重大破壞性政策。其實質就是將十幾倍杠桿作用的市場效率反過來用，變成十幾倍杠桿的破壞作用（負的十幾倍效率）。

　　在共濟會100多年前的《錫安隱修會長老議定書》中赫然寫到“通過政府征稅削弱各國資本家實力。……通過控制貨幣發(fā)行量制造經濟危機。”可見，以增加稅收和緊縮貨幣破壞某國經濟并非新鮮事物，早就是當今國際資本的鼻祖慣用的伎倆。[注1]

　　企業(yè)增值稅改革保住了中央的財政收入，卻把宏觀調控(緊縮貨幣和高稅率)的經濟損失全部轉嫁給地方。各地方當局又通過增加各種稅費負擔將經濟損失層層下轉，直至轉嫁給離權力中心最遠的農村、農民……。

　　總之，93年6月開始的宏觀調控改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自主方向，自那時起近十年緊貨幣高稅率的宏觀經濟政策，造成94-98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其后五年嚴重的通貨緊縮。被剛形成的市場價格機制調節(jié)出來的大量生產力統(tǒng)統(tǒng)成了“過剩”的產品和生產力(御用學者們因此為結束短缺經濟而歡呼)。全國有一大半企業(yè)倒閉(國企、私企、集體企業(yè)都一樣)，經濟損失超過四萬億元。銀行壞帳高達30%。城市數(shù)千萬人失業(yè)，數(shù)億農民重陷貧困。城鄉(xiāng)差距和貧富差距又有了新的擴大。

　　但令人奇怪的是，中、美、日三國的官方傳媒和“權威機構”卻異口同聲地將此炒作為“中國的經濟神話”。“軟著陸”“高速度”“出色的宏觀調控能力”等謚美之詞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在美國甚至還有我宏觀調控應得“諾貝爾獎”之說。此“中國經濟神話”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進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國威脅論”。這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就在于最高經濟權威93年6月在動手緊縮貨幣的同時，還開了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以“必須與中央宏觀調控保持高度一致”為名控制了幾乎所有傳媒，進行完全一面倒的宣傳，并且得到了美、日、英等西方主流媒體的密切配合(這對以洋人之是非為是非的中國學術界，無疑是最重要的輿論導向)。最高經濟權威之所以能強制推行災難性宏觀調控近10年之久，其奧妙正在于此。(充分利用了我國無監(jiān)督官僚體制的弱點及中國經濟學界的愚昧無知。)

　　災難性的宏觀調控能持續(xù)十年之久的政治原因，就在于最高經濟權威作為上海幫的主要成員一直將巨額資金不斷投入上海，不但產生上海鶴立雞群的畸形繁榮，而且大量資金向江浙一帶輻射，形成其經濟神話。也因此取得上海幫及其首領(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對宏觀調控政策的政治支持。

　　93年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之后，凡不贊成宏觀調控緊縮貨幣高稅率的刊物、文章、及作者、編輯、總編，都遭嚴肅處理。(據悉最高經濟權威每天花大量時間親自處理這些具體事。)

　　如此史無前例消滅不同意見，說明最高經濟權威完全清楚他這樣極端的經濟政策會產生什么后果，所以才要先控制輿論。

　　雖然如林肯所說，“你不可能永遠蒙蔽所有的人。”但當今世界幾個大國的主流媒體串通一氣指鹿為馬，在較長時期中蒙蔽大部分人還是辦得到的。

　　(后來美國的一些經濟學愛好者覺得其政府的“中國經濟神話”和“中國威脅論”非?；奶?，他們在寫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了中國政府統(tǒng)計資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謬之處。在同樣的中國政府統(tǒng)計資料中，與中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數(shù)字相矛盾的是中國能源消耗及中國民航等行業(yè)連年的大幅萎縮。他們根據中國官方各方面的具體統(tǒng)計數(shù)據準確地判斷出：94-98年中國經濟經歷了連續(xù)五年的嚴重衰退。從99年以后的幾年止住了衰退，經濟出現(xiàn)了正增長，但遠未達到中國政府對外公布的經濟增長速度。而美國政府卻對這些經濟學愛好者的報告裝聾作啞，不置可否。中國的經濟學家們解釋說，94年后能源消耗連年大幅下降是推廣節(jié)能措施的結果，與經濟高速增長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真正較快增長，能源供應全面緊張之時，經濟學家和管理部門卻又說中國的能源消耗水平在產出同樣數(shù)額的GDP的條件下比發(fā)達國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幾年前就是這樣)。這就是說，2003年相對于發(fā)達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實并無多大改進。這就證明了：中國經濟學家對94-98年自相矛盾的統(tǒng)計數(shù)據的解釋完全是謊言。)

　　中國實際發(fā)生的經濟災難和呈現(xiàn)在國內外傳媒上的“巨大成就”強烈的反差，至少說明了兩點：

　　1. 我們的經濟政策被外部勢力嚴重的有意誤導，這只能是經濟戰(zhàn)。

　　2. 我們內部有人對敵人的經濟戰(zhàn)給以了有力的配合。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損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持續(xù)緊縮貨幣后經濟極度蕭條，失業(yè)和貧困最為嚴重，物價、工資最低的時候，美國人來了，沃爾瑪?shù)却罅棵绹炯娂娎弥袊洕牡兔耘c許多中國企業(yè)簽訂了最為廉價的供貨合同，僅僅使中國企業(yè)能以最低成本維持再生產，利潤幾乎沒有。中國經濟就這樣由原依賴國內市場轉變?yōu)橐蕾噰H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的最廉價商品供應國。

　　那位最高經濟權威不顧國家經濟實力和人民財產、生活的慘痛損失，蓄意堅持其受到美國鼓勵的災難性經濟政策，據他自己解釋：“我本想把泡沫徹底打下去，再通過出口把經濟帶動起來。誰知我這一腳剎車踩下去它(指經濟)就起不來了。”他這番話本意是為其持續(xù)緊縮貨幣和高稅率的錯誤政策辯解，但無意中卻說出了其宏觀調控的內在真實目地：將以滿足內需為主的中國經濟改變?yōu)橐蕾噰H市場(主要是美國市場)，并且還要擠干泡沫(以為外國貢獻最大的經濟價值)，是其借宏觀調控有意為之。其實所謂“一腳剎車踩下去它就起不來了”完全是瞎掰，只要他踩剎車的腳稍微抬一抬(將貨幣政策或企業(yè)稅率松一松)，中國經濟很快就會恢復增長。之所以長期實行緊貨幣高稅率的宏觀政策，甚至在長期嚴重的通貨緊縮時期卻悖理地仍將防止通貨膨脹作為主要“調控”目標，其真實意圖無非是為了將中國出口商品的成本、及外資控制中國民族產業(yè)的成本都盡可能壓縮到最低程度，為國際資本“剪羊毛”實現(xiàn)最大的利潤。

　　不僅如此，出口商品換來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還要再拿回美國去買美政府國債，以支撐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這完全反映了美國的利益和要求。當時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敵意和分裂意圖已經表面化，有人從國家安全角度對此外匯使用政策提出異議，但那位當時的最高經濟權威卻以美國債的高利率收益為由批駁這些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見。

　　中國經濟通過“宏觀調控”實現(xiàn)的由內需型向主要依賴美國市場的這種轉變，對中、美兩國各自帶來了什么呢?

　　美國人無疑賺得金玉滿堂，處處皆獲巨利而無任何損失。不僅美國公司獲前所未有之巨大利潤，而且正如美國和西方輿論普遍指出的那樣：大量極廉價的中國商品使美國政府過量發(fā)行美元毫無通貨膨脹之憂，因此是中國人在對美國的全球擴張(包括對外戰(zhàn)爭)政策提供財政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國為中國商品而支付的美元又回到了美國買美政府債券，不僅再次支持了美國財政，而且抵消了美元通過交換他國商品而掠取了世界財富后便具有的不可避免的貶值因素和趨勢，支撐了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還有就是中國(通過宏觀政策)破壞了自己的經濟，為美國等國際資本廉價控制中國民族產業(yè)創(chuàng)造了其夢寐以求的歷史機會。

　　所以，總的說來，美國從中國的“宏觀調控”中獲得了五重巨大利益。1.公司利潤。 2.對美國財政商品形式的支持。 3.中國美元對美財政貨幣形式的再次支持。 4.抵消了美元購買他國商品而產生的貶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注2]。5.獲得了以最低成本全面控制中國經濟的“天賜”良機。

　　而中國得到了什么呢?

　　1. 超過四萬億元的巨大經濟損失(真正銀行壞帳的2倍)。

　　2.大半國內企業(yè)破產倒閉。

　　3.數(shù)千萬城市工人下崗失業(yè)及數(shù)億農民重陷貧困。

　　4.銀行金融系統(tǒng)風險空前嚴重，壞帳約3萬億元，壞帳率30%。三角債則不知高出銀行壞帳多少倍。

　　5.中國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那位最高經濟權威通過高增值稅率將其錯誤的宏觀政策造成的巨大損失轉嫁給了地方，各地方則也通過加重稅費負擔層層下轉，最后這些損失統(tǒng)統(tǒng)落到最無權勢的農民身上，使貧富差距，城鄉(xiāng)差距又迅速擴大。我國社會關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經濟損失而空前緊張，有些地方甚至出現(xiàn)奴隸制剝削，教育和醫(yī)療成了賺錢牟利的“產業(yè)”，教育、醫(yī)療、住房成為民眾難以負擔的新“三座大山”。另一方面，巨大經濟損失從中央到地方的層層轉嫁，大大加劇中央和各地方之間的矛盾和離心傾向。

　　6.中國企業(yè)因社會利潤空間消失殆盡而只能拼命壓低成本，為生存而掙扎，因此統(tǒng)統(tǒng)是短期行為，過一天算一天。不僅根本無力自主研發(fā)，技術上永遠依賴外國;而且假冒偽劣，野蠻運輸，環(huán)境污染卻越演越烈，經濟秩序空前混亂。

　　7.中國民族企業(yè)(包括國企)的凋敝為美國等國際資本趁機廉價兼并控制創(chuàng)造了條件。(對我國有銀行及骨干國企的廉價參股控股等。)

　　顯然，經過90年代中期中國宏觀調控的中美商貿關系，美方盡占一切利益而無一小害;相反，中國得到的則是成本、代價、風險、失業(yè)、窮困、負擔、屈辱、停滯落后、社會動蕩、環(huán)境污染，離心離德，總之有百害而無一利。

　　當然，中國也不是所有人都一無所得，那位最高經濟權威的兒子就成了美國最大金融財團在華總代理，兼境內最大合資國際投行總裁(實際上將國家持股的中金公司據為己有)，壟斷著大型國企境外上市。并且因其父買辦黨羽控制著金融和經濟的所有要害部門而至今仍被擁戴為事實上的金融皇帝，最高經濟權威則也因此實現(xiàn)了其后代繼續(xù)掌控金融和經濟權力的宏圖大志。(中國則因此金融買辦集團毒瘤而成為竭其所有向美國輸血的中美國。)

　　官僚買辦階級重登政治舞臺

　　因我內部腐敗不受限制的惡性發(fā)展及境外勢力的有效滲透(尤其對我高層)，買辦內奸隊伍迅速擴大。(據說美國中央情報局搞定一位前蘇聯(lián)高官平均要花200萬美元，而現(xiàn)在搞定一名中國高官則可一文不花，只需將其親屬子女等在境外的存款金額提示一下就足以迫其就范。)眾多官僚買辦朋比勾結，形成當代根植于腐敗深厚沃土的真正官僚買辦階級——我體制內的內奸毒瘤。不僅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如此，依附于這個階級的輿論界和知識界中許多人，也成為這個官僚買辦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個官僚買辦階級由于與最強大的國際勢力勾結在一起，已是當今我國勢力最大也最危險的特殊利益集團。強大的買辦勢力在中國銷聲匿跡四十多年后，終于又在其外國老板的支持操控下趾高氣揚重回政治舞臺。

　　隨著官僚買辦階級的再次形成及買辦化道路的迅速發(fā)展，與這條道路難舍難分并互相強化的慈禧現(xiàn)象和李鴻章現(xiàn)象又再度顯現(xiàn)、此二現(xiàn)象乃晚清時西方列強、國際資本專為統(tǒng)治中國而精心設計的特殊政治模式。

　　慈禧現(xiàn)象的實質是在中國尚未分裂時保持其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的狀態(tài)，以確保我無集權以肅貪的腐敗體制，使每個貪官污吏頭上都有一把保護傘(托庇于權貴)。只要中國永遠保持腐敗，就永遠無法清除腐敗的買辦勢力而擺脫殖民地化道路，外國列強就可永遠勾結官僚買辦階級剝削壓榨中國人民。而“垂簾聽政”則是確保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的政治格局的有效模式。為保其無名分之實際大位而結私黨，其羽翼必為諂媚營私之徒。正如唐人陸贄所言：“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慈禧現(xiàn)象也是導致我雖有高度集權之行政手段卻不能用來有效肅貪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此必形成權貴寡頭挾洋自重竟相媚外，以獲強國支持而助其內斗之局面;外國勢力也才有機會平衡維系各方勢力，以從中漁利。

　　而李鴻章現(xiàn)象的實質即秦檜專權——我當朝宰相(首要行政大權)為漢奸賣國賊所把持。

　　步俄羅斯后塵的國企大規(guī)模私有化與買辦殖民地經濟體制的形成

　　1998年俄羅斯發(fā)生空前慘烈的金融危機，外資大量變現(xiàn)抽逃，盧布幣值一落千丈。惡性通貨膨脹引起劇烈的擠兌風潮，銀行普遍倒閉，金融徹底崩潰，進而形成全面經濟危機，國家經濟實力損失大半，俄羅斯因此而淪為三流國家。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俄羅斯1998年的金融及經濟災難是其長期對外大量流失財富，使巨大的財富黑洞累積超過社會承受能力而引發(fā)的質變。而其財富大量外流的根源，則是美國為其經濟改革設計的 “休克療法”―― 國企立即徹底私有化、放開外匯管制等等。結果造成俄羅斯每年數(shù)百億美元非法收入轉移境外。

　　這種外匯形式的“資本外逃”所喪失的財富，決不僅僅是流失的外匯，因為大量喪失外匯引起的本位幣幣值（與外幣兌換匯率）的大幅跌落，可使外幣持有者（外國人）用外幣以難以想象的低價輕易買走大量國內商品和民族企業(yè)，造成財富的再次流失浪潮――國內物質財富的流失。(90年代中后期以前去過俄羅斯的人可能都會記得那時美元在該國巨大的購買力，如一張莫斯科至彼得堡的飛機票只賣1-2個美元，這就是由大量喪失外匯引起的物質財富再次流失浪潮。)

　　隨著俄羅斯持續(xù)數(shù)年外匯財富的流失及其所引起的國內商品等物質財富的再次流失浪潮，盧布就再也支撐不住其幣值，終于引發(fā)慘烈的全面金融和經濟危機。由于現(xiàn)代社會“效率經濟”的放大作用，最終造成的經濟損失必然數(shù)倍甚至數(shù)十倍于引發(fā)危機的那些流失財富。

　　顯然，俄羅斯的經濟災難是美國成功運用經濟戰(zhàn)手段，避開核武時代巨大的戰(zhàn)爭風險，兵不血刃打垮一個超級大國的經典范例。

　　搞垮了俄羅斯后，為勝利所陶醉的美國人又接著繼續(xù)鼓勵中國實行私有化。于是那位最高經濟權威不顧俄羅斯慘痛的前車之鑒，(在明知國企領導層“100%存在腐敗問題，至少一半存在嚴重腐敗問題”的情況下，)于2000年底――2001年，不分青紅皂白撤銷了幾乎所有國企的上級主管機構，給了國企老總們不受監(jiān)督和制約的特權。繼而又在沒有了監(jiān)督和制約的條件下，全面推開遠不如俄羅斯公平和規(guī)范的，實際上只能按國企經營者和與之勾結的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和意愿進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社會財富真正的“大出血”。那些腐敗的國企老總們不僅盯著所在企業(yè)的國有財產，他們還充分利用沒有上級機構監(jiān)督的大好機會，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老總們勾結起來共同盜竊銀行的貸款，造成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的進一步增加和社會財富更大規(guī)模的“出血”。待到國有資產的流失匯成大江大河，只被人民幣與美元之間不可自由兌換這條大壩暫時攔在國內的時候，管理層又推開人民幣和美元可自由兌換的“改革”進程。

　　應該說，中國國企的私有化進程是一個精心設計，嚴密組織，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系統(tǒng)工程”。目的是造成我重大經濟實力損失，并為國際資本控制我國經濟各行業(yè)掃清道路。此系統(tǒng)工程嵌套在宏觀調控之中，銜接于錯誤的緊貨幣、高稅率政策造成普遍的蕭條和企業(yè)困境之后，然后又充分利用了這種蕭條和困境――即國企越是困難就越說明其“應該改革”（冰棍理論）；以及因中央通過增值稅改制將錯誤的宏觀政策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轉嫁給地方后，各地政府因財政拮據，產生消滅一切財政負擔并抓住一切可賣的東西變現(xiàn)以彌補財政虧空的強烈動機，國企自然首當其沖。（虧損國企是財政負擔，盈利國企可賣點現(xiàn)錢。）

　　接下來，借著企業(yè)的成片倒閉和普遍虧損浪潮，最高經濟權威又強令國企職工大批“下崗”，“減員增效”，甚至盈利企業(yè)也必須完成下崗指標。

　　這大概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官方經濟政策。‘人力資源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這是一個最簡單也最普遍的經濟學原理，(這是因為，1.較高的就業(yè)率通常標志著生產資料較高的利用水平。2.充分就業(yè)擴展了國內市場。3.人不僅是生產要素，還是社會發(fā)展的目標，就業(yè)率低將加重政府救濟負擔。)因此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是想方設法提高就業(yè)率。至于企業(yè)是否解雇工人，那是企業(yè)為盈利的目的而采取的微觀行為，而不應是官方的經濟政策。如果是為了國企能有更高的效率而進行人事制度的改革，給企業(yè)人事制度的自主權也就完全足夠了。企業(yè)是裁人還是雇人，裁多少人雇多少人，那完全是企業(yè)自己的事，而把增加“失業(yè)率”(下崗指標)當作強制實行的官方政策，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強制實行的下崗指標給了經理們按自己的意愿隨意解雇職工的權力，清除了企業(yè)內部對管理層僅存的一些監(jiān)督作用，為國企領導的“近親繁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使國企在實際上已然是老總們的家天下。隨后的政策也越發(fā)向腐敗的企業(yè)領導傾斜，在壓低廣大職工工資的同時，卻毫無道理地大倍數(shù)增加那些本應受到追究的腐敗的國企領導人的工資，甚至虧損企業(yè)也要再向銀行貸款以填滿經理們豪華的“金飯碗”，使國企內部越發(fā)離心離德，舉步維艱，于是更凸顯出“產權改革”和“下崗分流”的必要。與此相配合，精英們“冰棍理論”“二八理論”等私有化產權“改革”鼓噪也甚囂塵上。于是各地方政府紛紛為解決其財政困境(也為官員個人能撈一把)而迅速行動。一時間國企私有化如“大勢所趨”迅猛發(fā)展。短短幾年，幾乎全部中、小國企和許多地方大中型骨干國企都被相互勾結的各地貪官和腐敗的經理們僅以象征性的代價收入私囊。還有一些大型骨干國企(通過我內部買辦勢力)濺賣給了外國人，許多行業(yè)因此而被外國資本控制。

　　中國疾風暴雨式的國企私有化改革究竟帶來了什么結果呢?精英們至今無人敢面對此問題做一嚴肅認真且有說服力的回答。“改革不容詆毀”之神圣光環(huán)遮蓋不住其慘痛兇險之陰暗事實。

　　那些經營無能卻長于監(jiān)守自盜的老總們持了大股后，就與其俄羅斯同行一樣，首先要做的是把企業(yè)的資產全部變成自己永久的合法財產。

　　他們一方面解雇大部分職工，用自己的親信形成中間管理層，然后通過雇用農民工，盡量壓低工資，不顧職工的安全環(huán)境進行掠奪性的生產。(采礦業(yè)沒完沒了的礦井爆炸塌方，每年6000礦工死亡，百萬噸煤死亡率高于美國100多倍，高于俄羅斯11倍，高于印度15倍，國家礦產資源及生態(tài)環(huán)境均遭嚴重破壞?；ば袠I(yè)因設備缺乏維修頻頻發(fā)生重大惡性爆炸污染事故，其它行業(yè)也頻繁發(fā)生大量工人中毒、傷亡等惡性事故，這些鮮血淋漓且沒完沒了的惡性事件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另一方面他們千方百計利用各種復雜交易和產權重組將企業(yè)資產轉移到完全屬于自己的帳戶，特別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帳戶上。因此，在國有企業(yè)日益被掏空的情況下，銀行私人存款遠遠超過經濟增速的迅猛膨脹，以及大量中國財富源源不斷流到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隨著國企不斷破產，那些被原國企老總們持了大股的“改制”民營企業(yè)，在現(xiàn)有的生產力被野蠻掠奪殆盡和資產移空后，也會不斷死去。這是對中國人民歷經半個世紀的艱苦奮斗創(chuàng)造的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的毀滅性打擊，是原本還能正常運轉的創(chuàng)造具體財富(能吸收通貨膨脹)的社會造血細胞的真正消亡，這其中既有工人階級忘我勞動的血汗，也有數(shù)億農民兄弟忍受不等價的剪刀差交換的巨大苦難所貢獻的“原始積累”。這些得來不易的巨大社會財富除毀掉的部分，現(xiàn)都已或正在變成那些“勝利大逃亡”到國外的新富們滿缽的“金銀”。

　　美國對中國國企私有化運動始終持積極鼓勵的態(tài)度，那位最高經濟權威甚至還受到小布什的當面稱贊。轉移境外的上萬億美元非法收入中有相當大一部分被美國高收益率的資本市場所吸引而流入美國，極大地支撐了美元岌岌可危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國正是幕后操控我國企大規(guī)模私有化的那只“看得見的手”。這樣，美國通過我內部買辦勢力，在誤導我實行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制造了我第一個四萬億元的財富黑洞后，又操控我實行災難性的大規(guī)模國企私有化，成功地制造了我第二個更大規(guī)模的外匯財富黑洞，造成我岌岌可危的巨大金融風險。

　　另一方面，通過支持誘導中國無法無天的腐敗私有化改制，將我門類齊全完整統(tǒng)一的經濟體系，分裂瓦解為各行業(yè)內缺乏對外競爭力的一個個腐敗私企，國際資本就輕松取得了對我國絕大多數(shù)行業(yè)的支配控制地位。而此時最高經濟權威掌管金融及整個經濟工作已多年，培植、安插了眾多買辦漢奸黨羽，已完成了奸偽勢力對中國經濟最核心的關鍵部門——銀行金融業(yè)，及經濟決策部門的全面控制。中國買辦殖民地化經濟體制終于在國際資本及其代理人的操控下迅速形成。至此，中國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即經濟自主權已不復存在。

　　中國人民再次墮入買辦化殖民地道路的苦難深淵

　　有人認為，中國貧富差距的惡性發(fā)展是經濟發(fā)展必然帶來的結果，是不能兼顧公平和效率所致。此論謬矣!不錯，經濟發(fā)展是會產生兩級分化。但中國自90年代中期以來過分發(fā)展的貧富差距則不是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產物，而恰恰是經濟發(fā)展出了問題，即買辦內奸勾結不懷好意的外國勢力等為剝奪社會公眾形成財富外流而采取災難性的經濟政策，及種種直接的賣國和破壞行為，徹底封殺了我國社會利潤空間并導致難以彌補的巨大經濟損失的結果。(巨大的經濟損失談何效率?)社會利潤空間的消失意味著原有的經濟關系已無法維系再生產，(動是找死不動是等死，) 于是只有拼命壓縮成本一條出路，只能靠短期行為茍延殘喘，既無力搞科研開發(fā)提高生產率，也難以靠擴大生產和流通規(guī)模降低成本，于是只有壓縮剝削最無權勢者的利益――即靠盡量壓低勞動者工資來降低成本，甚至有些地方出現(xiàn)以暴力維系強迫勞動的奴隸制;以及普遍的假冒偽劣，野蠻運輸，破壞生態(tài)等等。

　　在此大環(huán)境中，所有個人及其家庭的不幸其實都不是偶然的事情。當 “確保使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導致了我巨大的經濟損失和財富外流，并徹底封殺我國社會利潤空間--即我民族生存發(fā)展空間，中國社會內部矛盾日益尖銳及人民的普遍災難就已注定了，不同的只是厄運降臨對不同的個人家庭具體時間和場合的差別。他們或下崗失業(yè)，或為破產業(yè)主，或為遭人算計損失慘重的投資者，或作掙不著工錢的民工，或作包身工，或去黑煤窯，或被拐賣黑磚窯作奴工，或為娼為盜被送進監(jiān)獄，或被黑了良心的醫(yī)生謀財害命，或子女學費導致家庭負債破產，或吃了假冒偽劣食物藥物而中毒，或因環(huán)境污染生病早逝，或被野蠻強拆而失去房屋家園等等。此外還有全體中國人民直接面臨的共同災難：即財富源源不斷大量外流導致的持續(xù)性通貨膨脹，亡族滅種的轉基因農、林業(yè)產業(yè)化災難，以及生態(tài)徹底破壞的環(huán)境災難。用過去最通俗的政治術語來說，所有這些災難都是“階級仇民族恨”（這個罪惡的階級就是官僚買辦階級）。

　　對國民經濟的蓄意直接破壞

　　最高經濟權威利用宏觀政策對國民經濟的摧殘，多少還帶有隱蔽性。盡管這已造成巨大災難，但他仍嫌不夠，干脆直接出面利用權力進行赤裸裸的破壞。

　　如三角債問題，前文說過，鄧小平未病前，最高經濟權威清理三角債還是頗有成效的，91年從債務拖欠的源頭注入三百多億資金，短期內就清理了一千多億債務，搞活了不少企業(yè)。但93年6月鄧病重不能理事后，最高經濟權威在東北的三角債清理就變質為抽光企業(yè)資金使其破產的殺手锏。

　　在緊縮已導致全國資金極度緊缺的形勢下，最高經濟權威仍要刻意擴大地區(qū)之間的不平衡和待遇差別。他一方面確保對上海資金的充分供應，而對東北，卻不僅以一般性的宏觀政策緊縮其資金，而且還親自跑到東北一個個大型國企，以清理三角債為名逼其還清債務(嫌其死得慢)。這些東北大型國企一般都債權大于債務，但債權不能流通，因而其資金周轉都已極度困難，如其還清債務而債權無法變現(xiàn)收回資金，這些斷了資金供應鏈的企業(yè)只有立即停產乃至破產，但提出此問題的國企經理立即被最高經濟權威免了職。于是這些東北大型國企一個接一個在還清債務后，相繼抱著一大堆無用的債權停產、破產。東北這個我國最重要的重工業(yè)和軍事工業(yè)基地就這么被摧毀了。大批勤勞、智慧的東北熟練產業(yè)技工和工程技術人員――這些國家最寶貴的人力資源因而失去了工作。那些年東北人民有著怎樣的心酸和苦難，有多少家庭是靠其成員為盜為娼撫養(yǎng)子女的，后人的歷史和文學作品定將對此有催人淚下的描述。

　　東北人民的遭遇決不是偶然的，它是國際資本新帝國主義與我國買辦漢奸相勾結的“杰作”。其中既有摧毀我國最大的重工業(yè)基地的意圖，也隱含著美、日等國妄圖將我東北分裂出去的陰謀。(網絡漢奸們大肆鼓吹“中國人管不好東北，東北只有交給日本人治理才有希望”則印證了這一點。)

　　明目張膽堂而皇之的賣國罪行

　　最高經濟權威對國民經濟的蓄意破壞，不僅限于國內政策和行政手段，還包括公然賣國，直接對外輸送利益。

　　如不顧外匯儲備最基本的安全性要求，將其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債券，置國家最重要經濟戰(zhàn)略儲備于最危險之困境(抗美援朝時美國政府就曾凍結中國在美資產)。僅此就足以構成漢奸通敵罪!

　　又如將我寶貴的黃金儲備交由美國保管[注2]，更是曠古未有之賣國奇聞!

　　在我WTO談判中，那位最高經濟權威赴美談判時，未經中央批準就迫不及待搶先對美國作出重大讓步，致使美方得寸進尺，立即又抬高了談判價碼，使我入世付出了舉世罕見的高昂代價。

　　這個WTO條款至今仍在對中國人民保密，誰也沒見過其中文版本，這個以發(fā)展貿易為旗號的條約從來就沒有過商業(yè)貿易最起碼的公平對等原則，其給我們中國人規(guī)定的是數(shù)不清的責任，權力和利益則多屬于美、日、歐;且列強還以所謂“市場經濟地位”的噱頭不承認我國的貿易對等地位，我要想與其平等，則還須花大價錢購買這個“平等”地位。西方列強想要我們什么資源，我們就必須零關稅低關稅賤賣(不管這會造成我資源環(huán)境多嚴重的破壞)，否則就是違規(guī)。而我們想要的高技術產品等西方則一直對我歧視性貿易封鎖。為了美國能給我準國民待遇，我就要給其超國民待遇。為了美國能給我發(fā)幾個銀行營業(yè)牌照，我不僅全面開放了銀行業(yè)，而且還要付出許其大比例參股控股我銀行的巨大代價(而美國卻不許我參股其銀行業(yè))。國際貿易最起碼的準則應是平等互利，而WTO卻幾乎全是不平等條款！自加入WTO以來，我財富外流損失已至少數(shù)萬億美元，幾十萬億人民幣，超過晚清因不平等條約財富損失至少百倍，WTO儼然已是我有史以來最大的不平等條約！是國際資本套在中華民族頭上最沉重的枷鎖！

　　不僅如此，這個WTO還是當今將導致我亡族滅種的轉基因災難之罪魁禍首。據2011年兩會后農業(yè)部官員答復對我每年大規(guī)模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的質疑時稱，這是WTO的規(guī)定。為了國際資本的利益，我們居然連保護自己人民生命健康和避免種族滅絕威脅的主權都被剝奪！

　　最高經濟權威不僅大肆出賣國家經濟利益，而且還積極出賣國家領土主權。臭名昭著喪權辱國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是他2002年11月訪問柬埔寨金邊時主持簽訂的。南海及其諸島原本毫無爭議的是我固有領土，二戰(zhàn)勝利后南沙及我南海淪陷諸島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九段線為世界各國公認，幾十年無人異議。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卻首先在名稱上把中國二字從南海中抽去，把中國南海變成了南海。這就從命名上否定了中國南海長期以來在歷史上沿襲的名稱，把固有性變成可變性，把有主物變成無主物。該宣言只字不提中國南海是中國固有領海這一事實，公開承認這是個有爭議的區(qū)域。在我南沙群島數(shù)百島礁大部分被東南亞小國侵占，并堂而皇之大肆盜采我石油資源的形勢下，我在該《宣言》卻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而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并承諾保持自我克制，維持現(xiàn)狀。這等于承認有關國家對該海域島嶼的占有。該宣言的簽訂排除了通過武力解決中國南海問題的可能，使我自縛手足，自廢武功，南海數(shù)百被占島礁及更廣闊的海疆將因此很難再回到祖國懷抱。我南海及整個周邊領海領土危機自此更迅速惡化。

　　最高經濟權威——當代買辦漢奸的鼻祖，雖已退位多年，但他留下了經濟管理(尤其金融)部門和其它許多領域(包括思想文化和外交領域)眾多黨羽門徒，構成當今官僚買辦階級的骨干;并完成了將中國獨立自主經濟體系向依附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經濟制度的轉變。這個官僚買辦階級在其當代鼻祖退休后繼續(xù)勾結國際資本新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使中國一步步墜入買辦化殖民地道路的深淵。

　　最高經濟權威作為官僚買辦階級復辟的代表，開啟了中美國由親美漢奸主管我行政機構的先例，這個體現(xiàn)美國人主宰中國命運的成果卻并未隨他離任而改變，自他之后繼任的大管家總跑不出親美媚外者的圈子——即李鴻章現(xiàn)象，我行政實權操于美國之手的政治格局卻因此延續(xù)了下來。由此看出官僚買辦階級復辟走殖民地化道路絕非偶然。也并非由哪個個人進退升降所能改變。

　　國際資本新帝國主義不僅通過官僚買辦勢力間接操控我政治局勢、經濟命脈和政策，而且還直接左右我組織路線和政治、經濟局勢。

　　如：現(xiàn)任農業(yè)部副部長李家洋，竟是杜邦公司顧問(杜邦公司為平息中國輿論去年剛為其偽造補發(fā)了停職書)，此人的使命就是利用我國家行政權力為杜邦公司推廣轉基因玉米等糧食作物。如此赤裸裸的利益捆綁清楚地表明我一些政府部門已徹底墮落為國際邪惡資本的代理人。

　　又如：國際大金融資本對華經濟侵略的代理人——高盛大中華區(qū)總裁胡祖六，居然因其與美國政府的密切關系而跳槽到中國出任央行副行長主管外匯，將中國最大的錢袋置于美國的控制下，由美國人決定其主管。

　　類似李家洋、胡祖六這樣有著國際資本勢力背景的我政府高官還有很多，如此組織路線完全反映了徹底殖民地化的政治路線。美國等居然可對我官員人選等組織事物頤指氣使，說三道四，儼然太上皇。

　　如：2012年薄、王事件美、英新帝國主義公然勾結我買辦權奸陷害我反腐廉政大員，更是充分暴露了國際資本對中國政治局勢和組織制度的控制程度!暴露了其永遠確保中國腐敗(從而永遠難以擺脫殖民地深淵)的意圖!

　　又如：幾年前我某位將軍剛說了幾句對美強硬的話，美國立即對中國政府表示，這樣的人不適合在我軍界任要職，嚇得該將軍立即改口服軟。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眾多高官均不敢得罪美國，拿著中國俸祿維護的卻是外國利益。凡賣國喪權之事，高層均鮮有人敢公開反對，如數(shù)萬億美元之美債、歐債、日債，每年數(shù)千萬噸轉基因糧食進口，賤賣稀土等等皆如此。它標志著：我國在經過1949年勝利的光榮的人民革命徹底清除了官僚買辦階級后不到半個世紀，又再次深深地陷入那條毫無希望的死路——買辦化殖民地深淵。

　　要走出此苦難深淵絕非易事，中國人民上一次清除官僚買辦階級及與之勾結的帝國主義勢力，從鴉片戰(zhàn)爭到新中國建立，歷經百年奮斗，犧牲千千萬萬志士仁人。此番卻又是征程險惡，關山重重!

　　在經濟上，財富利權外流如大河奔騰滔滔不絕，徹底封殺了我社會利潤空間，民族生存發(fā)展權實際已被永久剝奪，縱有制造業(yè)大國之稱，也只是為國際資本打工的窮苦力茍延殘喘而已。

　　在文化方面，買辦漢奸及帝國主義勢力全面滲透并把持了思想文化領域，殖民地文化和腐朽文化潛移默化逐漸成為主流。徹底泯滅中國人的道德自尊和民族自尊自信。

　　在政治上，慈禧現(xiàn)象和李鴻章現(xiàn)象可確保腐敗(政出多門，互相掣肘，每個貪官都有一把保護傘)。從而保證買辦漢奸勢力永遠坐大，我財富永遠大規(guī)模外流，社會利潤空間永遠被封殺。買辦漢奸殖民地文化和腐朽文化永遠泛濫并成為主流。

　　現(xiàn)在又有轉基因食品和疫苗生物戰(zhàn)爭亡族滅種危機，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

　　當今中國一切癥結其實都不是什么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不徹底清除買辦內奸的政治勢力，中華民族只有死路一條！

　　中國墮入買辦殖民地化道路的歷史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掙扎反抗的過程。由于國際資本與官僚買辦階級勾結在一起，因此，中國人民與官僚買辦階級的階級斗爭就是反對國際資本的民族解放斗爭。在當今買辦殖民地化道路造成深重的民族災難和人民生存危機的嚴重時刻，民族的苦難也是人民苦難的根源，民族利益就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人民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已完全融為一體，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斗爭已完全融為一體，救國和救民現(xiàn)在已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這個斗爭性質與上一次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完全相同。

　　前不久，統(tǒng)籌各方面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終于成立，這無疑有助于打破當代帝國主義為我們精心維系的慈禧現(xiàn)象政治困局，使國人看到一絲希望。但當今如此嚴重而深刻的民族和人民生存危機，如此強大的買辦漢奸和帝國主義勢力，僅靠體制內的運作很難從根本上扭轉局面。

　　沒有人民運動強大力量的支持，體制內殘存的健康力量必定孤掌難鳴，陷于貪腐黑惡與官僚買辦漢奸勢力的包圍中；這些許健康力量不是如今腐敗的官場政治“再生產”的人才，而是處于不斷消亡中的前朝余蔭余脈。(相反，大量貪官污吏買辦漢奸卻不斷被官場選拔出來。)因此，即使有最高領導不甘沉淪意圖振作，若無人民運動的有力支持，還是有可能被封閉于高墻鐵幕中而難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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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見何新《統(tǒng)治世界》卷一《共濟會揭秘》

　　注2：見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中國的黃金貯備竟然都是1973年買的!》2007年11月15日

　　楊芳洲

　　2014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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