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有過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國家為目的、反對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較完整意義上的一次舊民主主義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人士發動的，取得成功的主要思想是三民主義。　1919年5月4日　，五四運動爆發后，即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吸收、消化需要一個過程，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乃至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是經歷了一個實踐過程的在“五四”運動到大革命失敗時期，中國人民的任務仍然是反帝反封，而在大革命失敗以后，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政府已成為革命的對象，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的同時，還擔負起了反對本國官僚資本主義的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推翻“ 三座大山”。綜上所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人士發動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主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思想。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１９５０年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以后，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開始起步。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為了恢復國民經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措施，其中之一是調整工商業中的公私、勞資、產銷關系。調整后，資本主義工商業得到迅速發展。但資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滿足于用正常方式獲得一般利潤，力圖利用和國營經濟的聯系，以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圖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削弱國營經濟。他們在經濟上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蝕了工人階級和國家工作人員。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促進經濟建設。在運動中，揭發出大量的貪污盜竊現象，而貪污盜竊又與黨和政府內部存在的嚴重官僚主義緊密相聯。因此，黨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別發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及《關于反貪污斗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強調必須把“三反”斗爭看作像鎮壓反革命運動一樣重要，要大張旗鼓地發動廣大群眾。從此，“三反”運動在各地區各系統各部門迅速展開。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斗爭的指示》，要求各單位限期發動群眾開展斗爭。１月５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第三十四次常委會上作了《“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講話，號召全國工商界積極參加“三反”運動。在“三反”運動中，一些單位揭發出私人工商業者的貪污、行賄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發出了《關于在“三反”斗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務院公布了《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３月２８日，政務院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文件根據“嚴肅與寬大相結合、改造與懲治相結合”的方針，規定了對貪污分子的處理辦法。
　　在“三反”運動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貪污盜竊與社會上不法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行為密切相聯，要徹底鏟除“三害”，就必須反掉“五毒”。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斗爭的指示》，要求向違法資本家開展一場大規模的“五反”運動。２月上旬，“五反”運動從各大城市開始，很快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３月１１日，政務院批準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于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方法》，把私營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５類進行定案處理。定案處理的結果是：守法戶占總戶數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戶占５０—６０％；半守法半違法戶占２０—３０％；嚴重違法戶約占４％；完全違法戶約占１％。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關于結束“五反”運動中幾個問題指示》。１０月黨中央批準了安子文、廖魯言關于結束“三反”、“五反”運動的兩個報告，“三反”和“五反”運動勝利結束。
　　“三反”、“五反”運動，打退了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為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從1953年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點。至1956年底，全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私營工業已達到99%，企業職工人數的99％，占生產總值的99.6％。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這個時候社會主義革命才剛剛取得初步成果 ！　　

1957年一批不甘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黨和人民政府關于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斗爭；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小集團；煽動反對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有的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坐天下”等論調，跳出來進行反革命活動。　　

毛主席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鞏固社會主義革命才剛剛取得初步成果。對這些不拿槍的敵人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方法，然后斬之：“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這就是毛主席所說的“陽謀”，是謀定而動，徹底解決問題，決不是個偶發事件。簡單地用“幫助黨整風—出格言論—過渡反應”的格式來解釋反右，模糊了反右斗爭的實質和意義，損害了毛主席高瞻遠矚、洞察一切的偉大形象，也低估了讀者的智商。　　毛主席歷來對反動份子的比例有所認識，經常指出：要團結國內95%以上的人，反動份子只占大約百分之一、二、三。在反右前，知識份子中的反動份子的比例要大一些，所以右派份子所占知識份子總人數的比例也要大一些，但在全國人數中僅占0.1%，遠小于毛主席所確定的反動份子比例。反右斗爭的勝利效果是顯著的、徹底的：反右以后多少年來，幾乎再無人敢挑戰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再無人敢要求民主憲政，都變得“老老實實”。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由此得到極大鞏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得到了鞏固。　　

　   60年代初，由于蘇共領導人開始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并挑起中蘇兩黨論戰，并把兩黨論戰擴大為兩國之間的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軍事、經濟壓力。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再次受到威脅，中國共產黨和不得不對蘇共理論的意識形態上的“修正主義”進行了斗爭，因而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舉起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大旗。三十年以后蘇聯的解體及東歐國家的變色，證明了反對修正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戰役。國際上的反修斗爭堅定了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到路的決心，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6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各類政治和思想斗爭均是圍繞著“反修防修”這個命題展開的，并以此在黨內開展“反修防修”的斗爭。它的最終結果是導致了后來的“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了白熱化時期。　　

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黨內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文化大革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就此停頓！　　

毛主席這樣描寫過蘇聯修正主義“看來，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高薪階層，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經理、作家、科學家，當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學家，而是一些在銀行存了幾十萬、上百萬盧布的那么一些人，他們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從銀行里取錢。在蘇聯黨的干部隊伍中是有這么一個特殊的階層的。這個特殊階層還包括社會上的盜竊集團和搞非法經營、搞黑市、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幫子人，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蘇共綱領草案》中。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于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干部。赫魯曉夫講的全民黨是一種欺騙。現在蘇聯社會正在分化。要從經濟上最后消滅資產階級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識形態上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是長時期的事情，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甚至要幾十年、上百年。這個高薪階層對低薪階層毫無人道主義，而赫魯曉夫卻大講人道主義。其實，現在蘇聯社會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已經出現了。還有反革命分子，還有帝國主義間諜。社會主義社會這么復雜，怎么能說是一個全民國家呢？”　　

用此當面鏡子，看看當今的中國何等相似！每一種社會變革的革命，都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階段，社會主義革命比歷史上任何社會變革的革命都復雜，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不到三十年。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農民打倒地主然后建立工農聯合政權，并把它鞏固下去。現在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社會主義革命還任重而道遠！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