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龍年的央視春晚，最大的熱點恐怕就是趙本山的缺席。雖然有不少人說“煩透了趙本山”，但更多的人還是會覺得沒有趙本山的春晚不像春晚。不過事實證明，我們常常將一些事情看得過分嚴重，沒有趙本山，這春晚照樣辦得熱熱鬧鬧。
趙本山退出春晚的原因仍是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因為節目內容不好笑，可看過春晚的人都知道，不好笑的節目多著吶！有人說是改變審美疲勞（順帶說一句，本山大叔那張臉確實也沒有多少美感），本山已上過21屆春晚，也該換點新面孔。但跟他同齡的馮鞏上過26屆春晚，這張臉可是更老了。不過馮鞏那張城市里的臉面，看上去的確鮮嫩得多。大概隨著中國進入了城市化，城市旋律的演出開始了，以趙本山為代表的“鄉村愛情”主題真到謝幕的階段了。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趙本山的藝術失去價值，即便他不在央視出席春晚，好多地方衛視春晚都搶著請他出席吶。但你也必須承認，中央臺和地方臺的象征意義有很大的不同，央視春晚的一舉一動更能反映或者左右社會文化的動向。央視春晚取消宣讀賀電賀信環節，表明了政治意味的淡化；央視春晚取消廣告的插播，表明了商業干預的排斥；而趙本山的離場，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文化品位的轉向。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據，到2011年末，中國的城鎮人口已經占到了總人口的51.27%，簡單地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城市化的階段。文化上從鄉村主題轉向城市旋律，也正是城市化浪潮的一朵浪花。
話雖如此，數據帶來的結論常常不近人情。昨天還是農村社會，就因為今天有幾家鄉親搬到了城里，整個社會就城市化了？然而，很多事情的性質變化就在于相差這么一點點。
相關部門公布的今年春運總人次為33億多人次，若按每人6次計算，差不多有5億多人口在異鄉的城市中奔忙，只有過年的時候才回老家度假。大家都知道，進了城的農民未必馬上就是城市人了，但在城里工作的人回到鄉村過年，肯定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時代變了，文化的新桃就必須替換掉舊符。趙本山搗鼓的鄉村愛情也是一種商業行為，當消費者的結構在變，與之對應的文化自然也會變。
文化的嬗變總是這樣通過一些細小的事件慢慢推進，有時候悄沒無聲風平浪靜就過去了，有時候卻會在碰撞沖突中掀起一番軒然大波。例如最近部分香港人跟大陸游客杠上了，起因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內地游客在香港地鐵上吃東西，遭到了香港本地居民乘客的指責。爭吵過程被拍攝下來貼上了微博，然后引發了兩地人士的相互攻訐，道德、文明、法律、制度、地域歧視、個人修養等等都被拿出來說事。連北大教授孔慶東也忍不住參戰，結果被扣了個“出言不遜”的帽子。
誠然，孔慶東的某些言辭欠考慮，但其中媒體“標題黨”栽贓的成分也頗為可惡。不過，事件的起因還是文化嬗變過程中不同認知的碰撞和沖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對公共空間的理解不同，對地鐵上該不該吃東西這類問題就會有不同的答案。從農村來到城市，多多少少也會遇到類似問題的困擾。
如果說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的基礎，那么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完成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倫理基礎。構建這個倫理基礎需要時間，會有沖突，吵架不是一件好事，但通過吵架我們可以看到不同觀念不同文化的沖突所在，然后在沖突中慢慢磨合掉差異。一個社會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規來維系，一個人也不能只依照法律法規來行事，比法律法規更重要的是道德倫理，人之為人，人有尊嚴，首先是要具備仁義禮忠信的基礎，“克己復禮”這話其實很正確。
當本山的鄉村愛情逐漸遠去，當大部分中國人開始略帶羞怯地融入城市化的旋律，文化的沖突便不可避免。這些爭吵無關道德、無關法律，更無關制度，社會真正需要的，只是一段對不同文化進行整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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