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礙兩岸和平進程的一個陰招

　　2005年，連戰訪問大陸的“破冰之旅”，架起了隔絕多年以后國共兩黨之間聯系的橋梁，此后，尤其是國民黨重新在臺灣執政以后，兩岸關系持續升溫，面對這一局面，某些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但是公開跳出來反對，效果又不好，于是，他們就想出了一個陰招，那就是歪曲歷史，拼命美化國民黨，丑化共產黨，這就等于給大陸出了一個兩難問題，如果不反駁，就好像理虧一樣，有利于某些人推波助瀾，不斷推進他們所謂的“正義事業”;如果反駁，那就得罪了國民黨當局，客觀上起到離間作用，阻礙了國共兩黨和解與兩岸和平進程。一箭雙雕，某些人的小算盤撥得挺精的。

　　忽悠的最高境界，就是一個問題的正反兩方面，他都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滴水不漏。某些人就是有這樣的高水平。

　　國民黨在大陸敗退臺灣，他們說是因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民主，所以才輸給共產黨，后來在選舉中敗給民進黨，他們說仍然是因為國民黨民主，原來國民黨是為了追求失敗的效果才不斷“推進民主”的。是這樣嗎?有一個人的回答最權威，他，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在退守臺灣以后，對丟失大陸進行了反思：

　　在經濟原因方面，他認為，經歷了八年抗戰，中國“農村凋敝”，“而工業尚未恢復戰前的繁榮”，“國民就業的機會不能增殖”;“特別是民國36年間，行政院宋院長擅自動用了中央銀行改革幣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幣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經濟就在通貨惡性膨脹的情勢之下，游資走向投機壟斷，正當的企業不能生存，中產階級流于沒落;社會心理日趨浮動之中，經濟崩潰的狂瀾，就無法挽救。這是大陸經濟崩潰最重要的環節，亦是今后經濟事業最重要的教訓，不可不特別警惕，這是經濟失敗內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經濟加速崩潰的原因就更多了。至于外在的造成經濟加速崩潰的原因就更多了。”《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5第126頁。

　　在政治上，他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于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余。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復雜、散漫、松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茍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

　　在軍事方面，他認為，軍隊紀綱敗壞是軍事崩潰的首要因素。蔣介石在1950年3月19日講述《國民革命第三期任務之說明》中稱：

　　“就過去一年失敗的情形看來，以軍隊紀綱的敗壞最為嚴重”。“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一般軍長、師長，不經過請假的手續，可以隨便離開自己的職守，自由行動……即此一點，就足以知道我們軍隊的紀律掃地。”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卷第1960頁。

　　蔣介石還沉痛地說：

　　“過去北洋軍閥被打敗是他們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軍閥的毛病，我們的軍隊都已習染，不論在精神上、在行動上，都漸次趨于腐化墮落”，“幾乎與北洋的軍隊如出一轍”。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卷第1962頁。

　　蔣介石告誡各級將領說：“抗戰勝利后，我們軍隊的腐敗現象更加顯著，在整個軍隊，都表現一股虛驕之氣;這種軍隊我早就知道非失敗不可。”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冊第1962頁。

　　1949年10月20日，蔣介石在軍官會議上講授《軍事改革之基本精神與要點》時稱：“今天我們軍隊的失敗，就是沒有奉行三民主義之故。換言之，就是我們軍隊已經失去戰勝的基本條件，……我們的軍隊已經成了沒有靈魂的軍隊”，失敗則是必然。②③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冊第1929頁。

　　在分析軍隊打敗仗的原因時，他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于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么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對于造成上述狀況的原因，蔣介石分析說：

　　我們一般軍官和美國人相處，受了美國人的教育，對于美國軍人的長處一點沒學到，則專門模仿美國人的生活及缺點，諸如“濫肆吸煙、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這只是美國軍人生活的一面，“而對于工作業務之活潑認真，乃是對國效忠精義之所在”。真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這是我們軍事最近4年來失敗的最大原因，也是我們中國最近4年來，黨務、政治、軍事徹底崩潰的最大原因”《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3第104頁。。

　　如何克服上述缺點呢?蔣介石說：

　　“今天我們要徹底改革過來，振作軍隊的精神，轉移部隊的風氣，根本著手之點，還是要著重于建立制度”，特別要“確立一種健全的監察制度”。“要確立軍隊的監察制度，必須徹底改革現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員多為主管推薦，“今后軍隊的政工人員應由黨部遴選，透過政府予以委任，絕不能聽由部隊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對部隊負起監督的責任，來挽救今天一般軍官腐敗貪婪，無法無天，自由行動的流弊。”③張其昀：《先總統蔣公全集》第2冊第1931頁。

　　官兵對立、軍民脫節是軍事崩潰的另一原因。蔣介石指出：

　　“許多高級指揮官每到作戰的時候，不是在陸上準備了車輛，就是在水上準備了船舶，一到緊要關頭，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車或者登船逃命。這樣沒有人格的官長，可以說是寡廉鮮恥，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仰呢?而且一般高級將領，在生活上驕奢淫逸，盡情享受，何嘗還有一點同甘苦、共患難的意思?”在軍民關系方面，“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軍隊每進到一個村莊，這個村莊中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們軍隊占領;……借了人民的東西不歸還，損壞了人民的器具不賠償。這樣，當然使人民對我們發生反感，而不愿幫助我們”《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3第42頁。

　　其實在經濟上還有兩件事也是可以說明問題的，一是蔣經國的上海“打虎”最終由于蔣介石的干預而不了了之。二是蔣介石本人對國舅爺宋子文的處理。

　　1949年初，中共把宋子文列為重要戰犯，在國民黨中，內部的敵人又有理有據地說他侵吞大筆公款，要求他至少交出全部財產中的一半。于是，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便辭去了廣東省省長職務，帶著他的妻子張東怡，先走香港，5月16日到巴黎“治病”。 國民黨在大陸慘敗后，宋子文攜巨額資產到美國做寓公，對臺灣當局若即若離，又曾經幾次謝絕回臺“歸隊”，氣得蔣介石甚至曾在國民黨中揚言要開除他的黨籍。但是，他仍然無動于衷，在美國我行我素。以后，甚至還有消息說，宋子文企圖在臺灣策動政變，要求美國幫他把一批武器運入臺灣。這個情報的準確性，雖然尚屬疑問，但是，蔣介石這時已是驚弓之鳥，對大舅子也不得不防了。除了蔣介石外，追隨蔣介石到臺灣的陳誠派、蔣經國派，都對宋子文不滿。 在反省、思痛中蔣介石對大舅子開了刀，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

　　其實，在敗退臺灣之前，蔣介石已經對國民黨內部的狀況非常不滿，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這次居然印發了延安整風的三篇文件作為學習材料，即《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對此，蔣介石指出：“這次大會印發各位三個共產黨文件，內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從中可以看出他們調查研究的工作是何等實在、何等徹底……調查工作是作戰的基礎，沒有調查，得不到確實的情報就不能作戰。我們平時一點也不注意，雖然做了一些，也是臨時的，片段的，而不是系統的，持久不斷的，只憑運氣去作戰，當然沒有制勝的把握。”

　　但是，蔣介石看到的都是別人的錯誤，

　　抗日戰爭爆發前，國民黨已松弛渙散盡顯疲態，戰爭爆發后，國民黨喪失了長江下游地區的組織基礎，一度瀕臨潰散的邊緣，籍民族危機的遮掩和刺激才得以茍延存續。國民黨的衰弱與無能，一直使蔣介石陷入了的憂慮之中。

　　1938年3月29日，蔣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曾痛切警告與會的國民黨人：“我請各位嚴重注意：我們的黨差不多已成為一個空的軀殼而沒有實質了，黨的形式雖然存在，但黨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說這句話，心里很悲痛，很難過，但是現在的情形，我們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敗。本黨既逢到艱難而快要消失了，此時如不說，將更沒有說的機會。我們此時不懺悔，將更沒有懺悔的機會。”

　　在蔣氏看來，一般的國民黨人：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無公利，有小我而無大我;重權利而不重責任，享權利而不重義務，早已“不能為國犧牲，為民服務，為主義奮斗”。

　　救無可救，蔣決定在國民黨之外，另造新組織“三青團”

　　抗戰為國民黨提供了一次重振旗鼓、起死回生的契機。蔣介石痛下決心：“救國必先救黨”，“救黨必先自救，必先要救起黨的各級干部和各個黨員”。

　　蔣介石為何不直接改造國民黨，而要在國民黨之外，設立一個與國民黨雙軌并行的組織 ?1938年9月5日，在對三青團的一次講話中，蔣氏坦言自己之所以另組三青團，正是因為國民黨腐朽至極早已經毫無挽救的辦法。蔣氏說：

　　“本來中國的革命，有中國國民黨來領導，只要中國國民黨能復興，就不必另設青年團;即令有組織青年團的必要，亦可以附設于國民黨以內。但是我們現在為什么要從新創立這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呢?就是因為我們國民黨這幾年來消沉散漫，成為積重難返的局面，不論精神紀律，都是異常衰頹，可以說黨部都已變成了衙門。而黨員已變成了官僚，無論如何設法改造，都不能徹底改造過來!……所以要另外設立一個青年團，來組織一般有為的青年，好使他們承擔中國革命的事業!”顯然，蔣當時最主要的考慮，認為國民黨沉疴太深，積重難返，無法從黨內徹底改造。

　　蔣介石另建“三青團”，并且自任團長，還有統合國民黨內部派系的考慮。國民黨黨務，長期被cc系掌控和壟斷，其他派系很難涉足，若在原國民黨組織基礎上進行該組，必加重派系間的惡性內耗，蔣另組組三青團，實有拋開此前一切派系格局，以統合國民黨內部所有派系之意。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后的表現令美國非常不滿，便打算并且推動了由桂系的李宗仁替代蔣介石，最后蔣介石下野，由李宗仁擔任民國政府代總統。而耐人尋味的是，這位由美國人一手扶起來的中華民國代總統一直沒有去臺灣，而是在寓居美國多年后，寧可“投共”，回到大陸。

　　蔣介石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朝鮮戰爭結束后，蔣介石仰天長嘆，對兒子蔣經國及毛人鳳等軍事將領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毛澤東的對手，盟國(美國)說我蔣介石不行，可是他們又怎樣呢，我看他們西方國家也是一群蠢豬。他們與中共毛澤東比，從哪方面都無法相比!16個國家最精良的軍隊竟然被毛澤東打的如此狼狽，恥辱啊!

　　毛澤東也是中國人的驕傲啊，更是一名奇才。

　　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唯有毛澤東把我擠到這幾個小島上了。

　　盟國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毛澤東打仗是藝術!各方面的領導都是藝術!蔣介石突然把聲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藝術!’他接著又說：‘我們要研究毛澤東!要學習毛澤東!’這就是與毛澤東斗爭了幾十年的蔣介石對毛澤東的最后評價。”

　　1955年5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明確提出：“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毛澤東主席也表示，我們跟臺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這些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

　　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章士釗帶到香港，通過關系轉交給蔣介石。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身負重任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 許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從香港飛往臺北，親手將中共中央的信交給蔣介石，并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報告。

　　蔣介石經過一年的認真考慮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與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密談。蔣介石說：“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當時已改名北京，但國民黨仍用舊稱)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并讓許孝炎推薦人選。

　　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選。蔣介石反復權衡后，選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聽虛實。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寫了一篇1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贊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悅。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斗爭，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并不成熟，從而中止了進一步接觸。

　　1956年7月，當章士釗受中共中央委托，從北京到香港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的時候，另一個神秘人物也擔負著同樣使命從香港來到北京，這個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1965 年，當國民黨二號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陸并受到熱烈歡迎的時候，蔣介石父子也展開了行動。

　　輪船秘密在臺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蔣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并在極秘密狀態下開始談話。

　　整個談話自始至終只有他們三個人。開始由曹聚仁介紹中共方面的條件，然后逐條討論、商談，蔣氏父子也不斷提出自己的意見。經過幾次討論，很快達成六項共識，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 意即臺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臺灣海空軍并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臺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并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之間的緩沖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臺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臺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曹聚仁與蔣氏父子在日月潭談妥了這六項條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一風浪也波及臺灣，蔣介石對國共重開談判產生了疑慮，從而改變了主意。這樣，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之事又一次擱淺。

　　而蔣介石準備回歸大陸，卻是歷史上真真實實發生過的事情。

　　國民黨政權遷移臺灣后，曾經發生二·二八事件，又稱“二二八起義”，爆發于1947年2月28日。1947年2月27日國民黨軍警在臺北打死了為減稅請愿的商販，2月28日臺北市民罷市、游行請愿，又遭國民黨當局的鎮壓，激起全省民眾的憤怒，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幾天之內，暴動民眾控制了臺灣大部分地區。國民黨政府從大陸調集軍隊進行殘酷鎮壓，到3月13日將全島行動鎮壓下去，死者多達3萬多人。

　　在蔣介石統治時期，美國并不滿意，曾經打算用孫立人將軍代替蔣。

　　孫立人對于曾留學蘇聯而時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蔣經國以政工制度破壞現代軍事體制有不滿之意，曾在1950年12月，孫立人召開“新年第一次年終擴大良心會”時，致詞說：“現在社會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騙人，說話也騙人，所以社會動蕩不安，就是彼此不能開誠相見，埋沒了良心之故。”因此也與蔣經國的政工系統埋下沖突之因。

　　因孫立人對于蔣經國以政工制度破壞現代軍事體制有不滿之意，且遭情治單位密稱孫與美國有不正常聯系，1954年6月陸軍總司令任期屆滿，蔣介石將其調任無實權之總統府參軍長，12月3日中華民國與美國雙方簽訂《中美共同防御條約》，蔣氏政權在獲得美國充分保障后，已不再須要依靠孫立人來維系臺美關系。1955年5月28日蔣介石召見孫立人，說他打仗不行，要把他孤立起來，6月，政府當局以孫立人將軍與其部屬少校郭廷亮預謀發動兵變為由，對孫實施看管偵訊。

　　1955年8月20日，孫立人“兵變”事件公開化。當天政府以“縱容”部屬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等罪名，革除孫總統府參軍長職務。事后，組成了以陳誠為主任的9人調查委員會，查處此事。孫被判處“長期拘禁”在臺中市向上路寓所，直到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逝后，同年5月時任總統的李登輝才解除孫長達33年的“監護”。 自孫立人被拘禁后，其親信部屬一一被調離軍職查辦，前后有300多人因與本案有牽連而被捕入獄，包括當時擔任英文秘書的黃正以及擔任女青年工作大隊中校組長的姊姊黃玨等人。

　　客觀說，小蔣即蔣經國繼任臺灣地區領導人以后，相對于其父親的確是顯得開明，他的親民與其父親的深居簡出形成對比，臺灣成為“四小龍”之一也是在他領導下的事情，除了自由派人士夸贊他的事情以外，蔣還為兩岸關系的改善作過貢獻， 1987年10月14日蔣經國主持的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有關探親的決議案。除現役軍人及現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親等以內之親屬者，得登記赴大陸探親。以上兩點送請行政院主管同志處。”

　　10月15日，時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正式宣布“行政院”的決議案。民眾赴大陸探親，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個月。 于是百萬臺灣老兵返回大陸探親。成為兩岸關系史上有積極意義的大事件。

　　但是蔣經國時代發生的江南案迫使他不得不“外放”最有可能接班的兒子蔣孝武，江南案發生于1984年10月15日，背景復雜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遭到臺灣情報局雇用的臺灣黑道份子刺殺身亡。內情曝光后美臺關系頓時緊張，臺灣當局方面雖然承認江南案為該地區情報局官員主使，但仍強調本案乃情報局官員獨斷專行所致，非高層授意，并逮捕了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

　　當時蔣經國四子蔣孝武涉入情報體系甚深，坊間認為蔣孝武可能是主謀，但并無確切證據。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蔣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擔任商務副代表，并長期留在駐外單位，在蔣經國任內都未再回到臺灣當局“中央”部門。對此，坊間有人解讀為“謫放外地”。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兩岸，被指涉案的蔣孝武固然全身而退，然而也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逐漸淡出政府決策的核心。

　　蔣經國的5個兒子中，與章亞若生的章孝嚴和章孝慈直到蔣經國去世，還是不能父子相認。與蔣方良生的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三個兒子中，蔣孝武置身在蔣氏家族的光環里，有強烈的優越感。無論在臺灣長安東路讀小學，還是后來在士林地區的中學時代，蔣孝武都沒有把時間用在學業上。他和蔣孝文比試的不是彼此的學業成績，而是在如何搞惡作劇般的游戲進行不懈的較量。到蔣孝武中學畢業前夕，他的學習成績已經滑到全班最低的位置。

　　蔣介石一直為這幾個不爭氣的孫子心煩意亂，特別是長孫蔣孝文生病以后，蔣介石本來把全部希望都寄予在蔣孝武身上。

　　蔣經國的三子(實際上是五子)蔣孝勇是在臺灣度過童年并長大的。他和兩個兄長不同的，是蔣孝勇雖然也生在政要家庭，但他從小勤奮，好學進取。蔣介石和蔣經國又商量許久，竟然又打起了讓他進鳳山軍校學習的打算。蔣孝勇在鳳山軍校內接受軍事訓練確實刻苦。在有關機械化武器課程的考試中，蔣孝勇也多次獲得高分，名列前茅。就在蔣孝勇正熱衷習練軍事的時候，忽然在一次夜間軍訓時，冒險翻越一條溝塹，他不慎扭傷了腳。

　　幾個月之后，蔣孝勇的足疾有所好轉，他也有重回軍校上課的心愿，但因為鳳山軍校的課程拉得實在太多，他已經無法趕得上了。

　　因宋美齡和蔣介石一錘定音，不久，腳疾痊愈的蔣孝勇便遵從祖父祖母之命，走進了臺灣大學政治系的課堂。他在政治系教授連戰的指導下，很快成為該系一位活躍學生。

　　蔣孝勇雖然生活在政治家族里，可他看透了國民黨官場的爾虞我詐，喜歡上與政治全然不搭界的商貿。他認為自己的選擇不該是從政為官之道，而是想另辟蹊徑，走一條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經商之路。

　　1985年，正當蔣孝勇在“中興”董事長位置上干得有聲有色的時候，他二哥蔣孝武出事了。本來在政海宦途干得大有希望的二哥，不想由于涉嫌“江南事件”，在這一年初春被蔣經國“外放”到新加坡去了。恰恰就在二哥黯然離臺不久，蔣經國的先天性糖尿病越發嚴重了。他不但改裝一只名存實亡的義眼，又因下肢行走不便，不得不以輪椅代步。這樣一來，實業繁忙、日理萬機的“中興公司”董事長，就只好把公務推給手下總經理全權代管，眼看著由他慘淡經營起來的“中興公司”落入了他人之手。

　　不管蔣經國原來是否有讓兒子世襲的打算，在大兒子病，五兒子因為受傷走一條與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經商之路，四兒子由于涉嫌“江南事件”，被 “外放”到新加坡去，直到1988年3月蔣經國去世都未能涉足政壇。最終的結果是世襲沒有出現。

　　1979年，美國和臺灣斷交，那一段時期臺灣人跑到美國的，跑到大陸的很多，由于國際上普遍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的中華民國政府合法性受到嚴重質疑，中華民國宣稱代表中國已經越來越站不住腳了，在這種情況下，蔣經國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一，要么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獨立于中國之外的國家，不幸的是，蔣選擇的是后者，以臺灣為主體的國家必然要以臺灣人為主體，這就是為什么蔣后期大力提拔臺灣本省人進入政權高層，并自稱“我也是臺灣人”(蔣介石從來沒說過)，以人民的支持來增強中華民國合法性的辦法。這也就是今天即使是臺灣最統的人也承認兩國論的原因。

　　順便說一句，蔣介石當年的所謂堅持一個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后退出聯合國其實并沒有那么高尚，蔣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宣示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因為一旦出現后來中華民國在臺灣，那么這個所謂的外來政權在臺灣統治將受到臺灣人的質疑，后來政權開放后國民黨下臺也說明了這一點。

　　簡單的說，蔣開放黨禁是因為中華民國已經在國際上得不到支持的情況下只有通過民主取得臺灣人的支持鞏固中華民國法統的合法性。

　　蔣經國如果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大陸的合法性，自身就成了流亡政權，就無法證明其統治臺灣的合法性，正因為看到這一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合法性來交換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蔣經國對抗的手段是宣布開放黨禁，讓臺灣人真正接受中華民國，以此來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統，事實上現在的民進黨上臺也無法臺獨正是這一原因。

　　“事實勝于雄辯”，更勝于詭辯，通過上述大量脈絡清楚的歷史事實，看出了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性。隨著兩岸關系持續升溫，大陸的同胞越來越能夠以比較客觀的態度對待蔣家父子，應該肯定的東西還是肯定。但是某些人出于阻礙這一進程的目的，罔顧歷史事實，百般美化當年的國民黨，丑化共產黨，想以此收到一箭雙雕的效果，結果肯定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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