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泰特談話217：中國近現代文化革命的精神分裂　　

宏觀分析中國近現代的革命，筆者發(fā)現中國文化出現了兩種革命思想的分道揚鑣，一是孫中山的民權思想，一是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思想。　　

這兩種思想都是法國盧梭革命理論的核心，也是我在前面文章中分析的盧梭革命思想內在的深刻矛盾。　　

人權思想是要求和保障個人的獨立自由，但是盧梭認為人類的自然稟賦是不平等的，社會競爭的結果會導致兩極分化，任其貧富差距擴大，最終又會損害全體人民的利益，因此防患于未然，社會理想的契約政府權力文化，應該把代表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建設作為最高意志，這便是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盧梭認為人的自然狀態(tài)具有自我凈化的完美本性，政府權力的職責就是保障和幫助每個人自由的實現自然本性完美的回歸。　　

盧梭思想矛盾和模糊是：政府的職責是執(zhí)行人民主權的神圣意志，但是這種英明的公共意志是以什么途徑產生呢？盧梭無法提供有效的答案，因此在公共意志主體空虛的狀態(tài)，以執(zhí)行人民主權的名義而建立的極權政府便可以越俎代庖，把代表自己特殊利益的文化價值等同是人民主權的公共意志。　　

盧梭一方面強調天賦人權，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權力以實現人民主權的名義抬到權力的最高地位。　　

天賦人權（個人）和人民主權（國家）的統一，盧梭有這樣的表述：　　

“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保障每個結合者的權利，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集體相結合的個人又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
　　 
　　“這個契約也可以全部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集體，即任何人拒不服從集體意志的，集體就要迫使他服從。”　　

盧梭論述的這種統一，典型的反映了盧梭政治思想感情浪漫的色彩，這種個人人權和集體極權和諧統一的想象，如同在想象羊和狼能夠和平共處、相親相愛。　　

盧梭思想的這種矛盾，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學嚴肅爭論的話題，柏格森對此評論：“盧梭是未被人們理解卻又引起無止盡爭論的一位典型人物”。　　

“天賦人權”和“人民主權”兩種矛盾文化的極端，在盧梭身上精神“分裂”了；但令人驚奇的是這一矛盾的精神分裂竟然幽靈一樣的導演了中國現代文化革命的兩個極端。　　

國民黨和共產黨就是兩種文化精神極端分裂的代表。　　

這兩個政黨都認為自己是中國文化的革命黨，它們似乎在應驗一句古老的諺語：“同行是冤家”，兩黨宗旨和利益是水火不容。　　

可以說，國民黨是站在盧梭的天賦人權思想一邊，孫中山三民主義最有革命意義的、最亮點的便是民權主義，從實踐來看，雖然國民黨（大陸時代）的人權政治革命距離西方的標準有大的差距，但是相比中國古代專制政治，是有了巨大的進步。　　

共產黨是站在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的一邊，毛澤東思想用語都十分相似盧梭，即冠名人民民主專政。從實踐內容來看，毛澤東實質性的把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平等，即所謂人民當家作主，置于最高政治思想地位，而個人的權力和自由為之犧牲都在所不惜。　　

中國近現代文化革命的這兩個極端走向，以及由此發(fā)生的社會戰(zhàn)爭和浩劫，我們不能歸罪于盧梭，盧梭不過是憑借驚人的才華，敏銳的直覺到人類必然具有兩種最崇高的精神意志。　　

以上分析盧梭思想和中國革命兩級走向的吻合，絕不是認為中國革命都是受盧梭影響，而是指出中國近現代革命的兩極發(fā)展，恰好在盧梭思想中被集中的闡述過，至于為什么中國革命會有這種矛盾對立斗爭的形式，那就必須具體的進行實際的分析。　　

可以發(fā)現這兩種精神“對立”的現代革命，在中國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基礎。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競爭，落后性主要表現在政治人權方面，而且這種差距是十分巨大，其主要反映是中國文化是極端專制，不僅政治專制，而且社會一切精神絕對依附于政治權力，容不得精神的獨立，中國歷史上的宗教精神也始終要屈服于政治權力；西方文化則是有政治民主的悠久歷史，即使中世紀和近代歐洲存在封建政治專制，但是社會文化的精神領域始終是在基督教的獨立的強大的影響之下，而且后者的社會精神意義遠遠的大于前者，因此西方的封建領主和君王的權力和中國帝王的權力根本不能等同，后者是如同上帝一樣的絕對的物質的精神的全面權力，前者是萬不能項其背。　　

古代中國文化正是因為個人的精神權力被剝奪，才日漸積貧積弱，因此孫中山提出中國革命的民權主義，可謂有的放矢，切中時病，抓住了中國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　　

中國是個文化特別頑固的古老的大國，廣大百姓身心長期被專制文化奴役，通過革命進入現代文化的過程必然不會是一蹴而就，這種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從舊文化進入新文化難以避免的會帶著歷史文化形式的慣性，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治，就是歷史專制文化的一種慣性的政治形式，但是必須客觀的承認，毛澤東思想政治和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內容上是天壤之別，誰否定這一點，誰就是閉著眼睛瞎說，應該客觀承認毛澤東真真實實的賦予了中國文化馬克思主義意義的現代性，即經濟平等性，盡管毛澤東這種西方現代意義的學習是相當片面，水平是相當的低，但歷史將證明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現代性的推動，意義是豐富而深遠的。　　

另有一思想也值得一提：盧梭以及古希臘思想家認為民主制適合小國，專制適合大國，我因此思考，國民黨為什么在大陸失敗？它的政治文化比共產黨相對寬松和民主是不是一個原因？當然這絕不會是主要原因。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十分注重權力的集中建設，毛澤東十分懂得中國文化的真諦，因此在中國文化轉折關頭，能腳踏實地的立足于中國文化的土壤上，能爭取到對政權有利的文化形勢。　　

國民黨退到臺灣，終于創(chuàng)造了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就是說在一個小地方試驗民主成功，是在證明盧梭等認為的小地方可以實行民主的理論假設，如同中國大陸現代化一開始是專政的政治，也是在證明盧梭等的理論假設。　　

但是，千萬不要誤認為筆者是主張中國專政政治，我只是偶然有這一文化歷史經驗的發(fā)現，它只僅僅是說明中國的過去，絕不能憑此預期中國的未來，其實大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早是屢見不鮮，最成功的是美國。