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
一、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構成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框架
對社會基本生產資料實行全民所有，在私有經濟法則主持的社會產生
兩個新事物：即全民效率和全民利益。經濟利益是一切社會利益的基
礎。在物質匱乏的時代，全民利益具體表現為全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即醫療、教育、養老、就業等等。按照經濟職責需要“責、權、利”
相匹配的原則，全民利益與全民效率需要相互促進，相互激勵。全民
效率的成果要落實于全民利益，而全民利益要維護和推動全民效率。
這種相互依存、相互對應的關系，類似于電路中的正極和負極，一定
要形成一個回路，響應對方傳遞的不平衡信號，電流才能形成，經濟
才能為之啟動。宏觀經濟這“兩極”的對應關系，需要的是直接和明
確的反饋，這只有用直接按比例分配的方式才能適當表達。即全民收
益或全民的社會福利保障必須與全民的平均生產效率同步升降。這種
對應關系如果含糊和隱晦，整個公有制的經濟運動都會隨之含糊和隱
晦。
只要求基本生產資料全民所有，不要求全民效率和全民利益的
互動關系行不行？那么爭取全民所有的意義何在？全民所有的生產進
步性落實于何處？沒有全民的生產方式給予保障，全民權益只能流于
形式。“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幾乎所有公有制國家在建立初始，都要落實全民利益。例如義
務教育、免費醫療、就業保障等等。但是這些社會開支最終是來源于
企業利潤，而企業的利潤是來自剩余價值核算。全民效率難道只能表
現為企業利潤？如果不是，全民效率還有別的財富源頭嗎？僅僅依靠
企業利潤支撐社會開支，這不是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而
是局部效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在局部效率基礎上，按照“責、
權、利”相對應的法則，其對應的只能是局部利益。盡管我們可以將
企業上交的稅利強行作全民利益的分配，但是這必然增加企業正常發
展的負擔。所謂“要公正就沒有效率，要效率就沒有公正”，正是這
種兩難處境的寫照。也正是這種兩難處境，反映出全民利益沒有形成
正常合理的發展機制。
全民效率實際是社會全因素優化的體現，是社會協作中的總體
效率，表達為一切局部效率的綜合效率，或平均效率。當協作范圍達
到全民級別時（全民效率），所有按照局部效率歸類的經濟界限都被
打破，例如消費利益與生產利益的區分等等。生產效用即是消費效
用，人的生活消費也是社會生產的組成部分。消費，只是換了環境和
目標的生產。此時生產效率展現的不是買方或者賣方效率，而是生產
的本質意義：即人們依靠自己的勞動能力和勞動量，在自己的勞動效
果基礎上持續擴大再生產。這是一個因為利益全民化而排除了局部權
益關系，只展現人與自然關系的社會價值自我循環增殖機制。
這一自我循環機制是將財富增長放在了效率增長的基礎之上，
而不是放在利潤增長的基礎上。因為利潤增長只不過是價值社會中效
率增長的一種表象。任何一個國家內生的經濟自主增長機制，都必須
建立在人與自然勞動對應的關系基礎上方才穩定可靠。專注利潤的增
長，容易偏離利潤之源—-社會效率。美國所倚重的“虛擬經濟”，
不是社會所需要的效率需求，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勞動對應，而是借
助各種經濟活動作金融衍生，生產利潤轉向泡沫利潤。這種機制自然
不是立國之本。無數的局部勞動在為利潤分割而爭奪，但是無論這些
局部勞動是以何種方式實現補償，決定這些勞動循環形態的是基本的
依存關系，即人與物的對應關系。形象的說，這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
系的表現。全民效率只不過是將這種決定力量、決定方式直觀完整的
表達出來。
在這種自我循環的價值增殖機制中，勞動不一定是以市場交換
的方式實現，往往是以社會投資產生效益、效益回饋社會的方式實
現。例如高速鐵路的擴張，由于交通便利所帶來的時間節約，其實已
經在償還有形的社會資金投資。正所謂“用之于社會，還之于社
會”。只有私人投資于社會項目，他沒有別的受益和償還渠道，才需
要老老實實依據賬本收入、依據火車售票收入計算回報。大量的生產
過剩能力在這個投資渠道得到宣泄。因為全民效率是以全民利益作對
應的勞動回報尺度，展現的是社會規模的勞動實現機制，其可以容納
的供需不平衡、資金投放的不平衡，遠遠超過企業能力；大量的社會
效益在這個投資渠道中形成。因為各種社會貧困、各種生產落后都可
以在社會力量的支持下直接得到改善。
在資本尺度的衡量下，資助貧困是得不償失的投資行為。我們
總是在面對社會貧困的同時，還必須面對生產過剩。而在全民效率與
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中，由于消費利益只不過是生產利益的延伸，人
們基本生活消費得到保障，也意味著社會勞動的基本效用得到實現。
這表明生產價值的正常循環，要求消費能力等同于生產能力。在發達
的生產力體系中，生活貧困會導致生產貧困。
當人們的消費能力超過生產能力，貨幣貶值，價值泡沫形成，
利潤虛化，最終導致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這是資本體制的特征；當
人們的消費能力低于生產能力，貨幣升值，資金短缺，形成供給不足
的危機。形象的說是產品匱乏。這是單一計劃體制的特征。如果消費
結構不合理，例如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則會出現“滯漲”局面。
即消費者手中普遍沒有購買能力，導致生產能力人為過剩；但是又不
能增發貨幣，因為增發貨幣進一步推動“兩極分化”。人們手中的貨
幣增長，遠遠抵不上少數人手中的貨幣增長。結果消費產業畸形（奢
侈品產業繁榮，而主要物質生產衰敗），這就是增發貨幣引起通貨膨
脹；不增發貨幣，企業生產出現停滯的癥結所在。
全民效率在全民協作以及社會投資的引導下得到增長，而全民
利益跟隨社會平均勞動效用（全民效率）同步增長，意味著只要勞動
效用超過平均值，就可以折算為價值量，以滿足產品周轉的需要。這
種由使用價值到價值的轉換，迫使人們盡力去尋找社會效用體系的最
短板和基本點，以求最少的勞動消耗產生較好的社會效益。這就在人
們日常尋求的企業效率之外，開辟了新的求財之路：以社會效率致
富。由于勞動消耗與勞動效用的增長非線性相關，同時又由于勞動效
用回饋社會的地方屬于效用體系的短板，而并非是勞動消耗最多的地
方。勞動消耗因此與勞動報酬逐步脫節，這是“按勞分配”向“按需
分配”轉化的開始。
由此勞動力過剩或生產能力過剩的資本痼疾開始從根子上得到
緩解。（企業生產過剩所造成的產品積壓和企業利潤率下降，被全民
利益緩沖，屬于社會可調整范圍。而企業勞動者個人收益因利潤率下
降受到影響，會促使同行企業主動整合，進一步提升勞動效用。社會
生產由此日益走向社會化、公有化。）
在全民價值循環機制的支持下，經濟發展有多快，個人生活的
提升也就有多快。個人收入占總產值的比重有多大為合適，這需要社
會在按比例分配的實踐中摸索。一般而言，勞動的創造性愈強，其局
部回報就愈高。當社會生產普及機器人之后，社會的基本生活保障也
會出現階段性跳躍。會不會出現“大鍋飯”現象？一方面全民效率與
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是透明的，利于社會監督；另一方面全民監督的
效能要超過有關部門或制度的監督。
人的生活消費作為社會生產中價值與使用價值的轉化環節，其
得失是按照人與物的對應關系，按照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相對應的關
系來衡量，還是按照資本利益的得失來衡量，這是公有生產還是私有
生產的區別點。依據資本增殖的觀點指導國家經濟，看似國家或社會
占便宜：因為國家壓縮工資開支，以極少的成本獲得生產改造。但是
依據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對應的觀點，這種便宜是傷害社會生產。因
為在公有制國家，勞動者收入其實是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反映。全
民利益就是生產宗旨，就是國家利益。維護和尊重這些所謂成本的全
民利益，實際就是維護和尊重國家自己的生產活動。除非國家將自己
的利益視作資本利益，與全民利益切割。
人的收入作為生產成果，是生產進步的標志，要盡力體現。但
是在資本生產方式中，人的收入是作為成本開支出現，要盡力壓縮。
造成這種觀念對立的原因，在于資本增殖與全民效率的價值增殖機制
不同，從而贏利標準與是非標準也不同。資本機制以局部利益為價值
循環圈，由于勞動者的工資消費脫離了局部利益的價值循環圈，當然
屬于成本與費用。而在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中，社會對勞
動者的工資，會在生活開支中還給社會。例如醫療、教育、吃、穿、
住、行等等行業，都是依靠勞動收入得以支撐。勞動者的價值收入沒
有脫離社會范圍的價值增殖軌道，所以并不是只出不進的成本。
公有經濟的價值準則其實并不要求違反“等價交換”。全民效
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只是要求勞動者的消費能力應該等同于其效率
水平（生產能力）。讓千百萬個勞動者自己直接承擔整體效率后果，
其被挖掘出的創造力與積極性，是要強過讓千百個資本家去承擔局部
效率后果。這也可以看作是社會生產中“以人為本”和“以資為本”
的區別。
目前全民效率還只限于公有制國家發揮作用，但是在全球普遍
出現“生產過剩”的情況下，將勞動的高效率部分折算為價值，再以
價值回饋全民利益的選擇趨勢不可避免。以全球效率對應全球利益的
公有化局面就會形成，人們將會在全球的視野上去資助各地區效用體
系的基礎點、緊急點和短板。
在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之間建立對應關系，對私有經濟秩序產
生以下幾方面沖擊：
1、將財富源泉擴張到了企業和市場范圍之外。財富是以效用
（有用性）來體現其物質性、社會性。各種社會效率例如社會協作、
社會工程等等都能形成財富效用。所以財富效用不僅僅是企業產品效
用所能包涵。我們目前的物質消耗主要來源于企業產品，企業效用成
為經濟運動的基本力量。而時至今日，企業效用局限了科技創新的能
力和利益動力，這是私有經濟觀念避而不提的重大問題。只有在建立
公有制和生產力取得重大進展（例如普及機器人的生產）的情況下，
社會效用的財富化問題，才會避無可避地擺在人們面前。
按照全民效率的視野，每一個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消費已
經不能視作是成本開支，而是生產能力的體現，是生產價值循環的關
鍵環節。壓制消費也就意味著壓制生產。對消費的保障也就是對生產
的保障。此時對生產效率的考察是在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關系中進
行。而體現人們之間勞動差異的價值關系，價值尺度，自然也要反映
這一基本對立關系，為這一基本關系的發展服務。當一切局部效率和
贏利，都要服從全民效率和全民利益的對應時，這就將有限的社會資
源用在了社會生產的基本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方面，從而取得了
社會經濟的最大效益。
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以其涉及生產因素的全面
性，調動利益的廣泛性，體現人與自然這一基本生產力關系的權威
性，實際已經透徹把握經濟運動。也就是說，面對生產與消費，微觀
與宏觀，價值與使用價值，計劃與市場、眼前與長遠等諸多矛盾，它
都有能力統籌。一切普世價值、市場法則、自由、平等、博愛等等，
都不能回避這一對應關系，都要由它檢驗成色。
2、提升社會有購買力的需求。目前的社會需求是依據企業贏利
的尺度決定購買力。企業虧損導致市場需求下降。而全民效率將社會
的真實需求（全民利益）與生產利益完全合二為一。勞動超越企業價
值尺度得到最大程度的社會實現，任何一處的勞動有效性提高，例如
扶貧、助人為樂等等，只要對社會效益產生良性作用，都會形成財富
效應。這自然使社會購買力得到最大程度提升。
在公有制經濟中，國企和集體經濟是落實社會效益的經濟基
礎，相對應的是其價值循環也得到社會宏觀價值體系（全民效率與全
民利益的對應）的支持。這種超脫局部利益得失的經濟實體，成為社
會穩定高效發展的中堅力量。依托局部利益得失而建立的市場格局以
及價格體系，例如高昂的房價、醫療價格、教育價格等等，在遇到這
種按照公共利益實行價值循環的企業，其價格就如堰塞湖的水決堤一
般，一瀉而下。
只要產品的社會效用先進，國家的各種優惠（或補貼）就成為
一種先支后取的價值交易方式。我們對災區的物資支持、資金支持都
包含了這一價值調劑概念。事實上整個公有制的價值運動都是建立在
這一概念基礎上，無論是大型水利建設、高速公路擴張、科技攻關、
集體經濟組建、國有企業構造等等，哪一項是等到投資回報到位才進
行下一步開發？只要社會效用先進，在價值補償上都可以采取先支后
取的辦法。這其中反映出公有制價值運動的一個特點：價值圍繞效用
轉，價值服務于效用開發。
可能有人提出，凱恩斯理論不是也主張用大規模的社會基本建
設投資來緩解生產過剩危機？通貨膨脹不也是濫發鈔票的行為嗎？為
什么沒有反映全民效率？問題在于社會經濟機制中沒有設立全民效率
對應社會效益的利益傳導機制。各種社會投資的效益紛紛走向局部利
潤回報的老路，而利潤回報中屬房地產利潤回報既豐厚又快捷，自然
又推動了房地產業的大開發。這種偏好于暴利行業的社會投資，自然
也不能發揮公有制的優勢。
3、主導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以往社會生產循環，人們是
以效用不變的勞動成果填補舊勞動消耗的方式進行重復維持，而在現
代生產中，這種生產的勞動補償方式已經不能支持生產的進步，因為
重復制造的生產能力已經普遍超過重復消費的速度。目前人們是以消
費新效用淘汰舊效用的方式發展生產，“數量取勝”需要轉向“質量
取勝”。其實新效用與舊效用之差就在產生社會效益，產生社會財
富。高速公路自然比普通公路要更多更快的產生財富。效用創新所帶
來的社會效益已經不能僅僅用“等價交換”就能衡量，因為“優質優
價”已經不能反映產品真實的勞動耗費量。例如納米工程、基因測
序、衛星定位與監測等等，其開發與效用普及都不是商品交易機制所
能表達。一些電子產品的更新速度，已經達到舊產品還未完全普及就
已經被更新的程度。財富增長已經轉向了勞動效用創新的方向。經濟
運動由資本核算，開始進入到效用核算的概念，這是由私有制過渡到
公有制需要同步適應的生產方式轉變。
政企不分，是公有體制建立初期的經濟特征，以行政干預貫徹
公有經濟的宏觀管理職能，在公有制早期的困難時期曾經發揮偉大的
作用。但是政企不分同時也意味著職責不清，經濟體制愈完善，這一
弊病也就愈突出。而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對應關系，既為行政的宏
觀調控提供了依據，也為微觀的企業逐利行為提供了利益指南。這就
為經濟體制中政企相對分開，提供了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基點和職責界
限。
資本競爭是借助效用優劣來爭奪剩余勞動量，社會效用為局部
利益服務，所以社會效用總是發展受阻。現代科技的進步主要依靠軍
事開發來推動，其原因也在于此；而公有制是圍繞效用提升展開勞動
量的調配。局部利益服從社會利益，財富聚集服從財富創造，勞動量
的補償服從勞動效用標準，市場力量服從全民效率，這符合生產力進
步的要求。
迄今為止，公有制國家在這兩個環節都有嚴重欠缺：一個是全
民效率的經濟利益量化；一個是全民效率對全民利益的回饋。前者指
的是全民效率沒有價值化，從而就沒有介入社會經濟運動。后者指的
是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沒有建立對應關系，公有制的基本經濟框架就
沒有成型。也不是只有公有制才存在這種整體的效率與利益對應關
系，凡有經濟協作，都不能回避這一問題。歐盟設立了歐元貨幣機
制，但是在不同幣值后面涉及的不僅僅是匯率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各
國勞動效率不同。勞動效率是制約幣值的根本因素，這就需要給予平
均化聯系，以平均的勞動效率支撐幣值，讓低效率經濟區與高效率經
濟區拋開各自的局部利益圈，共同為提升歐盟效率努力，共同享受效
率提升的利益，形成以歐盟效率對應歐盟利益的宏觀財富增殖機制，
歐元的貨幣形成機制才能穩固和有效。但是如此一來，歐盟的公有化
經濟機制就開始啟動。
改革前的計劃經濟，長時間的“低工資，廣就業”，究其原
因，就是將工資視作成本，以資本成本核算的概念，管理全民利益。
全民效率當然無法價值化（經濟利益化），從而就沒有在社會生產中
發揮應有作用。例如“農業學大寨”，修建了水庫，完善了農田水利
就算結束。其實它的社會效益需要從社會平均勞動效用中得到測量，
以此折算為價值后，再將這些基建工程收益與參與者的經濟收益長期
掛鉤，提升農業效用的勞動無需動員自然就能持久。正因為協作效率
沒有得到經濟利益體現，于是國家收入只能來源于一個渠道：企業利
潤。企業利潤來源于企業的剩余價值成本核算，在此現實的資本力量
和資本邏輯基礎上，國家自然也就將人的工資開支，視作成本開支
了。
毛主席的經濟思想是全民效率觀，他主張“人民群眾有無限的
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
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
業。”【《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語（一九五五年），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第五七八頁】。建立全民效率與全
民利益的對應關系，實際也是上述思想在經濟領域的落實。但是在現
實經濟生活中，無論是國企還是集體企業，無論是宏觀計劃還是微觀
企業經營，都是立足于資本的成本核算機制。經濟運動僅有資本核
算，全民效率的成果自然被分解為資本利益，并導致全民效率本身也
難于維持。具體表現為社會資金短缺，產品供應不足，而全國人民還
在不斷進行無償或犧牲自身利益的補貼勞動。例如農業的收益對工業
的補貼，輕工業收益對重工業的補貼等等。但是在資本核算制度的約
束下，由這些補貼所造成的全民效率又沒有轉化為價值，直接回饋于
全民的基本生活。于是這些犧牲與補貼就成為基層民眾的真正犧牲與
“放血”。新中國是在連火柴都叫“洋火”的舊中國基礎上建立，對
蘇聯企業核算體系的基本繼承，對資本力量所支撐的工業水平表現出
稀缺和饑渴，這些都是新中國經濟只接受企業資本核算的重要因素。
二、全民效率的經濟利益測量
社會基本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其生產意義就在于為全民效率鋪路。
一切效率最終都來源于勞動效率，所以全民效率可以表現為平均的勞
動效率。勞動效率反映勞動的質量，與勞動數量形成勞動的對立統一
體。為體現勞動質量的全民效率特征，這里我們將勞動效率或勞動質
量稱之為勞動效用，意在強調勞動對社會的有用性。
各類企業只要圍繞勞動效用的提升而展開經營，經濟運動中局
部效率目標與總體效率目標就得到統一；只要將社會資源與社會利益
服務于勞動效用的提升，以勞動效用評判利益的得失，局部經濟利益
目標與全民利益的目標也就得到統一。社會資源圍繞各種社會效用而
展開價值循環。依照效用的價值循環支撐規模和形式，我們可以稱為
國家效用，地區效用，行業效用，企業效用等等。高效用帶來利潤，
而利潤又服務于高效用。只有在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對應的框架下，
市場信號才能正確反映經濟需求。
勞動效用千差萬別，大量低技術產業的支撐，并不需要國家統
一指令與管理。只要資本或私營經濟有能力提升效用，就符合公有制
生產的社會屬性，符合公有制生產的發展宗旨。
勞動效用在宏觀上表現為社會總勞動的投入與能實現消費的產
品總產出之比。這個比例表現為社會平均生產能力，也可以用一組宏
觀效率數據例如社會總投資回報率、生產性流動資金產出率等等反映
社會平均效率。只要社會平均效率出現增長，社會基本生活保障在總
產值中之比也需要同幅度增長。由此導致全民利益推動全民效率的動
力機制形成，而全民效率所回饋的全民利益也得到落實。社會基本的
價值循環框架也得以落實。在這個比例關系的制約下，人們要想提高
自己的生活收入，就不能僅僅依賴重復效用的維持；不能靠單純增加
勞動數量來增加產值產量；不能混“大鍋飯”。而是需要提高勞動效
用，以提升勞動效用的標準檢驗和推動社會經濟的一切方面。
無論是民營還是國營企業，也無論是區域合作還是行業合作，
包括經濟結構調整、制度構建、政策制定、資源組織等等，都要以社
會平均效率也即全民效率作最高的檢驗尺度。一切節約，都著眼于勞
動效用的提升。
僅僅依靠政府部門、經貿委、發改委來鼓勵創新，獎勵增產節
約，不如讓人們成為經濟創新的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自覺、主
動、滿懷熱情的參與社會生產的創新。公有制的群眾性、人民性就是
借助全民利益體現出來。無論是新技術應用，還是各種協作或基本建
設，都會影響這個社會的平均勞動投入產出比，從而產生價值增殖效
應。但是這里要強調的是，在目前資本核算邏輯的約束下，公有經濟
管理者本身也沒有感覺投資正在社會得到回報。因為他們一是只感覺
到賬面上的錢才是財富，卻不知道社會贏利（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
對應）是可以通過社會效益直接價值化而形成物質財富。二是只知道
市場交易可以得到財富實現，不知道提升全民利益例如提升社會保障
也可以得到財富實現。
勞動效用的增長，可以看作是勞動復雜程度的提高，因此能名
正言順的折算為價值。這部分價值增量是各個局部勞動協作和創新的
結果，它不屬于任何一個局部勞動，因此只能回歸于全體勞動者的基
本利益，即社會基本生活保障系統。所以在效用增長的情況下，貨幣
的職能，不是僅僅滿足貨物流通的需要，還是勞動效用增長的標尺，
是社會效益價值化、財富化的工具。
正是在這種顧及社會效益的經濟核算體系中，創新的價值得到
實現；公有制的經濟協作優越性得到實現；生產力的發展不再受局部
企業利益的制約。生產過剩危機將因此由數量過剩向質量競爭轉化。
知識經濟的雛形得以明確。而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掛鉤并得到實現之
后，公有制的宏觀價值循環系統得以建立。勞動者的收入因此既來自
于社會效益的收益，也來自于企業效益的收益。至此，社會主義的基
本經濟關系才算成型。
協作是效率增長的重要手段，公有制的優勢就在于協作。所以
效率增長沒有價值化，或者效率轉化的價值沒有回饋全民利益，公有
制都難以建立。在公有經濟的開創初期，“先生產，后生活”、“顧
全大局，犧牲局部”都是可歌可泣的高尚舉動，但是當社會生產體系
基本成形時，我們就需要認識到：生活也是生產，消費也是生產；尊
重局部勞動的差異，就是尊重整體利益。
在傳統政治經濟學中，個人利益的正當性成為理論的軟肋。因
為它說不清楚個人利益為什么一會變為“斗私批修”的對象，一會又
變為社會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它像一團橡皮泥，在勾抹著理論大廈的
裂縫。
由于全民效率得到價值化體現，企業核算中的勞動成本概念，
變成了宏觀上的勞動投資概念。而這個投資量的增長，不是取決于社
會對勞動收入的壓縮，而是取決于勞動效用的增長。將勞動收入愈少
愈好的經濟機制，轉換成了勞動收入愈多愈好的經濟機制。在灸手可
熱、所向披靡的資本利益之上，現在有了一個默默主導的全民利益。
我們從總的勞動投入產出比關系中，去把握和引導全社會的勞動效率
提升，就等于是在對社會總資源進行協作性生產。公有制的計劃性，
只有落實在這種全民效率的提升目標上，才具有科學性。
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公有制的財富都是既來自于社會效益，也
來自于企業效益。我們只能堅持以社會效益主導企業效益，要追求純
而又純的生產方式顯然達不到。各種創新、協作以及用于基本建設的
勞動（建橋、筑路、開發電力、水利等等），由于身兼效用更新的職
責，實際是依靠效用增長財富，天然具有社會性。這些勞動提升了社
會平均的生產效率，社會就可以傳統價值尺度折算為價值量，回饋與
全民利益。
在勞動效用被約束的情況下，僅憑剩余價值量滿足社會需求極
為困難，（西方社會的福利保障系統也存在這種入不敷出的經濟困
難）。一方面公有制的宏觀管理總是感覺資金短缺，另一方面又感覺
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的根子就在于經濟核算體系還是18世紀延續下來
的私有法則。但是，公有經濟所具有的宏觀調控效應和社會基本建設
投資又在不斷發揮提升勞動效用的作用，緩解了社會價值的周轉困
難。這使得公有經濟的價值運動總是讓西方經濟學琢磨不透，明明已
經“瀕臨崩潰”，但是又穩穩度過難關。只有當公有經濟的基礎----
土地被私有化之后，形成社會效益的最后物質依據被分割，通過社會
渠道涌動的財富閥門才會被徹底關閉，此時中國經濟的運動才能完全
符合西方經濟學的邏輯。
協作效率能夠轉化為價值量，是公有經濟能夠立足的關鍵條
件。在資本邏輯中，機器人的應用會造成工人大批失業。而在全民效
率的邏輯中，由于機器人會帶來更高效用，而這部分剩余效用能夠通
過社會效益的渠道折算為價值，這就使得因機器人或新技術應用而轉
崗的勞動者，有了物質財富上的回饋。不僅僅是機器人的應用如此，
協作效率對一切局部利益因服從全民效率調整所受到的損失都能給予
補償。補償局部也就等于補償整體自身。所以在公有經濟中，在全民
層次的價值核算中，科技應用上的“新陳代謝”要比資本激勵來得強
大和順暢。
三、公有制的生產方式是效用增殖而不是資本增殖
效用是以勞動成果對社會的有用性取得價值占有資格的。（在災
荒年代，由于糧食的社會效用迅速增長，會出現糧價飛漲的現象）。
效用增殖機制由它的社會性所規定，本質上是兼顧多方利益的發展模
式。單一目標的生產方式（例如資本機制只追求利潤目標）已不適合
現代生產中多方出力，其效用多方受益的現實。這是一個通過知識生
產將個人努力、試驗室努力、資本努力、乃至國家政權努力都結合在
一起的財富增長方式。需要說明的是，效用增殖不僅僅是指科技創
新，社會制度的進步與革新，也屬于效用增殖的范疇。
效用增殖中所產生的利益有兩個特點，一是價值利益廣泛，而不
會是只惠及某一個企業或個別人。二是效用的優點和利益更多的是通
過消費領域來體現。正如建橋建水庫一樣，它的長期消費效益驚人。
消費對效用具有鑒定和引導作用，所以消費利益也是生產利益，二者
合一。效用更新的風險不在交換環節，而在開發環節。
生產利益與消費利益都要服務于效用提升的利益。這個問題可
以從兩方面理解：１、人本身是自然效用的一部分，同時又是一切創
造力的核心。所以人的生活消費過程也是生產創造力的成長過程。在
人的需要面前，生產利益與消費利益是合一的。２、消費是生產價值
周轉的一個環節。人們在生活消費中實際是為下一步財富的擴張準備
了勞動力條件；而在市場生活品交換中人們又將凝固的勞動時間（以
貨幣表現的價值）返還給生產領域，為社會生產準備了下一步擴張的
物質條件。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條件與物質條件都與消費有關，所以消
費環節是社會生產力的補給站。產品消費期就是效用的實現期；消費
效率左右了再生產的擴張能力；消費結構在引導生產結構；消費能力
制約生產規模；消費評價成為生產的最高權威評價。消費過程就是換
了形式的生產延續；消費是創新的準備階段，所以人們的消費也具有
生產性。科技研發—成型—推廣（消費）—再研發。這就是效用增殖
的生產擴張模式。
在資本增殖方式中，人的利益屬于消費方利益，屬于生產成本，
必須壓縮得越小越好；個人利益必須先與資本利益聯在一起，方才能
與生產利益聯系。而效用提升兼顧了生產與消費的共同要求，所以生
產與消費雙方再也不是爾虞我詐的敵對利益關系，而是利益一致的合
作方。生產效用最終服務于人的效用提高，而人的效用提高又推動生
產效用的提高。所以在效用增殖方式中，愈公正就愈有效率。幫助對
方也就等于是幫助自己，奉獻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勞動創造
的支撐點（任何物質回報都無法衡量勞動的創造價值）。高尚的人文
環境和高效的社會經濟環境，成了經濟高效率增長、世界資金、人
材、技術持續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結果。“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
260頁）。
效用增殖其實就是知識增殖，是依靠提升勞動能力的增殖而不是
依靠追加剩余勞動量的增殖。由于生產力的進步有一個發展過程，現
階段的微觀經濟還多以資本機制運作，但宏觀管理這一塊，無論是公
有體制還是私有體制，都不能回避效用增殖機制的要求。因為效用的
社會屬性決定了經濟運動的宏觀視角就是效用視角。一項政策的制定
與實施，會影響千家萬戶的勞動消耗和消費，這難道不是以效用發揮
的作用？政策的功能本質上就是提升社會效用。所以對私有制國家而
言，宏觀管理是對私有經濟的社會化表現。在宏觀管理的指導下，任
何經濟都遲早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效用在生產中是勞動共性的體現，在經濟運動中是一個社會經濟
進步的物質平臺。例如汽車與火車效用系統就是我們目前勞動消耗所
依托的陸地交通平臺。平臺提升所帶來的物質財富效應，是一種長期
的面式效應。這就好比大橋對溝通兩岸的經濟作用以及科技對生產的
經濟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個建橋企業或科技企業獲利這種點來計
算，而是以經濟區域這種面來計算。它對價值的影響不僅僅是體現在
產品交換的按質論價環節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產品的長期消費效果
上。所以社會所得到的財富增長不是以個別企業自然數方式的積累增
長，而是以倍數或指數形式跳躍擴張。這種以指數方式增長財富的能
力是個別資本剩余價值積累機制所無法比擬的。
用于知識創新（效用提升）的社會消耗是短期的，一次性的，而
效用收益是全面和長期的。這種全面、疊加、長期的收大于支的經濟
效應，就是效用增殖生產方式成立的依據。
人們早就認識到勞動效用的這個面式作用特征。石器時代，青銅
器時代，鐵器時代等等，這種歷史斷代方法表面上是在以工具效用劃
分社會形態，實際上也是在以勞動效用劃分生產力時代。在任何情況
下人類都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勞動時間維持生存發展，但是在不同的勞
動效用情況下，勞動時間所代表的物質財富不同。生產愈進步勞動效
用就愈高。所以社會進步實際是依靠效用提升來進步的。
在全民效率的經濟行為中，資本核算只是成為內部管理的工
具，對外必須執行社會效益至上的經營準則。因為公有制的企業勞動
補償標準，是以社會效益為依據。而不是像資本的補償標準，以不擇
手段來達到（包括戰爭）。社會效益落實于全民利益，就等于社會投
資開始得到償還和贏利。而非一定要等到生產部門的市場交易款項到
賬。對于經濟增長，經濟界素有消費、投資、出口三項推動的“三駕
馬車”之說。而對公有制而言，只要社會效用能夠轉化為全民利益，
“三駕馬車”無形中已經得到全社會之力。
全民利益在社會生產中起到三個關鍵作用。一是全民效率的社
會支撐基礎。如果沒有全民利益，依靠資本利益或其他局部利益，它
們有資格、有能力、有義務去顧及全民效率？顯然做不到。
二是社會價值的中轉站。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消費對生產
的作用，這里不再重復。
三是社會生產協作力的落腳點。社會協作是有收益的，這部分
收益歸于哪一個局部利益都不合適，它只能是歸于全民利益。一個人
搬不走的石頭，十個人協作搬走。這個搬石頭的收益只能在這十個人
中按比例分配。全民利益支持全民效率，而全民效率又回饋于全民利
益。這是公有制能夠屹立不倒的價值循環基礎。
社會各階層、各種所有制的經濟實體，在兩極對應（全民效率與
全民利益的對應互動）基礎上，自覺調節財富分配比例，以求最優效
率，這就體現了公有制的公有本質，體現了社會意識指導社會生產的
理智。在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的關聯下，局部利益中施展的“假冒偽
劣”既害別人，也害自己，失去了經濟意義。社會道德、社會正義終
于與最佳經濟利益找到了結合點。愈公平愈有效率、愈有財富，這正
是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在追尋的社會理想。也就是馬克思的理論和
公有制的實踐，使這二者的結合成為了現實。
科技進步和社會效益古已由有之，為什么要提高到全民效率的
高度？這也是時代生產力推動的結果。在早期工業生產時期，電力、
蒸汽機等科技進步，產生了企業、公司等社會組織和工業資本機制。
但是目前科技創新已經廣泛突破了企業利益的局限，經濟協作、社會
協作需要加強而不是削弱。由資本機制所造成的社會利益分裂，絕對
對立，已經不適合科技發展中的協作要求。換句話說，已經不適合財
富增長中的協作要求。依靠軍艦大炮維持資本的霸主地位，依靠不平
等的金融掠奪維持美元的壟斷地位，這些都是私有制在生產力中走下
坡路的表現。正是在生產力的要求下，“資本效率致富”需要轉為
“全民效率致富”。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政策構成社會經濟的沉重負擔，很重要
的一個原因是，它的福利來源是剩余勞動量，而在社會生產進步中，
人口增長有限，剩余勞動量的增長也有限。所以依靠有限的剩余勞動
分配支撐社會福利，自然就日益困難。而公有制是依靠全民效率支撐
社會福利（全民利益）。全民效率表現為勞動效用，“多、快、好、
省的建設社會主義”就是以效用增殖生產方式支持公有制的形象表
達。效用的增長是無限的，自然就解決了社會福利的增長需求。
效用增殖生產方式從經濟制度上瓦解了官僚階層。社會財富的獨
享是官僚階層形成的經濟“土壤”。在全民效率與全民利益同步升降
的情況下，社會管理層的財富比例雖然會高一些，但是它的利益也只
是勞動者總體利益的組成部分。二者比例相關。“一損俱損，一榮俱
榮”。那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利益分配方式不存在了，官僚階層
自然也就還原為管理階層。馬克思指出：“英國國教會，對于在三十
九個信條中攻擊三十八條的人還會原諒，而不會原諒一個奪去他的收
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資本論》第一卷第5頁）。如果我們將
官員的收入水平與當地社會的平均勞動效率水平按比例相聯，自然就
將地方管理的利益驅動引向符合全局要求的軌道。在收益以比例相聯
的情況下，剝奪了窮人，也就等于剝奪了自己。改變利益分配方式，
是比官員公布財產或者開展政治運動更根本更有效的做法。
對于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而言，以企業利益為唯一財富來
源，嚴重透支的價值循環，必然導致社會的宏觀調控加強。而社會經
濟在宏觀調控不斷提升勞動效用、關注民生、緩解通脹的情況下，又
能平穩渡過財力透支的難關。但是一旦渡過難關，在巨額社會財富聚
集的情況下，對局部利益的巨大渴望，又將對資本自由和活力的頌
揚，取代對資本骯臟和丑惡的批判。由此在市場利益的推動下，直至
新的通脹形成。一部市場發育史，其實也就是一部通脹史。在調控與
市場如此反復的搖擺中，人們終將認識到：徹底的私有化，將徹底的
關閉宏觀調控能力，也徹底堵塞勞動效用的提升之路。對局部利益的
價值循環追求，終將由全民利益的價值循環所引導。以效用增殖為特
征的公有制由此日益明確和穩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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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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