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發明了一種可稱之為“傳媒民主”的東東取代了真實民意的時代，在消費社會的傳媒時代，對一個身體進行物理刺殺反而是浮云，以新聞的方式消滅掉一個象喻（本.拉登作為“以恐怖方式反抗西方強權的一個穆斯林”的符號和象征）才算真實事件。如果此次刺殺本.拉登為假，那是因為本.拉登不可以因病掛掉，而必須被美國親手抹去——這才宣示了霸權，也讓美國有繼續其霸權的國內動力——讓作為美國政府之名義雇主的納稅人有繼續支持華盛頓的理由，可稱之為美國的“納稅愛國主義”（所以作為被統治者的美國的“平民公民”，他們卻總是有著統治階級的立場和意識）。但來自平民的稅金遠遠不能與大資本比實力，比影響力?；蛘咭簿褪?，以挾制的方式 “收購”了美國這個國家機器的資本家集團有權消費“美國的武力功能”。如果此次刺殺本.拉登為真，不予活捉是因為不能允許在審判臺上惹出爭議，不讓伊斯蘭極端主義在論辯中放大，去做出自我提示和激發斗爭情緒，即，不可以讓本.拉登的正面象喻（如果“被認為”有的話）在其身體死亡中反而被復活，強化出一個比“肉體的拉登”更具煽動力的“觀念的拉登”去支持敢于反抗“美國愛國主義”的“不合法的，野蠻的”，非美國的愛國主義或集體主義”。
華盛頓盡可能減少有關狙殺本.拉登事件的視覺影像流出到媒體，除了避免引起穆斯林社會的仇恨，也是有意不去強化本.拉登的視覺象喻。讀圖和數字傳媒時代，一個名字如果缺少影像支持就會顯得虛渺不實。長期隱藏在偏遠地區，被幾度傳言死亡，最后一次讓媒介受眾多少有些莫辨真假的刺殺……這些都虛化了名叫本.拉登的那個存在，華盛頓至少不會破壞這種隱隱約約的效果。夜色出擊，不公布照片，似乎刺殺的是一個“莫須有”，只以在新聞鏡頭前緩步而出，語氣穩重地宣布刺殺消息的奧巴馬總統本人的特殊身份似乎增強著刺殺行動的真實感——電子游戲玩家刺殺了一個敵人，那個敵人不是橫身倒地，而是化為空氣，不占據屏幕空間——這種節約空間的影視工藝也強調了華盛頓的“正面主角秀”。
此外，電玩暴力游戲要以屏幕上一行正體英文“KILL 成功”表示游戲勝利，完成“書面刺殺”，讓玩家有一種真實意識——新聞標題是讀圖時代還剩留的“語文真實”中最靠譜的可以占據真實，代替真實的文字形態，而習慣性地點擊“確定”鍵的，要求按標版自動安裝和運行其心理程式的作為受眾的當代地球村公民尤其包括美國公民的這種習慣增強了新聞頭版上“書面刺殺”的“真實性效果”——消費社會，真實意味著消費意義上的現實性。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大玩家一般不要求結束戰爭，哪怕地球人一起呼喊“奧巴馬，你老婆喊你回家吃飯”也無濟于事，喊著回家吃飯的奧巴馬或希拉里或其代理，或駐阿富汗美軍，都不擬從主觀上要結束戰爭。更主要的，美帝在刺殺行動中（包括作為刺殺行動后續的新聞傳播界面）確立了“刺殺者身份”，而“越境出擊之非法”也凸顯了“刺殺者身份”的品牌分量和霸權立場，以及凸顯了刺殺行動本身的新聞實感——刺殺行動之目的還在于制造“刺殺者象喻”，這比消除“被刺殺者象喻”更具重要性，其中的邏輯可以叫做“以恐制恐”。
就在本月（七月），在本.拉登被刺殺不久（五月一日），韓國士兵被“允許”，即被命令——以朝鮮領導人的外觀形象為射擊訓練槍靶，而朝鮮方面反應也很言詞激烈?？磥?，掌握著地球村的絕大部分傳媒權力的西方資本、西方政府正準備把“傳媒時代的虛擬刺殺”玩到更大。
2. 本.拉登與西方消費詩學
自從911事件，本.拉登在傳媒中幾度生死，一百多斤的身體被美國幾度利用，充當美國輿論政治的反面目標/象征——人所共知的大壞蛋，即方便從資訊海洋中抓住受眾眼球的大壞蛋模特，給西方消費社會一個感官敵人，以便美國與西方能以拉登的名義實施在中東的戰略展開，和隨時調整戰略步調。然而西方資本收獲的不限于這些政治-軍事利益，也不限于石油-美元利益。
美國式政治，從政客到總統的演員化傾向，軍隊的奧特曼化（追求零傷亡的機械戰爭），出鏡率政治……后現代的時尚學已經被政治開發為一種戰略風格。反過來，連媒體和廣告也興奮地參與了戰爭，當然這必須是一種低調的興奮——西方的記者和發言人要義正言辭，同時還要像一個典型的受氣包紳士。紳士，就是一種一邊品嘗法國葡萄酒，一邊向遠方民眾發動“正義”戰爭的西方干部。西方為紳士概念所做的文化化妝、政治敘事，其內容遠遠超過淑女——淑女只是紳士的調情對象。
而除了金融資本，后現代時代的資本有了明確的新品種——品牌資本與時尚資本。奢侈品廣告，時裝春衫，大排量私車……拉登在電視機中多次死在廣告間歇，又奇跡復活，生死早已經寄托絢爛的廣告轟炸。拉登的恐怖主義威脅鼓勵西方人即時消費，今朝有酒，夜半有性，廣告聲光色俱佳，而荒涼沙漠正可以用來對照西方的時尚生活。這不是巧合。廣告把伊斯蘭傳統生活方式對照為那種沙漠主義的荒涼風格，拉登就成了一個象征和一個象喻，可供作為消費主義的公敵，與跨國公司的利潤報表徹底對立。所以說，作為特定象喻的本.拉登既生于，也死于消費文化對象喻的追求——這種文化追求也把敵人設置為象喻。而拉登的死亡之旅也必須足夠漫長——先作為恐怖主義符號恐嚇人們，以刺激當下消費，再多次“被死亡”，以多種方式死去，就如同廣告重播。他死去的每一次消息對廣告主義的商業來說都是一次資源性資本注入，現在，讓廣告公司在各大區的策劃總監所嘆息的是，拉登不可能再死一次，所欣慰的，則是恐怖主義不可能就此完結。
消費文化需要適度的恐怖主義?！袄鞘莻€大壞蛋”——這樣的句子還請求簽名，而簽名創造了身份和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從而維續了西方的文化穩定、社會穩定，維續和增長文化生產、資本自身的再生產，也維續了國家政體——資本需要從這個軍事-文化霸權國家獲得金融霸權。對美國資本而言，最大的戰略目標是保住石油美元，從而保住美元霸權，從而“美國”也不再抽象，它作為軍-工-政客聯合體可以從華爾街的暴利中支取霸權預算，成為合格的消費者即富有的消費者——當然，支取利潤的操作過程可能有著相當完備的民主監督程制，但就算“民主程制”也已經在它融匯進美國文化的過程中被文化隨時隨地消費著——從新聞周刊文稿到好萊塢肥皂劇臺詞，從把皮球順利送進籃筐的偉大球星的價值觀到美國人對地球村貧困兒童的永恒的同情——貧富差距有助于他們生成他們的同情心，并保持“永恒”。
3．本.拉登，海葬的詩學與神話——華盛頓的意識形態戰術
如果說刺殺本.拉登行動本身之迅速，還算正常事件，那么選定后續處理方式（海葬）之迅速，之奇特，就更可能是一個華盛頓早已研究、論證過的課題了——
把海葬選為處理本.拉登遺體的方式出于又一種心理運作，尤其視覺文化時代，其策略要符合“心理學的視知覺物理學基礎”和詩學原則——海水的溶解性，混沌性，流動性與浩瀚無邊都非常適合消解本.拉登這個象喻，海浪的侵蝕性和海浪之聲的噪雜、枯燥又時時不斷銷蝕著“象喻剩余”。按照人類一般的想象力，那具骸骨也可以代表某種象喻剩余，但它也已經失效，因它被沉沒在意識無法到達的無意識海底——在人類各文明中，“海”已經成為“無意識本身”的普遍象喻。如果還會剩下什么不可能從文化記憶中徹底抹除的，無論那是什么，也應該進行“虛幻化”處理——與其用力擦除，則不如增加它的虛幻效果，而海水的浮動性、半透明性與恍惚蒼茫無疑都渲染出虛幻效果。然而，華盛頓紳士絕非詩人，政治上也不是解構主義者，這些效果恐怕還不夠讓他們在晚餐會上滿意，因為這些詩學效果能夠生效（遺忘本.拉登），還取決于西方在現實領域比較徹底的勝利（在此之前，與此相應并為此目的，華盛頓還曾經從相反的向度去處理這一象喻。這個問題留給后文）。
不論那個本.拉登的象喻還剩下什么，它也不可以再留駐沙漠大地，不能與其民眾在一起，最多與海洋里那些不穩定又不確定的怪異傳說有關，對的，尤其要與一個在阿拉伯地區人人皆知的神話有關——海上漁夫收網得到一個美麗的瓶子，打開瓶子飄出煙霧，煙霧經過凝聚變化——原來是一個魔鬼。漁夫用計謀把魔鬼騙回瓶子，投入大?！@個神話故事廣泛流傳于世界各地，華盛頓紳士怎能不曉？“漁夫與魔鬼瓶子”的故事可以讀作歷史神話，它記錄或提示給人們的是——通過把某種原始沖動壓抑到無意識之海的海底，人類才贏得了文明史進程。同時，必須要把神話讀作針對當下社會問題的預言，神話才有價值，才有理由以隱晦的文學形式存在——畢竟故事的關鍵情節是怎樣面對一個已經無意間釋放出來的強大魔鬼，至于那個魔鬼到底是什么，則有待戰勝魔鬼之日才見諸答案，因為魔鬼也會說話，甚至一定比漁夫更有話語權。以“神話故事”針對現實問題來做敘事，除了線索清晰，也因為人們處在被動的或者被壓迫的政治情勢之中，不得不選擇影射手法去堅持真理，去與現存社會權力強加在他自己心智上的“魔鬼霸權”做斗爭。所以，神話故事往往，甚至一定針對它所產生的那一時代的統治秩序，在做出隱蔽的反抗。
那么通過這一神話故事的詩學影射，華盛頓把伊斯蘭的有著極端主義傾向的政治性格、政治態度關聯到，“匹配”到這一神話故事中去，華盛頓就給伊斯蘭的社會心理埋設了一個暗示——當穆斯林還要去“海底”“打撈”“本.拉登的象喻和價值”的時候，就避免不了會聯想到這一則神話故事，也就避免不了他的意識和潛意識中自動產生把本.拉登（的象喻）聯想為那個魔鬼的心念；即使一個穆斯林并不喜歡和支持本.拉登，華盛頓制造的這種影射效果也會鼓勵穆斯林去懷疑——他生活其中的現實社會是不是處在“打開瓶子”的狀態呢？在伊斯蘭社會里是不是有某種“魔鬼政治霸權”在統治著他自己，統治著他們呢？同時，美國和西方在不知不覺中還可以被比喻為“智慧的漁夫”——統治秩序的解放者。
通過這種“神話學和文學”的處置，讓本.拉登所代表的那一象喻在伊斯蘭社會內產生負面效果，華盛頓才算滿意吧？所以，盡管選擇海葬要承擔可能冒犯伊斯蘭傳統習俗而引發一定反美情緒的風險，華盛頓還是選擇“海葬”，以用作這種詩學處理，一定要出版這個由華盛頓設計的“解構主義版本”的，暗中卻是“建構主義版本”的刺殺大片。
戰爭首先發生在心理領域，只是各“文明”的“夢象或潛意識心理領域”有所不同。如果“文明的沖突”這個詞語有它之所以被發明的用意，它就發明、設計了一個心理戰場，它為雙方或多方共有，也向敵方免費贈送、推銷，而如果看它有其積極意義，則應該是——它轉移了原本野蠻的戰爭形式，轉移了血肉戰場，讓人權在身體意義上得到更多尊重和保全。然而心理武器的戰術、戰略效果依然不少，或者更加波譎云詭，甚或看起來還往往充斥了“和諧”韻味——與英國王子大婚典禮之熱鬧煊赫（被媒體加大渲染）相對照，本.拉登的消失及卡扎菲兒孫被炸死事件構成“實事新聞電影”之蒙太奇效果，侵略者展示了文明的舉止，反抗者和準備接班的反抗者的心也在一個海天背景的浪漫橋段中受到敵人航空母艦的尊重——表現出勝利比勝利本身更重要，尤其如果那勝利并不可靠，就需要選擇和設計場景，為華盛頓的“戰爭自我”設計形象，也改造敵人的角色心理，令各方在被設計好的敘事性的引導中接受現實，把杭州做汴州，讓現實與影片交換它們的真實性，重新在“傳媒文化生存”中構造出“超真實”，使（至少部分）敵意人格可以跟隨敘事情境，在劇情結束-轉換時主動結束-轉換他自己。如此，作為一種文化詩學早已存在的“超限戰”在傳媒時代得到拓展，也很難說華盛頓的導演與好萊塢的導演誰更內行，誰又模仿了誰。此番可謂：華盛頓潛入神話故事界面盜夢中東，而歷史上那些統治階級包括中東的統治階級（也包括男權階級）何嘗不是曾經借助宗教，盜得意識形態霸權，降低統治成本去收取統治利益呢？何嘗，所有的資本的文藝、戲劇、影視、廣告和資訊化時尚未必不都是意識形態之戰場，或者說由投資商把意識形態壓迫搗眼為溫情面紗下或風格古典，或萌萌主義的文藝故事，和以角色化規訓去壓抑自由人性的戲劇排場，從而隱匿那人間的剝削與壓迫。
十年追緝，本.拉登在大部分時間里自己選擇了“隱匿路線”，這等同于選擇了緩慢的，自行消失的方式。華盛頓在“不得不”選擇“反恐戰爭”的情況下，以時光漫長的，站在道義高點的追緝才可能在西方-伊斯蘭的心理戰爭（文明的沖突）中有望取勝，因為被追緝的主要不是本.拉登那一百多斤，而是穆斯林社會的心態與“信念”。華盛頓不害怕伊斯蘭社會的反彈與報復，而“擦除”效應不僅能彌補西方在“正面戰場”的損失，還有望在隱蔽戰線——意識形態戰線取勝，而意識形態戰線才是真正的戰場，自古如此——戰爭不過為了實現統治，從而獲取利益。
戰略、戰術操作不僅限于行動布置，和行動背后的邏輯推演，也在無意識層面展開——那些無意間的行事細節是行動的一部分，也是戰略操作的內容，只不過它們有時被博弈者在大局觀下或忽略，或舍棄。但面對強大的傳媒平臺，政治博弈的復雜性已然上升到詩學層面，廣泛展開了戲劇形式和戲劇內容，文化也越來越強烈地影響到政治勝負。博弈者對無意識場景的詩學設計，也可以被用作博弈武器，于無形、無聲中謀勝。當然，無意的種種細節也可以被博弈一方用來傳達偽信息，但詩學之宏大，那種被故意設計的欺騙性信息也不免露出破綻，那么下一個問題就是——誰的嘴巴更大，誰掌握著傳媒，以及，是民眾消費者能被傳媒巨頭擺布，還是傳媒巨頭需要取悅公眾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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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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