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艱難探索

　　——和張宏良老師交心談心

　　張宏良教授是左翼力量的中堅，赤膽忠心地捍衛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權威。他以其雄偉檄文，銳利筆鋒，對賣國賊進行無情的討伐，引起漢奸憲政派對他的圍攻，但他沒有絲毫的膽怯，仍然無畏地站在斗爭的最前線，而成為左翼力量的領軍人物之一。

　　我贊賞張教授的膽識，有機會就找他的文章看，往往給我很大的啟迪和收獲。我是支持張教授的，但看到張老師簡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文章，我有不同意見，提出來和張教授商討。我的意見也不見得對，或者有助于老師的千慮之一失，而求教于張老師。

　　我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述我的意見。

　　一、關于市場經濟問題

　　市場的基礎理論，有一個誤區，就是不管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不管左翼還是右翼，都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由于這個理論誤區，導致左翼和右翼都認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市場起決定作用”這一條就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因而右翼高興贊揚，左翼憤懣反對。

　　我認為張宏良老師也陷入了這個理論誤區，老師說：“雖然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是一條亡黨亡國的歷史邪路，卻沒有意識到采用西方經濟制度同樣是一條亡黨亡國的歷史邪路，并且兩者完全是同一條道路。”

　　(老師錯誤地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看成是西方經濟制度了。社會經濟制度不看市場，主要看所有制，市場只是手段，不是區別經濟制度的標準。西方的經濟制度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社會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中國沒有采用西方的經濟制度。右翼要求實現私有化，消滅國有企業，那才是真正的西方經濟制度，才是真正要了社會主義的命。)

　　老師還說：“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就一定會否定市場化改革方向。道理很簡單，市場競爭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擴大兩極分化，把整個社會撕成碎片。”

　　(老師錯誤地把市場與資本主義劃上等號了。歷史發展的客觀邏輯否定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必須區別開來。把整個社會撕成碎片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化、私有化。只要不私有化，就不會兩極分化。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鄧小平年譜》1363頁)。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弱肉強食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它是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市場經濟，是維護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市場經濟;它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它必須打擊資產階級的經濟犯罪，如官商勾結，賄賂公行，投機倒把，炒買炒賣，買空賣空，壟斷市場，欺行霸市，囤積居奇，操縱物價，金融詐騙，偷稅漏稅，走私販私，造假販毒，污染環境，制造泡沫等等罪行;它是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的市場經濟，一句話，它是建筑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再說，市場競爭可以促使社會進步。張老師推崇的重慶模式也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典型。如果肯定重慶模式，就要肯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老師還說：“憲政制度是適應市場經濟逐步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市場經濟內生的政治制度，搞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拒絕憲政制度”。

　　(這是理論誤區，也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搞市場就是搞資本主義，必然搞憲政制度，他們為了和平演變西化中國，就是這樣說的，用以訛詐全世界，左派不能認同)。

　　老師還說：“所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說穿了就是政府和資本的關系，發揮市場的決定

　　性作用，也就是發揮資本的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中明確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這句話主要是解決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解決“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所以我們不能片面、孤立地來理解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把它絕對化，擴大化。我認為，政府在計劃、宏觀調控方面起決定作用;市場在微觀經濟活動中起決定作用。這次中央城鎮工作會議確定“商品房歸市場，保障房歸政府”，實行“雙軌制”調控。市場和政府是互補的，各起各的作用。 再說資本，也要區分社會主義社會資本和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是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剩余價值的手段;在社會主義社會，資本是國家人民的共有財產，是為人民服務的手段。社會主義不是一般地反對資本，而是反對資本家的剝削。)

　　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以來，發表了系列講話，都是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習總說：“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時期，這是兩個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因此，前后兩個30年不能相互否定。我認為習總這個判斷是正確的。我們應該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黨的歷史，既然是探索，就難免失誤，但成績總是主要的。前后兩個30年，不管有什么失誤，都不應該否定。現在的情況是，右翼否定前30年，左翼否定后30年。

　　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公報》、《決定》為什么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呢?這還得從中國共產黨艱難探索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說起。

　　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蘇聯沒有解決好，中國共產黨開始摸索，也沒有解決好。毛澤東宣布，從共和國成立時起，就開始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憑著毛澤東的巨大威望，過渡一帆風順，原來準備15年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就提前完成了，中國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對此鄧小平評價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二302)。但這個運動搞得有些急，留下一些問題。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文集七170)。毛澤東這些話，反映了當時社會需要的實際情況，應該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以后沒有實行。

　　在中國消滅幾千年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這么艱巨的任務都能輕易順利完成，毛澤東以為建設社會主義也是很容易的，可以很快完成，巴不得在他有生之年把一切好事辦完，犯了急性病，于是思想脫離了實際，違背了他一生主張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憑著自己的巨大威望，在50年代末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公社成立后，一大二公，括起了一陣“共產風”，陳伯達當時就主張消滅貨幣、商品和商業，公社實行內部調撥，吃飯不要錢。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農民的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也把許多農村中貸款一律收回。毛澤東總結為“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他認為這就是“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無償占有農民的財產，剝奪農民，必然要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人民公社應該說是一次偉大的科學試驗，試驗總難免要失敗。

　　毛澤東認識到了問題所在，就開始糾正錯誤。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的講話，明確指出：“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 “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還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毛文集第七卷435至439頁)關于公社無償上調的財產要不要退賠算賬的問題，毛澤東認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上億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毛文集第八卷34頁)

　　對大躍進以來的錯誤，毛澤東在1962年1月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作了檢討，他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于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在認識客觀規律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人家不罵，我們應當自己罵自己，從這些事來看，我們實在是太蠢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031頁)。

　　毛澤東說的商品生產實際就是市場經濟，因為商品交換只有在市場上才能完成，否則，商品生產也是空的。等價交換，價值規律也只能在市場上實現。大躍進以來的錯誤，都是毛澤東首先認識并糾正的，只是糾正得不徹底。上述認識，只是毛澤東一時爆發的思想火花，也沒有形成具體政策，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仍然在摸索中徘徊。

　　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毛澤東號召全黨進行調查研究，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陳云響應全黨大搞調查研究的號召，于1961年6月，到上海市青浦縣小蒸公社進行了3個星期的調查，其中有這么一個情況，就是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解放前，有好多漁民傍晚到黃浦江捕魚，清晨到上海出賣。解放后制度逐漸改變，上海市要青浦縣每月供應多少水產品，青浦縣就規定漁民所打的魚必須運回青浦，賣給縣水產公司，再由水產公司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做不但要多一次往返運輸，而且常把活魚變成死魚，價格大跌，漁民對此意見很大。上海市民也吃不到新鮮的活魚。陳云知道后，請縣長、水產局長來談話，勸他們恢復過去的老辦法。縣長說這要上海取消我們的供應才行，我們自己無法改變。陳云知道上海不會取消供應制度，在會議結束后嘆了一口氣說，我一個副主席(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薛暮橋晚年文稿》332頁)。這個小資料對我觸動很大，使我開始認識到社會主義引進市場機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計劃經濟只能管宏觀調控，如果管到經濟的微觀活動，必然要違背經濟的客觀規律——價值規律，就是“瞎指揮”，把經濟搞僵。基層生產單位沒有一點自主權，多勞不能多得，就沒有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只等著上面喂飯吃，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后，首先采取的十條措施，其中第二條“征收高額累進稅”。第五條“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 馬恩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認為公社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說“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馬恩選三卷10頁)。關于“資本”，《宣言》有這樣一段話：“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說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里，還存在銀行、資本(社會財產)和財政稅收，就是說還存在貨幣、商品和市場。銀行是管理資本、貨幣、市場的總機關。

　　早在延安時代，毛主席領導實行的就是市場經濟，成立邊區銀行，通過發行獨立的邊區貨幣、信用，團結民族資本家，充分發揮商人的作用，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以貨易貨，不積累偽幣和法幣;征稅發鈔，實行謹慎的貨幣政策。它成功地避免了巴黎公社因沒有掌握、創新金融系統而失敗的教訓。市場經濟的作用，部分打破了蔣介石對邊區的嚴密封鎖，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對人民生活的改善，對戰爭的物質保障，起了莫大的作用。

　　既然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肯定了銀行作用，那就要隨之肯定貨幣、商品、市場的作用，不然就說不通。恩格斯說的消滅貨幣、商品，應當是全世界都實現共產主義時代的事情，那時不僅消滅貨幣、商品，而且消滅階級、國家、戰爭、政黨、專政、民主等，不是人為而是自然消滅的，這種人類大同遠景是必然到來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說到了這個人類的遠景。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母體中孕育、發展而來的，必然帶有資本主義的舊痕跡。如果現在就消滅市場、商品、貨幣，這個政策就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的歷史階段，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這就是“左”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在實踐探索中，犯錯誤是難免的。只有在現實的墻壁上碰得頭破血流，才能認識到市場經濟這個真理;只有違背了客觀規律，才知道客觀規律的存在。

　　市場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都有市場，中國3000多年以前的商朝就是重商的意思。中國北方大草原，盛產馬羊，缺少糧食;中國內地，盛產糧食，缺少馬羊，用馬羊換糧食，對雙方都有利。市場就是做買賣，商品流通，城鄉交流，互通有無，互利雙贏，造福人類的地方。世界成了一個地球村，地球就是一個大市場，中國需要中東的石油和澳大利亞的鐵礦石，而中東和澳大利亞也需要中國的日用商品，國際貿易也是互利雙贏的。人類開始是以貨易貨，以后出現一般等價物，出現了實物貨幣，比如羊等。封建社會出現了錢莊，發明了紙幣(錢票)，是銀行的萌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市場、商品、貨幣、銀行，是人類文明長期發展的智慧結晶。市場、商品、貨幣、銀行不代表任何社會性質，它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它跟科學技術的性質一樣，任何社會都可以用，資產階級可以利用，無產階級也可以利用，誰掌握它，它就為誰服務。

　　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還強調：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 ”“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什么困難的事都能搞成。” 比如三峽水利工程，西氣東運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科學技術工程，環境保護工程，社會保障工程等等，這都不是市場自發盲目性能做到的，必須發揮黨和政府的權威作用才能解決問題。所以，光有計劃，容易僵化;光有市場，容易盲目。市場和計劃要結合起來，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相結合，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要求。

　　所以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不是錯誤也不是罪過，不是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而是是繼承、總結中國共產黨，包括毛澤東長期艱苦探索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經驗教訓的積極成果，走出了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新貢獻。

　　二、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

……

　　鄧小平說：四項基本原則是個“成套設備”，是個有機整體，“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二173)。如果在“四項基本原則”中肯定任何一項，其他三項都要同時肯定;否定其中任何一項，其他三項也會同時被否定。我想用張老師的話做例子來說明，張老師說：“公有制、共同富裕、國家安全——還有下一步我們要努力爭取的大眾民主——才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因素，才是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這個話說得好。 公有制、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也說：“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三111)。鄧小平還說：“無產階級專政對于人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共同享受的民主。”(二168)。也就是張老師說的“大眾民主”。鄧小平和張老師說的是同樣的話。再說“國家安全”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頭號任務。張老師的話符合四項原則中的兩項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但這兩項原則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張老師肯定這兩項原則的同時，也就肯定了另外兩項原則。說明“四項基本原則”是“成套設備”，不能割裂。不可能出現“除了堅持黨的領導之外，其它全是空的”的現象。

　　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無產階級必須用馬克思主義教育自己，使自己由一個“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無產階級必須組成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才能進行勝利的斗爭。無產階級必須武裝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毛澤東把上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為武器和目標，應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中。首先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然后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將黨武裝了起來，建立一支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武裝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叫作人民民主專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不是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為社會主義作準備，打基礎，創條件。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總結概括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說：“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一貫堅持的。”雖然馬克思提出來了，毛澤東實踐成功了，但沒有人作這樣簡潔明確的概括，這是鄧小平的功勞。

　　“四項基本原則”表達了習總說的“三個自信”：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理論自信，堅持社會主義就是道路自信，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大眾民主就是制度自信。共產黨是總管這三個自信的。

　　“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信仰、價值觀和精神支柱。它代表了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共產黨的根本立場，是黨的傳家寶。“四項基本原則”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在共產主義實現前是不過時的。丟掉了“四個堅持”，不僅民主革命不會成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不會成功，共產主義的理想就會成為泡影。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意義非同小可。

　　張宏良老師在《當今中國思想領域無劍可亮的根源 》的博文中說，“當今中國思想領域無劍可亮”。我認為，四項基本原則就是當今中國思想領域致右翼于死命的最亮的亮劍，怎么說沒有亮劍呢?

　　如果左翼也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看成一個“虛張聲勢”的東西，那就真的是左右合流了。

　　三、關于黨的基本路線和改革開放的問題

　　改革開放就是實現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三373)這跟右翼漢奸派推行私有化，大搞兩極分化區別了開來。

　　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補充，是對體制的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進行改變。這跟右翼漢奸派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區別了開來。

　　改革開放要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別人的經驗可作參考，不能照搬，照搬從來都不會成功。“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三3)這跟右翼漢奸派照搬西方普世價值，克隆美國制度的賣國路線區別了開來。

　　改革開放就是要如鄧小平說的：“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二172)他還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三369)這跟右翼漢奸派妖魔化毛澤東，反毛污毛區別了開來。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共產主義者，都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總方向是一致的。不是要不要社會主義的分岐，而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分岐。鄧小平與毛澤東有不同的意見，不是反毛，污毛。鄧說：“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的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還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二148、149)

　　鄧小平與林彪不同，是真心忠于毛澤東的，就像歷史上比干、屈原。林彪搞個人崇拜，表面大捧毛澤東，暗地卻陰謀殺害毛澤東。林彪事件的暴露，對毛澤東的打擊最大，以至一病不起。鄧小平與林彪比起來，是忠奸分明。

　　鄧小平認為自己是毛澤東的學生，是毛澤東教導出來的一代人。他說：“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已經提出、但是還沒有做的事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二300)這件毛澤東沒有做完做好的事就是改革開放。

　　更重要的是，鄧小平是把改革開放納入黨的基本路線之中的。基本路線就是毛主席說的總路線，它是在一定歷史階段中，高于一切，決定一切的。離開了基本路線，就會犯“左”傾或右傾的錯誤。毛澤東說：“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毛著摘編1897)。

　　黨的基本路線，鄧小平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兩個基本點是保證經濟建設快速發展的。

　　路線就是道路。所謂“道路自信”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這條道路的目的地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指引“改革開放”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方向標。如果廢棄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方向標，改革開放就可能走向邪路，走向資本主義。所以“四個堅持”是“改革開放”的前提和基礎，是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

　　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說了很多，千叮嚀萬囑咐：“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真正關系大局的是這個事。”(三380)。“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個路線、方針、政策不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三371)。

　　鄧小平逝世后，他的話就不管用了。改革開放被右翼綁架，使改革開放逐漸變質，改革開放成了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推出“三個代表”，自吹自擂地說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天上沒有兩個太陽，一個黨不容許有兩條基本路線，有了新的“基本源”，黨的基本路線實際上就被廢除了。但鄧小平還有利用的價值，他們抓住“改革開放”不放，砍掉“四個堅持”的方向標，準確地說，是腰斬了基本路線。鄧小平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三370)。他們篡改成“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硬說這是鄧小平說的，把一個大黑鍋讓鄧小平背。他們綁架了改革開放，也就綁架了鄧小平，打著鄧小平的旗幟來反對鄧小平，把鄧小平理論篡改得面目全非。“三個代表”為復辟資本主義作了鋪墊和橋梁。

　　由于路線是決定一切的，丟掉了唯一正確的基本路線，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原來擁有的一切就都會丟得干干凈凈。官僚資產階級上臺，老百姓就再次淪為奴隸地位。

　　從黨的16大以來，改革開放就變了味。正如張宏良老師說的：改革開放成了“西方主導的改革開放”。“改革變成搶劫代名詞，開放變成賣國同義語。”“對眾多老百姓而言，改革就是漲價，改革就是下崗，改革就是強拆，改革就是股市掠奪，改革就是失去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原來免費的福利保障，改革就是老板成為隨意處置員工的老天爺，領導成為決定下屬命運的萬能上帝。”這些觀點都是極為正確，一針見血的。

　　現在習近平又重提黨的基本路線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被右翼劫持的“改革開放”奪了回來。習總對兩種不同的改革開放有極為精確深刻的認識，他說：“有人說我提出兩個三十年都不否定，是搞兩個凡是，但事實上呢，是一些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改革，把改革當做了他們家的招牌。不讓人說話，不讓人民群眾評價，因此啊，我看這些所謂‘改革派’才是真正的搞新的‘凡是’。成了凡是打著改革旗號的做法就是改革，凡是打著改革旗號的做法、路線就是絕對真理、絕對正確了，就不許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評價，只能無條件接受了。人民群眾質疑改革，就給人扣帽子、掄棒子，說人家是要搞文革，說人家是反改革、是敵對勢力。老百姓為什么越來越對改革不滿，就是一只蒼蠅壞了一鍋湯，把改革道路搞臭了。這些人試圖一葉障目，掩耳盜鈴，但老百姓心里也都有桿秤，有一面鏡子。”還說：“有些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其實是搞倒退，是搞他們的小金庫，把公共財富和國家資產變成他們的囊中物。為什么發展僵化不前?就是有些人是打的自己的小算盤，而置人民群眾和國家的根本利益與不顧。這樣的所謂改革，老百姓怎么會不罵娘，怎么可能不罵娘?而老百姓千呼萬喚的那些改革舉措，則遲遲無法指定，無法推行、更得不到落實，這是為什么?”(資料來源于網絡)。習總的這番話是對右翼的致命打擊。

　　極右勢力把改革開放搞臭了，習近平又重新奪回改革開放的發言權和領導權，把改革開放納入社會主義軌道，這對左翼對人民是有利的。

　……

　　張老師贊揚“三個代表”是理論糾偏，用“以德治國”口號來奪回意識形態的道義制高點。對“三個代表”和“以德治國”作了這么高的評價，這是黑白不分是非顛倒的。

　　“三個代表”確實是糾了“四個堅持”的偏。“三個代表”首先是概念模糊，什么是“先進文化”?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澤民自己沒有搞清楚，卻要去代表。江澤民不知是真不懂還是有意裝糊涂，只說一個抽象概念“先進文化”，讓人們去猜，去自行理解和解讀，以致儒教文化、邪教文化、黃色淫穢文化、享樂文化、黑社會文化都自夸為先進文化，在中國大行其道大顯神通。更重要的是用“先進文化”這個模糊概念，暗示默許西方的普世價值文化是先進文化。16大以來，官方媒體、網絡嚴禁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卻有意讓《炎黃春秋》、《南方周末》長期放毒，不加制止。妖魔化毛澤東成了氣候，反毛、污毛思潮泛濫成災。

　　什么是先進文化?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實“四個堅持”早就回答了這些問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代表先進文化，堅持社會主義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這么清楚的事情，江澤民卻搞的糊里糊涂。

　　“三個代表”是三句空話，不成理論形態，沒有任何理論價值，不解決任何具體問題，但它摧毀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作用卻至大至巨。僅用“代表先進文化”一句話就勾銷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導地位。只要抹殺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這一條，就足以讓共產黨名存實亡，使社會主義垮臺，將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還有一點，江澤民允許億萬富翁入黨，將無產階級的政黨變成資產階級的政黨。赫魯曉夫僅用一個“全民黨”就把蘇聯共產黨搞垮了。前面說了，四項基本原則是成套設備，只要否定其中任何一項原則，其他三項原則就全被否定了。用三個代表來糾偏，越糾越偏向資本主義。

　　“以德治國”、“以人為本”都是抽象概念的空話，不是馬克思主義。以什么道德治國?是以無產階級的道德治國還是以資產階級道德治國?以什么人為本?是以老百姓為本還是以億萬富翁為本?用這些空話來糊弄人，用這些漂亮話作幌子，在幌子的掩蓋下偷賣以資產階級的道德治國，以億萬富翁為本的私貨。要批判這些，需要專文，這里不能多說。

……

　　現在習近平上任后，是真正的左轉糾偏，不用16年或24年，僅一年功夫，就成效顯著。右翼漢奸派的囂張氣焰打了下去，左翼的聲勢大振。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決定》都是綱領性的文件，主要解決改革開放的方向、理論、道路的問題。張宏良老師說：“左翼贏得了理論層面的期貨勝利，右翼贏得了制度層面的現貨勝利。”我的看法與張老師不同的是，左翼不但贏得了理論層面的期貨勝利，而且贏得了制度層面的現貨勝利。張老師還說：“就社會發展規律來說，理論、綱領等戰略因素，才是決定社會發展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因素;相反，各種具體制度等戰術因素，是隨時可以改變的，根本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道路。”這話就對了。全會的《公報》、《決定》敲響了右翼的喪鐘，是左翼的全面勝利，右翼的徹底失敗，右翼是白高興了。

　　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夕，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說的是向共產主義進軍的萬里長征。改革開放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但這條道路，人類還沒有走過，哪里有高山河流，哪里有荊棘叢林，哪里是岐路，還不得而知，走錯了路還得走回來，仍然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習總強調：“我們永遠要有逢山開路、遇河架橋的精神，銳意進取，大膽探索。”全會《決定》提出了“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命題。摸著石頭過河就是探索的意思。有人認為有了頂層設計，有了毛澤東思想，就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了，這個想法是糊涂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永久有效的，但改革開放卻是一個變化發展的概念。毛主席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實際情況千變萬化，人的思想必須隨著實際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要了解變化的真實情況是很難很難的，必須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才能做到這一點。至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弄懂改革開放的特殊規律就更不容易了。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要實事求是，就是要不斷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科學研究本身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習近平說：“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中國現在的問題多如牛毛，改革必須從解決具體問題下手，而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來了，新的問題是層出不窮的。習總還說：“制度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說明具體制度的改革是向前發展的，由不完善到完善，不是固定不變的。習總強調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現時正在廣大干部中進行群眾路線的教育，恢復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改革開放必須“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還必須得到群眾的認可，經受實踐的檢驗。 改革開放好壞的最根本的衡量標準，就是看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是不是年年得到改善，改革開放的紅利是不是有益于人民。

　　一年來習近平的言行和實踐，證明習總是一個成熟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人民合格的領袖。他遇事有主張，有辦法，不是輕易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角色。他是懂得黨的戰略和策略的，該退讓時就退讓，該出手時就出手。所以我們左翼人民群眾，應該相信、支持習近平，團結起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國夢。

　　我是一介草民，是張宏良老師的學生，跟老師交換意見，算是教學相長吧。以上意見僅供張老師參考，如有不對的地方，還請老師賜教，我愿和張老師繼續討論。但愿張老師一如既往，擔當引領左翼群眾向右翼漢奸派頑強戰斗的旗手和勇士。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