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辛子陵瘟疫”小議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 3 辛子陵的“歷史評價”是卑鄙、荒謬和錯誤的 　　

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科學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馬克思：《對所謂李嘉圖地租規律的發現史的評論》（《資本論》第四卷第二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這個抽象概念來頂替有著行為的現實動機和受著各種社會條件影響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許多特性的一個特性來頂替人本身，難道這不是荒謬的嗎？（馬克思：《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英格蘭銀行的措施》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但是這一切在人們的頭腦中采取什么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情況決定的。自從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萊茵河流域那樣簡單地搗毀機器以來，工人已經絲毫不能容忍按照資本主義方式應用機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１８８６年初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個人如果力求使歷史去適應不是從歷史本身（不管這種歷史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歷史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筆者套用馬克思論卑鄙的語錄談歷史評價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議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3  　　

辛子陵的“歷史評價”是卑鄙、荒謬和錯誤的 　　

無論如何，必須承認，辛子陵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深入評價”是無恥的、瘋狂的、妖魔化的和辛子陵瘟疫式的。也是駭人聽聞的。　　

說到評價歷史，撇開評價者的具體觀點不說（觀點的不同是十分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如果僅僅就評價過程本身來說，僅僅就評價過程中所貫徹的評價方法和思維邏輯來說，正確的評價大概至少要具備以下幾個要素：　　

一是，對歷史事實的認定，必須力求客觀、正確、全面。就是必須尊重歷史事實。必須讓歷史事實自己說話。而不是由評價者隨心所欲地說自己的話，更不是由評價者隨心所欲地編造歷史。　　

二是，對歷史事實的評價，必須力求客觀、正確、全面。就是要按歷史事實本來的面貌認識歷史、評價歷史，就是要從歷史事實中，按歷史事實本身的種種內部關系，找出歷史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發現真實性、客觀性、規律性、必然性，等等。因為，認識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彼岸性。　　

三是，對不同的觀點，應當允許充分爭論，而不是主張不爭論或不允許爭論。這里說的“不同的觀點”，當然是指在做到以上“一”、“二”點的前提下的不同觀點。同時，這種不同觀點的爭論，應當是充分擺事實，講道理的；而不應當是打棍子，扣帽子的；更不應當是攻擊漫罵、趕盡殺絕和妖魔化的。就是說，評價者、爭論者，要有求同存異，追求真理的胸懷。允許爭論，才能存異；通過爭論，才能求同。　　

四是，要做到以上三點，歸根結底，就是要求我們必須學會并習慣于正常的、誠實的、理性的、科學的和負責任的思維。就是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堅持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以追求正確認識、科學認識為最高目的和最高境界，而不以追求時尚、嘩眾取寵或堅持某種意識形態為最高目的和評判標準。　　

總而言之，歷史評價的結論，是從歷史事實中產生的，由歷史事實自己（通過認識主體的正常的、誠實的、理性的、科學的和負責任的思維而發現）來說明的。而絕不是相反，由評價者把自己的觀點、“結論”強加給歷史，甚至是為了評價者的觀點、“結論”而不惜編造歷史。　　

如果以上四點要素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那么，我就完全有理由說，辛子陵的“歷史評價”完全是卑鄙、荒謬和錯誤的。　　

辛子陵赤膊上陣，瘋狂向毛澤東亂攀亂咬，一心要把毛澤東至少毀掉七成；一心要把中國引向私有制，引向“新資本主義”，引向新資本主義的歐洲、瑞典，引向辛子陵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引向所謂“正統”的、晚年的“富馬克思主義”……　　

而當辛子陵這樣做的時候，他首先就是要把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引向妖魔化邏輯，引向辛子陵瘟疫！ 　　

在所謂“深入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上，辛子陵再充分不過地進行了拙劣的表演，充分暴露了他的“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有機體本質和丑惡、卑鄙的嘴臉，他已經自己證明了他是一心以“正統”自居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騙子，是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無恥的叛徒，是頑固堅持唯心主義歷史觀和妖魔化“邏輯”（？）的政治痞子和文化痞子，是比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少數最極端分子還要極端幾千倍、幾萬倍的超級極端分子，是喪失道德，喪失人性，已經陷入極端妖魔化混亂狀態的超級機會主義分子。他所謂的“深入評價”鬧劇，實際上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場思想、文化、政治和邏輯的瘟疫，——辛子陵瘟疫。　　

辛子陵在歷史“評價”上的卑鄙、荒謬和錯誤，主要在于：　　

第一，辛子陵對歷史事實采取了極端不尊重的態度，甚至是采取了胡說八道的態度。辛子陵不但無視歷史，還編造“歷史”，訛詐歷史。比如：　　

⑴、辛子陵說“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七百六十四萬人。” 這就是最典型的辛子陵瘟疫式的胡說八道和訛詐之一。因為：　　

①、首先，這個據辛子陵稱是“二○○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的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的“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明明白白地包括了1962年的所謂“數據”。而辛子陵卻把“4年”的“數據”說成是“3年”的；并且辛子陵甚至明顯地混淆了“官方”資料中的“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與辛子陵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這兩個非常不同的概念。這本身就是很“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的行為。　　

其次，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這個數字本身的不透明問題和錯誤問題是十分明顯的。（詳見“反辛子陵瘟疫小議第四篇 三面紅旗問題討論11  關于對辛子陵所引中共中央政治局有關大饑荒資料的分析”） 特別是，其中最明顯的荒謬之處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這個數據中，居然包括了1962年的所謂750萬人的“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而這個“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數據甚至超過了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同年的總死亡人口數據！

特別是，考慮到：　　

1962年是自1960年下半年開始的國民經濟調整的第三年，也是國民經濟調整的第一階段任務勝利完成的一年。　　

同時，歷史《決議》更是曾經明確確認，早在1960年冬，就發生了“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并且，“從1960年冬以后……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此外，國家統計局的資料確認1962年的死亡率是1964年以前時段中最低的一年（10.02‰）。等等，等等。　　

由此可見，辛子陵相信并認定1962年居然還會有7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超過了國家統計局資料中當年的全部死亡人口數）；并且進而又把這個本身就很“莫須有”的數據強加到“三年”的頭上，這豈不是很瘟疫嗎？　　

②、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即使完全根據那個網上公認的著名的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統計表（就是那個標明了1960年比1959年年末人口“凈減少”了“1000萬”的統計表）計算，表中同期全國的全部（！）死亡人口數最多大約是3600萬人多一點，遠遠低于辛子陵這里所說的“餓死人”數。　　

對于死人和“非正常死人”這樣重大而基本的歷史數據，辛子陵不是認真核實分析其依據和真實性，而是竟然主張一個數據的局部可以任意大于這個數據的整體！這難道不是編造歷史，訛詐歷史？這難道不是辛子陵瘟疫？　　

③、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那個網上公認的著名的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統計表中的相關數據，在1956年至1964年時間段內，存在明顯的、反差巨大的、傾向性和系統性的內在邏輯錯誤。這個明顯的錯誤就是：簡單的計算（驗算）發現，統計表中1956年至1959年的年末人口數，疑似每年被人為做大100萬人至540萬人；而表中1960年至1964年的年末人口數，疑似每年被人為做小340至690萬人。以上“做大”數和“做小”數兩者相抵，總計凈做小年末人口數竟然達到了1348.1萬人。歸根結底，以上統計表中的錯誤傾向表明，有人故意（或至少是不小心）要成千萬地做大“餓死人”數！統計表中這一時間段中間“統計數據”的人為出錯的痕跡，實在是太明顯了——那怕是只有小學文化的人，只要對“餓死人”問題沒有偏見，只要耐心作一點算術計算，就是都能發現的。所以，對那個網上公認的著名的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統計表中1956年至1964年的相關數據，認真核實分析才是應取的慎重態度，任何盲目采用，甚至在采用中再生出錯誤的做法，都是完全錯誤的。　　

辛子陵無視統計表中數據本身的內在邏輯錯誤，無視正常年份那個正常死人數據的客觀存在，竟胡說“餓死人”3755萬，這哪里是評價歷史？這分明是編造歷史，訛詐歷史！是貨真價實的辛子陵瘟疫！　　

④、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同樣是主張困難時期“餓死人”幾千萬的著名“學者”金輝和曹樹基二位，都在他們的“餓死人”問題“學術”成果資料中，明確指出了以上①、②、③中所指的那個統計表的明顯錯誤。其中，金輝稱（統計表）“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網易《（資料）三年大災害備忘錄》（金輝：原載上海《社會》雜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而曹樹基則詳細而耐心地指出：“從理論上說，用人口出生率減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長率。在沒有規模性的跨國境人口遷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長率就是人口增長率。從理論上說，只要統計口徑一致，根據人口增長率和上一年的總人口，就可以計算出下一年的總人口。然而，無論是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資料，還是采用蔣正華的三組資料，所得1959年以后歷年總人口皆比國家統計局公布人口多400萬-700萬。……很明顯,災前或災中人口死亡率的人為篡改，是導致這一系列錯誤發生的根本原因。”（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原刊于《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　　

⑤、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金輝、曹樹基二位即使在發現并指出了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統計表的錯誤之后，也還是在各自的“餓死人”問題“學術”成果資料中犯下了明顯的、低級的和原則性的錯誤。其中：　　

金輝因為對國家統計局人口數據統計表的錯誤采取了“暫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以及事實上同時“暫且利用”表中的其他數據（如年末人口數，包括那個“1000”萬的所謂“凈減少”數），即選擇了直接采用表中的錯誤數據，——他自己已經明確指出其錯誤的數據，所以金輝的錯誤顯得太低級、太直接、太露骨和太莫名其妙（網易《（資料）三年大災害備忘錄》（金輝：原載上海《社會》雜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而曹樹基則因為進行了一次“人口學”和“歷史地理學”的偉大而繁瑣的考證之后，竟然完全忘記了他出發時的一些想法，比如：誰是人口數據資料的權威“基礎”，誰是人口數據資料的某種“補充”，等等，等等。所以，曹樹基犯下了雖然華麗、繁瑣，但卻同樣低級的錯誤。特別不幸的是，因為曹樹基的本末倒置和掩耳盜鈴式的思想方法，他在自己的“餓死人”問題“學術”成果的背后，——即在辛子陵引述的那張21個省區的“非正常死亡”成果表的背后，居然同時創造了三年46.145%（百分比） 而絕非46.145‰（千分比）左右的人口“增長率”。這樣驚人的“增長率”即使是工廠化生產也是無法達到的。所以，曹樹基的“學術”成果同樣是錯誤的，而且簡直錯得太離奇，太荒唐！（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原刊于《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　　

⑥、辛子陵完全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他自己在事關“餓死人”問題上所犯下的一系列其他常識性錯誤，是多么離奇、荒謬和瘋狂，甚至離奇、荒謬和瘋狂到涉嫌“餓死人”訛詐的刑事犯罪（？）的地步或刑事犯罪邊緣的地步。比如，以上所說的那個所謂“餓死人”3755萬的問題，就是他訛詐歷史的證明；比如，辛子陵大作中那個關于1959年“出口四百一十九萬噸糧食”的魔咒——辛子陵把僅占當年征購糧總量6.22% 的糧食出口（對1959年來說，尚且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一般說，征購糧中的可機動支配數，遠遠高于其總量的6.22%），竟然不厭其煩地反復說成就是造成1959年“餓死人”，以及進而就是造成1960年“餓死人”和甚至進而就是造成全部“餓死人”的原因，這就是辛子陵訛詐歷史的證明。　　

由此可見，辛子陵的“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有機本性和辛子陵瘟疫本性，是多么駭人聽聞！　　

⑵、辛子陵們（李銳“序”）說文化大革命時期“整人”1億，“整死”2000萬人，就是最典型的辛子陵瘟疫式的胡說八道和訛詐之一。因為：　　

①、關于“整人”1億的問題。　　

辛子陵們借“葉劍英”的名義，說文化大革命“整人”1億。　　

事實是，文革開始的1966年，全國年末人口數為74542萬人（文革開始的5月至8月，當然少于此數），如果考慮扣除大約3億5000萬未成年人之后，當年全國的全部成年人不足4億人。那么，辛子陵說文化大革命“整人”1個億，幾乎是說全國平均4個成年人（包括老弱病殘孕）中，就有1個人被整。顯然，這種瘋狂的邏輯不可能屬于任何正常人，而只能屬于辛子陵瘟疫。　　

特別是，如果有1億人被“整”，恐怕至少也要有1億人“整人”，——“一對一”或“一比一”式的“整人”本身不但可能需要極高的“整人”素質，而且這樣作“一對一”或“一比一”式的“整人”假設本身就是荒謬的。如果這樣假設，那么，平均兩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是被“整”的人或“整人”的人。這樣，全國幾乎每個家庭就都有被“整”的人或“整人”的人了，或者就同時有兩種人了。這種離奇、荒謬和瘋狂的邏輯，當然還是只能屬于辛子陵瘟疫了。　　

辛子陵似乎完全忘記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有自1962年起的連續13年農業大豐收；“四五”計劃也在1975年勝利完成；我國的工業、國防、科技、醫療衛生以及外交等等戰線上，也都有許多偉大成就（以上見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初））。所有這些成就的取得，需要多少億人的辛勤勞動？！單是其中的農業連年豐收，需要多少億農民的辛勤勞動？！　　

由此可見，辛子陵的這個“整人”1億，實在荒唐。 　　

②、關于“整死”2000萬人的問題（之一）。　　

辛子陵們借“葉劍英”的名義，說文化大革命“整死”2000萬。　　

事實是，根據中國人口信息網“1949年-2003年人口數據資料”，本人編制出《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年人口情況統計分析表》如下：　　

    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年人口情況統計分析表（曹啟龍編）　　

（注：以上數據，由本人根據中國人口信息網1949年-2003年人口數據資料，并和成都人口網、玉溪人口網（1949年-2001年人口數據）資料對照整理。同時，與網上多位“專家”、“學者”及網友所引用的主要人口數據進行了對照。表中數據體系，為網上討論人口問題中采用最多的版本。 　　

以上統計分析表的年“死亡率”中，除了1972年死亡率比上年增加0.29‰，1974年死亡率比上年增加0.30‰——以上波動本身明顯是完全屬于正常的波動——之外，其余各年死亡率均比上年略有下降。就是說，統計分析表數據顯示，文革期間的全國人口“死亡率”不但沒有任何異常，而且主要呈下降趨勢，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整死”2000萬人——比任意三年的全部死亡人口合計數還要大——的異常情況。所以，辛子陵說文革時期“整死”2000萬人，不過是辛子陵瘟疫固有的離奇、荒謬和瘋狂邏輯的又一次拙劣表現而已。　　

③、關于“整死”2000萬人的問題（之二）。　　

根據辛子陵大作自己提供的資料，辛子陵稱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初期，平反冤假錯案的人數總計大約是300萬人左右，如果這是真的，那么，其中，還包括了號稱總數50萬人（其中的多數人最遲在1959年和1961年已經甄別或摘帽）的右派，以及包括了部分三十年代問題人員，這樣一來，涉及文革的“冤假錯案”平反人數總共大約是250萬人左右。特別是，如果考慮到，平反的人數中的相當多數的人在平反前就已經被“解放”和提拔重用；平反的人數中的大多數人在平反后也都得到了提拔重用。那么，屬于文革中“整死”（包括自殺）的人，就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數字（至少絕對小于2000萬，絕對小于300萬，絕對小于250萬，等等，等等）。如果按以上“⑵、②”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年人口情況統計分析表”的“死亡率”數據（8.83‰～6.25‰）分析，那么，因為死亡率主要呈下降趨勢，且相鄰年份的波動在-0.67‰～+0.30‰之間的正常狀態，所以，文革期間各年的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數（這里甚至把“波動”本身直接作為“非正常”考慮），就完全是一個正常的“非正常死亡”數（一個大約“十萬數量級”的數據）。　　

④、關于“整死”2000萬人的問題（之三）。　　

辛子陵自己在大作中曾經鄭重其事地說過“文化大革命把幾十萬黨內同志迫害致死”（辛子陵大作“08 務實的八大路線”）。雖然辛子陵在這里照例根本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證據資料，但是，這一次畢竟絕對沒有再說“整死”2000萬了，而只是說“幾十萬”了。這一點充分說明，辛子陵自己已經承認，他們所謂“整死”2000萬人的說法，是純粹的胡說八道。 　　

辛子陵們胡說文革期間“整死”2000萬人，歸根結底還是辛子陵瘟疫固有的離奇、荒謬和瘋狂邏輯的拙劣表現，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拙劣表現。　　

⑶、關于文革是十年“動亂”的問題。　　

首先，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發動的時候（從“5.16”通知到“十六條”），全黨全國絕大多數人都對文化大革命抱著十分謹慎的態度，甚至常常表現得“很不理解”和“很不得力”。所謂“動亂”，并沒有立即開始。　　

事實上，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1966年甚至根本就不是“動亂”年。而是屬于“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的最后一年。決議指出：
    “(16)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們雖然遭到過嚴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電子工業、石油化工等一批新興的工業部門建設了起來。工業布局有了改善。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并逐漸收到成效。全國農業用拖拉機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長六倍以上，農村用電量增長七十倍。高等學校的畢業生為前七年的四點九倍。經過整頓，教育質量得到顯著提高。科學技術工作也有比較突出的成果。”　　

顯然，在這里，1966年屬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而不是屬于所謂“動亂”。　　

其次，從1968年8月底起，全國實現了除臺灣之外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全國就已經是在各級一元化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領導之下了；從1969年4月起，全國就已經是在黨的“九大”、“十大”等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及各級黨的組織的領導之下了。辛子陵說文革是十年“動亂”，顯然就是說，在各級一元化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領導之下，以及在黨的“九大”、“十大”等等新一屆中央委員及各級黨的組織的會領導之下，仍然是“動亂”和繼續“動亂”的存續時期。這等于是說，各級一元化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和黨的“九大”、“十大”等等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及各級黨的組織，不但根本沒有實現治，而且是繼續領導了或放任了“動亂”！辛子陵這種既違背歷史事實，又違背正常邏輯的“歷史觀”，豈不是很丟人現眼？豈不是很辛子陵瘟疫？　　

辛子陵們甚至不愿意承認，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從發動起到籌建各級革命委員會止的最“動亂”階段，文化大革命也還是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下進行的，事實上和本質上也還是有秩序的，盡管人們有理由對這種秩序持保留和批判態度。但是，試想，沒有領導和沒有秩序的運動怎么可能走向聯合，走向革命委員會，走向“九大”、“十大”？只不過這里所說的領導和秩序，是一種屬于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和秩序而已。把這種領導和秩序簡單地歸結為“動亂”，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是完全違背唯物辯證法的，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　　

總而言之，在辛子陵眼里，在辛子陵的歷史評價里，歷史竟然全是亂的、空的、黑的、錯的、左的、罪惡的；而罪惡竟然全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甚至整個歷史本身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歷史）！ 　　

這就是辛子陵瘟疫的“歷史評價”，這就是“歷史評價”的辛子陵瘟疫。　　

第二，辛子陵在對歷史事實的認識上，不是讓歷史事實自己說話，而是直接由辛子陵自己來為“歷史”說話；不是從歷史事實中找出歷史的內在的和本質的聯系，而是相反，是把辛子陵自己主觀建立的“聯系”強加給歷史，甚至是強加給由他親手編造的“歷史”。比如：　　

⑴、在辛子陵眼里，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左的“失足”。這純粹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無知和歪曲；是對歷史的否定和妖魔化。　　

①、辛子陵竟然完全不考慮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比如，一貫以“正統”自居的辛子陵，在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歷史評價”中，竟然沒有引述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論述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和“正統”。豈不是咄咄怪事？　　

②、辛子陵竟然完全不考慮列寧、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的歷史經驗及其歷史意義。　　

③、辛子陵竟然完全不考慮中國人民自己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的歷史主動性、必然性和正當性。　　

④、辛子陵甚至完全不考慮，社會主義改造本身，就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要工作任務之一；就是一九五二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一九五四年已經被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所接受，列入了我國的憲法，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這樣的歷史事實。（李富春《195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www.gov.cn　　2006年02月23日　　來源：人民網）　　

⑤、辛子陵也完全不考慮，我們今天之所以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全是幸虧有當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　　

⑵、在辛子陵眼里，大躍進不但是毛澤東一個人“輕率”發動的試驗，簡直就是毛澤東的“原罪”。這純粹是閉著眼睛胡說八道。　　

①、辛子陵完全不考慮，建國后從全國解放到完成土地改革，從經濟恢復和抗美援朝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完成，等等，各項工作的順利而快速進展。特別是，辛子陵完全不考慮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實施和完成本身，就是大躍進之前的大躍進。特別是1956年就是貨真價實的大躍進之年，就是后來1958年大躍進的前奏。　　

比如，李先念1956年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號召全國人民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各項建設事業 爭取提前完成和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1956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關于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５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　　

比如，周恩來曾經說過：“１９５６年，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的到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經濟事業和文教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過了五年計劃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過了前三年增長的總和。……我國的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產值，下同），在五年計劃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億元，而１９５６年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億元。……鋼產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萬噸，而１９５６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萬噸。……” 　　

“１９５６年我國生產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57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1957年6月26日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比如，薄一波曾經說過“我國國民經濟……一九五六年的大發展、大躍進，……” （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　1958年2月3日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②、辛子陵完全不考慮，正是在大躍進的前奏之年，即在大躍進之前的大躍進的1956年的　9月15日　～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并且通過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 　　

③、辛子陵甚至完全不考慮，大躍進的直接發動正是1958年2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確定的。完全是作為“二五”計劃的開局之年的開局方式而發動的。　　

比如，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薄一波，　1958年2月3日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作《關于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指出：　　

“我們應當努力爭取一九五八年的國民經濟發展有一個新的躍進，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創造一個好的開端。　　

“有沒有可能使一九五八年的國民經濟有一個躍進的發展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　　

人民日報曾經為貫徹這次人大會議精神，專門發表了關于大躍進話題的社論，——《一次爭取大躍進的大會》。社論指出：“這是１９５８年國民經濟新躍進的序幕，這個新的躍進無疑地是執行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一個良好的開端。……”　　

很顯然，這說明，作為“二五”計劃開局的1958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就是發動1958年大躍進的第一個正式的標志，第一個正式的法律性標志。　　

順便指出，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稱1958年這個“二五”計劃的開局之年為“新的躍進”，這恰恰說明一屆人大五次會議確認了1958年前有過舊的“躍進”，有過舊的“大躍進”。 　　

④、辛子陵完全不考慮，總路線的正式提出和形成是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確定的歷史事實。　　

比如，1958年“５月５日－２３日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中國共產黨大事記 人民網）　　

這說明，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是發動1958年大躍進的第二個正式的標志。　　

只要是尊重歷史的人，就不能不承認，是1956年9月黨的“八大”正式“通過了《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是1958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開始實施“二五”計劃，并正式號召和發動了“新的躍進”；是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 并提出總路線及其基本點，等等，等等。所以這些如此重大而正式的歷史事實，難道還不能充分說明，在大躍進問題上，毛澤東行為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正當性，毛澤東行為的嚴謹和規范，合理和合法？！　　

如果“歷史評價”可以無視歷史事實，豈不是太辛子陵瘟疫？！　　

如果人大會議的決定和黨的會議的決定尚且是“輕率”的，那么，還有什么是不“輕率”的呢？！　　

⑤、盡管辛子陵們對大躍進的污蔑、攻擊和妖魔化達到了辛子陵瘟疫的境界，卻還是露出了許多破綻。　　

比如，辛子陵始終沒有，也無法對“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說些什么。這豈不是耐人尋味的？試想：　　

一群在“一五”期間干得很出色，很躍進的人，怎么會在“二五”期間（基礎已經更好，經驗及骨干已經更多）卻干得基本錯誤，甚至完全錯誤？！　　

一條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基本正確的建設路線（總路線），其貫徹實施的過程和結果，怎么可能是基本錯誤，甚至是完全錯誤？！　　

無論如何，黨的八大二次“大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這個完全是合法程序和集體智慧結晶的路線，——從1956年算起，至少醞釀了2年，比起鄧小平個人智慧結晶的那個“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路線來，兩者在意思表述的恰當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怎么可能是總路線反而造成更大的錯誤？！ 　　

⑶、在辛子陵眼里，文革就是，而且完全是一場由毛澤東一個人而不是由中共中央相關會議正式確定（辛子陵根本無視這些會議的存在）而胡亂發動的，完全是一場歷史浩劫，歷史罪惡。這就是辛子陵的卑鄙、荒謬的文革觀，歷史觀。　　

辛子陵完全不考慮和完全不愿意正視文革前后客觀歷史的前因和后果：　　

①、辛子陵完全不能歷史地、客觀地、誠實地、理性地面對文革和文革時期。　　

比如，前已分析指出的所謂“整人”1億的問題；“整死”2000萬的問題；以及十年“動亂”的問題，等等。　　

辛子陵完全不考慮，文化大革命至少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雖然有傷有痛，卻基本健康，甚至是非常健康的執政黨，——這是純粹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也是改革開放的根本政治保證和組織保證。而那個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蘇聯和東歐，卻只能留下一個或一批下了臺的共產黨。　　

辛子陵完全不考慮，文化大革命至少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相當規模和相當品質的各類資源，這是改革開放的根本經濟資源和保證。盡管有人不承認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是，不可否認，這樣一個有一定總量和品質，有廣闊的國內市場，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經濟體“遺產”，肯定是可以大有作為和大做文章的。也肯定是很難與所謂的“崩潰”說或“崩潰的邊緣”說沾邊的。人們只聽說過債務危機或主權債務危機，但是，至少還沒有聽說過“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危機。 　　

②、辛子陵完全不考慮，自從蘇共“二十大”以來，以及中共“八大”以來，中蘇兩黨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以及雙方相關爭論的基本情況和是非曲直。　　

③、辛子陵完全不考慮，中蘇兩黨基于以上分歧和爭論而在黨內外、國內外所采取的不同思想、理論、政策、做法和所引起的種種完全不同的變化；以及因此中國有文革，而蘇聯沒有文革的客觀歷史原因等等問題。　　

④、辛子陵完全不考慮，為什么沒有文革的蘇聯會解體，東歐會劇變，執政的共產黨會紛紛下臺；而有了文革的中國（雖然文革的成本很高，對文革的評價各異）卻完全沒有發生蘇聯和東歐式的悲劇？　　

⑤、辛子陵完全不考慮，為什么否定了文革和階級斗爭的中國，會發生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和暴亂的問題，甚至發展到要在北京實行戒嚴才得以平息動亂和暴亂？文革中有這樣的動亂、暴亂和戒嚴嗎？　　

⑥、辛子陵完全不考慮，為什么鄧小平在平息動亂和暴亂后的第一時間要說“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問題？要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和暴亂是“一定要來”的問題，要說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所決定的問題？國際大氣候究竟怎么啦？中國的小氣候究竟怎么啦？究竟是什么人影響了什么氣候，還是什么氣候影響了什么人？毛澤東時代為什么沒有這樣的氣候？　　

 ……　　

總之，在自稱“正統”的辛子陵眼里，歷史運動根本就不是什么無數不同意志的合力作用的結果，而只是毛澤東一個人意志的“獨斷專行”的結果。當然，“評價歷史”也就同樣只要辛子陵一個意志的獨斷專行就是了。　　

第三，辛子陵是絕對不能容忍不同意見的，不但容不得當代的中國人與他爭論，而且還直接把他所不能同意的毛澤東思想污蔑為“空想”，是“左”，是“錯”。把他所不能同意的馬克思主義，污蔑為“幻想”和“根本性錯誤”。他甚至武斷地把毛澤東評價為新民主主義者，把馬克思、恩格斯評價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總之，為了他的所謂“歷史評價”，辛子陵是可以隨便推翻一個體系和創造一個體系的，甚至是可以改變和顛倒整個世界的。　　

有關辛子陵在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一系列問題上如何指鹿為馬，胡說八道的問題，詳見反辛子陵瘟疫小議第二篇及其他專門分析。　　

第四，我們在辛子陵的歷史“評價”中，已經完全看不到正常的、誠實的、理性的、科學的和負責任的思維的影子了，看到的只有自稱“正統”的辛子陵瘟疫的惡性發作，和這種發作得出的最后的和瘋狂的結論。看到的只有辛子陵對歷史的“審判”（一種完全不要事實依據和法律準繩的“審判”）；看到的只有辛子陵對歷史的歇斯底里的訛詐，而絕不是什么對歷史的“評價”。看到的只有辛子陵的終極“真理”，絕對“真理”，和他對人類社會以及至少是對中國社會所給出的“最終目標”，——即他的“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憧憬。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辛子陵的“歷史評價”，不但直接因為結論本身的錯誤而危害極大；而且更因為他的整個“評價”過程本身的卑鄙、荒謬和錯誤，因為他在整個“評價”過程中所采用的評價“方法”和“邏輯”（如果這也可以叫做“方法”和“邏輯”的話）的卑鄙、荒謬和錯誤，一句話，因為他的“辛子陵瘟疫”，而危害極大。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辛子陵自己也是這種“辛子陵瘟疫”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辛子陵瘟疫”肆虐的地方，不但對任何事物和認識對象（比如大到評價歷史和認識現狀，小到對一人一事的看法）都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認識；而且還會使整個社會生態環境、思維生態環境都被“辛子陵瘟疫”侵染和毒化。同時也會使認識主體被“辛子陵瘟疫”侵染和傷害，并從此可能造成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危害。這種危害是直接從妖魔化人的認知力開始，進而影響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健康發展和繁榮進步，影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影響中華民族和諧社會建設大業，影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所以，人們對“辛子陵瘟疫”的危害性，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惕，應當進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應當毫不猶豫地拒絕和埋葬“辛子陵瘟疫”。　　

從根本上說，要拒絕和埋葬“辛子陵瘟疫”，還得關注國際大氣候，關心和注意治理中國的小氣候。在國內，就是要全面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很遺憾，為了批判辛子陵瘟疫，我不得不沾了“評價歷史”或“歷史評價”的邊，但是，我這完全不是為了“評價歷史”，而是為了評價辛子陵的“歷史評價”。是為了拒絕和埋葬“辛子陵瘟疫”。　　

我所開始做的事情，完全是被辛子陵和辛子陵瘟疫逼出來的！完全是對辛子陵瘟疫的一種免疫反應而已！因為“辛子陵瘟疫”不光危害歷史和歷史評價，而且首先直接危害現實社會，危害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實的社會生態環境和思維生態環境，危害我們的和諧社會建設大業。甚至危害我們的日常生活，包括我的退休生活。　　

為了建設和諧社會，中國人必須首先學會做和諧的人。而在當前，學會識別、拒絕和埋葬辛子陵瘟疫，是學會做和諧的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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