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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之劍:我們要學會從深層次解讀毛澤東思想

正義之劍 · 2013-12-2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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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學會從深層次解讀毛澤東思想

  再過幾天,就是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紀念日了。全國上下,各個階層的人民群眾都在以各種形式來紀念自己的偉大領袖,令我們感到非常激動和興奮。說明毛澤東是一個真正的偉人,是一個真正的屬于人民的革命領袖。

  但是,我們在紀念活動結束后,還應該從更深刻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待毛澤東,來繼承毛澤東思想。我們若想真正地繼承毛澤東思想,就必須把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弄通弄懂弄透,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我們現在應該怎樣來運用毛澤東思想來做好我們在當今時代所做的事情。我們不能總是片面地、教條地、機械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把毛主席當成圣人來祭拜,當成旗幟來揮舞,造成敵人向我們步步進攻,我們卻因為拿不出任何的辦法來對付敵人而只會打內戰。這樣的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要學會運用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來與那些敵人作斗爭。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完成毛主席在臨終時交給我們的千秋大業,永葆革命江山不顏色,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篇文章是今天在鳳凰網上刊出的,我看了深受啟發和教育,現在推薦給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從中受到一些啟示,能對毛澤東有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12月23日《世紀大講堂》,以下為文字實錄:

  蕭延中,著名中青年毛澤東研究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碩士,南開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等全國著名高校講學,并于哈佛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臺灣中央研究院做訪問研究。其早年編著《晚年毛澤東》和《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被譽為新時期中國毛澤東研究的代表作品。

  田桐:蕭教授,您好,歡迎來到大講堂。那么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了,在國內有很多地方都開始準備這樣的大型的一個活動,您怎么樣看待這樣的一個活動?

  蕭延中(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120年在中國文化中是雙甲子,就是兩個60年,在中國文化中對這個數字特別地敏感。還有一個就是因為毛澤東對于當代中國的影響,到現在為止我們可以這么說,仍然是無與倫比的。一個人去世三十多年了,現在仍然被社會所記住、所熱議,就證明他的影響力并沒有消失。毛澤東在當代中國的歷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在這個時候一些紀念也是很重要的,也是應當的。但是我更想提醒一句,歷史應當是反思性的,我們要反思和我們過去不遠,以及對我們現在影響還很大的歷史。做一種誠懇的,深刻的,一種相互的對話。

  田桐:那我們今天演講的話題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其實這還是一個挺難的題目,他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我們怎么樣去剖析它?

  蕭延中:這個問題應該說是比較前沿的,就是把這樣一個研究思路引到毛澤東的研究上來。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東西并不是很多。這樣的研究之所以說是比較前沿,就在于第一,這個話語權力,這樣的一種概念,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在批判現代性社會時候所提出的一種新概念。另外就是說,你要是通過這樣的一種思路去研究毛澤東,那么你就要對毛澤東的著作本身研究,而不是研究奇聞軼事,做一種文本研究。

  但是我做得不能說是很好,也是剛開始。

  田桐:那您覺得,對,他的政治修辭上都有哪些特點呢?

  蕭延中:毛澤東最反對,而且最討厭的就是說官話。他所談的一些話語,實際上都是和人民生活的日常現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有時候不經意說出的話“語不驚人死不休”。我舉個例子。1960年,他在北戴河,他和當年管工業的副總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談話,談話的時候他就提出那么一句,他說要有實力政策,要搞實力地位,全世界都講這個,你手里沒有一把米,你叫雞,雞都不來。他用“手里沒有一把米,叫雞,雞都不來”,這樣村婦嘴里吐出的語言非常生動和深刻地告訴我們實力,無論對于一個家庭也好,對于一個國家也好,它都是最基本的。所以你說毛澤東的話語,他的語言,他的修辭的特征,我想通過這一句話,其實我們就可以多少領略一點毛澤東說話的那種風格。

  田桐:但他這種風格是怎么形成的?

  蕭延中:在研究他早期文獻的時候,就感覺他對于語言有一種天生的偏好。他在東山一小讀書的時候,老師布置的作業是讀《史記》的那個《商鞅傳》,他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論》。就是商鞅把這個木頭從城東搬到城西。那個時候他才十幾歲,但是那篇文章今天看來寫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氣勢磅礴。你看他這一輩子對于語言的考究。我們看他的文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經過反復修改的。毛澤東在修改他的文稿的時候非常的講究,措辭啊、氣勢啊,包括他的語態啊,這樣的東西都很注意。

  田桐:好,非常感謝您。接下來由您帶給我們今天的演講,今天蕭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與政治修辭》,有請。

  解說:在二十世紀風云激蕩的歷史舞臺上,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軍事家,他超凡的政治修辭能力也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底什么是毛澤東的話語權力?毛澤東又如何定義人民的概念?《世紀大講堂》《毛澤東的話語權力與政治修辭》正在播出。

  蕭延中: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這個題目難度很大,也誠懇地希望大家對這樣一種思路,對這樣一種研究提出批評意見。林彪元帥曾經說過,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桿子。我覺得林彪的這兩句話是對毛澤東話語的一個深刻的解讀,也就是說毛澤東這個人他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我們覺得在他一生中間,他指揮戰役,他判斷整個形勢發展的過程,判斷得相當的準確。另外的一個特點,我們其實也注意到了,但是我們的研究并沒有對他的軍事思想,對于他的戰略思想那么關注,就是毛澤東話語體系,以及他的政治修辭。那么今天在紀念毛澤東120周年這樣一個日子里邊,我們就這個問題展開和大家做一個討論。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教師出身,他也為這樣的一種身份自豪。他在1970年的時候跟斯諾談話,(跟)他的老朋友說,“四大偉大”很討嫌。也就是說林彪當時給他封的那四個“大帽子”,叫做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他說這“四個偉大”很討嫌,我只承認其中的一句,就是偉大的導師。因為我年輕的時候當過小學教師,現在從我們的歷史資料看,毛澤東對于講課,對于把一個思想傳給另外的一個聽眾或觀眾的時候,他在這兩者之間的這種關系的探討上是特別地注意,花了很大的精力。我們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講義。毛澤東作為一個老師,他對于這樣的一種思想傳播,以及后來的意識形態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比如1921年11月,毛澤東曾經給自己的友人寫過一封信,他在信中說要改造中國就必須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就造不成空氣,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豎起來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歸附。

  這個時候毛澤東把主義這樣的東西提到了這么高的一個位置上,我們看到主義不是槍,主義是一種理念,是一種信念,是一種思想,我們也可以說它是一種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早年的時候就把這個東西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在這個上面。甚至到了1962年的時候,也就是“四清”運動的時候,毛澤東還在說,他說凡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說毛澤東他的兩手,我自己叫兩手,一手是武力,一手是輿論,這兩手在他一個人身上有機地合在一起了。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著名政治學家叫白魯恂,他已經去世了。白魯恂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在這本書中間白魯恂說,毛澤東令人嘆為觀止的創造性的秘密就在于,他能夠把運用言辭和籌算權力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能力結合在一起。在大多數的文化中,一個既能說會道又善于做事的人是非常的少見,白魯恂同時舉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說這樣的兩種特質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非常難得。他舉出了比如杰克遜、列寧、丘吉爾,他說這樣的人,實際上又能說又能做的人在整個世界歷史上僅僅有那么幾個人。他也舉到了,他說像威爾遜,像羅斯福那樣的人,有的是會說,有的是會做,但是把兩者全面掌握起來的人并不多。

  還有一個著名的專家,我們叫本杰明·史華慈,他在哈佛被稱為“教授的教授”,他也去世了。他在閱讀毛澤東1957年到1959年期間一些講話稿件的時候,他寫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間他用了一連串的排比句,來形容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修辭的獨特性。他說道,讀了這些稿件以后,看到了主席一種非同凡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包括深深的憂慮、高度的亢奮、受傷的自尊,深切的怨恨,以及毫無根據的自滿。

  我們看到他從毛澤東的這種沒有修改過的講話稿中間讀出了很多毛澤東文稿背后的一種動機性的東西,這些東西實際上都包括在政治話語和政治修辭里邊。

  今天我想從三個方面具體地談一談毛澤東權力話語和政治修辭。第一,首先我們要說清楚什么叫做政治話語,或者叫做話語權力。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微妙的理論問題,如果用一種通俗的,老百姓能夠掌握的語言把它轉化過去,需要很多的努力。實際上我們說,首先話語是什么意思,話語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福柯的一個分析性的概念,屬于后現代的一個概念,它的原意來自于拉丁文,在拉丁文的原意基礎上,他做了一種擴展。

  拉丁文原意就是夸夸其談的意思,這種言說并不受目的和時間的限制,也就是隨意而談。我不經意,我把話說出來了,這樣的東西叫做話語,如果我經過反復斟酌修改所寫出來的東西,那就不叫做一種話語是吧。

  因此在法語中,話語這兩個字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話語一詞非常接近于聊天、閑談、侃山、即席發言、敘述、高談闊論等等這樣的一系列的,不經意的,沒有經過修飾的一種語言。

  另外一方面,這個話語又有和它比較相反的意思。就是這樣的一種話語,他是經過人們反思以后所建構起來的一套東西。這套東西有著重要的知識的支撐,如果沒有知識的支撐的話,這樣的東西就不稱其為話語。我們看到兩方面的東西結合起來就叫做一種話語。福柯還注意到,這種話語實際上已經和我們如此接近了,我們對這套話語已經如此的熟悉了,以至于熟悉到被遺忘的程度。這個時候你根本就想不起來你還要去反思,你已經張口一說話就是它,這個時候這個話語就已經深深地支配你了,你離開了這一套語法你不會說話,甚至你不能思想,你不知道該怎么去思想。因此這個話語就是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間,它和你不離不棄,但是已經成為你深深依賴的一個對象。所以我們說話語對于要研究一個政治文本,甚至研究一個政治家那是特別的重要。

  如果說這個話語體系是這個樣子的話,話語權力是這個樣子的話,那么我們緊跟著要探討的就是毛主席為什么能夠左右和支配中國社會那么多年,是吧。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就可以戰勝那么強大的敵人,建立了一個新中國,而且他建國以后,他的影響力沒有往下衰減,越來越高。那么后來毛澤東去世以后,影響仍然沒有衰減,那么這背后有一套什么東西支持他呢?什么東西使毛澤東成為這樣的一個在精神上不朽的人物呢?所以我們要探討它這樣一個奧秘,我們有很多的路徑。其實我個人認為,毛澤東的話語權力特別值得研究。

  那么第二我想談毛澤東話語權力的三個要素。作為一個宣傳家,毛澤東關鍵手法是通過把聽眾所受到的強烈的、壓抑的感情,融入到可以容忍的那種公開的、宣泄的渠道中。我們把這三個要素的第一個要素叫做情感系統,這個情感系統不是我們口頭上講的,一種接近人,一種獻媚,一種互相拉近的一種情感,而是通過一種概念的重新地解釋,或建構出一套人們,特別是下層民眾能夠接受,特別喜聞樂見的那樣一種新形式。這樣的一種新形式在毛澤東對于人民這個概念的解釋中間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知道在毛澤東的政治辭典中,人民的確是他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術語之一。從早年到晚年,人民的概念沒有中斷過。但是與人們的想象相反,毛澤東在使用人民的概念時,他從來沒有正面地對人民這個概念做過全面的定義。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里邊毛澤東就講,人民是什么是什么。但是我們注意,如果把那一段毛澤東對于人民的定義拿出來具體分析的話,他不是在說人民是什么,他是在和敵人做對比的情況下,闡釋人民是什么,敵人是什么,是吧。你比如擁護社會主義還是反對社會主義作為劃分敵友的一個標準的時候,他說只要擁護社會主義就叫人民。

  毛澤東的這個定義不是一個普適性的,抽象性的一個定義,而是在當下的一個語境下,他要論證問題所使用的一個人民。但是我個人認為,在毛澤東的人民的概念中隱藏著相當重要的理論信息,這個理論信息實際上帶有了鮮明的毛式特色。

  比如在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口頭表達中間,人民經常被表述為貧人、賤人、小人、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壓迫者等等這樣的詞匯。這樣一來我們會看到,人民兩個字就和社會的邊緣群體,以及社會的弱者,這樣的地位聯系在一起了。

  毛澤東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如何理解毛澤東這樣的一個判斷呢?實際上毛澤東在人民的概念表述中有一個自己的邏輯。在毛澤東的話語邏輯里他是這么認為的,事物是由強勢和弱勢兩部分組成的,但事物的發展趨勢恰恰和表面的強勢弱勢形成一種相反的情境,弱者沒有地位、沒有權力、沒有尊嚴,但是正是在這些里邊存在著一種翻身的渴望,這種翻身的渴望就形成一種強大的生存動力,促使他們去追求自己的翻身和解放。

  因此毛澤東說,正因為弱者出身貧寒、地位低下、被人鄙視、受人壓迫,所以他們才本能地具有謀翻身、求解放的內在驅動欲望,是最沒有身份包袱,最具有革命意愿的人,因此將激發出強烈的反抗意識,奮斗精神和創造沖動。所以人民之所以崇高,人民之所以神圣,就是因為他們自身包含著強大的生命力,充滿希望。這是為什么說人民是歷史的動力,因為他們是受壓迫者。

  所以毛澤東講,壓迫越深,反抗越烈,有壓迫就有反抗,我們看到這個反抗就是革命。

  毛澤東晚年在做讀書筆記的時候自己寫,當我看到革命兩個字的時候我都會心跳,都會激動,是吧。他作為一個革命家,為什么看到革命就心跳,就激動呢?因為弱者他認為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有一種翻身的一種欲望,這個欲望恰恰是推動歷史發展前進的。

  相反,這個社會強勢的這種階層,表面上他們很強勢,但實際上骨子里他們恰恰是虛弱的,他們是不思進取的,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就不可能再推翻一種制度,建構一種新的制度。他們沒有夢想,他們只有守成,因此毛澤東說這樣的人雖然表面上很有實力,但是實際上是沒有希望的,是窮途末路的一個階層。

  所以我們看到毛澤東在這樣的一個邏輯框架下,把人民抬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那么如果今天我們用《毛澤東選集》,或者用我們通常的一種理論思維解讀毛澤東的時候,我們就看不到毛澤東話語邏輯背后的一套。

  比如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讀王勃的一首詩的時候,信手寫下了一大段批語。這段批語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70%以上都是他們干的,30%的中老年也有干勁,也有發明。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思的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弱、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

  在1958年5月8日下午,中共八屆二次大會上,毛澤東談破除迷信的問題。毛澤東在那個會議上說要破除迷信,我們不要被西方的經驗約束,我們也不要被俄國的經驗約束,同時也不要被我們老祖宗的經驗所約束,我們能不能大膽的闖出一條獨有的一種迅速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在這個會議上他鼓勵人們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國人,也不要怕馬克思列寧。他興致勃勃地旁征博引,舉出了一連串春秋時期的顏淵,秦國的甘羅,漢代的劉邦、項羽、韓信、賈誼,三國時期的周瑜和孔明,以及晉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蘭陵王,唐代的詩人李賀,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宋代的名將岳飛。他說這樣的一些人文化水平都不見得很高,但是他們沒有約束,他們干出了大事情。為了說明他這樣一些觀點,還專門舉出了兩位宗教人士,第一個是釋迦牟尼,第二個他認為就是中國的孔圣人。他說孔子原來就是個老百姓,什么也沒有,是吧,他就是考慮自己努力去做事情,當了一個小官,最后不滿意,但是他有有教無類恩,做出了一番大事業,是吧。他還說孔子當年被人羞辱的時候,我們想不到他是一個大思想家,他會做那么多事情。

  他說釋迦牟尼這樣的人,實際上年輕的時候也是被人瞧不起的,后來他的事業成了以后,大家把他尊為圣人。他還在這一段時間反復說過很多次,他說司馬遷不受辱刑就寫不出《史記》,左丘明不被流放就體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沒有《紅樓夢》了等等。

  那么這樣的一種邏輯,我把它叫做壓抑創新的邏輯。我們會看到他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創造的動力這樣的話,他的依據不是我們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那樣的理路去論證的,而是從他的這種壓抑創新的理路下推導出來的一個結論。

  我們會要問,為什么毛主席這樣的一個符號當年會吸引那么多的人,以及他去世了那么多年了,這個符號的象征仍然在保持著強大的吸引力,你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套話語體系的話,我們就看不清楚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們看毛澤東的這樣的一個話語體系,這個要素第一個是情感,第二個是倫理,從剛才我們在解釋人民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在這樣的一種解釋中間,弱者,受壓迫者,被人瞧不起的人,這樣的字眼背后有一種道德的制高點。也就是說我們這些人也是人,我們憑什么該受欺負,為什么被人家瞧不起,就產生了一種道德上的衛士。我們是沒錢,但是我們還沒臉嗎?我們沒有社會地位,但是我們就應當這樣在你們權貴的腳下低三下四嗎?因此在這樣一個對人民定義的過程中間,第二個東西我們又凸顯出來了,就是倫理的東西凸顯出來了,所以革命為什么是正當的,革命為什么是應當的。這個時候我們看到,從這樣的它的概念體系中間全部地表達出來了。

  第三個我們又會看到毛澤東試圖講述一個真理,是不是人什么東西都滿足了他就不想再動了,是不是人被逼無奈去尋找自己的生路的時候,里邊就爆發出一種創造性,這種創造性是無意間所得出的。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我們會看到毛澤東最后要闡述的是一個真理的體系,毛澤東的話語體系實際上是三個要素,或者叫三個系統,叫做情感系統、倫理系統、真理系統,正是這三個要素使毛澤東的一些理論在當時可以征服人心,可以吸引群眾,甚至可以平天下。

  因此在福柯的那個意義上,這樣的一種話語已經滲入人心里邊去了,滲入我們的神經系統和毛細血管里邊去了,因此我們一談話,一出口就是毛澤東當年創造的一套政治話語。

  比如我們黨的三大作風,那是在延安時期創造的,是吧,叫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樣的話語我們今天看到,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時候,我們對這樣的話語并不陌生,好像就在我們身邊一樣。

  毛澤東嘴上不會掛著那種生生硬硬的概念,從來沒有過。我跟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接觸過一些,我問他們,你們跟毛主席在一起的時候會有什么感覺?他說這個人說話的時候天天就是開玩笑,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就在這個話里邊,他說聽起來讓你覺得非常的有意思。我舉幾個例子,比如毛澤東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如果落到我們今天的教科書里邊,怎么論證我們都會想得到,毛澤東是怎么說的呢?他說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不能使南京的板鴨,云南的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非要按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羊肉、鴨子應當更好吃,才能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

  這樣地強調一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時候,我們說你作為知識分子,還是作為普通的,沒有文化的老百姓,對這些話會記憶猶新。這種表達方式非常貼近實際,非常的耐人尋味。

  在毛澤東的政治修辭中間,他有時候把問題講得非常的直接。比如他說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是沒飯吃、討飯、挨整、坐牢、殺頭、受冤枉而已。毛澤東認為當你要干出一件新事業的時候,當你要做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事業的時候,這樣的冤枉是免不了的。所以他會把這種受冤枉看成是他將走向成功的一個奠基點。這樣的一種看法和我們常人相反,我們會哭、我們會叫、我們會反抗,說你冤枉我了。但是毛澤東認為,我長了一點經驗,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后再怎么去做。

  因此他整個的思維方式和我們不太一樣。總體上說,我們說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他給我們后人留下了豐富的思想和精神遺產,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遺產就是他自延安整風以后所創立的一整套的,他自己的話語體系。這個話語體系我們今天講叫毛式語體,今天還在支配著中國,還在影響著我們政治思想的一種潛移默化的說話方式。我個人認為去解析這樣一整套的話語體系,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我們當今的話語體系,恐怕更重要,今天我先說這么多,說的不對大家批評。

  田桐:我們同學們也有些問題想和您進行交流好嗎,來,同學們有問題的。

  現場觀眾:蕭老師你好,就是現代學術界有一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它主要是否定歪曲我們的近現代史,而這里邊首當其沖的就是對毛澤東的一些評價,我想問的是,蕭老師怎么看待這種思潮,謝謝老師。

  蕭延中:像歷史虛無主義這樣的詞,我聽起來,我就覺得有人為建構的那個味道。每個知識分子他對于歷史發展有自己的基本看法,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應該求一個統一,對于歷史的不同解釋,其實會有多種答案。可能有些學者說的比較極端,我覺得走極端的學者百分之百是錯的,你說那個歷史全沒有意義了。那么中國幾百年受屈辱的歷史我也不講了,是吧,真的不是面對歷史的一個基本的態度。

  但另外一方面又說,過去的歷史都是正當的,沒有什么毛病可挑也是不對的。咱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我更愿意用反思這個詞。我們的民族一百多年來很屈辱,這個沒有什么可說的。但是受屈辱的這樣一種狀態,其實剛才我們在毛澤東對人民的定義中也都表現出來了,如果把個人換成民族的話,他就認為這個民族才有很大地動力。歷史往往不是一個線性的邏輯。由于我們受屈辱了,因此我們特別地渴望翻身,我們特別地怕別人瞧不起我們。但這種渴望太強烈的時候,你看大躍進的時候,歷史的結果并不是很好,對吧。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間,你說歷史虛無主義會怎么樣,這么去否定我們的先人的一種努力,我本人不贊成。

  現場觀眾:教授您好,是這樣的,有人認為毛澤東他有兩套話語系統,一套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套是中國傳統的。話語和行為是一致的,所以毛澤東的兩套話語系統的矛盾就造成毛澤東的一些行為用馬克思主義是難以理解的。恰恰相反,在這個傳統話語下就可以得到理解,您怎么看這個問題?謝謝。

  蕭延中:毛澤東自己說,他讀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并不多,而且他明確地說,不要讀那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讀一些就夠了,是吧,為什么?他說更多地是要理解馬克思的精髓,而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一個產生于西方的話語體系傳進中國來了,如果要被我們運用的話,一定要經過大量地這種融合、修正,最后創造一種新東西來。其實毛澤東最優秀的地方,也就是他成功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夠把淵源于西方文化根基中間產生的一套話語體系,像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成功地和中國傳統里邊產生的話語體系結合起來。他說這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化這個字是很厲害的。

  馮友蘭曾經對于化有這么一個解釋,他說化呢,你已經看不出來兩者結合的痕跡了,甚至你根本就想不到他們是兩者的結合,他就是一個新東西,這個時候才達到一種化的程度。在我們看到的毛澤東著作,以及講話中間可以看到,在早年他也在引馬克思怎么說,列寧怎么說,尤其斯大林怎么說,引一些,但是這一些東西我覺得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一些具體地針對的對策。對于毛澤東,他說他從馬克思的著作之間只讀出了四個字,叫做階級斗爭,別的都不重要。他領會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東西結合起來,形成了他整個的思維方式。

  因為我覺得像馬克思,我說你們研究馬克思,你連德文都不懂,你研究什么馬克思啊,你拿德文看看《共產黨宣言》,把你給嚇死,28歲的青年人,似乎如此敏銳,如此狂妄,邏輯如此地嚴謹,那都不是說一下子就能達到的一個高度。

  有人認為馬克思思想是19世紀歐洲思想中間典型的一種知識類型,邏輯的知識類型,這樣的邏輯知識類型,顯然和我們中國的那個知識結構是不一致的。所以你說它是兩種東西之間有矛盾,是吧。其實我倒覺得他揉得挺好。

  現場觀眾:蕭老師你好。我們知道毛澤東對于大家來說,可能大多是以一種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以及一種政治領袖的身份示人。其實我們知道在中國近現代的文學史上,他的詩詞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今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那么請問蕭老師,您從對毛澤東他的詩詞的分析中,可以跟您今天的主題,他的話語權力和政治修辭這方面有哪些聯系,而且他的詩詞是不是也無意中都在透露著他的一些政治邏輯和他的一些政治考量呢?謝謝。

  蕭延中:這是個挺復雜的問題,詩言志,詩其實真能表達自己是個什么人,這樣的一種東西。毛澤東的詩詞其實很能表現毛澤東是個什么人,像《沁園春·雪》那種狂放,那種不拘,把皇帝一個一個拎出來數落,然后最后俱往矣,那都是過去那點破事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那種狂是吧。另外一方面也體現了,像毛澤東對于人生生命的一種深沉地沉思。比如《九九重陽》那首詩,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春天好啊,秋天好啊,都好,你們去爭吧,但是最后一句話,寥廓江天萬里霜,不過如此而已啦,爭個什么勁啊,是吧。那么這樣的一種,道家的一種深刻的意境又反映了毛澤東的另外一方面。海德格爾說過一句話,叫做偉大的詩人一生只有一首詩,意思就是說,他的整個的思想,他對于整個人類的知識貢獻是一以貫之的,只有那么一條線。

  所以說毛澤東的政治修辭,無論他的文本也好,他的講演也好,以及他的詩詞也好,我想這些東西其實應該是融匯在一起的,都表現出毛澤東本人的一種氣質,一種偏好,一種追求,一種渴望等等這樣的一種過程。

  田桐:毛澤東不僅字寫的漂亮,詩做的好,也懂得語言的學問,出自他之口的名言警句激勵著很多懷揣夢想的年輕人,而他的影響也不光在中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當教授的時候,給同學們開出的必讀書里面就有《毛澤東選集》,而毛澤東的政治修辭被西方人認為是最能夠反映他內心世界的,同時帶有濃厚地東方文化色彩。再一次感謝蕭教授精彩演講,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節目,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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