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兒子說道，打消他求學念頭的竟然也是外語。如此算來，這樣的施教已整整三十年矣!

　　1976年，我上小學，最先學會的幾個字就是“毛主席萬歲”。從文字上稍稍懂得了一些常理后，公社文教召開了一次有部分學生參加的會議。文教領導是剛剛平反出來的兩個右派，在臺上一唱一和。至所以清晰記得，就是他們的一句話，“有鄧副主席與我們撐腰作主，我們什么也不怕”。疑惑我就不解了，要知道不久前我們學會一首歌曲并天天在唱，名字是《敬愛的華主席，我們的領航人》。

　　那是一個所謂“撥亂反正”的年月，“包產到戶”、公社改鄉、“紅小兵”改成了“少先隊”，批判“白卷英雄”張鐵生，美曰“科學的的春天”。我們也喜氣洋洋者矣，認為趕上了一個好時代。盡管政治風云變幻，但小學與初一還是在無憂無慮中度過，感到變化的是初二學年，人民公社的體制被徹底解散，那些掙著生產隊工分的老師被“優化”，千改萬改，已是前不見兄姐，后不見來者——五萬余人的鄉鎮，已沒有一所高中，初中也不再村有。我們已不能平靜地初中畢業，無奈初三升學兩個月后被合并到了學區所在地。

　　五冊開課二分之一后我們才跚跚來遲，又是四村五班合一班，殘留的在七十多名學生濟濟一堂。校長多次動員同學們留級，我固執地認為，留級是學生最大的恥辱，可班上已有很多留了一級又留一級的“留學生”，且還是重點培養對象，在他們身上寄托著學校來年的希望。在我們這些后來者面前，他們也儼然以“師傅”自居。

　　終生難忘的是語文課董老師，也曾是右派，但卻沒有一點做作。年紀六十有三，身材中等，面目清瘦，常穿一身灰白的中山裝，是任課老師中唯一不用維持課堂秩序的老師。不僅退而不休，而且還一年又一年地他擔任著畢業班的主課。一年多的遭遇懶散慣了，為之改變的是到后不久的一次檢查家庭作業。早上沒有鄰村學生的課，我們上午早早到校，董老師也早到了，看到我們他便讓取出昨晚的作業，我的作業構畫了了，董老師認真地檢查后和藹地說：“你的字體很流利，但學生做作業，字體應端正才是。”說畢，透過老花鏡笑微微地看著我，我的臉刷地紅了。自此為始，我一改玩世不恭，作業總是規規矩矩，董老師在班上表揚我，學習態度最為端正。

　　董老師文學功底深厚，講課融會貫通，課堂上采取誘導、鼓勵式的提問，以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且很少批評學生。講到延安歲月時會唱上幾句《兄妹開荒》。魯迅的《藤野先生》一課，我們更有身臨其境之感。當講到留級學生對學校的“掌故頗為熟悉”時，那些“師傅”們心有靈犀地相視竊笑，講臺上笑容可掬的董老師分明就是文中的“藤野先生”。董老師現代文教的認真，古文更是得心應手。先講大意，熟讀課文，然后再逐字逐句地講解，三四個課時下來一篇古文已熟記在心，苦澀難懂的古文原來如此地好學?！恫渡哒哒f》、《答司馬諫議書》、《出師表》……，我們如收獲了秋天一般。同學們交流寫作文，不經意地也會用上一句“不任區區向往之至”。我們如茁壯的禾苗享受著大自然的雨露，又如餓了的嬰兒在吮吸著母親的乳汁。下午放學后，因是畢業班，往往再補上一課。我們離校是五里，董老師是四里，且全是山路，當我們徜徉在路上時，已是月兒在林梢。

　　渾不知正有一場災難在悄悄走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終于被那些察言觀色的人民公仆拔苗求洋地演變為滅頂之災。外語，在初一時僅學了幾天，他校無開者有之，老師被“優化”者有之，且從來沒有教科書。學生學的難，老師教的亦難，老師也是被培訓一個月之后，便披掛上陣。進入了初三學的卻是第三冊。其他功課同學們漸漸地跟了上來，而對這一外來物種，我也曾努力靜下來，認真地學過幾個單詞，無奈力有余而智不足。當時，我們也心存僥幸，上年只作為副科，三科一張卷，升大學肯定是無望了，就奢望上幾年高中，一般的就成，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收獲可是幾何倍數呀!實在天真的可笑，臨近畢業被告知，外語成為主課，考六冊，且一門否決。面對畢業的外語試卷，看著那些彎彎曲曲的爬蟲組合，喊“張鐵生萬歲”的心都有了，外語老師不好意思戳穿我的虛偽，給記了一分。我也曾是“小村秀才”了，學校、學區、公社的獎狀也小有幾張，行政組織上組長、班長、大隊長(少先隊)，求學以來的信念轟然倒塌。

　　畢業考試結束了，我們的學業也走到了盡頭。為了進行升學的備考，功利的校長深恐我們這些升學無望的累贅賴著求學，告別辭變成了狂轟的排炮。校長走后，董老師走上了講臺，還是老師親啊!臉上滿含歉意，既是告別又是最后一堂課，語重心長，講到知識的重要，講到正氣的重要，講到人生處處是課堂。

　　散學了，董老師站在教室門口，深情地注視著每個走過身邊的學生。我搬著凳子走近了董老師，他看著我，惋惜地嘆了口氣：“再來復習一段吧?”

　　我的心在滴血，在流淚，惶恐地低下了頭：“我不想再來了。”

　　我稍前董老師兩步，幾十米長的院子，那天竟是那樣的長，那樣的安靜。

　　“回去想想，再來復習一年也可以，這次語文考試，上八十分的有兩個，就你一個新生”。

　　“這只是暫時的誤區，不會長久的。”

　　“人生不能消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

　　到了大門口，我向董老師告了個別，沖出門來，淚水眶而出。永別了!我增長知識的學校;再見了!敬愛的董老師。

　　三十年來，同學們相聚，時常地唉嘆，那么好的基礎，競然沒有出一個高中生;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文化知識浩如煙海，楚辭、唐詩、宋詞……。可就是這個歷史悠久，人類人口最多最大的名族，一代又一代后來人，要走進知識的王國必須過西方的國語這道關，與洋語同進;棄祖而求洋，嗚呼!何也?時常幽夢進校，窗明幾凈，書聲瑯瑯。醒來時面對這無盡的夜空，悵然而失，兒子以后想必也會這樣吧?

　　現實生活中，“雙語學校”、“雙語幼兒園”、“外語補習班”，比比皆是，外語教的越好，生源越廣。如此的雙語，其實大清帝國就是雙語，傅儀的滿洲國也應該是，汪精衛的“東亞共榮”想必也是吧?如今，一個“苦力的干活”， 面對越調越高的房價，又身處“40”“50”的多事之秋，“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的感覺時時襲來，倒霉就倒在外語上了，要不，也會坐洋車，著洋裝，趾高氣揚地來個“黃燈違章”的禁令，次一些的傍上幾篇“輝煌”呀、“盛世”呀的文章，少數先富幸福的群體之中必定有我了。太遙遠了，太高不可攀了，聞聽九十高齡的董老師還健在，可連一名簡單的問候也不敢，“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學外語是為了與外商打交道”，“世界一體化”，這些發展理念已深入人心。作為一個農民工，風風雨雨三十年，走過大半個中國，不可謂沒見過世面。瞪大了眼睛搜尋一遍，學會了外語的也鮮與外商打交道，走出國門的先決條件也不是外語;再搜尋一遍，真洋人不多見，假洋人卻常有。大街小巷染洋頭，著洋裝、說洋話、過洋節;影視報刊，從國外回來者沾沾自喜。不必說遷居海外的明星大碗兒，也不必說近水樓臺的“裸官”公仆，就拿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企業主，房地產老板來說，前些年思謀著為教育或其他慈善事業盡些“綿薄之力”，籌碼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有了這套護身符，刑可就不上大夫。隨著改革已進入深水區，他們也與時俱進地搖身一變，成了洋人。企業也相應地成了外資。“馬甲”自然是洋人的硬氣。

　　新近謀食的這座小城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建立的煤城，街道以“紅旗”、“春雷”、“奔流”等命名，頗有時代的印記。有一天突然發現，從一煤礦進進出出的俱是身著“中外合資”服裝的工人。困惑我又不解了，“毛澤東時代”人民節衣縮食建起來的煤礦，紅紅火火幾十年，這樣的資也用合?一位在銀行系統工作的朋友一語道破。

　　“你說的這些我知道，洋人是取了一些錢，可二年不到，一年多就全收了回去。”

　　“你想，國家的招商引資，是千方百計，多多益善，某些政府機關還有硬性指標。引進了外資，個人是有功之臣，還是地方政府的政績;合資的企業還可享受國家某些政策的優惠;資源型的企業外商更是垂涎欲滴。如此的皆大歡喜，又何樂而不為呢?”

　　原來，愛國也可以這樣地愛，真可謂渠道多多，曲徑幽幽。

　　一次去沿海城市日照送貨，同去的有調試儀器的技術人員。對口的企業是家外資，老板也是位土生土長的“二鬼子”。化驗室的女主任衣著入時，年輕俏麗，還洋溢在與老板去東京考察的洋氣中。晚上請技術人員吃飯，同去的人中還有位待字閨中的化驗員，但卻有著日本打工三年的經歷，工資自然高人一等。過早轉型的身材與年齡實不相符，很為沒有找到一位日本郎君而惋惜，不得已如出口返內銷的商品一般被退了回來，但卻大徹大悟，深有感觸，“國人痛恨日本侵略中國，罵人家為‘寇’，可一只巴掌拍不響喂兒!”天下竟有這等我們糊涂的事。老板大談比利時、日本的食道，吃帶血的海物，比劃著頭緒，抓住一只活生生的、有須有肢、左右搖動的，仰臉入口，下屬拍手大呼“wa sai”。面對這桌變了味的海鮮，我的食欲早聳入云霄了。

　　日寇遠渡重洋，侵入我國十四年，燒殺搶掠。怎么成了“一只巴掌拍不響”?困惑許久，百思不得其解。

　　愚蠢!

　　201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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